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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是2010年的11月22日，《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的一位编辑，在豆瓣网上给我发来“豆邮”。原来，他凭着一年前出版的《石器时代经济学》一书，顺藤摸瓜找到了我。他看中我的人类学背景，提到当时市面上人类学书籍出版的势头已经日趋显露，但是对于大众来说，人类学这一学科本身及其背后丰富的人文知识，仍稍显陌生。于是，打算请我定期为《阅读周刊》写一些评述人类学最近作品的通俗文章。
这个邀请，正中我的下怀。向公众推广人类学是我长期以来就有的想法。当时我刚与北大·培文书系定下合约，即将开始人类学入门级教材《远逝的天堂》《改变人类学》《人类学入门：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为期两年的翻译计划。此时的国内人类学界，每年已有一定数量作品出版，但始终没有专业的推荐渠道，让人类学爱好者和专业人士尽快知悉。所以，在译介新知之余，开拓另一条受众更广渠道的契机，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
这番诚挚的邀约，给我很大鼓舞。编辑随即推荐了当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最新推出的《娘家与婆家——华北农村妇女的生活空间和后台权力》一书，我后来完成的《闺女·媳妇·婆婆》（致敬了20世纪90年代末热播的上海市民题材连续剧《婆婆媳妇小姑》），便成为我“书评人”事业中的第一篇半命题作文，从此开启了我独特鬻文生涯的第一阶段。而本书（及姊妹篇《从考古发现中国》）同样得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九色鹿品牌的青睐，冥冥之中或许也是对许多年前这段缘分的一个回应。
掐指算来，我被贴上“书评人”这个标签已经过去近十年。作为一个不太勤奋的书评人，我只能交出一份不足百篇的成绩单（平均每年不足10篇），实属惨淡。幸运的是，与我先后结识并发展了深厚友谊的诸位编辑友人待我极为宽容，任我在人类学这条小径上自由漫行。但这种厚待并没有助长我的止步不前，反让我能将所有精力投入人类学这一主题。最终令我在这一片热爱的天地中，越走越宽，守得云开见日来。
我的书评人生涯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2010年到2014年，《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是我最主要的发表阵地，《中国图书评论》自2013年起不定期向我约稿。从2014年12月以后，我参加了南方都市报召集的书评人年会，由此稿约拓宽，开始向《南方都市报周刊》《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及《新京报·书评周刊》供稿。
后一阶段又以2015年作为节点，是年我收获了“华文领读者大奖”颁发的“书评人奖”，使我产生了一种“功成身退”的感觉。加之忙于拙作《四夷居中国：东亚大陆人类简史》一书的修改工作，让我的书评事业初显滑坡。只不过，此后仍邀约不绝，让我继续将书评人这块牌子勉力支撑。
时间转眼四年，在过去的2018年中，我仅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椰壳碗外的人生》完成一篇书评，这算是过去十年里我的书评产量最低的一年。随着我的写作方向朝着原创研究转变，这也同样算是我淡出书评领域的一年。
不论出于总结，还是出于新的开始，我都觉得有必要，为我独特的人类学书评人身份留下一点特殊的纪念。毕竟，正是这些带有人类学标签的书评，回报我颇有诚意的稿酬，给我自发的田野调查提供了自给自足的资金支持。同时，这些书评也拉近了我和出版社、媒体之间的联系，让我从出版社寄来的新书中，始终获悉国内外人类学出版的最新成果。而这些不间断的书评写作，也让我的笔触不致干涸，得以继续耕耘在人类学这一方天地。
虽然我的人类学事业将进入下一个全新阶段，但我依然希望有更多人类学专业的师生或爱好者，能加入书评写作的工作中来，为后来者传递薪火，为初学者引领前行。而这，就是我在本书中将那些散落各家媒体的书评集合起来，编为一本以人类学为主的评论集的初衷。无论“道阻且长”，那些人类学著作中品读的点点滴滴，都将成为我们前进之路上脚下的不朽基石。
书评作为一种独特的载体，游走在学术体系的边缘，有人认为它无足轻重，毕竟书评需要依附于原创作品而存在，而且它也不被任何成果体系收录。然而，书评和一篇学术论文相比，读者却百倍于后者，在很多时候，书评甚至是了解一本著作的窗口。而人类学作为一门闻者甚少的学科，书评更是肩负向公众普及学科知识的重任。确切地说，书评是搭建在象牙塔与公共领域之间重要的桥梁。
写作一篇有趣的人类学书评，既简单，也没有那么简单。我们首先需要做的第一步，就是了解人类学。没错，了解整个人类学。
人类学作为一个学科，具有它的核心问题，那就是，我们究竟能否理解他者的文化。人类学史上所有的研究，都或多或少地围绕这个问题，做出回应，进行回答。因为这源自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世界上所有的人类成员，都是源自同一祖先，因而天然具有平等的地位，以及对人类文化共有的理解方式（我们之所以拥有如此众多不同的文化表达方式，只因我们身处地表不同的生态环境）。
历史上以及今天的人类学家都试图解开这个难题，他们最后归为两个不同阵营，认为文化之间可以无碍理解，及与之相反的立场（使用哲学的表述就是，主体间性是否存在）。今天，绝大多数人类学家持前一种立场，主张通过有效的文化翻译（文化阐释），我们就能理解异文化中所有表面上的差异。
如何理解这种差异，并将其“翻译”成我们熟悉的语言。这涉及的就是人类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我们通常会把这种方法笼统地称作田野调查，意即亲身实地、身临其境的考察。但我更喜欢把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形象地称作一台“人肉扫描仪”。
如何判断异文化中发生的一场婚礼、一次交易，或者一段舞蹈，能否归入我们所熟知的婚礼、交易和舞蹈，而不是葬礼、打劫或者巫术呢？我们首先会以亲历者的视角，将这一具有时、空坐标的活动，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声音、色彩、参与者、行为的先后顺序，每个参与者彼此做出的回应和互动。然后，我们可以将这份包罗各种要素的文本，和我们熟知的婚礼或舞蹈进行比较，尝试将对应项加以归类，并对差别项进行分析、再分类。这将让我们在面对和我们不同的习惯、风俗时，不再不知所措，或称之为奇风异俗，而是用更平等，也更富感情的方式与之相处。
你看，人类学不同于历史学或文学等人文学科，而更接近动物学或植物学这类自然史学科，其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现成的文本可供分析，更多需要自己进行文化扫描，并输出为一个崭新的文本。最后，将其与前辈人类学家收集的文本数据库进行比较。这能使我们更快地对那些远方的习俗，或刚刚出现的新兴文化做出准确的归类和分析。
有人认为，人类学家更关心远方和他者，而事实上，人类学家更关心自己的文化。因为我们随时可以把扫描异文化的方法，运用在对本文化的研究上。拿中国来说，当人类学家把中国人的养老习俗和“全人类所有文化的养老”这个巨大的数据库进行比较时，我们会有惊人的发现，中国人既没有比其他文化中的人们更孝顺，也没有更“不孝”。事实上，世界上绝大多数文化都崇尚敬老。那么，“孝道”这种观念，在中国古典道德体系中的流行，就有了许多耐人寻味的因素，值得人类学家结合历史文本深入探讨。
换个角度来说，当代中国的种种改革举措，同样是人类学领域关注的重要目标。当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基于自身的立场，选择那些与国际政治、文化、经济通行准则相同或相异的方案时，其实也是在进行着一场又一场举足轻重的人类学实验。那么，在评估这样一系列重要改革实践的过程中，掌握人类文化数据库的人类学家，就具有了天然的知识优势。
在这些人类学实验中，性别与社会的联系，或许是人类学家关注最多，也最接地气的领域。当人类学家将世界各地所有人群的“奇风异俗”，都翻译成我们可以理解的日常生活后，那摆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人与人之间最本质的差异——性别。性别间的差异固然源自生理，然而文化上的差异加剧了两性间的不平等关系，如何通过文化翻译的手段，融化两性之间不平等的壁垒，是对人类学文化研究提出的更高要求。
现在我们会发现，我们尝试过的所有人类学实践，将引导我们更怀善意与宽容地审视我们栖居的这个世界中众多精彩纷呈的文化现象，都在激励我们以更大的热忱投入到对这个世界的参与中来。因为即便在这个人类交往空前频繁的当下，偏见和成见依然阻碍我们周围的人们以更平等的心态包容地球上那些与我们似乎有“异”的文化现象。对于这样的状况，人类学家更不应气馁。
人类学永远不会过时，借助最新的技术手段，我们依然有能力对最新的文化现象给予真诚的解读。因为，当下正是我们运用文化翻译之道，在人类文化之间建造一座“巴别塔”的良机。
上述有限的介绍不足以概括人类学的全部，但本书选择的书评及其背后的著作，在传递专业书评写作技巧的同时，仍然致力于人类学学科框架的展现。为了让各位读者更好地理解人类学的方方面面，我将本书中的44篇书评（及“外一篇”），分为五个板块，分别是“那些年我们追过的人类学家”、“走进人类学方法”、“人类学与当代中国”、“性别与社会”，以及“文化多样性与全球化”。
首先，那些著名的人类学家和他们的经典作品，或许是我们认识人类学的第一途径。所以，第一板块就围绕人类学家的故事逐一展开。我选择了马林诺夫斯基、莫斯、列维-斯特劳斯、格尔茨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这几位有代表性的学者（因为我总共也就写过这几位学者的传记书评，本尼迪克特一篇还是因为要组成一个贯穿整个20世纪的框架，最后补写的）。
马林诺夫斯基来到南太平洋，留下著名的《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在他身后，《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道出了他在面对异文化时的困惑和受到的启迪。马塞尔·莫斯虽然身在书斋，但他在比较西方与非西方文化工作中所做的尝试，坚定了后来者对人类文化共同性的信心。列维-斯特劳斯抵达了南美，他的田野调查让他相信，我们与他者之间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格尔茨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相隔不远的时间里前往印尼（以及摩洛哥、暹罗和菲律宾），当前者给出“文化阐释”的方案时，后者则对异文化付出了一生的挚爱。
与其说这些人类学家搭乘着殖民主义的坚船，带着猎奇之心来到了非西方的异文化世界，不如说他们怀着自己的理想出发，试图在远方解开那个人类学的终极问题：我们是否可以理解异文化？
接下来的第二板块，呈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多个维度。我们可以将这些理解异文化的尝试，统称为“人类学方法”。
我在这里选择的篇目既有广义上的“田野调查”，也有涉及具体的网络社会、民族艺术、民族植物学，甚至社会史、气候史，灾害人类学等领域的研究方法。人类学家关注的领域广阔，但方法始终如一：以“扫描”的形式，记录亲身参与的文化活动。当我们手持这样一份标准化的“扫描”文本后，就能将其与已有的所有人类文化的数据库进行比较。利用这些数据，对所感兴趣的人类文化现象展开分析。
因此，无论我们是在关注“二人转”这样一种独特的戏曲形式，还是人类历史上重大的气候变化及其引发的灾害时，都应明确，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前辈人类学家为我们准备了一个巨大的知识数据库，通过这个人类文化数据库，我们就能对眼前现象获得更为整体性的看法。分享全人类知识的同时，也与他人共享我在田野中获得的“扫描数据”。
我特别将当代中国和性别社会作为第三和第四板块的内容。因为理解当代中国，尤其是随着信息时代而涌现的全新文化与社会现象，是人类学研究之于当下最大的现实意义。目睹中国的近况，除了普遍关注的个体化与社会阶层问题以外，多位当代人类学家从“金双拱”到“小皇帝”，从刘家峡到大凉山，得到了理论的启发，让我们通过人类学的视野，更深邃地审视中国社会在过去半个世纪中经历的变迁。
而在性别社会的部分，我选择了围绕女性主题的一些书评，其中既有人类学研究经典《妮萨》的故事，也有前几年颇为流行的《跨国灰姑娘》。当然还包括，代表我作为书评人“出道”的，具有反身性的独特书评。相信通过性别主义的视角，能帮助我们重新认识两性平等的重要价值，从而推动社会本身向着更为和解的方向继续前进。
本书的最后一部分所选择的书评主题更为开放。正如之前提到的那样，人类学研究的终极意义之一，便是运用文化翻译之道，在人类文化之间修筑一座“巴别塔”。这一板块中包括了多元的议题，从人生礼仪到饮食人类学，从印度到日本再到东南亚。从远方回到当下，人类学所要指引我们的知识之路，并非崇尚原始主义，以现代主义为壑，而是帮助我们通过理解他人，更好地悦纳自己。
所以，我以我本人所译《远逝的天堂》一书的“说书稿”作为本书的结尾。“说书稿”是当下知识付费时代，以音频为传播手段的文本形式。这篇文稿本身呈现了当前人类学对现代性的基本态度，同时也展现了人类学家在新时代面前与时俱进的姿态。
另外，在书中还有一些“彩蛋”，我将与主题相关的非书评性短文章，以“外一篇”的形式嵌入书中。所以，加入我为澎湃·私家历史所写的《费孝通与沈雁冰的1930》一文。同时也收入了为《伊隆戈人的猎头》一书所写的译后记（未随书刊行）。相信这些短文，能为本书增加更丰富的主题。
最后，终于要回到本篇序言的初衷了：如何写好人类学书评。许多年前，我也尝试过一种朴素的写法，归纳每一章节的主要内容，然后拼合在一起，认为这样就是一篇过得去的书评。殊不知，这样的一篇文章勉强可以应付“交作业”事宜，距离可供媒体发表的作品还相去甚远。经过近十年书评人生涯的磨炼，我逐渐领悟了书评写作的一些技巧，或许可以给有志于媒体写作的朋友们一些可供参考的建议。
第一，确定主题。借助在前文搭建的简单框架，我们就有了一个可以参照的知识体系。当我们打开一本人类学新作时，我们首先应做的，是确定其在人类学知识领域中的位置。这本作品究竟是在讨论学术史还是讨论研究方法，或者是对具体的个案展开讨论，都与接下去的书评写作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通常，这本著作的书名就显示了它的基本性质，比如《马林诺夫斯基》显然是一本围绕著名研究者人生历程展开的学术史作品；《跨国灰姑娘：当东南亚帮佣遇上台湾新富家庭》则无疑是一部以跨国劳工为主题，兼及性别主题的当代个案研究。那么对这两本著作的评价体系就有很大不同。
第二，回到体系。任何一部学术作品都不应是无源之水，每一本著作都在潜在地回应学术体系中的某个问题。所以，找到作品试图对话的那个对象，是把握作品的关键步骤。比如，《人类学家在田野》一书的主旨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人类学田野调查发生的场景不再如一个世纪之前，全部发生在异文化社群，而呈现了一种更多元的特征。通过比较过去和现在的田野场景与对象，能让读者迅速体会这种全新的变化。再如《中国社会的个体化》就讨论了中国社会自改革开放以来，大部分人生活水平提高之后，对个人社会职责和权利的意识觉醒。它所面对的是一个集体主义中国所遗留的种种文化遗产。那么，将二者并置，指出其中的承继关系，会使我们的写作变得言之有物。
第三，把握时代特质。这里涉及翻译著作和原创中文作品的差别。每个时代都有时代自身的问题，国际人类学界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这些作品便如一个具有鲜明年代特征的“文化数据库”，反映了知识积累的层级关系与脉络。但这些经典著作在引入中国，编入一个个经典译文集时，往往被抹掉了其中的时代特征。这就让读者产生知识梳理上的混乱。
比如我曾经翻译过的《石器时代经济学》，在出版时被收入一个名为“学术前沿”的译丛，该书初版于1970年代末，再版于2003年（只是增添了一篇新版序言）——该译丛大部分著作都属此种情况。那么对于读者而言，将其放入20世纪后半叶的学术体系，还是新世纪的体系，将对我们的认识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
因此，将一部学术作品回归其原本的时代脉络中，将有效避免这种“关公战秦琼”的情况，也能让我们在写作评论时，更好地理解作品本身。
第四，回归核心问题。这是写作人类学（以及其他学科）书评的关键之处，是能帮助我们摆脱“归纳每一章节主要内容”这类朴素写法的终极技能。之前我已提到，人类学始终围绕的核心问题是，致力于理解他者的文化。并坚信只要运用适当的科学手段，我们就能有效地完成对异文化的翻译/扫描工作。这决定了人类学的终极目标，是对人类纷繁复杂文化现象的“求同”，而非“求异”。
这一原则，给所有潜在的人类学书评人或读者，提供了一个足够可靠的背书。这也是一条大胆判断作品高下的准则。如果一部作品倾向于将对异文化的猎奇置于文化解释的价值之上，强调某一文化的独特性，而非在人性普同框架下的解读，便偏离了人类学研究的准绳。比如在《伊隆戈人的猎头》一书中，作者并不以猎头这一“骇人”习俗的描述为重点，而将其视作具有喜怒哀乐的普通人类群体的一员，并从这一立场完成了对“猎头”行为的解释，使之成为一部优秀的历史民族志。反之，另一些以独特民族习俗为卖点的作品，则背离了人类学的初衷。
由此，我给潜在的人类学书评人的一个建议就是，抛开初学者的矜持与谦虚，相信自己对学科价值的感悟，带着态度去写作，要远胜于一篇四平八稳的评述。这一方法不但是我们写作人类学评论作品时的不二法门，同时也能指引我们在阅读过程中把握正确的方向。
第五，使用一些写作技巧。要写作一篇具有可读性的媒体书评，除了充分的学术储备外，最需要的就是一些必要的写作技巧。我们需要拿出人类学家研究异文化时的“移情”经验来设想读者的视角。面对毫无人类学背景的读者，我们的目的不仅是传授一些人类学内部业已达成共识的观点，更是让他人获得对异文化的初步理解。
所以，我们的书评宁可浅显，不求深奥；多用比喻，少作说教。比如我在《选择成为一个怎样的国家》一文中，就用一个比方作为文章的开头，引导读者对中国与西方之间的文化差距产生更直观的认识。就我个人而言，还喜用一段最近发生的新闻，引入书评的正文，比如在《灾害面前，人类该如何应对》一文中的尝试。至于选择怎样的文本作为话题的导引，离不开我们日常随时随地的积累。
最后，我还热衷于在文中加入一些个人化的经历，这纯粹就属于一种个人风格。希望这种经验分享，能让读者产生共鸣，也能在一篇文章中打上我自己的独家印记。
上述这些，差不多就是我作为一个预备退役的人类学书评人十年来大部分的心得（即便如此，我仍愿意在人类学书评和著作的发表、出版方面，为大家奔走于媒体与出版机构之间。欢迎与我联络）。另外，在职业书评人的道路上，我们还需要一些厚脸皮。当媒体编辑向我投出第一篇邀约的橄榄枝时，他可能只是客气地说了一句，希望以后继续合作。实诚的我把最后一句听了进去，以后，等待发表和去邮局领取汇款单成为我的固定乐趣。我用这些稿费购买最新的人类学作品，完成阅读，写作书评，再次投稿，一切变成了一个积极的循环。其实，我们无须矜持地等待编辑老师的再次约稿，阅读和写作本就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发挥你的主观能动性，这是人类学教给我的人生秘诀。
最后的最后，我其实想说，写好人类学书评其实也没有那么多章法和条框。相信凭着一颗热爱人类学的心，大家都能写出出色的书评作品，架起那座连接异文化与本文化的沟通之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