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王华宝

前人有“读书宜求善本”之说，而何为“善本”，众说纷纭。清末张之洞指导学生读书，有“足、精、旧”三定义，简明宜从。20世纪80年代修撰《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时，学术界形成“三性九条”之说。三性指“三性原则”，即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九条指“九项条件”，较为具体，兹不详列。古籍鉴定为古籍版本学之重要内容，鉴定者既需掌握古典学的基本理论，通过全方位、多学科的考证，知其源流，辨其真伪，品其优劣，明其价值，也需沉浸其中，积累实践经验，获得“直感”，形成“通感”。适时总结经验教训，特别是对古籍鉴定老专家“一眼入神”鉴定功夫的“实录”传承，就显得特别重要。

扬州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赵宣团队的“口述史方法下的中国大陆当代古籍版本学家鉴定经验整理集成与研究”课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其结项成果《口述史视阈下的古籍版本鉴定研究》，则有着很显明的学术特色。

首先是研究对象的鲜活性和一定的代表性。作者以当代古籍版本学家作为研究对象，实际访谈了19位专家，为其中的16位专家撰写了专门篇章，另为2位去世已久的当代版本学家撰写了追忆文章，共计18篇，并形成了大量的音像资料。访谈的19位专家，既有年龄超过90岁、德高望重的老学人，如沈燮元（1924年生）、江澄波（1926年生）、丁瑜（1926年生）、王贵忱（1928年生）先生，也有成就卓著的中年学者，如陈红彦（1965年生）、韦力（1964年生）、杜泽逊（1963年生）先生。这些专家，还有着一定的行业代表性，5人来自高校和科研院所，12人来自图书馆和博物馆系统，2人为私藏界的杰出代表。受访者均为业界公认的大家。如图书馆之代表沈燮元先生，参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古籍提要》、《中国古籍海外珍本丛刊》等大型书目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撰有《明代江苏刻书事业概述》等，是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在古籍整理、鉴定和保护工作上作出了杰出贡献。书业世家之代表江澄波先生，经眼古籍不计其数，炼就火眼金星，复旦大学吴格先生称赞：“以七十载之铢积寸累而始成此目，其足为中国目录学史增重，自不待言。”高校和科研机构之代表安平秋先生，既是古籍研究专家，也是古籍收藏家，他对版本鉴定有着独特的见解。笔者曾有机缘受教，获益良多。安先生设帐北京大学，指导学生进行《史记》版本研究，重一次文献，重个人创见，主张既要注意古籍的外在形式，更要深入研讨古籍内容的细微差异，比如异文现象等，贡献巨大。总的来说，本书是记录他们一生心得的第一手资料，展现了数十年来古籍版本研究者的群像，沾溉学林，功在千秋。2007年，我国历史上首次由国家主持开展的全国性古籍保护工程——“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正式启动。伴随此项工程的重点工作之一，就是对古籍的鉴定。《口述史视阈下的古籍版本鉴定研究》也可谓与世俱进、应运而生。

第二是研究方法的合理性和学术性。作者以口述史料为视阈，系统考量当代古籍版本学家的鉴定经验、方法与案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整理集成与综合研究。这种研究途径结合了学科特性，实现了口述史学与古籍版本学的交叉融合，体现出“口述史”与“文本研究”互为补充的学术新思想，彰显充分挖掘古典学之学术资源的特色。作者以“抢救第一手资料、保存学科史料”为第一要务，在前期海量阅读近五百万字文献资料、撰写逾五十万言读书札记、逐一编制个性化访谈要点的基础上，对近二十位古籍版本学家展开了以古籍版本鉴定为核心内容的全景式高端学术访谈，涉及古籍分类、著录方式、整理方法、目验要点、辨伪技巧等方方面面，并对各位专家的学术个性与突出贡献多有揭示，这从若干标题即有反映，如第六章各节，李致忠先生基于“虚鉴实考”理论下的版本目录学研究、史金波先生基于民族史与民族文字的西夏文古籍版本研究、韩锡铎先生基于文献整理实践的版本目录学研究、安平秋先生之汉籍引进工程与古籍整理工作、杜泽逊先生基于目验与校勘双重考量下的版本目录学研究。

第三是该书让我感受到古籍鉴定的专业性和重要性。古籍的庐山真面目期待从业人员的才、学、识、德。对于古籍鉴定，既有主观因素，如书估失德，常有以假乱真之举，前人辨之甚详，也时有客观因素，眼力不足，以致判断失误。现代新版古籍，其版本问题更是五花八门。有工作方式不当，有底本与工作底本之异不分，甚至挂羊头卖狗肉的。如某社版《搜神记》读本，《前言》中明确说明工作底本是明末毛晋《津逮秘书》本，实际却是以清代张海鹏《学津讨原》本为底本，因为通行本为中华书局再版之汪绍楹整理本即以《学津讨原》本为底本。笔者比对过《搜神记》这两种版本，实有近20处文字差异，不可混也。有时会因袭前说，积重难返。如近读沈津先生一文，谈到某馆藏《太学新增合璧联珠声律万卷菁华》，被当作是“宋刻巾箱本”，入选了《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因“存疑”未得及时纠正，又有该书收入《中华再造善本》唐宋编、入选《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之事。沈文说明，经目验与考证，并与韦力、刘蔷等讨论，认为此所谓宋本，当为明本。专家层面尚存在不同的观点，可见版本鉴定之不易。

第四，作者既重视古籍鉴定的实践，又重视古籍版本的基本理论，并对访谈者做过先期研究，因而论述问题时，能把握重点，揭示特点，展示出古籍工作者发现问题的职业敏感和良好的专业素养，故其所论值得学术界重视。作者认为，“今后版本学研究的首要任务应是通过修订《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和编纂馆藏善本书志这两个抓手，从实践中培养版本鉴定人才”、“以版本鉴定为核心的版本学主体研究部分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即使是明清本的鉴定，也绝不比宋元本容易”、“古籍疑难版本的鉴定工作还远没有结束，仍需花大力气予以研究解决”，有感受，有建议，颇多卓见。至于书中的个别观点，或有进一步细化的余地，比如对行业工作侧重点的观察，“图书馆界更多地是在版本学研究的‘点’上做了大量工作，而学术界则更多地是在‘线’上作了系统的梳理并取得了重大突破”。此说未作时段上的区分，个人感到似更符合新时代专业分工明显的现象，在老辈学者身上似不很明显。

戊戌岁末，赵宣来电，相邀为其大作撰序，本不敢应承，怎奈1985年，我即由先师徐复先生介绍，有幸拜识同乡前辈赵父赵航先生，数十年来受益良多，并时与赵宣交往论学，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顺利结项，成果即付剞劂，理当祝贺，不宜推辞。况且笔者从事古籍工作三十多年，对古籍鉴定虽是外行，但也时常阅读古籍，细究版本，深知古籍鉴定之重要。然获此鉴定能力，大为不易，“眼别真赝、心识古今”的本领需要在长期实践和反复玩味中涵养，实战经验在某些方面不减于文本知识，要想成为公认的古籍鉴定专家难之又难。由此想到，后继人才培养，已是刻不容缓。对著名专家“独家秘诀”的研究总结，更是刻不容缓。

赵宣不但在图书馆古籍工作方面勤勤恳恳，多所奉献，而且继承家学，耽于古学，精进不已，屡获省级、国家级课题立项，成果颇丰。因穷数周之力，先睹为快。近二十位当代最杰出的古籍版本学家的真知灼见，加上赵宣口述、文档与研究“三位一体”原则指导下综合研究的独到认知，让我受益匪浅。作为小众学科，作为从事此学科之人，更需要一种精神，一种文化情怀，赵宣总结为“丹铅无言写春秋”，赞扬他们“赤诚的学术情怀堪称这个浮躁、喧嚣世界里的盏盏明灯”。由此想到旧文中的一段话：“大师的精神品格是学术的灵魂，重在科学与求实。大师们在勇于探索的人生历程中往往蕴含着一种高尚的献身精神、敬业精神。大家铭记的就是这种绵延不绝的献身学术的人文精神。大师们的坚守与传承，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推动力，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源泉。”

书此感想以为贺。是为序。

2019年五一于东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