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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柏林，年轻的杜维明在一次会议上提交了一篇论文，论文的主题自然是后来众所周知的“儒家的普世价值”。会上安排的评议人，便是当时已经声名鹊起的克利福德·格尔茨。他总结了杜维明观点中的三个困境：第一，儒家当时很多人未必知道，这只是一个地方知识而已，在这个专题上要与完全没有这方面知识的人沟通；第二，一个现代人要对传统文化进行诠释；第三，这还是一个跨文化的沟通，一个东方人要和西方人沟通。所以，这是跨学科、跨时代、跨文化的交流，这三个力量的结合所造成的语言上的困难是巨大的。格尔茨继续说，我看你的文章，你的语言方式总是“这不是说……”“这不意味着……”，你为什么用这样的语言方式，是因为你常常被别人认为你就是“这样说”，这不只是语言的困难，更是理解的困难（这则轶事，见杜维明所编《启蒙的反思》一书）。
这次交流的成果后来发表在《东西哲学学报》上。不过遭遇之后，山高水长，杜先生继续做他一辈子都在孜孜不倦的“儒家普世价值”研究，而格尔茨则以他在印尼和摩洛哥的多年田野调查厚积薄发，以《文化的解释》《尼加拉》《地方性知识》等著作成为20世纪后半期最重要的人类学家和思想家之一，当然，其中也少不了他1995年写作的自传体反思著作《追寻事实：两个国家、四个十年、一位人类学家》。
这本自传的副标题有点人生总结的味道，不过但凡能把人生中的四十年用来做一件事情的人，总令人肃然起敬。作为20世纪后半期，著述被人类学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引用最多的学者之一，格尔茨以他的解释人类学闻名社会科学界。1960～1970年，格尔茨在芝加哥大学期间“和那些不安分的同事密切来往来，投入到日后极具影响、也极富争议的重新全面定义民族志事业的努力中。……对人类学的重新定义，在于将对意义的系统研究、意义的载体及对意义的理解，置于研究与分析的核心位置，从而使人类学或文化人类学成为一门解释学的学科”。
显然，青年杜维明遇到的便是这个时期的格尔茨，“跨学科、跨时代、跨文化的交流”不但困扰着文明之间（儒家—西方）的交流，同时也困扰着从事文化“翻译”的人类学家。从格尔茨与杜维明的这番遭遇中，我们似乎已能窥到“文化阐释”的雏形，也能看到这场“科学革命”的萌芽。“在所有的人文科学中，人类学可能是最为质疑自身是什么的学科，而对这些质疑的答复，听起来更像是各种总体世界观或信仰的宣示，而不是对‘一门知识’的描述”。如何为人类学建立一套新规范（方法）是格尔茨面对的难题，为了给出一个答案，他开始了在两个国家之间四十年的旅行。
当我们站在“事实之后”看待四十年中发生的往事，我们需要回到学术巨人还是学术青年的那个岁月，重新绘制出这场“科学革命”的谱系。
1956年进入哈佛大学师从克拉克洪攻读博士的格尔茨，在皮博迪博物馆偶遇一位教授，教授说：“我们正在组建一个团队前往印尼。我们需要两个人研究宗教和亲属关系。你和你太太想一起去吗？”从这一刻起，原本正在无忧无虑区分纳瓦霍人和祖尼人葬礼仪式的格尔茨，便和印尼、爪哇、巴厘岛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个项目意在研究“文化”的各个方面：家庭、宗教、乡村生活、社会分层、市场、华人。在冷战背景下，人类学家前往这个曾经是荷兰殖民地、在“二战”后苏加诺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两大阵营角力的国度，颇有些争分夺秒的意思。
与当地革命大学合作的希望在妥协中化为泡影，格尔茨选择了繁荣的市镇——派尔作为调查地点。在之后数年里，格尔茨通过《爪哇宗教》获得博士学位，而印尼却不断陷入各种军事行动。1958年的苏门答腊，在信奉伊斯兰教的米南加保人首府巴东镇，和妻子一同调查的格尔茨被叛军阻隔，“母亲在美国打电话给国务院，他们告诉她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听到关于我们的消息，只能假定我们已经死亡”。
20世纪60年代中期，印尼爆发大屠杀，自由田野调查取消，“带着两个五岁以下的孩子回到那里，似乎是一件很可疑的事情”。格尔茨陷入“身为人类学家，却没有民族可供研究”的窘境（有趣的是，奥巴马的母亲斯坦利·安·邓纳姆倒是在1967年带着6岁的奥巴马搬到了印尼雅加达，后来还写成了人类学博士论文《逆境求生：印尼农村的工业》一书）。
剑桥的一次为增进欧美两国人类学共识而举行的会议上，一位看起来不那么社会化的年轻与会者对格尔茨说道：“你应该去摩洛哥，那里安全、干燥、开放、美丽，那里有法国学校，食物很棒，而且还是个伊斯兰国家”。会议一结束，格尔茨没有飞回芝加哥，而是直飞摩洛哥。于是，这个美丽的北非国家向没有田野调查地点的人类学家打开了大门。塞夫鲁镇的居民在之后的几年迎来了不止一个人类学家，除了格尔茨夫妇外，还有后来以《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PCR传奇》闻名的保罗·拉比诺（他是格尔茨在芝加哥大学少数几位弟子之一），甚至以民族主义研究享誉学界的厄内斯特·盖尔纳也在附近研究柏柏尔人。
如果说印尼让人看到了新兴民族主义与传统文化的碰撞，那么摩洛哥则展现了殖民主义在传统文化中的烙印——一个启下，一个承上，人类学家靠边上。这十几年里，格尔茨也从芝加哥大学转到了普林斯顿大学的高等研究院，成为该院社会科学的第一个教授，开始了他专职研究的“隐居”生活。
格尔茨的四十年，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前往印尼田野调查，到1995年本书英文版出版，是世界发生巨变的四十年。“人类学家站在照片中央……常常穿着白色衣服或野营制服，戴着头盔，兴许还留着一撮胡子；土著们则穿着当地服饰，这些服装通常十分简单，有时也会携带武器。照片的背景中，常会有一些风景，像丛林、沙漠、摇摇晃晃的茅舍，或许还有几只山羊或几头奶牛，散发着边远、隔绝和自给自足的气息”，这类景象已经不复存在。
50年代末的巴厘岛居民，会问前来研究灌溉水坝、乡村集市、制冰工厂和磨牙仪式的人类学家：“我们想向您请教一个问题。印尼国家广播电台报道说，苏联人朝天上放了一个月亮……它说的这件事到底是真是假？”清真寺的长老会认真询问：“美国宇航员真的登上了月球？”而人类学家可能会和花旗银行副总裁、强生国际副总裁、沃尔沃汽车公司董事长、法国前外长一同访问摩洛哥国王。
50年代以来民族解放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帝国主义从殖民地的撤退，伴随着传统世界激烈的现代转型，带给所有人——无论是前殖民地居民，还是前往殖民地的研究者，同样还有以往的写作模式——全新的感受与改变、全面的危机。变迁突然而至，昨天刚被记录的习俗，今天已经和新的元素融合，变换了模样；过去权威的民族志，可能连对应的实例都找不到了。所有人类学家犯难了，事实无从把握，真理不在人类学家手中，一切都在变迁之中：印度尼西亚从激进左派掌权转为右倾军人政府，摩洛哥送走了法国、西班牙殖民者，却旋即迎来了跨国公司，轮换的速度，比来来往往的人类学家还要迅速。
格尔茨祭出了解释学（诠释）大旗，变迁并不比静止更难把握，表面的变化，并不改变文化的内核，关键在于如何发现那些决定文化本身的内在层面。解释学的方法是：通过描述现象的全貌，展现变迁中容易忽略的细节，让文化的逻辑自然显现。其核心在于摹绘细致入微的描述过程，不亚于文学描写的丝丝入扣的刻画，当我们将一个市镇的道路交通、经济结构、文化习俗、人口构成等一一记录之后，这个聚落及其所属人群文化的盛衰、前世今生，自然全部在每个读者眼前徐徐流动。
知易行难，另一个研究巴西渔村的人类学家康纳德·科塔克同样用了四十多年时间（1962～2005）才细致描摹了当地在全球化中遭遇的变迁过程。而这种文化的解释更需要的是对文化的深刻理解，这无疑需要绵延四十年乃至一生的岁月。
现在，或许我们能更深刻理解格尔茨与杜维明之间的“知识鸿沟”，在谈到“普世价值”之前，或许少不了“对传统文化进行诠释”，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空乏其辞，而这最需要的就是对某一文化细致的描述。
“追寻事实”是人类学家的工作与追求，“在如此多元化的时代，在如此多样化的人群中，……可能连自己到底在追寻什么都不太清楚”。但诠释文化的过程“却是一种很不错的度过人生的方式，它时而引人生趣，时而令人沮丧，却不能不说是富有裨益和充满乐趣的”。这或许就是2006年去世的格尔茨先生给我们最后的礼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