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我们都是食人族》是列维-斯特劳斯在1990年代以后到他去世之前在报刊上发表的短篇文章合集。2013年，该书由法国门槛出版社（Edition du Seuil）出版，现在由台湾翻译家廖惠瑛译出，有了中文版。因为这些文章没有收入《列维-斯特劳斯文集》，笔者对照了几本他的传记后面的“参考书目”，都没有提到，所以有点沧海遗珠的味道。本来没有特别期待，毕竟列维-斯特劳斯写作这些文章的时候已经是垂垂老矣，应该没有惊人的言论，笔者只是带有搜罗、猎奇的意味。不料该书读起来，还趣味不减。
本书颇为“吸睛”的标题取自书中第十篇的同名文章。法国人执着“食人”习俗有着悠久的历史，“启蒙运动”之前的思想家蒙田的随笔集中，就有一篇叫《论食人》。那位民族学遥远的鼻祖，描绘过“新大陆”部落民族处理俘虏的行为：“当着众人的面，两人用剑柄将俘虏打死，再将他烤熟，与众人一起吃他们的肉，并给未到场的朋友送去几小块。”然而，出乎意料，蒙田并不以此为“野蛮”，他觉得葡萄牙殖民者的方式更加野蛮，因为后者抓到俘虏后会把他们活活折磨致死。“吃活人要比吃死人更野蛮……更可悲的是，还都以虔诚和信仰作为借口，要比等他死后烤吃更加野蛮”，蒙田是这样认为的。
很显然，蒙田的思想中贯穿着一种朴素的唯理主义和相对主义精神，并深深影响了在他以后直至列维-斯特劳斯的法国人类学家。虽然法国人类学中并不缺乏启蒙精神，但蒙田的继承人还保留了另一种重要的思想源头：并不把文明与蒙昧当作截然对立的两面。很多时候，这种宽泛的相对主义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包容一切文化，以至于变得失去了自我的判断）；幸运的是，列维-斯特劳斯只是用这种相对主义精神作为自身的反省。
在《我们都是食人族》一文中，列维认为，现代医学为了治疗幼儿生长激素不足或不孕症，会通过人工注射的方式，为患者提供人体萃取的组织萃取物。这从实践方式上看，非常类似“食人”部落流行的做法，通过摄入逝去亲属身体组织，以传承死者人体、精神的愿望。他因此认为，“试图界定一者是野蛮与迷信的行为，另一者却是科学知识上的实践，这样的区分并不具有说服力”。当然，他不做“科学”与“迷信”之间区分的用意，并不在于肯定“食人”的可取之处，而在于强调只有暂时放弃“高下之别”的判断，才能更好地理解另一种文化。
列维-斯特劳斯为何要讨论这些问题，有一个深层背景。过去的时代中，人类学家与研究对象之间两不干涉的情况，在20世纪后半期以来，正悄然发生变化。《社会问题：割礼与人工生殖》一文写道，“随着移民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特别是来自非洲黑色大陆的移民）……许多律师求助于人类学家，一起为非洲移民辩护，因为他们亲自或请专业人士为他们的孩子执行女性割礼”。作为反对女性割礼的法国社会，如何面对盛行这一习俗的非洲移民？这是所有主张人口自由流动、文化自由交流的现代国家都无法逃避的问题。
人类学家在这种关头该如何做出选择？是应该认为“（女性）割礼是野蛮和荒谬的”，还是该“赞同这些信仰的人是无罪的”。这类问题不仅是人类学家需要考虑的问题，同样也是每一个现代社会成员必须思考的问题。值得欣慰的是，列维-斯特劳斯并没有做出暧昧的妥协，“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顺应这些不同习俗？结论并非显而易见的。……在我们的国家，女性割礼会引起公众良心的抗拒。我们的价值体系，和其他价值体系一样有权受到尊重”。因此，他给出的肯定答案是，我们可以理解不同的文化，但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接受。
很显然，列维-斯特劳斯提到的“价值体系标准”对今日中国同样具有重大意义。在过去的时代中，一种文化只存在于这一文化占据主流的区域，但随着经济活动的发展，一种文化有更多机会随着人口的流动，进入一个它不占主流的地区。那么摆在当代社会面前的紧要问题就是，我们该如何应对这种新的状况？
已经去世好几年的列维-斯特劳斯先生给出了两个解决步骤，首先，我们应该抛弃文化的优劣之分，去掉自己的有色眼镜，意识到“我们都是食人族”的一面。其次，当文化融合引发价值冲突状况时，我们需要评估，某种文化选择（比如女性割礼）是否对文化实践者造成了身心伤害，如果这种文化违背了普遍的人类感受，我们有理由勇敢地说“不”，并致力于改善、消除其中的不良影响。因为理解和宽容，并不意味着委曲求全，忍辱包容。
一代人类学巨擘列维-斯特劳斯先生在写完这些短文后不久，就于2009年溘然长逝了。但他留给我们的并不是一团和气的道德箴言，而是富有启发性的犀利观点。该书开篇的《被处决的耶诞老人》，既幽默又有点新文化史的味道。而其《仅存在一种发展模式吗？》又以超前的视角思考了发展问题，部分观点被布鲁诺·拉图尔的《我们从未现代过》所继承。书中留下的人类学智慧，不断激发我们反思自己的生存之道，以更有勇气和决心的实践，去实现更好、更完善也更具包容性的人类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