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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救性地挖掘并保存耄耋学者的版本鉴定经验与史料，是我们研究进程中深感刻不容缓的任务。遗憾的是，丁瑜先生不仅天性讷于言，且已届鲐背之年，口头表述能力与记忆力都已有一定程度上的衰退，好在国家图书馆（以下均简称为国图）为贺先生九秩华诞，刚刚于2016年结集出版了先生平生之作，名之曰《延年集》以飨学界。我们在精读书中所有论文的基础之上，在国图古籍馆陈红彦副馆长的鼎力支持下，有选择性地调阅了先生历年经眼之善本古籍；与先生亦师亦友之版本专家程有庆研究馆员，亦于百忙之中协助我们共同探讨总结了丁瑜先生的版本目录学研究。
丁瑜先生，1926年出生于河北高阳，1949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即入中国国家图书馆（时称北平图书馆，后先后更名为北京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工作，期间曾短暂去出版总署图书馆工作，总署撤销后，重回国图工作至70岁离休。入馆后，他在赵万里、陈恩惠、冀淑英三位先生的指导下，习版本目录之学，历任中文编目组组长、善本组组长、善本部副主任，在古籍版本鉴定与编目、古籍整理等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和较高的造诣。现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国图研究馆员、中国文物学会培训部专家、北京市文物局鉴定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中国古籍装订修补技术》是丁瑜先生对现代版本目录学，乃至古籍保护事业，具有首创意义的重大贡献。它是丁先生对国图老一辈修复专家肖振棠先生的工作记录，“是修复《赵城金藏》和《永乐大典》的全面总结，也是此两项重大修复工程留下的唯一记忆，也为当时的一批古籍修复师及其修复工作留下了珍贵资料。”
我们知道，国家图书馆善本藏书是以清内阁大库、翰林院、国子监南学部分旧藏为滥觞，宋刻元椠、明清精品，皆为海内外所瞩目。然“前代书画，传历至今，未有不一残脱者。苟欲改装，如病笃延医。医善，则随手而起；医不善，则随剂而毙。”
庆幸的是，国图古籍保护事业拥有著名的“三肖”（肖顺华、肖振棠、肖振邦），他们同为肖氏家族，不仅会修书而且也懂书，他们与“国手”张士达一道在古籍修复界享有盛名，蔚为宗师。遗憾的是，他们此前大都是旧日琉璃厂书铺的店员，虽对古籍修复、版本鉴定独具只眼，但大多学历不高、文字表达能力有限。35岁那年，丁先生从中文编目组组长的职位调至善本组，工作之余，开始有意整理“国手”们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修复经验，内容侧重叙述实际操作方法，以及装订修整古籍所需工具和用品，同时对我国书籍装订形式的演变，及书籍本身有关的专用名词都做了较详尽的介绍。为此，先生还特意邀请了张耀华老师绘制了插图，附录了《装修书籍操作规程及成品检查标准》。经过全面的改写修订后，该书由书目文献出版社（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可以肯定地说，此书是建国之后古籍修复界的开山之作，不仅为新中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古籍修复师，尤为重要的是确立了古籍修复的标准流程与基本程式，功莫大焉。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以下简称《善目》）是由古籍界顶级的专家合力成就的一部堪称史无前例的大型古籍工具书，前后历时长达18年，共著录除台湾地区以外中国大陆781个单位的藏书约6万多种、13万部，堪称现代古籍界的一座丰碑。当年，在编委会中完整经历了初审、复审和定稿的一共只有九位专家，先生是如今尚健在的四位专家之一。毫不夸张地说，先生堪称《善目》的历史见证者，也成就了他一生学术之辉煌。
早在《善目》编委会开始工作前，先生就曾在广州召开的“全国古籍善本书版本鉴定及著录工作座谈会”上做了题为《古籍善本书著录浅说》的报告，为以后各省市地方图书馆古籍善本著录统一了思想，其中对书名、著者、版本、稽核、附注五项的种种细节规范要求，足为后世之矜式。如先生认为，卡片背面的“备考”著录，除应详细著录一书行款、字数、版口、边栏、刻工、牌记外，还必须要注明著者的简历和有关版本的考订依据及流传收藏情况，甚至必要时还要把有关鉴定版本的刊书牌记临画下来。可以说，作为鉴定版本的重要参考材料，具有开创意义的“备考”著录，正是特定历史时期内《善目》矗立为一座丰碑的重要保障之一。据此，我们更不难理解前辈学者在那个时代编制一部全国总目的艰辛（缺乏现代摄录设备），以及出版时删掉行款的苦衷（各基层馆著录水平的参差不一），其根本宗旨乃在于不以讹传讹、不误导读者。
丛书编目著录，向称晦涩艰深。在编辑《善目》的过程中，基于各基层馆缺乏统一认识，先生特意撰《古籍丛书编目著录浅论》一文，针对十二大难题逐一条分缕析、示人以大路。以子目书名的著录为例，先生认为，一方面应严格按子目卷端题名为宜，另一方面也强调了特殊情况须做特殊处理。有的丛书，其中某个子目顺序编卷，页次相连，可各卷因内容不同而题名互异，如《三异人文集》中有一种子目，卷一题“李卓吾评方正学”、卷二题“李卓吾评杨椒山”、卷三和卷四题“李卓吾评于忠肃”，遇此情况则不能以卷一为准，而须综合著录为“李卓吾评方正学、杨椒山、于忠肃四卷”；再以子目的排列次序为例，即使在今天的古籍普查平台著录中，我们也会经常发现，同一丛书常常也是各馆子目顺序迥异。个中缘由除出于疏忽外，大多是因为在流传中总目佚去，各馆根据现在藏书的次序著录的，有的甚至就是根据书根上编的顺序著录的。先生认为，一部丛书的总目录，多是由于编辑手辑而体现了编者的意图，具有一定的科学性，著录丛书子目，其排列顺序，一定要以该丛书的总目录为准，而如果总目佚去，应该参考有关书目，找到准确依据，以尽量保持该书的原貌，切忌信手编排，任意为之。因为丛书多属大部头，在长期流传过程中便难免散失，旧日书贾为了牟利，常常是以假充真、以残充全、胡刷乱印，倘若我们不按总目录进行清点，并按其顺序著录子目，就会上当受骗并影响所编书目之质量，贻误后人。
此外，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全国古籍善本普查中，先生还多次发现伪造的宋元版书。如在新疆大学普查时，先生发现一部《后汉书》的纸张墨色、版刻款式都似宋版，但仔细鉴定后确认实为明正统八年（1443）刻本。此书版心下方有挖补的痕迹，原来是作伪者将每页版心下的“正统八年刊”五字挖掉，再补以旧纸捶平，甚至有的书页挖掉“正统八年刊”后改印“乾道三年刊”字样，作伪技艺精湛。在其后的巡回鉴定中，先生发现同种作伪方法，亦在上海、吉林、浙江等地馆藏中存在。
先生一生访求掌眼入藏的珍籍善本不胜其数，应该说，他是在海量的实践中历练为一名火眼金睛的“老法师”的。这一点理所当然地成为我们课题研究时聚焦的重中之重。20世纪的60年代末，造反派、红卫兵破“四旧”，将北京柏林寺的大雄宝殿、维摩阁和天王殿内所供明清泥塑佛像捣毁，并从佛像腹内拆出了许多珠玉宝石和佛藏经书，珠玉宝石当日就被处理，经卷佛书却扔得满地都是，后来就堆在前院天王殿内。一天，丁瑜先生与70岁的老组长陈恩惠一起被派往柏林寺访书，当他们迈入二进院时，一张泛黄的纸片随风吹到丁先生脚下，低头看去，是一张残破的佛说法图。丁先生将残纸捡起递给陈先生说：“您看，这是《碛砂藏》的扉画残页吧？”陈先生看后，立刻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俩赶紧拿着残纸找到柏林寺的负责人，在待处理的破烂书刊中，发现了两千余卷《碛砂藏》。1992年，方广錩先生组织人员，依《碛砂藏》目录对其进行初步整理，共清理出两千数百册；1994至1995年间，李际宁先生通过初步整理后，发现这批佛经藏本确属于《碛砂藏》，为明代永乐年间补刊本，补刊者为杭州南山一系高丽惠因华严讲寺沙弥鲍善恢，募缘助刊者以杭州附近市镇的僧俗为主，尽管不完整，但其基本框架结构还是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由此可见，丁、陈两位先生文革期间在柏林寺发现的这部超过两千册的《碛砂藏》，其文化价值无可估量，他们对文物界、图书馆界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也必将载入史册。
以宋刻本《忘忧清乐集》为例。该书由北宋末年御书院棋待诏李逸民编辑而成（国图先后两次出版图录均误作“撰”）
，为现代所知刻印成书、传世最早的围棋著作。版框高20.5厘米，宽27.5厘米，白口，左右双边，每叶20行，行23至25字不等（国图图录著录有误）。
此书文字部分编辑了四种著作，首列《棋经》十三篇，题为“皇祐中张学士撰”；次列宋徽宗赵佶作《御制诗》一首；第三种是《棋诀》四篇，为北宋国手刘仲甫撰；最后列张靖撰《论棋诀要杂说》一篇。关于《棋经》的作者张拟，自元、明、清三代以来，从未有人提出过怀疑。20世纪80年代，中华书局和日本讲谈社在影印出版该书时，均肯定为“皇祐中学士张拟撰”；已故著名学者余嘉锡先生在《四库提要辨证》中，虽已辨证“张拟”为“张靖”之误，惜其未能目验原本，故将“擬”（“拟”的繁体字形）字解释为乃系草书“靖”字，实属牵强。为此，我们特意在国图善本室调阅了原书，以目验丁瑜先生的鉴定结论。《论棋诀要杂说》的作者题名为“张靖撰”——姓与名两字均系同样大小之楷书镌成；《棋诀》的作者“刘仲甫”——姓与名三字也是用同样大小之楷书镌成；《棋经》的作者题名格式则为“张学士擬撰”——“张学士撰”四字刻为大字，而“擬”字刻为小字，“擬”字与“撰”字之间又有数字空白，镌刻形式与前列二书题名款式相去甚远。先生认为，“此处所刻之擬字，绝非靖字之草书，实为模拟之拟。因《棋经》十三篇乃仿《孙子兵法》十三篇而做，故题曰‘皇祐中张学士拟撰’，后人不察，乃将此拟字误为人名，使八百年前棋坛上增加了一名乌有国手。”
比较《棋经》之第十三篇《杂说篇》与张靖所撰《论棋诀要杂说》，两篇题目虽异，而内容则完全相同，也可以证明两书确为同一作者。令人不解的是，即使30年后的今天，在各家陆续出版的各种目录、图录中，这一错误依然赫然在目、绵延不绝。
以宋刻孤本《忠文王纪事实录》为例。宋谢起岩撰，宋咸淳七年（1271）吴安朝公文纸印本。前有宋理宗景定癸亥四年（1263）谢起岩序；卷末有宋度宗咸淳七年太学明善斋谕学生吴安朝跋。半叶十行，行二十二字，白口，左右双边，版心上记字数，下记刻工姓名。此书各卷首尾钤有“锡山安国宝藏”“子高文房之印”及“晚香阁记”三篆文印记。丁先生认为，“三印朱色相同，疑均为锡山安氏藏书印章”
。此书传世极稀，各家书目未见著录，应系明锡山安国旧藏，后又经清内库、纪昀、临清徐坊和傅增湘递藏。但先生仅凭“朱印相同”，即疑均为锡山安氏藏书印章，实不啻老吏断狱、慧眼独具。为此，我们特意调阅了原书以求证先生的鉴定经验。此书锦函泥金签，签上题“宋岳忠文王行实录”，下署“乾隆乙酉赐经筵讲官礼部尚书兼文渊阁直阁事臣纪昀”隶书三行。卷中钤有“香晚堂记”白文方印（“晚香阁记”疑为丁瑜先生误记）、“子高文房之印”朱文葫芦形印、“锡山安国宝藏”朱文方印三枚。我们知道，在古籍版本鉴定中，印章是重要的辅助条件之一，而明清私家藏书印多用油印，印油为朱砂、艾绒与油混合制成，不同藏书家所用印油会因朱砂比例不同，颜色差异较大，不可能完全相同，但相同的是颜色鲜艳雅致、经久不褪。“制印泥的原料由油（有茶油、蓖麻油、胡麻油、菜籽油之别，四种油中以茶油为最，蓖麻油次之）、艾绒（艾是植物，出产最好的是湖北蕲州‘蕲艾’、河南汤阴‘北艾’、浙江宁波‘海艾’）、朱砂（朱砂本是矿质，必须碾成极细方可使用）搅和而成，色调朱红醒目。所谓‘八宝印泥’、‘秘制珍品’，就是以金箔、珍珠、琥珀、珊瑚、玛瑙、宝石、云母、砒等粉末，油调而成。好的印泥夏不吐油，冬不凝冻，永不褪色。钤印的颜色有新旧之分，旧的印色没有火爆气，新的印色则有油光，朱色耀目。好的印色，时间再长，至今尤焕耀鲜明，而钤在书上的伪印印色都较差，不像当时所钤，印色较新，就像浮在上面似的。”
需要强调的是，所谓“朱色相似”，有时候也可能恰恰是伪书的证据。20世纪70年代，丁先生曾为福建师范大学鉴定的一套《史记》就足以说明这一问题。此书各本卷端第一行首题不是书名而是篇名，开本宏大，字体秀劲似瘦金，纸张墨色、版式行格都有宋版书的特征，首卷第一页钤有“文渊阁”官印和元朝丞相脱脱、明初翰林学士宋濂的印章，从形制和藏印时代似乎都说明此《史记》为宋版。但先生却认为，此书行格字数虽与宋版黄善夫《史记》相同，但字体较原版书板滞，且三枚印的色泽相似，宋濂印传世不多，所见均为方印，而此书钤为圆印，也很可疑。另外，此书的纸质较厚，绵性较大，与国图藏明嘉靖四年（1525）王延喆刻本《史记》相同，乃作伪者将刻有年代的扉页撕掉，再加盖元、明官印和私章的伪宋版书，所以应该是明版。
60年代，先生先后参与了第二次访购郇斋藏书和柏林寺本《碛砂藏》的工作，前者虽仅有二十五种，后者虽是明代永乐年间补刊本，但实为世间之至宝。我们在国图特意调阅了郇斋旧藏《古迂陈氏家藏梦溪笔谈》以开眼界。此书元大德九年（1305）陈仁子东山书院刻本，半叶十行，行十七字，细黑口，左右双边，目录后有“茶陵东山书院刊行”牌记，首有大德乙巳九年茶陵古迂陈仁子刊于东山书院序。每版版框高15.3厘米，宽19.6厘米，纸幅宽大，每叶高约41.5厘米，宽56.2厘米，元刻初印，用纸装潢特异，开本特大而印版版面窄小，蓝绫蝶装，版本之精湛堪与唐仲友台州本《荀子》相颉颃。开卷有“东宫内府”及“文渊阁”两朱文方印，当系元代官出，及明太祖朱元璋灭元得之，贻懿文太子朱标，后又归宫中文渊阁。卷首有“杂部”朱文长方印，卷四及卷二十六后有“万历三十三年查讫”朱文长方印，据冀淑英先生考证，当系万历三十三年（1605）孙能传、张萱整编《内阁藏书目录》、勘查群书时所钤。此书清代中期为汪士钟所有，又归松江潘氏，继为近代藏书家陈清华所藏。卷内有“平阳汪氏藏书印”“汪士钟印”“臣文琛印”“平江汪振勋眉棩氏印记”“甲子丙寅韩德均钱润文夫妇两度携书避难记”等印。此书在印纸上也很有特色，据有关造纸专家鉴定分析，认为乃用皮纸印造，纸的表面有一层白色的石灰质，可能对防潮、防蠹有一定的作用，因此，历经700年沧桑，至今触手如新，为我们研究古代造纸技术和图书防蠹方法等提供了宝贵的实物材料。
此外，先生尚依托国图丰富的馆藏资源，对北宋监本（释文单刻、独立成卷）、南宋江西刻本（版刻字体近似颜柳之间）、明代西南边远地区刻本（刻字疏朗、用纸讲究；校雠不精、时有讹脱）以及明天一阁旧藏（书品整洁、无藏书印记、无题跋）的版刻特征，都做出过诸多裨益后人的提炼与总结。
毋庸置疑，回顾60余年的版本鉴定生涯，先生既有将国图《周易象义》《春秋繁露》多年之残卷珠还合浦的快意，也不会没有屡次失之交臂的抱憾。1995年，某拍卖公司上拍一册宋版《文苑英华》，起价百万元，上拍之前请先生鉴定。先生认为，此宋版书与国图旧藏为同书散出之本，应参加竞购，而最终此书被印尼人以121万新加坡元拍走。先生认为，这册《文苑英华》虽只有十卷残本，但版本价值极高，为原编者周必大在嘉泰四年（1204）于江西吉安的刻本。宋刻宋印，先庋藏于宋皇宫内府，有“内殿文玺”“御府图书”“缉熙殿书籍印”，又有明代晋王府藏书印“晋府书画之印”“敬德堂章”“子子孙孙永宝用”，清代时庋藏于内阁大库，共一百五十卷十五册，为海内外唯一的宋刻孤本。宣统三年（1911），十五册宋版《文苑英华》流散民间，其中一册在台湾，十三册在国图，拍卖之册流散海外，如今回流故乡却又为外籍人士所得而携往南洋。1997年秋，一位长春人将珍藏的两函八册古籍请先生鉴定。这是一部原藏清宫的宋刻白文大字本《春秋经传》，宋纸宋印，白文无注，字大如钱，开版弘朗，蓝绢书衣，黄绢标签。虽非宋元蝶装，却是标准的清宫装潢，开卷有“东宫书府”“天禄继鉴”和“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八征耄念之宝”等皇玺。全书三十卷，共十六册。书主拥有前半部，即卷一至卷十五共八册，国图藏有此书的下半部十一卷六册，因书主索价70万元，国图未购买。及1999年春，某拍卖公司上拍了《春秋经传》卷五至十二，只有四册，底价85万元；同年秋季，又有两册卷十三至卷十五送拍，底价45万元；如今，每册均已超过百万元人民币，而八册宋版珍籍终飘零异处。每每忆及这一切，先生常常是扼腕叹息、黯然神伤，我们认为，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文苑英华》与《春秋经传》之案例，应该引起国内文物界与图书馆界高层决策者足够的警醒和反思。
诚如沈津先生所言，丁瑜先生是一位“高简、淡泊，深藏若虚、与世无争、不求闻达、洁身自好的文化人，这在今天这个非常现实的社会中不多见了。”
回首先生一生，守兰台以护韦编，于无声处成不朽之事业，裨益后学至深至广矣，惟愿先生鹤寿绵长、松龄不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