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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诸如李济、梁思永、吴金鼎等中国早期考古学家都接受了完整的人类学训练，但中国文物界根深蒂固的“金石学”传统依旧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导向了器物发掘的脉络。这不但导致了考古学和人类学在中国长期分裂为两个联系不甚紧密的学科——考古学常与历史学为伍，而人类学则沦为社会学的附庸——而且使我们在阅读考古材料时，缺乏有效的解读手段，往往陷入了“管窥一斑，不见全豹”的处境。换言之，失去人类学这座“森林”的考古学“独木”，很难把有限的考古材料放到更大的“社会结构”的背景之下考察，便无法从“考古遗存是人类在历史上复杂文化活动之一部分”的角度来重建“史前社会”的结构。
为了实现考古学向人类学维度的回归，我们还有很多需要实践。好在，以色列考古学家吉迪（Gideon Shelach）的《中国北方边疆地区的史前社会：公元前一千年间身份标识的形成与经济转变的考古学观察》为我们提供了一份良好的范本。他在该书中不但为我们呈现了用人类学视角解读考古材料的基本方式，而且还通过对现有材料的分析，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
本书作者吉迪教授1996年在美国匹兹堡大学人类学与亚洲研究系获中国考古学博士。现为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人文学部副部长，路易斯弗瑞博格中心主任，终身教授。历任《东亚考古学杂志》顾问，《历史学》（希伯来语）编辑，东亚考古学会副会长，普林斯顿高级研究会会员。曾经出版《普天之下：帝国的中国》《中国内蒙古赤峰河谷地区晚更新世—全新世地形变化所指示的沉积速率及历史时期的土地利用》等多部著作。
从他的学术履历也可以看出，由于作者本身曾参与了赤峰地区的田野考古，因此，他在本书中通过赤峰地区考古材料的分析又进一步回应了中国北方地区人群互动和文化形成的问题。并以这里为起点，将传统意义上的北方中国（长城以北）与更北面的欧亚大陆北方草原-林地带结合在了一起。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中国学者以往的局限：将中国文明的起源局限在今日中国的实际国土范围之内，忽略了中国与周边区域的连续整体性。下面，我们将一同从本书的内容开始，重新审视“中国北方边疆地区的史前社会”。
翻过介绍全书结构的第一章绪论部分后，从本书的第二章开始，作者将中国北方地带分为四个亚区，按“生计方式、聚落结构和组织、宗教活动、生产工艺”（p.9）等方面对这四个亚区进行比较。这四个地区分别为甘肃走廊、黄河周边地区、黄河以东和太原-北京一线以北地区（作者称为“赤峰”地区），以及辽宁西部。虽然吉迪这样的地区分类有待商榷，但他认为这一连接欧亚大草原的“北方地带”，“并非像大家普遍认为的那样直接向西相接，而是通过‘北方地带’的东北部与之相承接”（p.17）的观点确实颇为正确，因为赤峰所在位置，恰好就反映了其东部、西部和北部文化在不同时期在该地留下的痕迹，而且后者的影响最为明显。
因此，通过这一章对不同区域考古遗存及其反映的文化诸要素的关系，在第二章的结论部分，作者首先将我们观念中笼而统之的“北方”游牧地带划分成几个不同的区域，认识到“这个地带不同亚区的文化属性和生活方式各不相同，更重要的是，各地区的发展轨迹在变化方向和幅度方面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分化。……但总体来说，不同地区发展轨迹正逐渐趋向一致”（p.51）。
对于这种“渐趋向一致”，作者在第三章“是经济原因吗？北方地带的经济及政治进程”中提出一个假设。很明显，吉迪在这里运用了政治-经济学方法，这种方法自20世纪50年代澳大利亚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开始便已在西方考古学界广泛应用，“柴尔德将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新康德哲学不同程度地结合起来，形成自己对于考古学、古典文化和社会的观点”。事实上，柴尔德的“新考古学”并不同于我们熟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建立在剥削、压迫等概念基础上的各社会阶层间的机械对立，而是类似古典经济学那样将包括政治、技术、宗教、艺术等文化层面与经济融为一体，并将政治等层面视作经济方式（生计类型）在社会不同领域的具体表征。尽管中国考古学界对这一“新考古学”路径的发展保持了相对疏离的态度，但吉迪在本章中展现了该方法对于中国考古材料的实际应用。
通过谷物以及动物性资源消费方式变化的分析发现，在北方地带东部，公元前2000年晚期至公元前1000年初随着“新型的驯化动物，如绵羊、山羊和马在这一地区的遗址中被发现”（p.70），该地区的畜牧经济才开始逐渐发展。与此同时，本书作者还引用了美国人类学家萨尔兹曼的看法：“很多以畜牧业为主要经济方式的社会甚至是高度游牧化的群体也从事一定程度的农业生产。”（p.78）这不但更新了我们对游牧群体的刻板印象，同时也启发我们打开了新的思路：“骑马很可能是畜牧生活方式兴起的结果，而非畜牧专业化发展的原因；畜牧业经济可能是为了抵制来自定居人群强大军事压力而采取的政治策略。迁徙，尤其是游牧人群的流动，可以视为某种形式的政治对抗。”（p.80）从经济类型的转变、政治组织的变迁，通过考古材料的分析，我们获得了一种动态的视野——文化（北方草原-林地生计方式）对结构变迁（定居人群压力）的适应（发展出畜牧经济），当然，作者也提到了气候因素（但认为这并非主因）。同时，也提示我们，从这种政治-经济视角来审视考古学材料，将会帮助我们跃出“所见”的遗存的局限，获得更具“整体性”的观点。
接下来，作者在第四章中通过对这四个北方区域“身份标识及其表现形式”的比较得出结论，“从公元前一千纪开始，北方地带与黄河及长江流域人群的思维方式完全不同。……这种不同不仅体现在服装与服饰的风格上，也体现在影响人们思维与行动的世界观上”（p.125）。尽管作者没有对这种变化提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但他在第五章“本地化、区域化和全球化：跨地区交流及社会变化”中提到了一个长期存在但一直为中国研究者所回避的问题：跨区域的文化联系。这个被概括为“本地起源论”和“文化传播论”的观念之争（随着分子人类学成果的出现——这点作者没有提到）开始呈现向后者松动的迹象，吉迪综合其他研究者的观点提到，“从事这项工作的学者并非要重建旧的‘文化传播论’模式，而是要研究当地与外界之间交往所带来的影响，从而重建世界的复杂化历史进程”（p.130）。
在此之后，作者并没有为这些变化提供准确的结论，只是笼统地提出，“在公元前二千纪后期和公元前一千纪前期，从考古学上可以观察到欧亚草原包括北方地带在内社会之间交流的加强”（p.162）。不过，在细节方面，用一些我们感兴趣的考古学文化视角，支撑了他的观点。他在第五章提到，该时期，“欧亚草原与北方地带开始接触，有些交流还远达中原地区。最值得注意的是战车，它们最早出现于距离安阳很近的晚商中心——殷墟遗址。……因为中亚和殷墟的战车在技术和风格上很相似，因此可以说殷墟战车是西方新技术传入中原地区的反映”（p.149）。此外，他还提到了和战车相关的马匹，“似乎可以说，在殷墟祭祀坑里发现的驯养的马匹，无论是否与战车共出，应该均是在晚商时期从外界传入的”，因为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野生或驯马的马亦较少见”（p.150）。
相比之下，本书的结论相对薄弱，甚至又回到了“华夏”和“草原”分野的传统问题上，在很大程度上，则是因为受制于这一二分法背后的价值取向。尽管如此，本书在方法论和理论视野上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足够的启迪，其意义和价值都要高于同系列“文明历程经典译丛”中早先一本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狄宇宙教授的《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
本书优点和缺点一样显而易见。其最大的优点与其说是引入了西方学界业已流行甚久的“政治-经济”观点，毋宁说是突破了中国近几十年来对自身文明起源“本地起源”的偏执追求。正如作者所言，“在中国，不管边境是如何划定的，不同社会之间的交流尤其是境内与境外之间交流的争论，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和政治色彩。……中国独立发展的观点可以延伸至史前时代——甚至是‘中国’这个概念还未出现的时期”（p.129）。那么这种观念局限所产生的问题便一目了然了。将关于史前中国的所有考古材料，按照“本地起源”的模型加以解释，不但产生了削足适履的阐释效果，而且割断了各地考古学文化之间固有的联系，使研究者不得不将文明发展的“繁荣之地”，当作文明的“发祥地”。
当我们有意识地纠正这一问题后，便能接受吉迪用政治经济学观点对中国各地考古材料的整体性分析。通过上文的介绍，我们了解到农业经济向更专业化畜牧经济的转型发生在迄今约三千年前的时间，其背后来自定居人群的压力与我们原先对游牧文化的想象正好相反。同时，文化各个表征之间建立在经济类型上的联系，也超越了传统上将其划分为不同社会阶段（如原始社会、氏族公社）的机械分类。这些都给中国考古学家及史前社会研究者提供了充分的启迪。
当然，这些启发背后的不足之处也同样明显。这部英文原版于2008年的著作，确实集中了国际学术界对东亚北方社会最新的研究成果，但由于受传统“长城南北”二分关系的束缚，以及对中国早期文献的有限认识，实际上，仍然无法更为准确地认识、分析中国早期社会。比如该书在第六章“结论”部分所引《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内容，“耳不听五声之和为聋，目不识五色之章为昧……狄皆则之，四奸具矣”（p.166）所反映的“华夷之别”，便不如《左传襄公十四年》“驹支不屈于晋”一则中所谓“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一语，更能呈现基于经济类型之别背后的文化差异。
更重要的是，由于对中国古代人群缺乏更深入的认识（一如对文献的陌生），作者忽略了物质交流背后的人群互动。换言之，作者从马车、驯化马匹以及青铜器纹饰、墓葬特征等诸方面呈现的北方地带与中原的考古学文化联系，背后其实是这些物质遗存在历史上的实践者留下的痕迹。通过这些遗存之间的关联，我们不仅仅要显示出“文化传播”的可能，更重要的是从中归纳出人群（文化实践者）互动的动态过程和规律。因为，如果仅仅陈列了各考古学文化的相似联系，那很有可能重新落入传统考古学那种“类型学”的陷阱。
或许出于谨慎的态度，吉迪教授没有继续深入物质文化遗存背后的人群之间的联系，这一点非常遗憾。但换个角度来看，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当下考古学区域研究在分析模型上的匮乏。要将考古学文化与古代人群的活动以动态方式呈现出来，仍需当代研究者进一步的努力，在诸多可能的方法之中，“地理结构”也许是个合适的工具。当然，要将这一工具发挥出最大限度的解释力度，同样离不开政治-经济工具的使用，以及更重要的是，对中国史籍的熟稔。这些都是我们在不久的将来有待借鉴，并加以尝试的“新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