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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闻王贵忱先生盛名久矣。作为当代岭南文史学界一位不可多得的通才式人物，他早被文献学耆宿潘景郑先生誉为辽东“魁奇之士”，而郑伟章先生在《文献家通考》中则称其：“精目录版本之学，又治泉币金石及古文字、古文献之学，学问赅博”
，斯书记载了明朝以降1525位文献学家，如今唯一健在的就是王贵忱先生了。
王贵忱，号可居，1928年生，辽宁铁岭人。1945年参加八路军，1949年随军南下，1952年转业后任汕头市交通银行、建设银行行长。1957年在整风运动中被批判，次年被错划为“右派”。1978年落实政策后，历任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副馆长、广东省博物馆副馆长、广州市地方志编委会副主任兼办公室负责人。曾任中国钱币学会理事、学术委员，广东省钱币学会副会长。1988年受聘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1994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现为广东省书法家协会顾问、《广州大典》顾问。
先生富于收藏，学问淹博，其学术研究博涉文献、古泉、金石、历史、考古、书画艺术等多个领域，所藏图籍、钱币、金石、书翰等蔚为可观。先生出身贫苦，自幼失怙，少年失学。虽没有正式的师承，却堪称转益多师。“（先生）遂专事旧学，历游南北通都，问业名儒硕彦，如周叔弢、容希白、于思泊、商锡永诸老等，请益无间，锡永尊人藻亭先生尤见器重，以是名行日以修，著述日以富”
。先生编著和参与整理的著作有《先秦货币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三孔币汇编》（自印本，1984年）、《明本潮州戏文五种》（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中国钱币文献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屈大均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张荫桓戊戌日记手稿》（澳门尚志书社，1999年）、《廖燕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中国钱币大辞典·泉人著述编》（中华书局，2007）、《可居丛稿》（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可居丛稿》（增订本）（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可居室藏钱币文献图录》（广东教育出版社，2014年）、《王贵忱书法集》（2016年）等。治学之余，先生尚潜心翰墨、临池不辍，书艺与学术并进。其小楷私淑钱玄同、魏建功，远追晋人和北魏写经，并参摹汉简笔法；行书远宗二王，复入苏轼、董其昌以至罗振玉、谢无量，形成醇古淡雅、不急不厉、纯任自然的书风，有浓郁之书卷气。周叔弢先生谓其书法作品：“质朴厚拙，毫无侧媚之态，世人或不易知也。”
于省吾先生亦赞其书法之浑朴，“上追魏晋，睥睨唐宋”
。
作为收藏型的学问家，先生几可谓国内外硕果仅存的代表人物，因此，藏物与治学之道成为项目访谈的首选重点。先生之收藏，有图籍、钱币、金石、书画等，并藏有宋元本若干，如南宋残本《诗经附音注》、元本虞集《道园学古录》、元写本《宝元天人祥异书》等；明本二百余种，多罕见秘籍、孤本；而以清本最多，其中不乏珍稀之什，如名家收藏本、批校本、稿钞本等。所藏龚自珍、张荫桓、李宗颢、张之洞、罗振玉集及相关著作自成一体，且颇有为世所罕睹者。先生对钱币文献和广东地方文献亦均有系统收藏。其古币收藏成果丰硕，在金石、书画、火花等实物的收藏上也颇有所得，所藏刊本中多有珍稀之本，如明万历间徐象梅摹图、胡震亨和毛晋刻《津逮秘书》本宋洪遵《泉志》十五卷，当为《泉志》传世之最古版本之一；所藏明万历年间清響斋刻本《三先生逸传》八卷，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丛部著录的两套相较，当为现存唯一足本。但我们以为，相对于珍藏，更为可贵的是先生“不藏于私”的价值观。他曾撰文批评钱币学界的弊端，指出“藏家的珍贵钱币多不示人，也不发表。由于保守风气盛行，致使一些新出土稀见币，连出土地望也无从知道，其后更不知所往。至于居奇待价的风气，更是所在多有。这些积习旧弊，自然阻滞学术研究进展，这也是旧社会所无法解决的。”
有鉴于此，先生一向乐于将辛苦所得的藏品与学人共享，以促进学术进步。
据不完全统计，仅1963年和1988年，先生便先后向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捐献三部明代善本书，所捐明嘉靖本《周易程朱传义》上半部五册，著录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易类，广东省馆恰藏有下半部五册，上下两部书书根均题有“周易程朱传义”字样，并标有汉字从一至十，卷中均钤有“番禺梁囗囗珍藏书画印”，是为一书而分散为二，至此则合成完璧，传为一段书缘佳话；所捐明嘉靖本《韵谱》著录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小学类，在海内外目录书中仅曾见著录于《千顷堂书目》，当为世间孤本；所捐明刻本《七修类稿》，著录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杂家类，传本亦甚少。1990年，先生又将精心保存的古代南越残瓦三百余片及两汉兽骨五行刻辞捐献给了广东省博物馆。1999年，先生则向中国钱币博物馆捐献钱币文献六百余册，其中有不少是珍稀本乃至孤本，还包括一批著名钱币学者的手稿，堪称我国目前最完整的一份钱币学文献专藏。2009年，先生再次捐献给广州图书馆藏书三百余种、七百余册，其中，明万历刻本苏辙《古史》六十卷被成功申报入选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是书曾经明代徐氏红雨楼及清人胡承珙、近人莫伯骥收藏，刊印流传甚少，具有重要的版本和资料价值。“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我的收藏是为研究服务的，藏品能够为更多的学人所利用，我很高兴。”
“我主张研究与实物结合，如果能为朋友提供一些研究上的方便，也是相当有意义的。得失都是正常的，万物经眼，皆为我有，物我之间，我看得相当达观。”
就收藏理念而言，先生更重视藏品的资料价值，以收藏服务于学术研究。他每得一件藏品，必力求弄清其来龙去脉、价值巨细，使之能为学术进步发挥作用。因此，很多藏品皆被他转化为研究成果。其小则如题跋文字，大则如《中国钱币文献丛书》《张荫桓戊戌日记手稿》等，皆应归功于其所藏有的第一手资料。而先生之研究，一方面能提供新材料、新视角，另一方面又能落在实处，解决实际问题。他主张“古物以可考者为贵，而有文字可补史书之缺陷者尤可贵”
，以史证物和以物证史、补史是其研究中并行不悖的两个重要视角，最终形成了“言必有本、博涉广识”的治学风格。
仅以其版本目录学研究为例，就既重视对古籍版本的目验、对勘功夫，又重视利用目录书、史志和相关论著，能通过不同版本的对勘，考异同、定善本。因此，潘景郑先生赞之曰：“其校理古籍，于目录版本，博涉尤广，依据翔实，发前人所未发，裨益士林，诚非浅尠。”
由于收藏、经手的古籍繁多，所以先生具有版本鉴定的丰富学识和经验，对于何书用何种纸、何种印刷方法、刻印之精善粗疏等，往往可一望而知，并能综合版式、纸墨、字体、序跋、题识、藏印、讳字、内容等书籍内在特征以及史籍、目录书、方志等佐证，运用对勘、考辨等方法，对古书版本年代、价值等做出准确判断。以《明万历初印本〈北宫词纪〉跋》一文为例，他依据所藏《新镌古今大雅北宫词纪·凡例》不避清讳，于陈融、郑振铎、李一氓三家所藏《北宫词纪》各卷缺页处俱全无缺且无补刻版页，卷一目录所附第一页插图与《中国古代版画展览图录续编》所收同一画面图版有细微不同，又证以本书刻印特点，指出“（此书）信为万历刊初印本”，更“参证诸家著录，验以刊本特点，可知本书为南京陈大来继志斋刊本”，而于卷四第五十九页配以补钞者，亦一望而知。
先生告诉我们，补钞的东西，风格不一样，通常元朝本多一些，而南京陈大来继志斋刊本，除牌记外，特点之一是字体规整，特点之二是用竹麻纸，硬也干净。又如《记大德〈南海志〉残卷》一文，他对陈桓先生批评“潘（宗周）跋因卷十末有一终字，余四卷否，遂疑全书已尽于此，不知卷末终字或有或无，本无定例”
，先生深以为然。他补充说：“宋本没有看过，元本确不少。但潘宗周依然是晚清版本收藏第一好。”其于版本鉴定可谓眼力精熟而考究详致。再以《万历本甘旸〈集古印谱〉跋》一文为例，因此本内界格纵横线呈现有不规则弯曲现象，释文文字大小相间，排字参差不齐，且同一版框本无错动迹象，而界格内释文则有错动叠印与否之别，非逐格分次刷印释文无由致此。验以甘氏所撰《凡例》，审之书版，殆所谓“二次版”者，似先用金属（疑为铜锡之属）界格条排版，俟印刷版面后，再依释文排以木活字小版逐格刷印者。因疑此书为金属版木活字本。若然，则属活字版中别开生面之作，亦古印谱中所鲜见之版式也。
这一持论亦得到了周叔弢先生的赞许与认可。先生认为，所谓铜活字等没有大量留存，最多仅仅是试验性的，晚清才有金属活字，现在更难以确认其金属性质。
先生所藏龚自珍著作及相关文献自成一系，仅在捐赠广州图书馆图籍内龚氏著作即有近三十种、相关文献十余种。我们知道，龚氏一生著述颇丰，传世版本甚多，自嘉庆十五年（1810）龚氏自辑编年诗始，其自编及后人编订其著述的版本就有近百种，
而清季及民初刻本却存世无多，先生所藏龚氏著述的系统性由此更显可贵。缘此，先生曾以《龚自珍诗文集早期刊本述闻》为题，连撰六文连载于1986年至1989年间的《广州师院学报（社科版）》，绍介龚氏诗文集原刊本及其传刻版本，清季至民国编刊之龚氏诗文集、全集及名家批校本等。文中对于诸本之版式、内容稀见或习见程度、初刻模样或底本所自、校勘之精审或粗疏等，皆予以精细辨析，所揭示多具廓清源流之功。在大文兄的陪同下，我们有幸在广州图书馆调阅了先生所赠潘景郑印江标刻羽琌别墅本之覆刻本《龚礼部乙亥杂诗》一卷，此乃潘先生得江氏版片后“刷印百本以传之”中的一本，通篇刻印俱佳，并署名皆作双钩，当是翻刻时依原本钩摹者。通篇丹铅殆遍，为王佩诤先生手自标注，良可珍贵。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幸调阅了先生所赠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吴昌绶双照楼红印本《定庵先生年谱》，此乃龚自珍第一个年谱的唯一木刻本，况且是用洋红纸印成的样本，堪称孤本。在可居室，先生还亲自为我们展阅了清道光四年（1824）原刻初印本《圆觉经略疏》上下卷。此书单刻本甚少见，有清一代仅此龚自珍等人出资助刊的《圆觉经略疏》本，苏州娄门内三家村善庆禅林藏版。天地头阔大，通篇加刻圈识，刻印精审，官堆纸初印本。全书朱笔圈点，间中有朱笔批注，审之为赵烈文手笔。先生解释说，他所命名之官堆纸，就是政府用的公文纸。对于先生的龚氏专藏与研究，潘景郑先生曾由衷感慨道：“龚定庵先生诗文集，传刻频繁，取舍不同。吾友王贵忱先生搜罗极广，撰文备详书刻之源流，足当定庵之功臣。余深仰其好学深思为不可及。”
“龚定庵遗集传本频繁，取舍不同，先生胪列群刻，详述内容，凡篇章之多寡，文字之异同，撰文据证了若指掌，非其博闻深识，讵能下笔成文乎？”
激赏之意，溢于言表。
“钱”，原与“鏄”同为古代农具，跟“划”相通，呈铲状。春秋战国间物物相易时，金属农具“钱”即被当作重要财产作为交换流通物。古音“泉”与“钱”通，因货币如泉水一样流通不息，遂有人将“钱”称“泉”。后世文人更因“泉”字较“钱”字风雅淡泊，故尤喜称“钱”为“泉”。钱币学是研究钱币形制、铭文及其制作特点和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门学科，在我国传统上是包括在金石学范围之内的。金石学创始于北宋，而钱币学的产生比金石学早得多，已有1500年左右的历史。
先生对中国钱币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在当代学术界，几乎无出其右者”
。因此，项目访谈的另一重点则是泉学视阈下的版本目录学研究。先生少时即喜读龚自珍文章，而龚氏喜收古钱币给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1952年转业到银行系统工作，在恩师周叔弢等诸位前辈的鼓励下开始搜集钱币谱录，历经30年的集藏，逐渐形成多个品种中国古币的专藏，复加整理辑为目录或拓印成集，如拓写本《古泉斋所藏空首币目录》《古泉斋所藏先秦古币目录》《庤乃钱鎛》、原钱拓本《空首币集》《平首布集》等。三孔币拓本的收藏，更蔚为大宗，1984年出版的《三孔币汇编》，收三孔币品类达二十六种、不同面文的三孔币墨拓本五十七枚、手摹本十二枚，学界称之“最富”
。以原始资料搜集为基础，先生尤着力于研究钱币文献以及对钱币学史的梳理，所撰之《从古代中外货币交流探讨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张之洞创办广东钱局考略》《洪遵〈泉志〉的学术价值》曾连续斩获中国钱币学会三届金泉奖，主编之《中国钱币文献丛书》和《中国钱币大辞典·泉人著述编》更是其钱币文献整理与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六十余年的学术生涯，先生之研究涵盖了文献学、钱币学、金石学、历史学、考古学、书画艺术等多个领域，且能贯通学科壁垒，可以说，其融合多学科视阈下的钱币学研究独树一帜，而钱币学的研究背景，亦有助于先生在文献学、金石学领域均有独到的发明。我们发现，他在为所藏或寓目的钱币学文献所作题跋文字中，多在评述内容外，兼论诸书版本，更有明确论及版本目录学与钱币学之间的联系。如题张崇懿《钱志新编》云：“此道光原刊本而初印者，惜卷尾缺数页。爰请卢达文先生为之补白，以备日后遇有原刻本钞配齐全耳。此帙为独山莫氏父子旧藏，钤有莫有芝、莫经农诸印记。莫有芝以治目录版本之学闻，有《郘亭书目》行世。……初不知莫氏亦雅好古币，清季版本学者若叶德辉、杨惺吾诸人亦同有此癖，且有专书问世。殆版本之学似与古币学甚有缘分也。”
又如《〈泉志〉题记》云：“《泉志》成书于绍兴十九年（1149），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著录，惜无宋、元刊本传世。明《永乐大典》收有《泉志》，惟大典本已佚，仅有清翁树培校录大典本得以传世。明胡震亨、毛晋万历年辑刻《秘册汇函》丛书，收入宋洪遵撰、明万历时人徐象梅摹图本《泉志》，及明崇祯间毛晋辑《津逮秘书》再据此本翻刻。清《学津讨原》本、隶释斋本和《晦本斋丛书》本均同属这一版本系统。另有明嘉靖元年（1522）秋茶梦庵钞本，见清初钱曾《读书敏求记》著录，原本已佚。”
寥寥二百字，即概述了洪遵《泉志》一书的著录情况、版本源流及传世情形，此等识见乃历年积累所得，洵为厚积薄发。这种向钱币旧籍探赜索隐、钩沉致远的精神与功夫，恰恰体现了先生之钱币学与文献学研究的辅车相依。
此外，历来研究货币史的学者，对书价鲜有论及，而文献学家亦少关注此问题。这自然与古籍定价资料绝少有关。对此，先生颇不以为然。他认为，虽明末清初的书价资料少见，但图书上的定价印记，不但对物价史有参考价值，也是白银在明清货币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的见证物。有鉴于此，他先后撰写《记十竹斋〈印存初集〉》和《介绍几部明清刊本定价印记》两文探讨古籍定价问题，更在《天福五年砚铭小识》一文中论及砚铭标值，并指出书价印记在货币流通史上的意味以及对于货币研究的意义，足以体现其作为收藏家、文献学家兼钱币学家的独到的学术视角和眼光。反之，对版本学之于钱币学的意义，先生亦体会至深、多有阐发。如在《题倪模〈古今钱略〉》一文中云：“《古今钱略》卷帙浩繁，文字数十万言，钱图四千余品，都三十四卷，而镌刻版式、印刷以及用纸皆佳，清季所刊钱谱无出其右者，盖督理此书校刊者，为杨守敬、饶登秩二家。惺吾擅长版本目录学，以校刊善本古籍鸣世，亦兼及古币诸事。饶氏以精研古钱闻。皇皇巨制，非兼二公之长则莫办也。”
治学之余，先生则沉潜翰墨，临池不辍，书艺与学术并进。其不少题跋、著作和手抄文字，皆化身书法作品，因以学问涵养艺事，其书法更能远离匠气而自有书卷气。所以，书艺视阈下的稿钞校本研究成为项目访谈的第三个重点。我们知道，出于对国学大师罗振玉的景仰，先生自20世纪50年代起，但凡罗振玉遗墨均见无不收，殚精竭虑半个世纪，终于集成蔚为大观的雪堂书翰系列，也成为先生最引以为豪的名家翰墨，共计信札四十一通，改订本《海宁王忠慤公传》以及扇面、碑记考证、题跋等。在可居室，先生特意给我们展阅了罗氏亲笔改订本《海宁王忠慤公传》，手泽尤新，书后还有罗继祖先生的题跋，弥足珍贵。作为一名典型的学者书家，先生是首倡罗体的学者，乃至常有人将先生书迹误作雪堂墨宝，可见其对雪堂书体之熟稔程度。此外，先生尚藏有罗振玉校录民国七年（1918）上虞罗氏影印本《恒农专录》等数十种之多；晚清重臣张之洞撰《广雅翰墨》，可谓可居室所藏另一特色稿本。此书札已经先生改装为经折装五册，册一至四为张之洞致张佩纶书札，册五为张之洞致瞿禨等书札二十一页，共九十页，均为张之洞未刊墨迹。包括：1.致绳庵（张佩纶字），六十四通六十九页（包括张之洞致张佩纶书札六十二通、诗两首、张佩纶题记一篇）；2.致润生（张曾敭字），二通二页；3.致崧生（梁敦彦字），一通一页；4.致紫玖（瞿鸿禨即瞿禨字），三通十四页；5.致外务部，一通四页。此外，先生尚藏有民国十年（1921）南皮张氏刻本《广雅堂骈体文》一册、民国十年（1921）南皮张氏刻本《广雅堂散体文》等十余种。
20世纪80年代，先生曾以徐悲鸿书札手卷与文物商店易得曾国藩书札，而前者时值远高于后者。这批手札包括曾国藩晚年致李瀚章、李鸿章昆仲的书信和附片三十二通，当系李瀚章编辑《曾文正公全集》时抽出未刊之家藏件，其丰富的资料价值可想而知。推此即彼，先生对曾国藩之机要幕僚、阳湖才子赵烈文稿本亦是钟爱有加。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1867年7月21日），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与赵烈文聊天，赵烈文预言清朝五十年内必灭亡，其后中华大地将是军阀割据。“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分剖离析。然而主德隶重，风气未开，若无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异日之祸，必先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历史惊人准确地应验了赵烈文的预言：1867—1911年正好四十四年。“能静居”“天放楼”“小脉望馆”均为赵氏藏书之所。先生藏有《天放楼碑跋》稿本一册，展阅一过，精妙绝伦，其分别用“亦龙亦蠖之居”蓝格稿纸、“能静居钞”乌丝栏格稿纸、“赵氏世德録”蓝丝栏稿纸和“江苏通志稿”蓝格稿纸四种稿纸，由钞手正书恭写文稿。因为谙熟赵氏书体，先生不仅发现每页均有赵氏亲笔校勘文字或注明刊印注意事项，更有一页皆是赵烈文本人手写正书文稿，遂复核此本系赵氏整理后之待刊清稿本。
食粤谷五十载，尽学人一片心。张荫桓与李宗颢成为先生名人信札、稿钞本等收藏中最具系统性的另两位代表人物。晚清重臣张荫桓被称为“甲午至戊戌间之幕后大人物”，也是当时不可多得的外交人才。先生家藏张氏选编《骈体正宗》二编稿本二册，此书不仅前有张氏手书目录卷次和多处修改痕迹，更收有其手写骈文四篇；张氏《奏稿》校订本十九篇，多为张氏所撰经誊写之清稿本，间有张氏手自校改者，内有为他人代拟稿，史料价值极大；张氏《铁画楼诗钞》卷五写校校订稿本和初印校样稿本；张氏自印《张樵野戊戌日记》稿本，绿格竹纸稿纸，半页八行，版心有“铁画楼”三字，总一百三十一页，原分装三册。所记始于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正月初一日（1898年1月22日），止于是年七月初六日（8月22日），即张氏被捕前三十二天，共计二百一十三天行事和见闻，史料价值极高，后由先生作释文和笺注后影印出版；《铁画楼诗续钞》三卷，各有白连史纸初印本和毛边纸较后印本一部；清末金石学家、版本目录学家李宗颢（1862-1921），字煮石，号邵斋、夷白等，别号愤石生，幼随父李应鸿至长安，访古都各处，喜爱金石，终日以鉴赏金石以自适。长于考据，精治古书版本，通目录学。先生家藏有李氏父子《诗辑》《南海李应鸿先生行述》《西安府学碑林石刻录目》等稿钞校本达数十种之多，并且《四库全书总目》和《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大多未收。概而言之，先生乐于收藏书札、手稿，既与其爱好书法有关，又由于深谙书道而能在稿钞校本的鉴赏与辨伪上独具慧眼，而稿钞校本鉴定水准的提高尤离不开海量的经眼、目验、比勘与书道的熟稔。
王贵忱先生一生博览群籍，于书无所不读，视野宏远，眼光敏锐，往往于人所不经意处有独到见地，时多创见。先生堪称当代博雅宏赡的学术大家，要而言之，重视文献与实物的结合乃其治学的最大特点。就古籍版本学研究而言，则是以其宏富、珍秘收藏为根基，言必有本，无征不信，注重实证，准确公允，而先生宽广的治学视野，尤其是卓有成就的古钱币学、金石学及书画艺术，又使他的古籍版本学研究，独步学界，卓然成家。端坐可居室，随侍先生请益两日，他常常言及“斜阳流水干卿事，未免人间太有情”（沈尹默诗），旨在提醒后学如吾辈一定要有“抱残守缺”之传古精神。当然，这应该也是有发自他自身遭际的体会与感叹的。1957年，先生被错划为“右派”并降级，被迫搬进逼仄的容膝之地，便取“随处可居”之意，以“可居室”为斋名。几十年后，我们仍可从王世襄、廖冰兄书写的“可居室”横幅题款的“贵忱年弟”（所谓年兄年弟，是古代同年科举者之间相互的尊称，王世襄、廖冰兄与王贵忱三人于同一年被打为“右派”，“年弟”之称便是对这一经历的幽默注解）想见先生当年之痛楚与辛酸。但是，如今的会客厅墙上则还挂着叶选平先生题写的“乐以忘忧”四个大字，我们理解，这又何尝不是先生一贯的人生态度呢？虽“随处可居”，却不随波沉浮；虽屡屡离忧逢患，而乐学之志不移。《易》云：“谦亨，君子有终”，王贵忱先生不正是这样一位以谦德鸣世的君子吗？他毕生怀着“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乐在其中，经年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