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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受过学院式的考古训练，不太热衷于寻访古迹，也没去过考古工地参与专业性考古（这一点要澄清一下，工地我还是去过的，只不过是以访客的身份），但我热爱考古。
我对器物类型不太敏感（嫌“卣、罍、斝、觯”这些名字太难念），不太认得甲骨文，还不怎么记得住考古学文化（大一点儿的良渚、红山文化还好说，小一点儿的朱开沟、宝墩文化每次都要翻地图，才弄明白在哪里，可下次难免又忘），但我热爱考古。
我最早对社会学兴趣浓厚，大学专业选择了历史，后来进了博物馆工作，但我热爱考古。
所以，我想走一条捷径，就去学了人类学。
我是看着张光直先生的《中国考古学论文集》入门的，尽管后来把这本书也同时作为我的人类学启蒙读物。我心目中的考古学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在人类学的思维下，重新认识我们发掘的考古或历史材料。
我就读过一个（曾经）开设考古专业的人类学系——厦门大学人类学系。最初创办人的远见与格局令人敬佩。因为在现代学术体系中，大部分考古专业都是作为人类学传统四分支之一大人类学系的一部分而设立的。但在中国学术体系下，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考古系往往独自存在，或者依附于历史系（或文博系）中，几乎很少受到人类学影响，也很难吸收最新的人类学理论成果。
很久以来，发现“最早的中国”一直都是中国考古界孜孜以求的核心目标之一。然而，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脱节，却与这个目标的出现相伴始终。通过发掘早期的遗址，来确定史前文化的形态和年代，是全世界通用的方法。可如何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发现前人留下的遗迹，或者用现已证实的考古成果来重新勾勒史前文化传播的轨迹，就变成了一项困难的任务。
原因就在于，中国考古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摆脱“金石学”的传统，始终坚持围绕出土器物（而非器物背后的动态社会结构）展开研究。这样便很容易将视野局限于某个具体的遗址，从而忽略了史前中国这张无比巨大的文化网络。
在这样一种研究范式的指导下，就难免出现尴尬的一幕。某年发掘出一个位于河南的史前文化，于是当地考古工作者郑重宣布，“最早的中国”在中原。次年在山西发掘出一个比河南更早的史前文化，于是“最早的中国”搬去了山西。尔后，可能又因为新的发现，“最早的中国”便在山西、陕西、内蒙古之间来回搬家（有时还会搬去湖北）。我把这种现象戏称为“打哪儿指哪儿”。唯一的遗憾是，任何一个新发现的“最早中国”都不能把心放宽，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有“更早的中国”等在前头。
之所以会出现“打哪儿指哪儿”的问题，就在于被“物”所束缚——过于忠于发掘对象，以至于失去了全局性眼光。举个例子来说，20世纪以来的现代钢筋混凝土建筑，都有非常深厚，多达几十米、上百米的地基。假设未来的考古学家，对20世纪的遗址进行考古，由于地表部分荡然无存，但地下建筑保留完好，他/她是否会得出结论——20世纪的人类都生活在地下，进而推论出人类祖先都为“地底物种”的想法？很有可能，一个忠于发掘对象的未来考古学家，会得出上述荒谬的结论而不自觉。
如果这个假设被运用到中国当代考古研究中，就不会觉得如此不可思议了。有关古代中国的考古发现大部分集中在古人留下的墓葬遗存中，这些墓穴中的随葬品，丰富了我们对古代社会的认识。尽管我们不会认为“20世纪的人类都生活在地下”，但不可否认的是，围绕墓葬器物等级形成的“礼制”研究，以及用“城市、宫殿、阶级”这些硬指标来辩论遗址是否临近“文明”的边缘，却始终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主流方向。
我醉心于人类学化的考古研究许多年，已无法自拔地深陷其中，试图凭着人类学的武器，向着考古学领域的终极问题发起堂吉诃德式的冲锋。因为我始终秉持这样一种理念：我们挖掘出的古人遗存，只是真实存在过的古代社会的千万分之一。用这些“冰山一角”来模拟、重建那座古代文化的“冰山”，是人类学赋予我的一项使命。
如何摆脱这种在“冰山”中摸索的迷茫，是我思索中始终挥之不去的惆怅。虽然有人称我为“唯物”的人类学家，但我更愿意自认为“物质主义”或“古典自由主义”取向的人类学研究者。因为我所钻研的人类学告诉我，维系任何一个社会存续的核心层面，只有经济，而非单纯的文化、政治、宗教、思想这些我们以往认为和经济同等重要的因素。
人类学研究整个社会，不拘大型还是小型社会，首先会关注这个社会的生计类型。朴素的说法是，“靠什么吃饭”；文绉绉的话是，“经济方式”。我们平时说的“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就是这个意思。这里的“山”和“海”，就是决定生计类型的环境因素。而一个社会的文化，就会按照生计方式逐步展开。比如说，对于农业社会来说，他们的生活节奏会按照“农忙-农闲”的节奏展开，体力活动被固定在农忙的那几个月份，生活中的娱乐、祭祀、婚姻、外出则被安排在农闲的时节。而对于游牧社会而言，他们的生活大致会围绕“夏场-冬场”这样的气候变化，在高山与河谷之间转换，他们最忙碌的大约是转场那段时间，而在河谷聚集之日就成为一年中社交最频繁的时候了。
总而言之，什么样的经济方式，便引导出什么样的文化类型。如果世界上所有的文化都在自己的环境（山/海）当中过着周而复始的生活，那么他们留给我们的也就是亘古不变的历史。幸运的是，人类之所以不断进化，就因为我们都热衷于迁移——高山与河谷之间转场，就是一种最本质化的迁移，因为每次的路线都不会和上次完全重合，时间久了，就会积累可观的偏离。
当海边之人遭遇山下之人，物质的流动就会发生，鱼和羊的滋味，所有人都想了解。我在《四夷居中国》一书中提出过一个人类社会变迁模型。社会的变迁往往会萌发于两种文化发生接触的地区，海边之人想要获得山下之人的物品，反之亦然。有人会在这场交换活动中，成为连接彼此的中介；更耐保存的农业产品汇聚在中介处，等待季节性畜牧产品的到来。久而久之，中介之人便成为双方物品的收集-分配者，他/她会成为外来物品的专职管理者。在晚期的人类学报告中，这类角色会被称作头人或酋长。这种对物品分配的擅权，就是最原始的权力之源，政治由此出现。
为了定期获得某种外来物品，或完成一项任务（比如，筑城自保，保卫受人觊觎的交换物品），需要社会成员共同承担支出（税收的雏形），而发号施令者的职位，往往被具有号召力的物品分配者垄断。社会成员对这位自视高人一等的号令者并不一定买账，人人缴纳份额的方案也不总让所有人满意，因为原先都是相互平等的个体。于是，一种试图推翻自封“首领”，回归最初平等状态的观念，便开始蔓延开来。人们希望打破当时被管束、控制的生产状态，回到一种“混沌初开”抹平所有物质差距的时刻。所以，我们可以发现，所有宗教都存在一个想象的“创世”时刻，或正走在回到这个时刻的路上。
社会内部矛盾重重，对“首领”的质疑此起彼伏，最终使收集-分配的体系难以为继。随着社会成员不再能汇集产品、交换外来物品，海边之人和山下之人都会对对方的失约感到沮丧。当一个兴致勃勃前来换取来年物资的群体，遇到一个四散分离、难以履约的前交换伙伴时，很难保证前者不会一反常态，直接动手拿走往年固定的例份。或者，更进一步，对爽约的交换伙伴施加武力打击和外力约束，使之彻底沦为丧失大部分自由权利的固定生产者。一个有着外来统治者和底层本土劳动者的二元“阶级”社会就此诞生。
海边之人与山下之人终于合成了一个复合体，他们的生计方式开始逐渐趋同。只是，这个新社会复合体的财富收集-分配者比之前的更具权威，也更有手段。
不论是海边之人努力推翻“酋长”，并抵御外来者的经历，还是山下之人团结在某位交易首领之下，攻克背信者堡垒的传奇，都会以不同版本的形式留在新的复合体的记忆中。有人把它们称作“故事”（过去发生的事情），也有人把它们称作“历史”（经历过的事情）。
从宏观角度来说，由于人类始终保持迁移（既是外来者的移动，也是自我的移动），总有一天，这个成熟的复合体会再次遇到新的山下之人或海边之人。随着这个机制再次启动，人们将会期望从过去的经验中得到启发，或者是效法传奇的交易首领，或者是追逐富有的酋长。从对他们事迹的讲述中，诞生了诗歌；从对他们历险过程的描摹中，诞生了绘画；从对他们言语和举止的模仿中，诞生了吟唱和舞蹈；从对他们颦蹙和抉择的想象中，诞生了表演。所有这些“艺术”的类别，共同组成了“神话”，因为由健在者再现那些早已故去人物经历的行为，有一个人类学术语——降神附体。
从经济（生计类型）开始，我们呈现了政治、宗教、社会（等级）、历史、艺术以及神话等这些人文领域研究所有主题的发生机制。而在这一切的背后，始终不可或缺的就是不同人群之间的迁移与物质交流。
建立在这样一种对古代社会发展脉络的认识基础上，我铺设了本书五个板块主题的基本格局。虽然考古、中国、神话、方法和诸野五个板块，并没有完全对应从经济到神话这些具体的内容，但贯穿了我对中国从史前到文明阶段的全部认识过程。
在第一编中，我用7（+1）篇评论构成了我对中国考古的反思和探索。考古不是“打哪儿指哪儿”，而是一种对考古资料的整体思考。构成古代文明核心的不是一件一件器物遗存，而是曾经制造了这些物件的人群。当人群发生互动时，物件则是他们之间发生关系的真实记录。本编头三篇文章，重新思考了中国考古学在当下的主要问题和可能的路径，提出了从传统的考古类型学向人类史的转变。接下来的几篇文章，则从生产与交换的角度，给出了人类史转向的具体方案。
传统历史研究曾经将气候的变迁作为人类迁移的充分必要条件，而通过人类物质交换的视角，我们得以打破“气候史”的误区——气候的变化只是迁移的充分非必要条件之一。事实上，当人类物质交换导致的人口规模增长超出环境容量的极限时，迁移以及随后的文化遭遇（不同地理区域之间人群的碰撞）就会发生。从这个角度分析，我们便解开了中国历史上诸多北方族群兴起的奥秘。而这一思路也为我们探讨中国从史前到历史阶段的发展脉络提供了新的方向。
第二编主题“中国”，即从第一编的尝试顺势而下，让我们借助已有的思路，重新认识古代和当代的中国历史。从古至今，我们始终使用一种维度有限的视角，来审视历史，审视自己。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如同即时战略游戏中，被“迷雾”笼罩的初始阶段。不论我们如何探索，往往只能探明地图上有限的区域，他者永远都在出其不意的位置，与我们承担侦察任务的拓荒者发生遭遇。而我们的历史记载，在大多数时候，都来自这些局部地图的有限观察，其所能提供的信息局限自然是可想而知的。
21世纪的技术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更为整体性的观察角度。当我们利用卫星地图，在三万英尺的高空，获得历史事件的全局性俯瞰时，无论是与人类史有着密切联系的“丝绸之路”，还是现代世界的起源及当代中国的选择，都能得到和以往不同的观点。而所有这些思考的成果都汇成了我在《四夷居中国》一书中对“中国之为中国”的全面解读。
第三编的神话主题，是我长期关注的主题，也是探索中国和世界的重要凭借。神话是从亘古时代流传下来的史前记忆，还是历史上某个时刻为了具体诉求临时创造出来的现实背书，是我们在研究此类历史文本时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幸运的是，我从本科时代尝试翻译的第一本外文学术作品《二十世纪的四种神话理论》中，找到了解读神话的理性主义门径。而列维-斯特劳斯和普罗普（见本书姊妹篇《与人类学家同行》中《不缺传记的人类学家》一文）为我提供了结构主义神话学这把打开秘境的钥匙。因此，只要掌握这把人类学分析的密钥，无论是古代中国的“神谱”，还是现代主义路径上德国的“经济神话”，甚至是当代社会领域中的“体育神话”，都能为我们展现其背后的社会变迁理路。
此外，我在本编中还加入了《外三篇 刹那成永恒——人类学视野中的“告别仪式”》。通过这样一篇短文与上一篇《千人缘为一面：探索神话中的英雄之路》的组合，我们或许可以窥见在人群迁移背景下，人类普遍交换形式是如何孕育出社会层级、文化交流，以及英雄神话母题等我们熟知的文化要素的全部过程。相信不久之后，这个板块的核心，会独立成为一本新作的序曲。
第四编为“方法”，尽管没有田野考古的经验，但是我依然认为一种纯粹的思维工具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审视历史。有时候，发现新知不仅仅是实地发掘的古人遗址。如果我们可以通过思辨，去除以往观念中的缺陷和陋见，就能从既有的材料中导向全新的认识。
因此，这一板块不但收录了对人类文明研究的最新认识，也探讨了考古研究中的种种误区，其中既有关于史前人类的偏颇认识，也有中国历史考古对既定主题的偏执。当然，纠正错误并不是我们追求的全部。有关中国考古及文博的“矫枉”心得，已通过拙作《博物馆里的极简中国史》呈现出来，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移步探讨。
第五编称为“诸野”，收入了若干篇与具体历史研究有关的长书评作品。从婆罗洲到柬埔寨，从中甸到康定，这些我们眼中边缘的历史，其实位于他们自己的中心。如何透视这些本文化视域中“没有历史的人民”，将为我们更好地审视自身提供难得的维度。同时也可以帮助对人类学抱有兴趣的历史研习者获得人类学的想象力，从社会整体的角度展开对人类历史的思考。
从一个初出茅庐的书评作者，到一名职业选手，我差不多走过十年的时间。作为最后的彩蛋，我会在这一板块中将这段浓缩的历程向读者全部敞开。
许多年过去，我是否找到了那条通往历史深处的捷径，还需要未来岁月的证明。不过，我仍将坚持运用人类学的透镜，打量考古、历史研究的领域。
我很少写作纯粹的学术论文，书评大概就占据了原本留给学术创作的时间。当然，这也不代表我在考古或历史类书籍评论领域更有发言权。只是，这些实践在我从评论者转向独立的研究者、写作者的漫漫长路上，承担了铺路石的重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身兼评论者和创作者的角色，让我保持了一种“他者”的视角。
正如在评论他人作品时，最直接的需求，就是辨别“良莠”，区分高下，找出作者的思路，提炼作品的新意，我也逐渐形成了判别作品水准的自我标准，并用这套原则修正自我的写作。所以，仅从写作者的角度出发，私以为这些原则或许对许多潜在的研究者也有一些参考价值。
第一，建立一套自洽的逻辑。一篇好的书评和一本好的作品有着类似的评判标准——说清一个道理。一位优秀的作者会按照一套完整的逻辑体系，提出假设，进行论证，接受质疑，得出结论。读者们会在阅读的过程中，享受缜密思维的愉悦感。
而对于书评作者而言，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发现这条逻辑脉络，并将这条阅读的线索提供给潜在读者。比如，在《德鲁克与“经济人的末日”》一文中，我们可以发现，“经济人的末日”之所以意味着“极权主义的起源”，就是因为当经济发展面临问题时，究竟是用技术和文化上的变迁来改善不利的局面，还是以削足适履的强制方式来逃避发展难题，是一个所有社会都要面对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困扰了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也给今天的世界提出了一道思考题。那么通过揭示这条线索，就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帮助我们逼近德鲁克所面对的极权主义德国。
第二，拥有跨学科的判断力。每一个作者都有自己的知识体系，而作品的结构就建立在这样一种体系之上。要求所有的书评人都比作者更懂得作品，这显然是一种不太实际的奢望。但是更全面的知识储备，能让我们在面对作品时有更犀利的判断。如在《人参的功效就是图个开心，益智就算了》一文中，有限的现代药理学知识，可以让我们发现，人参的药用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明清时代经济交换关系所建构出来的。回避这一关键因素，将使我们的思考受到蒙蔽。因此，从这个跨学科角度出发，能让评论者从更客观的角度判断作品的价值。
第三，不应以“罗列”替代思考。许多书评写作者或研究者都酷爱这一写作方式，但从阅读者的角度并不可取。将任何主题按年代展开，将每个朝代的相关内容罗织其中，与其说这是合格的研究，不如说这是某一具体条目的资料汇编。
所以，拥有逻辑、保持判断力的同时，还应意识到任何一篇书评作品都不应是所评书目的附庸。一方面，我们需要避免按章节归纳核心含义的书写方式；另一方面，也需要放弃“掉书袋”式的写作。只有充分理解了一部作品的全部含义，才能令我们成为一个和作者产生真正交流的平等对话者。
第四，我想说，在阅读考古、历史研究时，始终保持人类学的洞察力，将让你发现意想不到的收获。本文第二编中的“物质主义”维度未必是一种颠扑不破的解释模型，但是，这样一种把人类社会各组成部分有机结合在生产维度的思维方式，将是人类学对当前人文领域研究的贡献之一。至少，这为我们将分散成各个人文学科的社会不同领域重新融为一体提供了可能。
本书中收入的这些书评，可以算作我在尝试建立这一解释模型时所留下的痕迹或笔记。在这里，我愿将这些带有探索性质的思想历程与各位分享。希望借助这张图谱，让我们拥有这种更具整体性的视角，来审视人类的历史与当下。同时，也有益于我们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开始自己的探索前，获得更可靠的凭借。不论距离考古工地有多遥远，都能通过人类学的指南针，找到通往远方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