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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代钟嵘（468-518）所撰《诗品》将前代文学家评分等第，分上、中、下三品，开创了文学史上分等评论的风气；明代文献学家胡应麟（1511-1602）所著《经籍会通》又将这种方式运用于评骘藏书家，分为“好事家”“赏鉴家”两类。
有清一代，《四库全书总目题要》卷八七如此评述钱曾《读书敏求记》：“其述授受之源流，究缮刻之同异，见闻既博，辨别尤精，但以版本而记，亦可谓之赏鉴家矣”，显然就是直接沿袭了胡应麟的论调。当然，对藏书家进行分类最为后世耳熟能详的当属清人洪亮吉之《北江诗话》，“藏书家有数等，得一书必推求本源，是正缺失，是谓考订家，如钱少詹大昕、戴吉士震诸人是也。次则辨其版片，注其错讹，是为校雠家，如卢学士文弨、翁阁学方纲诸人是也。次则收采异本，上则补金匮石室之遗亡，下可备通人博士之浏览，是谓收藏家，如鄞县范氏之天一阁、钱塘吴氏之瓶花斋、昆山徐氏之传是楼诸家是也。次则第求精本，独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纵未尽窥，而刻书之年月最所深悉，是谓赏鉴家，如吴门黄主事丕烈、邬镇鲍处士廷博诸人是也。又次则于旧家之中落者，贱售其所藏；富室之嗜书者，要求其善价。眼别真赝，心知古今。闽本蜀本，一不得欺；宋椠元椠，见而即识，是谓掠贩家，如吴门之钱景开、陶五柳，湖州之施汉英诸书贾是也。”
自从洪氏之“五等说”横空出世以来，不仅后代学者受到他的影响而或明或暗袭用其说的为数不少，而且对所谓藏书家的评判更是以此为范、陈陈相因。我们必须知道，我国公共图书馆的历史是短暂的，在此前漫长的藏书楼时代，藏书家的收藏倾向往往与版本学家的学术倾向是一脉相通的，因此洪氏“五等说”之得失，非常值得后人去深入考索。
洪亮吉（1746-1809），字君直，一字稚存，号北江，江苏阳湖人，乾隆五十五年进士，清代著名的学者和诗人。《北江诗话》始撰于清嘉庆六年，是洪亮吉在诗学上的重要研究成果与贡献，“比以前同一类型的诗话要高一些”
。就诗论而言，洪氏虽然把性、情、气、趣、格皆列为诗文可传世的条件，但实际上他心目中最重要的还是至性至情。因为北江评诗立意高古，眼界甚高，即使名流，能完全合其意者也很少，一部《北江诗话》中，被点名批评的诗人数就相当可观，可以说，乾隆诗坛上的名流大家，几乎被他批评殆尽。客观地说，有些批评很有道理，有些则源于其生性好辩而近乎苛求，而在一部诗评著述中兀然出现的所谓“藏书家有五等说”，我们认为，古代文人信笔天下的成分更重，而且在以随笔形式创作时，尤与作者的个人性情息息相关。毫不客气地说，洪氏“五等说”最严重的失误，就是提出一个藏书家分等第的问题，不但分类而且还定出了高下，以至于后代学者对藏书家分等分类的观念都或多或少可以看出和洪北江的关系。事实上，评判一种观点是否完全科学，我们必须将其所述所论置于特定的社会时代背景之中去考察，才能得出较为客观的结论。
有清一代是我国古代学术文化发展的复兴与集大成时代，而孕育清儒学术成就与特色的无疑是乾嘉学风。梁启超曾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归纳出乾嘉学风的十大特色，简而言之就是重证据、明出处、倡辩诘、破门户、求创见、贵简洁。他还指出，“当时学者，以此种学风相矜尚，自命曰‘朴学’，其学问之中坚，则经学也。经学之附庸则小学，以次及于史学、天算学、地理学、音韵学、律吕学、金石学、校勘学、目录学等等，一皆以此种研究精神治之。”
可以说，一语中鹄，道出了乾嘉学派的精髓与特色所在。换言之，乾嘉时代学术风气之盛，学者下功夫之深，做学问态度之正，研究领域之广，各项成果之硕，都是史无前例的，浸染其中的洪亮吉无疑会受到极大的影响，况且他还从小生活在有着悠久文化传统、学术空气异常浓郁的常州。作为乾嘉年间著名的吴派经学家，洪氏于经学用力甚勤，其于经学精训诂之学，“究心小学，潜研数十载”
，“古今训诂即声音”“声音之理通，而六经之旨得矣”
，于史学则精地理和方志之学，加之洪氏思想中固有的强烈的经世精神与鲜明的褒贬倾向，故不难理解他之所以将藏书家分为考订、校雠、收藏、赏鉴、掠贩五等了，甚至根据藏书旨趣与治学方法的差异，断定考订家为最高，其他皆次之，掠贩家属最下。
我们认为，掠贩者本不配享于藏书家之列，洪氏所谓藏书家五等，实为考订、赏鉴、校雠、收藏四类而已。所谓考订家，实则汉学家、经学家和小学家也。赏鉴、校雠、收藏家皆可谓之版本学家，只不过侧重点不一而已。版本学作为古人基本的学术素养，虽然被广泛运用到学术研究中，但大多数学者只视其为一种工具、一种辅助性的学术方法，并不是他们研究的重点和归宿。可以说，收藏派仅仅是具备一般版本知识的业余爱好者，而赏鉴派是为搜集版本而从事校雠者，校雠派则是为校雠而研究版本者。我们认为，赏鉴派在有清一代的持续发展，以及校雠派中赏鉴倾向的增强，其实都是因为“赏鉴”顺应了版本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因此赏鉴派才尤应引起后世版本学研究者加以重点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