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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强
摘要 博物馆是现代中国文人的旅外游记中一个极为常见且意味丰富的存在。博物馆自身存在着民族国家等级对照和中性技术知识展示的两副面孔，而现代文人主体基于不同的处境遭遇，又总是选择从不同视角看待异域博物馆。两相作用之下，便形成了千姿百态的域外博物馆形象。这些面貌各异的异域博物馆，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现代文人的民族国家身份观念，表现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帝国身份维护、民族怨愤抒发以及自我主体反思等多维身份意识。
关键词 现代旅外游记 博物馆 身份观念 自我形象
Abstract Museum is a very common and meaningful existence in the travel otes of modern Chinese scholars.There are two faces in the museum itself，one is the grade contrast of the nation state，the other is the neutral technical knowledge display，and the modern literati，based on their different situations，always choose to treat foreign museum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Under the action of the two phases，a variety of foreign museum images have been formed.To some extent，these foreign museums with different appearances reflect the complicated and profound concept of identity of modern scholars，and show the multi-dimensional identity consciousness of the maintenance of the imperial identity of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s，the expression of national grievances and self-reflection.
Key Words modern travel notes；museum；sense of identity；self-image
在现代中国历史上，曾有大批文人出游他国，尔后将自己域外行旅的见闻感受形诸笔墨，由此形成了现代中国文学史上蔚为壮观的旅外游记写作潮流。在所有这些现代旅外游记作品中，博物馆（又称博物院）均成为一个“出镜率”极高的异域存在。古时，博物馆的藏品主要是个人私品，参观也有特殊的身份限制。近代以降，博物馆不再只是简单的“珍品保存库”，而主要以“一般人民之教育娱乐为主眼”，它绝非“骨董品之墓地，乃活思想之育种场”，因而馆中陈列品便“不以珍奇为必要之条件，极普通者亦与珍奇者受同等或更在上之欢迎”
。而为了深化博物馆的教育效用，“不独今时之物、内国之品，即传自上古、产自遐方者，亦无不毕集焉”
。如此一来，“俾履其地者，足不必约方隅，时不必更年月，破仅少时间之消闲自在，而天下古今之至伟大珍奇之事物，可以浏览殆尽”
。
落实到中国，早在1897年京师设立中西学堂，聘任美国人差利颠琶总理其事，当时差利颠琶便向李鸿章上书道“今学堂虽有书籍讲求，尚嫌隔膜，不若设一博物院，陈列中外新奇各物，使学徒开其耳目，以资集益”
。此时对博物馆功用的认识还停留在简单的知识教育阶段，之后，这种教育作用则扩大至提升国民精神与构设民族国家意识层面。基于此，1935年5月18日丁文江、胡先骕、沈兼士、傅斯年等人便发起成立了中国博物馆协会，并创办《中国博物馆协会会报》，该报第一期的《组织中国博物馆协会缘起》的声明中详细阐明了博物馆的三大功用以及组织中国博物馆协会的三大目的。第一，他们认为民族历史上的器物寄托着先民精神，对此加以收藏，则可“使先民之遗迹，永久保存，固有之文化，日新又新”。第二，除了保存古物外，举凡动植矿产民俗人种教育卫生科学工程建筑美术之类，博物馆“均宜兼收并蓄”，如此则可使学子将书本学得的知识拿来进行实地试验，并对一国风俗价值与科学演进“俱能一目了然”，“至于世界各列国国势情形，亦复罗列一室，仰视俯观，不惟知己知彼；且可使爱国家保种族之心，油然而兴。”第三，欧美各国的博物馆，不仅具有保存文物、宣扬知识的功能，还将在殊方异域探险考查所得的物品陈列起来，“供专家之研索，资国防之借镜”。因此，博物馆在静的方面，“可以为文化之保管人，社会教育之良导师”；动的方面，则“可以为国家边陲，筹长治久安之策”。
质言之，博物馆广汇各国各时段的有意义之物，时间与空间在此叠加交汇，使其拥有巨大的教育作用，尤其是在民族国家身份的认同与感化方面，影响至深至远。
民国文人钱文选在其《环球日记》自序中有言：“天下事无不待相较而后知。所谓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苟不出户庭，而欲确知天下事，难矣。”
总体而言，现代旅外文人出游他国的心态和动机与钱氏之说若合符节，而如前所言，博物馆作为一个浓缩着一国乃至数国历史与现状概貌的空间，正是一个绝佳的“权轻重”“度长短”之所。职是之故，由本国本土去往异地他乡的文人，几乎都会频频游览异域博物馆，并在游览之时反复比照联想起祖国的相关情形。进而，现代文人的异域博物馆观赏之行，便成为他们在故乡与他乡、自我与他者之间进行深入权衡度量的重要时机，最终折射出现代文人繁复深切的身份意识。
号称“天朝上邦”、自诩为“华夏中心”的古代中国，多数时间无暇也不愿“屈尊”关心别国情况，及至清朝末年，坚船利炮的侵袭使得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亡国灭种的危机逼使着中国人开始正视外国的优长。在此情形下，一批文人官僚受清政府派遣来到异国进行实地考察，汇集各国珍宝的博物馆自然而然成为他们的考察重点。按理来说，异域博物馆陈列着琳琅满目的奇宝珍品和先进发达的技术设施，这些都应该是晚清旅外文人官僚们震惊与欣羡的对象。然而，实际情形却是为数不少的晚清旅外文人官僚在异域博物馆中发现己胜于人的自豪情形，异域博物馆非但未能使其惊叹并自我反思，反而增强了他们的帝国意识和自大心态。
张德彝在参观卜立地集新院（即大英博物馆）时，记载到：“其中新增者，有《大清律》一部，古铜二，仙鹤花瓷帽筒一对，坤履一双……余皆些须之物，无暇细载。”
来到异域博物馆，让自己钟爱并录于笔端的竟然是本国的杂物，而别国的事物仅仅是些不值得记录的“些须之物”，这里流露出来的分明是一派人不如己的傲慢情绪。类似的情形在刘锡鸿那里有着更加明晰的显示。刘锡鸿的根本立场是坚决反对把“夷狄之道”“施诸中国”，坚决捍卫“政令统于一尊，财富归诸一人”的封建专制主义。
而刘之去欧洲，绝非因他本人有向西方学习的要求，乃是守旧派大臣看中了他的“坚定立场”，希望他对郭嵩焘起牵制作用。所以，刘锡鸿在前往英国时，思想上便做好了对一切“用夷变夏”的尝试都给以迎头痛击的充分准备，恪尽一个大清臣子的职责。与此相应，英国博物馆则成为刘锡鸿“用夏变夷”思想的演练场。大英博物院在刘锡鸿笔下貌似华美壮观：“地广数百亩，结构数百楹，中央堂室连延，重阁叠架，自颠至趾，层层庋书，金题锦褫，各有鳞次。其陈诸案者，书与图并。”但紧接着这番正面描摹之词的则是一番竭尽全力的自我鼓吹与义正词严的他者数落：“我中国自汉以后，校订群经，立碑太学。至于孟蜀，锓板刊行，天地至文，莫不公诸海内。人第有志稽古，即得取诸坊间，暑诸笈篋而诵之。其资学较优者，复选直禁中，俾尽窥内府之秘藏，周知本朝之掌故。用是名儒辈出，辉映后先，文教诞敷，为遐荒所共尊仰……惟我朝四库，搜罗皆有关学问政治之要，至精至粹，足式万邦。今英人自矜其藏书八十万卷，目录亦六千卷之多，然观其所赠数册，闺阁之绣谱、店窑之图记，得诸中华者，且纂集以成一编。则其琳琅满目，得毋有择焉而不精者乎？是当有以进之。”
大英博物院表面看来富丽堂皇、收藏丰富，但其中所藏的中国书籍却凤毛麟角，而在刘锡鸿看来中国书籍蕴含着宝贵的圣教学问，值得万世共尊仰。因此，大英博物馆的实质颇为“不精”，应该急切加以改进。接着，刘锡鸿写到大英博物院的书院旁藏有图画宝玩及历代玺印之式，他认为英国之所以“博彩旁搜，综万汇而悉备于一庐”，乃是为了“佐读书之不逮，而广其识也。英人之多方求洗荒陋如此”
。前面赞道中国“名儒辈出，辉映后先”，现在贬曰英人仍在“多方求洗荒陋”，我优彼劣的论断在对比审视中显露无遗。
1876年，李圭奉命前往美国费城参加美国建国100周年博览会，回国后将其在美期间的考察、见闻写出，成《环游地球新录》一书。博览会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扩大版的博物馆，而李圭关于此次博览会的记录，同样颇多自我夸耀的成分。费城万国博览会“萃万宝之精英，极天人之能事”
，但这些分属不同国家的展品在李圭眼里是存在着明确的价值等级的。英美诸国的展品显得光彩夺目，中国展馆的物品与之相比极易处于下风，因而李圭便将记述重点转向中国与日本及其他弱小国家的对比之中。中国馆的物件悉遵华式，专为手工制造，无一借力机器，为他国游览官民前所未见之物，因而惹得外人久久驻足浏览，且“无不赞叹其美”，并纷纷表示：“今而后，知华人之心思灵敏，甚有过于西人者矣！”相形之下，日本馆中所陈列的手工艺品与中国相比则大为逊色，“又有大瓷瓶一对，高约六尺，式如胆，外绘虽尚美观，而其质似不若华产坚致，价亦二千元。牙器雕工不甚佳，所嵌金采颇细巧。仿造景泰器，质薄而轻，逊于华制”。其余诸国，如埃及、土耳其、葡萄牙、日斯巴尼亚、丹国等，李圭认为“地位小，物亦不甚出奇，故不专载”
。自己虽然在物质文明、科学技术层面遭到欧美强国碾压，但若与其他弱小国家相比，自己又分明处于明显的强势位置，如此一来，来自欧美国家对照后的威胁便轻而易举地得到了转化与消解。李永东的研究表明近代中国面临着“被殖民与向外拓殖的双重境遇”，在此境遇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则怀有“殖民地与帝国的双重心态”
，李圭的博物馆书写策略正是此类双重境遇和双重心态的完美例证。
对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而言，要想彻底走出华夏文明中心的壁垒绝非一朝一夕之事，晚清一批文人仕子的域外博物馆书写让我们得以清晰地窥见这一走出路途的艰难。异域博物馆对晚清文人而言本该是深切感受中外差距的场所，却成为他们强化帝国身份认同的地方。“所有的身份都通过排他来运作”
，异域博物馆便是晚清相当一部分文人的排外之物，经由此，一个低劣、简陋的西方博物馆与西方国家形象便得以塑造出来，这种策略的描述反过来则在国族身份出现裂痕的时刻，起到了维护国朝人士的世界观念与自我身份认同的功用。
域外博物馆聚集着多个国家的物品，对旅外文人而言，印象最为深刻的便是来自中国的陈列品。其中，那些提示着中国落后与委败面貌的物品又被特意展示出来，遭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尽情赏玩。行走于此的中国文人，便会体验到一种强烈的屈辱，他们的尊严受到伤害或者遭遇失败的刺激，此时民族主义便会“轰然觉醒、毅然奋起”
，一股愤激不平之情便不可遏制地发泄出来。
中国文人来到域外博物馆，首先映入眼帘的往往是中外各国在物质技术方面的巨大差异，如载泽参观芝加哥博物馆时，便看见馆中的中国陈列室“大半华商赛会时所遗。陈列无次，且多粤中窳劣之物，徒贻讪笑于外”，与其他国家的繁盛景象一相对照，便感到“深为愧疚”。
与此同时，外国博物馆又颇多从中国掳掠或廉价购买而去的物品，它们还被外人极为醒目地展示出来，以之代表中国的国家形象，宣扬他们的国势力量。钱文选参观纽约博物院时，看见名叫“摩根氏”的区域，专门陈设有中国有名之古董及乾嘉之名瓷，它们都是摩根氏在庚子匪乱时以廉价从清朝大内中所购之物，价值极为不菲。作者慨叹说：“中国若不早立博物院，以保存原有之古物，恐数百年后，尽为他国所有也。”
中国之物流落异国他乡，绝非小事一桩，流落在外的中国物品往往成为他者“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
。这背后体现出来的权力关系、支配关系和霸权关系才是中国知识分子最为焦心之处。
1931年，法国曾组织了一个黑种人和黄种人远征队，把黑种人和黄种人的野蛮遗俗，拍成电影，做成反宣传片，以期鼓励法国人侵略亚洲和非洲。当时的黄种人远征队队长，却是由中国的一位要人担任。后来，该“要人”忠于法国的成绩便被陈列在兵器博物馆内，龚学遂在参观该馆时，极为愤怒。接着他又在游览殖民地博物馆时，看见有一个房间陈列着从法国殖民地安南运送而来的匾额和对联，匾额上刻的是“德配山河”，对联上刻的是“目于色，耳于声，五方皆有性舟所至，车所通，千里不同风”。而在一旁的玻璃橱窗里，还陈列着身着龙袍的安南王正签订亡国协定的场景。此情此景，使得龚学遂慨然叹曰：“我们闭着眼睛，想一想近几十年来中国所丧失的土地，也应该惭愧无地，发愤图强呵！”
虽然描写的是安南的屈辱，但又何尝不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呢！
甲午之后，中日之间的关系急剧恶化，日本对中国的蔑视和侵略行为日益猛增。表现在日本博物馆中，便是充斥着种类繁多的被赏玩的中国事物，因而现代旅外文人在日本博物馆中感到的民族怨愤情绪最为强劲。顾倬在东京上野公园帝国博物馆内，看见馆中陈列有前清内府的珍藏品多种，照耀夺目，便赋诗一首：“重来犹是旧刘郎（十年前旧游地），万国珍奇一馆藏。借问楚宫和氏璧，何年输入秦咸阳。”看到馆中陈列的中国缠足妇人之畸形骨骼模型，则写道：“瘦小弓鞋竞入时，遗羞国体问谁知。如何赤悬闺中足，惯供扶桑笑骂资。”
言辞之间分明可见一股浓郁的心酸不平、愤懑怨恨之情。与之相似，景悫在东京博物馆发现一件最惹游人注目的展品居然是台湾旧时居民的衣着式样，作者说：“台湾在甲午以前，本为吾国属地，自中日之役，乃为日人所割据。其风化习尚，固与吾国现在不同，而与三十年前之桎梏内地实无以异。观者不知，辄误为吾国现在之风俗如此。故频为欧美人士来游者所指点，岂非吾国之大耻欤！”该室中又陈设有一男一女的蜡制人形，“男子卧而吸鸦片，胸曲背弯，长辫垂于尻下。女则宽衣大袖，莲钩半握，著以绣履。”人形状貌甚为丑陋，使人见之“欲笑不能，欲啼不可”。
李清悚在日本博物馆中看见有甲午战争各种战利品及日俄战争战利品，又有诸如枪支旗帜、十九陆军军帽一顶、浏河义勇军大刀队旗帜及马占山将军之鸦片烟灯及烟膏等一·二八事变纪念品。这些物品一是有意污蔑中国民族英雄，二是反复向外宣扬日本的国势国威，观之“令人感愤”。
在参观同一所博物馆时，王拱璧的态度则峻急得多。他开宗明义讲到自己往游日本，“恰似被盗苦主游观盗窝，无论何处，皆可发见其赃物盗谋；又似老幼被虏偶入虏居，得见烹翁之羹，醢儿之脍，鼎镬杂陈，惰虏饔飧。纵使神精麻木、意老疏懒，亦思呼号家人御盗伐虏。”
携带着这份浓烈的怨憎之感观览日本博物馆时，自然处处流露出决绝的民族敌对情绪。如写到初游此馆时，首先看见门外左右竖立兵舰取风口各一，前面各树有大木牌一柄，右边木牌上书写着“清国靖远号取风口“，左边书写着“清国来远号取风口”。“靖远”“来远”系甲午战争中被日人击沉之中国二兵舰。当时，检票员看作者的眼神“类睨取风口，骤现洋洋之色”。而馆中的陈列品，尽属战争武器，包括维新战争捕获品，中日战争掳掠品，加入八国联军掳掠品，俄日战争掳掠品，以及各战役建功人物之肖像，各战役攻守地理之图形等数类，其主义曰“耀武”、曰“辱敌”。
此外，未游此馆以前，王拱璧听闻馆中曾以大玻璃瓶，酒渍我国人头一颗，题曰“请看亡国奴之脑袋”，置之高柜，以供众览。河南人张国威见而愤怒，将瓶摔碎在地，日人因将人头撤之他处，而判张君以缧绁之刑。凡此种种，均变作日本“知识和权力的辉煌的战利品”
，作者身入此室观此遗物，顿觉“一矛一戈，一锍一弹，一戎衣一旌旄，莫不染有我先烈之碧血，附有我先烈之忠魂，觉我先烈披发垢面、疾首蹙额、向余哭诉黄海战败，全军覆没之辱国惨状”
。最后，作者将日本从中国盗取的所有“赃物”罗列于后，并高呼：“我爱国好男儿，若不能直捣此馆，则此奇辱大耻，将万古长存于天地间。其奈之何哉，其奈之何哉！”
即便是主要以正面形象呈现于中国知识分子眼前的苏俄博物馆，也依然不时给旅外中国文人带去屈辱体验，成为“触动民族感情的一种契机”
。譬如在龚学遂看来，中国知识分子在描写苏联时往往将其说得和天堂一样好，“只知有人，不知有己”，乃至“拼命替外国做宣传工作”。这种媚外心理主要由下列三种原因造成：“一是思想左倾，故意隐恶扬善。二是个人不得志，或竟与政府作对，觉得苏联的办法，也许是一条出路。第三是漂流海外，受了卢布的京贴。”
与此类唱赞歌的叙写模式不同，龚学遂笔下的苏联则负面意味浓厚，博物馆也经历了相应的形象倾覆。例如苏联的革命博物馆中陈列有许多别国共产党送来的图表，关于中国剿匪的照片尤其丰富，以至于专门开辟一室供人浏览。其中有一张照片，是五个可怜的农夫拉一犁，故意描写中国乡村的苦况。龚学遂曾在国内旅行十四省，在江西也曾视察过六十几县，并没有看见以人代牛耕田的现象。因此，他认为“这无非那些丧心病狂的分子，捏造事实，贡献此片希图唤起苏联的同情。或竟以之交换卢布，其结果只落得外国人骂一句‘野蛮民族’。”
显而易见，苏俄博物馆在此不仅不是使人感奋而汲汲于师法的对象，反而成为民族怨恨的触发所。
一位名叫微言的作家说得好：“愈是身处异地的人们，愈觉国族观念的深厚，因为‘世界大同’，还是一个梦想，口里‘和平亲善’，尽管说得天花乱坠，但是鬼胎里‘弱肉强食’，依然的不会去掉。置身异国人的堆里，任凭你的言谈举止，怎样的温雅谦敬，但是还要不时遭到白种人对有色人种或强国对于弱国人民的轻视，特别是在祖国多事之秋，真使一般被压迫民族在国外的寄侨，无处容身！这时使你觉得什么‘和平亲善’都是高调，欺人的假面具，只恨自家的不争气，没有大炮军舰在示威着。国族不能立足，人民真不如丧家犬！”
当中外事物在异域博物馆内彼此对照着陈列，当那些落后、耻辱的中国事物在异域博物馆鲜明地呈现出来，遭到外人的尽兴赏玩时，“弱肉强食”的道理体会得更加明显，欺人的假面具更是展露无遗，自己不争气、人民如丧家之犬的愤懑更是涌动不已。
尽管在很长一段时间，国人因袭固守着帝国老大的心态眼光去看待他国，因而总是习惯于从他者那里剥离出种种负面因素来维护自己的中心身份观念。但“泰西诸国之相逼”来势汹汹，华夏中心的自我构设摇摇欲坠，迫在眉睫的危机感与对照清晰的强弱等级又逐渐促使国人开始反躬自省，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正视自己的衰败与落后，并服膺于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的道理。在此背景下的域外博物馆，便成为向中国文人展示西方物质技术、科学文明的先进性与引诱力的空间，成为国人欣羡、渴慕与追逐的方向，激发他们对自我主体进行坚决的反省审视。
晚清时期，便不乏一批开明知识分子能够规避帝国中心主义视角的桎梏，理性观览异域博物馆并从中认真发掘值得效仿的有益因素。志刚在博物馆看见美国的先进机器技术后说道：“若使人能者而我亦能指之，何忧乎不富，何虑乎不强。”
看见轧铁机的方便快捷性时，又认为中国那些终日运锤成风的铁匠，与轧铁机相比，真乃“百不及一矣”
。薛福成明确表示，太古时期，名物未繁，尚可闭关独治，老死不相往来。“若居今日地球万国相通之世”，中国则万万不能“闭拒阻遏也”，应该打开国门，努力西向而学。因此，在参观法国的历代兵器博物院时，看见院中的武库“所列铜铁锁子甲千余件，件各异制；刀矛弓剑，分映各橱”。而历代兵卒蜡像院内，则以时间为序详细展示各个国家兵卒的造型装备情形，观此之后，作者叹曰：“一院之中，五大洲之人物具焉，于以考兵器之优劣，军事乌有不精者乎？”
王韬认为“虽游历而学问寓其中焉”
，在游历域外博物馆时，他所得到学问主要是由别国启发后的自我反思。爱丁堡博物馆中“动植飞潜，搜罗毕备；凡奇珍异物，宝玉明珠、火齐木难之属，悉罗而致之”。其中“凡石之自矿中出而内藏金银铜铁者，无不一一品第分别之”，引导王韬参观的司院一一向其指示说明，并对王韬说道：“闻今中国山东境内，其山矿产谈中国山东之矿产金甚多。苟掘取之，国家可以致奇富，足用增课，于兵食国饷两有所济。惜官民皆疑以为多事也。”后来又在博物院里看到一台大炮，该炮便捷精通，“从尾入药，而用机器转铁以塞炮尾之门，既速且固”。炮膛内多用螺丝槽纹，以保持弹道的笔直，且能抵消空气阻力。王韬看后感慨道：“倘我国仿此铸造，以固边防而御惜不遣人外侮，岂不甚美？惜不遣人来英学习新法也”。
总之，域外博物馆在王韬等人面前展现出了一幅进步文明的西方国家图景，并时时刻刻在其心中反衬出中国的衰落，使其萌生奋起直追的急迫愿望。“所望者中外辑让，西国之学术技艺大兴于中土”
，此之谓也。
民国以降，中国旅外文人眼中的域外博物院越发显现出迷人的面影。王礼锡眼中的大英博物馆是一个世界文化的总汇，“它所包含的东西，在时间上说来，从远古到今日，在地域上，也和这个看不见日没的帝国主义国家一样，在这博物馆里，太阳是不落的。”
这样的大英博物馆，不但可供学者们终身研究，而且可使一般市民免费游览，“无形中可以得到许多历史地理文化的常识”。类似的博物馆在英国不胜枚举，民众均可来此“吸取精神的养料”，因而它们“都是构成伦敦市民知识的大厦”
。同样，朱自清游览发现，伦敦各个博物馆的建立多靠私人捐助建造，一般不要门票，即便收取，票值也极低。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印有图片及专册，廉价出售，销量惊人。而且还有定期的讲演，一面讲一面领着游人观看。凡此种种，全为了教育民众，朱自清认为其用意“是值得我们佩服的”。
德国博物馆以“教育国民常识”为宗旨，馆内陈列品极为丰富，且皆可以使人从中获益。如各种矿产陈列无遗，并以文字说明其用途。又有铁道、桥梁、火车、电机、军器等物，以真物陈列，且所有机件，任人扳动试验，“俾学者于校课之外，有随时研究探讨之机会”。天文表演室则将各种天文现象通过高科技的方式加以形象清楚的展示，使得游人特别是儿童对天文知识的了解极为深切。应懿凝参观此馆后赞叹道：“有如此美善之设备，宜乎其国民之富于科学常识也。”而同一博物馆中所陈列的中国物品，除音乐部有前上海同济大学校长阮介藩先生捐赠之箫笛全套外，别无他物，与西方国家相比，“未免相形见绌”
。署名微言的作家走到欧美任何国家的博物院，总可以找出许多关于它们时代的遗物。欧美各国，对于保存古物，不遗余力，对于一般古董，即使是一木一石之微小，也保存得安全适当，“好给后人做一种研究参考的资料”。中国则因为“民智的过低，政府的无力”，对于古物的价值，则缺乏“真的认识和妥善的保存”。而且“中国人对于自己古物的爱惜和保存，恐怕还不如西洋人对于中国古物的经心”。以至中国的古物需要外人捐资才能修理；欧美各国差不多都设有专门研究中国文化的学院，博物院里也不时见到中国的古物。比如法国博物馆竟有将近十万卷中国书籍的收藏，极其丰富。这让在国外作研究的中国人，觉得收集资料的便利之外，深感惭愧。再比如赛尔尼西博物院藏有汉时的瓷器和房屋建造的模型，以及数种商周铜器，这些都使人遥想到两千年前的中国文化。作者认为，“在每一个国家里，可以从她所遗留古物的多少，来断定她文化的久暂。更可以看她对于这些古物保存的好坏，去观察她国运的盛衰”。
域外博物馆凸显着他人之长，与自身之短一相比较，便可见出自身的落后以及与世界文明的差距。在此，中国文人对域外博物馆的礼赞与欣羡，实质便是对中国国运衰颓的叹惋，是对追赶上他国步伐的渴慕。
正如竹内好所言，“东方的现代，是欧洲强加的产物”
。中国的被迫现代化历程，很大程度上导源于日本对中国态度的恶化，尤其是1894～1895年甲午战争的失败，便彻底摧毁了中国传统的“天下”世界观。西方欺凌不说，中国眼中的“蕞尔小国”日本居然也能打败自己，国人受到了巨大的心理冲击。自此而后，中国看待外国的眼光便由“自尊自大”一变而为“自薄自小”
，表现于中国文人的日本博物馆书写中，便是弥漫着激切的自我审视与他者追慕心态。日本极为重视教育，社会所提供的有教育价值之设备也很周全。李清悚认为，这一点从日本博物馆中即可管中窥豹。例如，东京上野公园博物馆共四层，第一层为理工学部，第二层为动物学部，第三层为珍奇化石及植物学部，第四层为天文气象及海洋学部，每层的陈列室均可供学生自由试验。博物馆背后体现出来的强国强民诉求，实可为中国“攻错之资”
。王桐龄则将国内情形与日本情形加以对比论述，认为北京娱乐地只有茶园、饭馆、妓院及贩卖鸦片之高等私娼之处，或读博俱乐部而已。故而导致“中国人日沉溺于下等快乐，无高尚思想也”
。反观东京之娱乐地，则包括各种博物馆、公园、动植物园等，都提供国民以甚多“高尚之快乐”。日本人脑筋多清醒，中国人则多昏闷，此两国国民不同之点，“非惟修养时卓有关系，即消遣时亦大有关系也”
。言外之意，博物馆等高尚娱乐地设施的多寡好坏与一国国民素质的优劣，与一个国家国势的强弱密切相关，这番扬彼抑己的表述背后分明蕴含着焦急的强国愿望。尽管日本不断侵略中国，时时与中国作对，从国族认同着眼，人人都“恶与相见”。但“就物质精神言，日本之进步，均足惊异；回视‘天朝上国’，竟反望尘莫及”，所以戴东原认为理智的做法是“善者我扬之，不善者戒之可矣”，不能“以事害意，默而不宣，甚至讳疾忌医，拒人千里之外耶”。
于是，戴东原的日本博物馆之旅便充满着对他者的赞赏和对自我的批判。大阪博物馆共有两层，陈列有新大阪港计划之地图模型，一目了然。又有如纽约、伦敦、柏林、巴黎各国都市的底下铁道、架空火车，以及桥梁等新建造的绘图模型。于此可见“日本人兴市之求猛进”
。馆中有一张明治以来贸易比较表，引人注目的是表上的输出线依次加长，茶叶和丝绸的情况最后居然由输入一变为输出。观此使人叹服，“夫岂必待兵争，方为胜负乎”。馆内悬有大阪城的筑造者丰臣秀吉像。馆中陈列新旧两层，宫室模型明晰非常。又有战争图、风俗画，古代情境，跃然纸上。作者叹曰：“呜呼，弹丸三岛地，以元人削平欧洲之勇，竟不能损其毫末。以英美气吞全世界之势，卒至自愿退出。夫岂偶然哉，夫岂偶然哉。”工艺机器部内有电灯机自开自闭，无线电话大谈大讲，军车电报，皆有肖形，详示内容。游览此馆后，戴东原深感己不如人，并告诫说“取人之长，理所当然。国人到大阪者，切勿忽此博物馆”。
一般而言，久处某一文化环境中，很容易对其文化特性的感受力变得迟钝，而通过时空的转换，则可以刺激文化感受力的复苏。域外行旅正好包含这些变化，它经常在行游者身上唤醒一种“批判性思考的文化反省过程”
。因此，张若谷有言：“身为异乡孤客，观光西方各邦，见闻虽广，感想也多。看到大都会中市政建设的美观，便要慨叹中国市镇的简陋污秽；看到彼邦实业的改良发达和商战的剧烈竞争，不免又要感叹到中国工业的幼稚，以及商人的守旧；再看到列强积极扩充国防军备，自然又要忧虑我们国家……左思右想，想到事事落在人后的中国前途，不由人不受到深刻的刺激，而思奋起追踪他人的后尘。”
他人的优长使人联想到自己的缺漏，一面是对他者的追慕，一面是对自身的反省。这一思路在现代旅外文人的异域博物馆游览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域外博物馆所陈列展示之物，往往折射出先进文明的异国风貌，并反复在旅外中国知识分子心理衬托和强化中国的萎靡之气，在此审视过程中，域外博物馆及其传递出来的强大的民族国家形象便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极端欣羡并全身心仿效、追赶的目标。
清末出国考察五大臣之一的戴鸿慈曾批评中国人对别国的看法往往是身居国内，拼接书本上的相关说法后，“逆臆而暗解”所得，其看法则总是摇摆于“崇拜”与“诟骂”两极。
相似的言论在之后的中国文人笔端屡见不鲜，如王桐龄说：“我国国民，昧于外情，非媚外，即排外；非暴动，即盲从也。”
吴鼎昌为曹谷冰的《苏俄视察记》作序时，认为“近年来，各国前往苏俄考察认识，络绎旅途。然其中不少预挟赞否成见而往者，各持其说，颇多所偏”
。何成濬则批驳中国人的国外书写，大都“以色镜窥物，实无当于物之真”
。毋庸置疑，所有这些批评都有理有据并直指现代中国文人旅外书写的病根。但是，所谓纯粹单一的真相则是值得怀疑的说法，至少也是难以企及的理想状况，对异域博物馆而言，尤其如此。
首先，博物馆这一空间本身便存在着两副面孔，“自纵的方面研究，则属人文，应就历来社会之演变，政教之过程，参证考察，明了其或得或失，寻出其民族性优点与弱点，以资改进；自横的方面研究，则属于自然，凡关于花卉草木鸟兽虫鱼均应从其环境上，体质上，如何使其合于优生的原则，以最少的耗费，得最大的收获，使人民物质的生活逐渐优裕。如此，在人文上可以发挥民族的精神，恢复民族的道德，激励一般的民族意识；在自然上使人民的生活逐渐优裕，破烂的乡村，日以复兴”
。换言之，人文层面的博物馆极力凸显的是一个民族国家的主体形象，不同国家的物品对照着陈列其中，一种无形但强有力的民族等级便暗含于此；而自然层次的博物馆，主要呈现的则是中性意义上的物质设备、科学技术与知识更迭。两副博物馆的共生共存，自然使得现代中国文人的域外博物馆书写变得千姿百态，难以定于一尊。
其次，所谓“成见”、所谓“有色镜”等不足对现代旅外文人而言是太难克服的东西，他们从满目疮痍、亟待奋起的中国去往异国他乡时，总是先期携带着一定的目的性，中国自身的现状总是时刻影响着他们看待别国的视角。亨利·巴柔形容得很好：“人们只有使用在自己的文化行李中携带着的工具才能去‘看’异国。”
结果，任何异国行旅的见闻都是不完善而有缺陷的，但都与特定主体彼时彼地的处境遭遇息息相关，这些不完善而有缺陷的异国形象却总是能映射出观照者丰富独特的自我形象。现代文人旅外游记中的博物馆便属于此类不完善而有缺陷的异国形象，不同的异域博物馆在不同文人笔下展现出互有差异的面貌，即便同一所异域博物馆在不同文人那里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不论成“岭”成“峰”，都是中国文人的真切感受，表现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不同身份的撕扯和多维意识的纠缠。
周宁在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史时，令人信服地揭示出，“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意义，无所谓‘反映’‘认识’，又无所谓‘歪曲’‘误解’中国的真实，它只是表现西方文化心理的期望、缺憾、恐惧与幻想”。
同理，对于现代中国文人的域外博物馆书写，重要的也不是判断其真确与否，而是需要认识到域外博物馆传达出了中国文人自身怎样的身份观念与精神心态。一个主体的自我不能基于他自身而显现，自我只存在于“与某些对话者的关系中”，即存在于特定的“对话网络”中。
现代中国文人在与域外博物馆的“对话”中，生成与形塑的自我形象，才是本文的研究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