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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学发展的基础，一是同书异本的出现，二是版本鉴定成为必要。版本鉴定和比较版本优劣是版本学研究的两个主要角度，也是评判版本学是否独立形成的主要标准。纵观有清一代，版本学家在鉴定版本的过程中，已经掌握了利用版本的形制特征、内在证据以及旁证诸方法来鉴定版本并辨析书贾作伪，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版本鉴定方法，尤其是校勘学之大盛，使得版本学家们已经能够娴熟地运用校勘手段比较版本优劣和梳理版本源流。所以说，正是由于版本学在有清一代具备了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内容和方法，标志着它在这一时期才正式成为一门独立且比较成熟的学问。
版本学虽然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但并不意味着它没有理论指导，“善本观”应该就是所有版本学家进行版本收藏与研究的重要指导思想。“善本”，虽然这个词语“开始见于宋代的文献”
，但其实早在汉代就有了“善书”的概念，《汉书·河间献王传》云：“（刘德）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
此处所言之“善书”，实际上就已经包含思想内容和文本形式这两个方面。五代两宋至元明，以校勘程度为主同时兼顾形制来评价版本的善本观得以赓续，直至明代后期，善本观才出现了新的内容：一方面是延续宋代以来追求校勘精良和刊刻工致的传统，另一方面则是开始将宋元旧刻与法帖鼎彝齐观，视之为文物。清人的善本观，则在承续明后期这两方面内容的同时更有了新的变化：在内容方面主要是文本可靠、校勘精审；在形式上不仅要求其为旧本，特别是宋元旧椠，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而且必须要刊工精良，具有较高的艺术欣赏性。可见，清人之善本观，正是20世纪80年代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时所拟定并为后世奉为矜式的所谓“三性九条”之滥觞。
当今，我们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善本的特殊文物价值，往往具有决定性的证明力与说服力，注定是一般文献资料所不可比拟的。因此，历史文物性也理应成为古籍善本无法规避的首要标准。正如冀淑英先生所言：“从历史文物性看，书籍的时代是选取善本的首要条件，但不是绝对条件，有的书是可以单凭时代条件决定的，如敦煌出现的唐以前及唐至五代、宋初的写本或印本，不问内容如何，片纸只字，都必须特别珍视。宋代和元初的印本或写本，也是如此，不管有什么参考价值，其本身是六百至八百多年以前刻印的书，从印刷史的发展角度看，也应特别保存。同样情况，对于写本的时代，还可以放宽一些。”
就冀先生所论善本书标准之六方面而言，除内容问题外，时代问题、印刷技术、书中的批注校跋、书品、外界事物对书籍的影响这五个方面其实都明确指向了文物价值问题。
权且以“书品”为例，“书品是从书的外部形象来看得，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刻印技术，看雕版和印刷水平高低；二是印书所用纸和墨是否品质精良；三是所印书的书版是新刻成的还是旧版经过修补；四是装帧质量。”
不难看出，一方面，现当代版本学家在古籍善本的遴选上已经具备对其文物价值的全方位认识的能力。我国古籍装帧技术已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而现存古籍中明代以前的书籍大多经过后人的改装和重装，能保留原始装帧者寥寥无几，因此，历代古籍装帧所用的书皮、线、缥带、牙签、丝织品等物品无一不具有不可低估的文物价值。另一方面，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纂者为代表的现当代版本学家，已经认识到了以文物价值为核心的善本观，才是引领版本学独立成“学”的理论指导。当然，古籍的文物价值与文献价值往往是密不可分的，现在我们强调文物的特殊性，并非就是排斥文献资料的重要性；相反，我们更应重视两者相互之间的补充结合。事实上，即便是有清一代，无论是对宋元旧本的推崇还是对明人刻书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清人对版本校勘价值的重视，即便是以“佞宋老人”自居的黄丕烈在看重宋本的同时，也讲求保持古书原貌的“真本”，并云：“余好古书，无则必求其有，有则必求其本之异为之手校，校则必求其本之善而一再校之，此余所好在是也。”
可见，他校书的目的也是为了探求古书原貌，所以他才不仅仅是“佞宋”，而且对校勘精良的明刻本也会多有赞词。因此，推崇但辩证地对待宋元旧本应属清代版本学的主流，我们之所以要重点剖析善本观中的文物价值，旨在寻找到独属于版本学与版本学家的理论原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