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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林诺夫斯基——一位人类学家的奥德赛，1884-1920》的作者迈克尔·扬在引言中写道：“如果说查尔斯·达尔文是生物学的开山祖师的话，布劳尼斯劳·马林诺夫斯基就是人类学的开山祖师——这位波兰贵族发明了‘田野调查’这一严格的学术‘成年礼’，并且带来了英国社会人类学的突破性变革。”这个传奇人物，仿佛《奥德赛》中的英雄——在我看来，更像是盗取“金羊毛”的伊阿宋——将学术史变成了以他为主角的史诗。
他的奥匈帝国波兰人身份，他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美拉尼西亚的羁留，他和另一位著名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双星交辉，他在私人生活方面的暧昧色彩，都为后人津津乐道。他的影响还波及了他的学术传人，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费孝通先生，曾任美国人类学学会主席的许烺光，社会学巨擘塔尔科特·帕森斯，还有肯尼亚独立后第一位总统乔莫·肯雅塔。甚至在他辞世后出版的田野日记，都能在学科内部掀起轩然大波。他的事迹，从倒叙的角度看，颇似奥德修斯，当然，从他挑战前人建立自己的学术帝国来看，似乎也混合了阿伽门农的灵魂。
该书并没有过多描绘那个名满天下后的马林诺夫斯基，而更像是一部“《指环王》前传”，讲述了帝国草创之前的故事，但这的确满足了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人对马氏神话背后的窥私欲，尤其是那些长期以来，被马林诺夫斯基著名日记——《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据说充满颠覆田野调查伦理的自述和被压抑的性欲）——吊足胃口的读者。
除了我们熟知的“日记”外，迈克尔·扬还出色地发掘了马林诺夫斯基青年密友斯塔斯·维特邱维奇所写的在其有生之年从未发表的自传体小说《班戈的622种堕落》（亦名《恶魔般的女人》）。更名为“班戈”的斯塔斯在小说中拥有两位好友，其中之一就是化名“永不复焉公爵”的马林诺夫斯基。虽然在不久之后的人生岔道上，“斯塔斯对艺术的执著最终在马林诺夫斯基身上催生了一种反感乃至疏远的情绪”，并促使马氏“在科学中寻找其自我存在问题的答案”。斯塔斯写作这本小说的时间（1909～1911年）恰好就是马林诺夫斯基在英国追求人类学并赴美拉尼西亚进行田野调查研究的期间——而“永不复焉”或许是影射某种爱的终结，比如斯塔斯的父亲“怀疑自己的儿子和马林诺夫斯基正在危险地尝试一种‘不敢宣之于口的爱’”。
马林诺夫斯基出身于波兰一个贵族知识分子家庭，是波兰最古老大学之一雅盖隆大学斯拉夫语言学教授吕锡安的儿子；他虽然在15岁时失去了“颇具才华的语言学家和一个勤勉的民族志学者”的父亲，但这样一个“书香门第”出身和他父亲“在西里西亚的田野研究和之后的民俗与方言学研究，与‘青年波兰运动’中文化复兴的发端不谋而合”都为少年时的马林诺夫斯基提供了知识和人生追求上的启蒙。
借助斯塔斯的小说和马林诺夫斯基早期日记，好奇者还能发现马氏五岁时的初恋，“是和他同龄的小女孩，爸爸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小说家亨利克·显克微支”。尽管如此，马林诺夫斯基毕生的文学偶像并不是这位小初恋的父亲，而是以《黑暗的心》蜚声文学与人类学界的波兰裔英籍作家约瑟夫·康拉德，后者正是从马林诺夫斯基的故乡克拉科夫“坐上了维也纳快车”的。“巧合的是，当康拉德最终在1914年7月的大战前夕回到克拉科夫时，马林诺夫斯基正在驶往澳大利亚的客轮上，正在无意间开始了背井离乡的旅程。”尽管糟糕的视力让他无法成为康拉德一样四海为家的船长，但他毫不掩饰自己对康拉德的崇拜，他甚至愿意以“‘人类学者’的身份作为交换，来成为‘一个水手，继而成为一个英国’水手”。
要解开马林诺夫斯基对康拉德的崇拜之谜，或许要从他早期的另一段遭遇说起，在众多第三者的回忆录中迈克尔·扬从更大的社会-历史层面还原了20岁前后的马林诺夫斯基所遇到的社会变迁：“俄国1905～1907年的革命让新浪漫主义运动骤然降温（有人说‘年轻的波兰在一夜之间变老’）。”几年后，马林诺夫斯基受邀参加了与一位“有趣”的俄国革命者的茶聚，这位革命者叫弗拉基米尔·列宁。赴约之前青年马林诺夫斯基陷入犹豫：“他们老是重复一样的故事……他们是一群无趣的人。”但他后来还是“和列宁进行了一次长谈，他后来发现对方‘善解人意，和蔼可亲’”。
尽管波兰的克拉科夫名义上保持精神独立，但从1846年起，在沙俄和奥匈帝国之间，波兰实际上已经齑粉无存了。那么像康拉德一样四海为家的生活，或许是这个没有祖国的年轻人，对自由的一种表达。
1908年马林诺夫斯基以《关于脑力的节约论原则》为题在24岁时获博士学位后，在莱比锡大学度过两年。1914年他正式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从冯特式的民族心理学转入那个后来几乎以他为代名词的学科——人类学。虽然他用对康拉德的追随——“甲板生活是由最奢华与最具完美技术的文化现实所塑造出来的”——这样高端大气的叙述来解释“自己为何放弃自然科学而转向人类学”的原因，但迈克尔·扬不这么认为。
在马氏当时的日记中，一个工作于莱比锡的名叫安妮的英国（苏格兰）家庭钢琴女教师才是马林诺夫斯基远赴英伦的原因。在魏玛共和国的日子，这个比马林诺夫斯基大十多岁的寡居女教师成为他的“导师”和缠绵的对象，随着1909年底安妮返回英国，他也于次年抵达英国。“他和安妮的居住地塞维尔街是一条狭窄而肮脏的小街……他们的公寓有个小前厅、厨卫、一间餐厅和一间起居室”。借助这些细节，我们可以发现，这场奥德赛式的知识探险之旅，或许的确有个阿伽门农式的源头。
在英国的日子，除了接受哈登、塞利格曼和马列特等人的亲炙和友谊外，他还乐于从英国殖民传统的经验研究出发对弗雷泽、里弗斯、涂尔干进行激烈的批评。现在，为了一段学术史的经典记载，他需要远赴新几内亚，开始自己的事业。迈克尔·扬并没有为马氏这段事业的起点添加多少传奇色彩，他只是在“图腾、老师和主保圣人”一章快结束的地方写道：在哈登面前，“马林诺夫斯基表达了对赴美拉尼西亚进行研究的巨大热情”，因为哈登认为马氏的田野工作会是其1903～1904年在当地探险的后续。这段记录没有让人产生多少神圣的联想，但这的确就是马氏著名日记的源头。尽管如此，从更广的视角看，20世纪之初在俄、奥匈帝国挤压之下的波兰民族主义和英国全球殖民事业，已经为马林诺夫斯基的学术探险铺设了道路。
在这章之前和之后，作者都各花一章讲述了传主分别与两位名为泽尼亚和托斯卡的波兰女子的爱恋，直到全书进行到第325页之后，终于开始了第三部分“1914～1920”的讲述，是的，这才是我们关心的日记部分。
其实，和马林诺夫斯基早年日记、通信中记录的韵事相比，1914年日记中那种被爱好者津津乐道的，他在美拉尼西亚无处释放的欲望，“一个身材姣好的（土著）漂亮女孩走到我面前……令我着迷……有时我真为自己不是一个野蛮人、不能拥有这个漂亮的女孩而难过”的情欲描述，并没有太多出格之处。
在后来出版的里程碑式的《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的初版封面上，绘制的并不是皮肤黝黑的美拉尼西亚人和他们的双体独木舟，而是取得“金羊毛”的希腊英雄伊阿宋乘坐的阿耳戈号（Argonauts），而这也是该书英文原名的一部分。在这次旅行的归途中，马林诺夫斯基也收获了他的美狄亚——墨尔本的化学教授的女儿艾尔茜——他告诉这位美狄亚，他构想出新人文主义的支柱之一，是一门关于“他的人类同胞的科学”，一个更广泛的、充当公共角色的人类学。
这是一本特别的传记，因为长达600多页的叙述在传主结束巴布亚之旅，准备返回英国之时便戛然而止（据说作者正在筹划续篇的写作），他的学术帝国还需要二十多年才告建立，但一切已经在暗暗萌发。与其说，该传记将那个隐藏于“日记”之中的马林诺夫斯基呈现在我们面前，不如说，它展现了一场知识“革命”的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