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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普遍认为，人类社会是建立在由信息交流过程所导致的各种活动之上的，因此我们生活的很多方面不仅必须围绕着它展开，而且其活动能力也常常是由信息和知识的准确性及其最佳运用所决定的。有鉴于此，处理、解码、传递和运用知识和信息的技巧与能力，历来都会受到高度重视。不唯如此，鉴于印刷资本主义（print capitalism）对于持续塑造民族认同的极端重要性，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界在突破传统文献研究的藩篱的基础之上，最终兴起了一门融合了多学科智慧的交叉学科——书史（book history）。“它以书籍为中心，研究书籍创作、生产、流通、接受和流传等书籍生命周期中的各个环节及其参与者，探讨书籍生产和传播形式的演变历史和规律，及其与所处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它是统合关于书籍的各种研究——编辑史、印刷史、出版史、发行史、藏书史、阅读史——的全面的历史。……与书籍有关的各种思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现象都是书史研究的对象。因而它绝不仅仅是书籍本身形制和内容的演化史，更是一部社会史、文化史、传播史。这决定了它必然是融汇多学科的研究视角和方法、由来自多个学科的学者共同参与的研究领域。”
不可否认的是，尽管西方书史研究与目录学、文学研究以及经济学和社会史等诸多领域均有着很强的学科渊源，但20世纪中叶由麦克科洛、格雷格和弗雷逊·鲍尔斯等学者引领的“新目录（New Bibliography）学派”所提出的方法论无疑仍是其传统核心部分。可以看到，汇聚于“新目录学派”大旗下的这些目录学家和文本考据家们所奉行的“描述”或“分析”目录学的决定性方面，正是重建文本以及形成文本印成品的印刷流程，其结果就导致了对文学和文本生产原初状况的更为严格的审查，旨在确定可靠的文本和精确的文本意图。虽然此后随着研究领域的持续扩张，唐·麦肯锡的文本社会学则主张将文本作为媒介产品来研究，巴特和福柯更以反人文主义姿态引领西方学术界进入一个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符号学文艺理论的狂热时期，但颇为耐人寻味的是，近年以来，西方书史研究又明显出现了把作者作为文本意义之主体因素的回归，尽管我们相信这一次的回归一定是视野更开阔的历史和文化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方书志学将印本图书当作物质实体加以研究，不但可以揭示图书的生产过程，而且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图书的具体要素是如何通过设计和排版逐步赋形，最终达成其传递意义的功能。《Bibliographical analysis：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中文译名《分析书志学纲要》）作为对这一方兴未艾的学科的历史总结，可以说，译者苏杰先生于沟通中西方书史研究，厥功至伟。苏先生认为，相较《中国大百科全书》将“版本学”所注英文为“Science of edition”，“Bibliography”或“bibliology”无疑比“Science of edition”更为正宗。鉴于汉语中并不能找到与“Bibliography”语义完全相当的词语，因此，他更倾向于仿照日本人而译其为“书志学”。它旨在按照图书的开本、字体、纸张、印刷、设计等材质形体要素考量，描述具体图书。相类于中国古代的“校雠学”可以包含“版本学”与“目录学”，也类似于中国古代的“目录学”又包含“版本学”与“校雠学”，西方的“书志学”并不完全等同于中国的“版本学”，它分为彼此紧密相关的四个方面：列举书志学（enumerative bibliography）、描写书志学（descriptive bibliography）、分析书志学（analytical bibliography）和文本书志学（textual bibliography）；而韩国则将书志学分为“系统书志学”“形态书志学”与“原文书志学”三个分支，大体而言，其所谓“形态书志学”相当于西方所说的“描写书志学”和“分析书志学”，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版本学”；有别于中国学术界倾向于将写本与印本囊括在“版本”这一概念中而不强调两者之间的区分，西方学术界则倾向于将研究写本图书与研究印本图书分为两门学问，前者称“写本学”（codicology）或“古文书学”（paleography），后者则称“书志学”（bibliography，bibliology）或“古印本学”（palaeotypography）。
作为印本考古学的“书志学”，其核心工作是“书志描写”和“书志分析”，而“书志分析”是“书志描写”的前提和基础，是书志学的根本。其宗旨是调查图书的印刷过程和图书的所有物质要素，在所得出的相关证据的基础上，重建图书形成和传播的历史。1870年4月，英国学者、剑桥大学图书馆员亨利·布拉德肖（Henry Bradshaw，1831-1886）所撰写的《M.J.德迈耶所藏十五世纪图书（1869年11月售于根特）分类引得》一书堪称书志学乃至知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不仅是书志学方法论的首次公开发表，而且明确规划了整个研究领域。这场“书志学革命”就是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图书中的物质证据为探究其历史提供了有力的工具，也与解读其所承载的文本密切相关。此外，托马斯·哈特韦尔·霍恩（Thomas Hartwell Home，1780-1862）于1814年推出的《书志研究概论》，也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书志学证据对于研究图书文本内容具有的重要意义。析而言之，1892年伦敦“书志学会”的成立以及两年后剑桥大学桑达斯书志学教席的设立，标志着人们开始希望把书志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领域加以认识和推进；世纪之交英国和德国关于早期印本的最好的书志学著作《大英博物馆藏早期印本索引……并附注牛津大学图书馆所藏早期印本》（1898），则以更为具体细致的方式展示了布拉德肖的研究方法；1909年，波拉德的《莎士比亚对开本与四开本》则被誉为“新书志学”的开山之作，之所以称之为“新”，不但是因为其聚焦于16、17世纪的图书印本，而且是因为其奉行者的宗旨是阐明文本历史，而这反过来又要求其关注影响印刷文本的印刷坊的工作，即文学研究不能忽略文本通过印刷过程时所留下的物质证据。可以说，波拉德、格雷格和麦克罗堪称“新书志学”的三个标志性人物，直至唐纳德·费朗西斯·麦肯齐（Donald Francis McKenzie，1931-1999）于1969年发表了《心智的印刷者：略论书志学理论和印刷坊实践》，标志着“新书志学”时代已迈向了顶峰。
立足于排字研究和印刷研究的制作线索的分析，目的是为了重建图书生产的历史过程，它是西方传统分析书志学研究的重点。通过历史脉络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亨利·布拉德肖和艾伦·H.史蒂文森关于纸张和排版的学术研究堪称典范之作，而18世纪图书的书志学研究也因为威廉·B.托德的注入而勃兴；反之，对于19世纪和20世纪图书的书志学研究，则甚少可圈可点之处，尽管有非常多的关于这一时期作者的描写书志，而且它们也记载了相当数量的物质细节，但是它们几乎不曾试图用物质证据来揭示图书制作的过程。我们所需要的是，运用所掌握的所有分析方法，同时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外部资料，对大量图书的印刷历史，展开细致的调查，从而形成一个对图书生产过程中所涉及的人的劳动的更为全面的认识，最终为研究文学历史甚至所有类型的印刷文字的历史，提供一个更为坚实也更有启发性的基础。直至20世纪末期，这一状况才终于得以改变，作为当今最杰出的书志学和文本学专家之一，G.托马斯·坦瑟勒（G.Thomas Tanselle）开始将设计要素分析与制作线索分析放在一个题目下加以讨论。杰罗姆·麦根这位从社会交换角度解释文本的杰出学者，其观点被坦瑟勒所推崇：即图书由“语言代码”（linguistic codes）和“书志代码”（bibliographical codes）构成，两者都由读者读取。所谓“语言代码”，指的是作为文本内容的抽象语言结构；所谓“书志代码”，则是指将这抽象结构表而出之的包括字体、行款、插图等要素的视觉形象。
不唯如此，坦瑟勒进而还首次提出了对设计要素进行分析的讨论框架：即对书志代码的分析解读，可以从科学和人文艺术的角度，分别形成心理研究、美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等三种研究路径。析而言之，从科学的角度，对字体、行款等图书设计要素进行阅读生理和阅读心理的分析考量，就是所谓的心理研究路径。代表性著作有斯坦利·莫里森的《关于改变〈泰晤士报〉排字的建议的备忘》（1930）、奥立弗·西蒙的《排字概论》（1945）、休·威廉姆森的《图书设计方法》（1956）和西里尔·伯特的《排版心理学研究》（1959），此外，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的梅拉尔德·E.弗罗尔斯塔德还于1967年创办了一个名为《排印研究杂志》（后更名为《看得见的语言》）的季刊，并参与组织了三届关于“看得见的语言的处理”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排印虽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发挥创意，但是其艺术性不应妨碍其实用目的的实现，这种创意表现为图书的视觉形象，意图对读者有所影响。对这意图和影响的分析，就是所谓美学研究的路径。在这一研究领域中，大卫·福克森对亚历山大·蒲柏的研究和麦肯齐对康格里夫的研究在很多方面形成了一个整体，他们一起将20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开辟成为研究图书设计的新纪元；图书设计在呈现文本内容和表达审美旨趣的过程中，还积淀为一种文化，承载有多种信息。考察图书设计在一时一地的流行、相沿不替的传统，分析所有这些现象背后的缘由，就是所谓的文化研究路径。代表性著作有伯特兰·H.布朗森的《18世纪英国作为品味标志的印刷艺术》（1958）、斯坦利·莫里森的《约翰·菲尔：牛津大学出版社与菲尔字体》（1967）和《政治与书体：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12世纪希腊拉丁书体发展中的权威与自由》（1972）、尼古拉斯·巴克的《印刷样式与语词意义》（1981）、大卫·麦克基特里克的《剑桥大学出版社历史》（1992）和《印本、写本以及对秩序的寻求：1450-1830》（2003）。
概而言之，西方书志学的基本主张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其一，图书中有其自身生产历史的证据线索；其二，图书的生产过程对文本有影响，也就对作品以图书形式所传达的文学意义有影响。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只有通过厘清图书的生产历史，才能正确阐明图书中指向文本历史的证据线索；相形之下，中国版本学虽不曾揭橥此类理论，但在实践中却与西方有颇多契合之处。西方分析书志学将图书中的物质细节区分为无意让读者注意的制作痕迹和有意对读者有所影响的设计要素，采取多种路径展开全方位的研究；中国的古籍版本鉴定似乎没有强调这种区分，不过总的来说亦是兼顾到制作痕迹与设计要素，其中的纸张帘纹、版片修补痕迹的考察，明显是属于制作线索分析，而字体、行款、版式等则可以视为设计要素分析。
作为当今西方最杰出的书志学和文本学专家之一，正如坦瑟勒所言，“我们通过印在书上的墨迹（以及图书的所有其他物质特点），所听到的声音不只是来自于作者，还来自设计者、印刷者和出版者，以及他们所继承并且置身其中的文化和政治。图书也常常带有它们随后的生命历史的痕迹，为我们带来来自它们经历过的其他时刻的声音。要准确领会这个故事，我们必须最终将对设计特点的心理、文化和美学分析与对制作线索的研究结合起来。……书志分析的目标，就是让我们更为亲密地接触这两类人（案：指创制这些物质对象的人和曾经遭遇过这些物质对象的人），认识他们的行为、他们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