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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国传统学术发展而来的“文献学”，在西方语言中并无同义词，1807年出现的英语bibliology指的研究图书用纸、图书印刷和图书历史等与图书有关的学科，以前多译为“图书学”；1814年出现的bibliography指研究图书的物质形态、版本流传、目录等的学科，我国曾译为“文献学”；1870年最先在法语中使用、稍后再为英语借用的documentation则主要指利用文献提供、鉴定事实或例证。我国学术界通常所讲的“文献学”实际上包括了两个不同的源流，一是与“校雠”或“校勘”一脉相承的“文献学”，包括传统的版本、目录和校勘三个方面的学问；另一个是借用“文献学”一词意译西方术语documentation的学科，如我国图书馆学界即常用此定义。目前，这两种源流或界定仍有交叉重复甚至模糊混淆之处。
显而易见，古典文献和现当代文献一般是以时间来区别的，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古典文献是指“五四运动”以前我国传统的雕版、活字版和手抄等方式所形成的古籍和其他文献，包括文书、卷册、碑铭和拓本等。简而言之，中国古典文献学是关于中国古典文献整理和中国古典文献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学问，涵括了实证、解释、揭示这三个主要研究角度，而研究文献实证、文献解释、文献揭示的历史、理论与方法则构成了中国古典文献学的主要内容。所谓文献实证，是指运用版本、校勘、辨伪、辑佚等手段，力求证明或恢复文献的原本性和完整性；所谓文献解释，即运用标点、注释、翻译、阐释等手段，力求解决或实现文献的可读性和可解性；所谓文献揭示，一般是运用编目、索引、提要等手段对文献进行清理和整序，系统地揭示文献的内容，以解决文献的庞杂性和无序性。
后人也往往将这种包括版本、校勘、目录、注释、辨伪、辑佚、编纂等内容的文献整理和文献研究工作统称为“校雠学”。
顾廷龙先生说：“夫古今之著述无量，而一书之传本至夥，遂不能无簿录以总汇之，由简入详，自成专门之学。别流略以明其义例，审版本以定其善否，慎校勘以识其正误，娴夫三者之指归，于是覃研所好，由博返约，洞究其根极支裔，蔚成一家之言。”
尤需特别强调的是，作为中国古典文献学或曰校雠学的三个主要支裔，目录、版本、校勘素来就是三位一体而无论先后的，“若不习目录而率尔操觚，则前贤卓论未及闻见，徒贻井蛙之讥；言目录而不明版本，则孰善孰否，无所抉择，易致盲从之失；言版本而不加校勘，则怡神悦性，等诸玩物，无足论矣。”
可以说，作为一门综合性的边缘学科，也是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学科，中国古典文献学与古代语言文字学、古籍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学以及古代历史学（包括通史、文化史、哲学史、思想史等）都有很强的关联度，而各类知识和理论占据的位置并不是并列的，其中尤应以古代语言文字学为基础。因此，一代朴学宗师戴震在《与是仲明论学书》中有云：“仆自少时家贫，不获亲师，闻圣人之中有孔子者，定六经以示后之人。求其一经，启而读之，茫茫然无觉。寻思之久，计于心曰：‘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求所谓字，考诸篆书，得许氏《说文解字》，三年知其节目，渐睹古圣人制作本始。又疑许氏于故训未能尽，从友人假《十三经注疏》读之，则知一字之义，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为定。至若经之难明，尚有若干事：诵《尧典》数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行，则掩卷不能卒业；诵《周南》《召南》，自《关雎》而往，不知古音，徒强以协韵，则龃龉失读；诵《古礼经》，先《士冠礼》，不知古者宫室、衣服等制，则迷于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则《禹贡》职方失其处所。不知‘少广’‘旁要’，则《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鸟兽、虫鱼、草木之状类名号，则比兴之意乖。而字学、故训、音声未始相离，声与音又经纬衡纵宜辨。汉末孙叔然创立反语，厥后考经论韵悉用之。释氏之徒，从而习其法，因窃为己有，谓来自西域，儒者数典不能记忆也。中土测天用句股，今西人易名三角、八线，其三角即句股，八线即缀术，然而三角之法穷，必以句股御之，用知句股者，法之尽备，名之至当也。管、吕言五声十二律，宫位乎中，黄钟之宫，四寸五分，为起律之本，学者蔽于钟律失传之后，不追溯未失传之先，宜乎说之多凿也。凡经之难明，右若干事，儒者不宜忽置不讲。仆欲究其本始，为之又十年，渐于经有所会通，然后知圣人之道，如悬绳树槷，毫厘不可有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