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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传统与今天我们理解的口述史并不相同，学术意义上的口述史是由美国的现代史学家艾伦·芮文思于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这个意义上的口述史，我国学者的成果还不多见。本书将口述史研究方法运用于古籍版本鉴定研究，因为口述史可以获得更多的直接经验，而这些经验在某些方面重于文本传承。
首先，抢救第一手资料、保存学科史料。将口述方法引入当代古籍版本学家鉴定经验研究，通过挖掘更多的史料，弥补文献历史的缺漏与局限，更为全面、准确、深入地认识历史，最大限度地实现历史研究过程中的多重观照意义。如南宋刻本、上海图书馆镇馆之宝《元包经传》（后周卫元嵩述、唐苏源明传、唐李江注，附《元包数总义》二卷，宋张行成撰），各家书目未见著录，乃传世孤本。当年，杜信孚先生鉴定为明范氏天一阁影宋刻本，而江澄波先生的鉴定结果则洵为定论——南宋孝宗时蜀刻大字本。至于是如何捕捉到影刻本与原刻本之间的细微差异的，如今已年过九秩的江先生就有自己独到的实践经验，只是从未著文发表过。
其次，记录现在、以提供给未来。各种研究方法中，口述史是最具“个人性”的一种，而古籍版本学历来重视鉴定经验的口耳相传。目前，老一辈古籍版本学家大多或已经离世或已步入耄耋之年，后继人才青黄不接，实践能力也大不如前，迫切需要我们用口述史的方法将前辈学者的古籍版本鉴定经验、方法与案例加以总结并留存后世。以方法、案例为例，20世纪50年代，江静澜、江澄波父子曾合辑过一部《文学山房明刻集锦初编》（顾廷龙署耑，顾颉刚作序，潘景郑审阅），收明版百六十种，每种一页并加以说明。这种版刻单页实物对鉴定尤为有用，各个朝代的版式、字体、墨色、纸张一目了然，版刻终始递嬗之面目自然难忘。60年代，顾廷龙先生正是以此书指导沈津研习版本目录学，终使沈津登堂入室的。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不仅当年的《初编》已难得一见，后续的编写也戛然而止，这种能通过实践经验逐步培养成“一眼入神”的鉴定实战功夫的方法，如今更多的则是被纯理论方法所取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