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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多民族居住的拉不楞地区，历史上和谐宗教关系是各民族共同维护的。藏族的行为和道德观念受到了藏传佛教利他主义思想的影响，为维护多元宗教和谐并存关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历史的角度看，藏传佛教的包容性有助于各民族互助团结，也有利于形成平等和谐的民族关系。
关键词 ：拉卜楞寺 藏传佛教 多元宗教和谐并存
拉卜楞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宗主寺之一，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该寺始建于第十二胜生的土牛年（公元1709年，清康熙四十九年，乙丑）。全寺拥有3800多名僧众，共辖108座属寺
，是安多藏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拉卜楞寺坐落在夏河县拉卜楞镇西头一个谷广坡平的台地上，坐北朝南，依山临水，全寺方圆5英里，殿阁棋布，佛塔四立，鳞次栉比。拉卜楞寺藏语全称为“噶丹协珠尔达尔杰扎西叶苏曲卫林”，意为“且喜讲修兴盛吉祥右旋洲”。康熙五十三年（1714），创建嘉木样府邸“拉章”
，由此音译而得“拉卜楞”。目前学术界有关拉卜楞寺的研究比比皆是，然而多侧重于介绍寺院基本情况、建筑风格、宗教生活等。关于寺院创建历史的研究则比较少，且都将其归咎为察罕丹津为谋求个人权益，多次入藏敦请嘉木样大师。嘉木样大师在对施主的虔诚和敬重之下，答应回安多建寺。按照这种说法，拉卜楞寺之所以能够建起要完全归功于察罕丹津的信仰和政治需求，嘉木样大师则俨然一副配角地位。这种说法是对当时的社会背景和一世嘉木样大师的生平事迹缺乏深入的了解。笔者认为拉卜楞寺的建成存在主观和客观的双重因素，是供施双方的政教联盟，是为各自的利益，彼此为用，相互依托的结果。
拉卜楞寺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是在明末清初特殊的政治环境、宗教斗争和民族关系下建成的。其历史客观因素可以通过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明朝灭亡，努尔哈赤的继承者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大清”。清朝虽统一整个中原，但政权仍处于整合时期，内部局势不够稳定，外部蒙古各部彼此纷争局势十分动荡。在这种形势下，清政府为了稳定广大藏族地区的社会秩序，牵制散居在新疆、青海一代的卫拉特蒙古诸部落，积极采取“兴黄教及所以安众蒙古”“以教固政”的怀柔政策
，扶植达赖、班禅两大活佛系统，组成了五世达赖和固始汗统辖的西藏第巴政府，打击和孤立了在新疆伊犁的准噶尔蒙古军事集团的不断骚扰，稳定了西藏地方的局面。而拉卜楞寺的兴建就是在清政府实施这项政策的背景下促成的。另一方面，在怀柔政策的实施下，甘、青、蒙、藏地区的社会矛盾得到了暂时的缓解。但到1706年，固始汗的幼子达什巴图尔和硕亲王的势力开始日渐强盛，与蒙古别部落势均力敌，达什巴图尔与子罗布藏丹津羽翼渐丰，横侵别部，强占牧地。
尤其在清兵击溃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之后，和硕特蒙古各部不再受人制约，更加助长了罗布藏丹津统一蒙古各部落的野心。他自袭亲王爵位，一方面用武力威胁其他部落，使他们折服；另一方面屯兵巴尔巴洛海，挑拨离间，使各个部落的矛盾日益激化，而当时游牧在甘川边境的和硕特前首旗首领博硕克图济囊也陷于困境。他内遭罗布藏丹津不时侵袭，外受日益壮大的夏河卡加六族起兵反抗，矛盾重重，内外交困，迫使博硕克图济囊与子察汗丹津不得不另谋出路，多次敦请在藏安多籍大师嘉木样·阿旺宗哲回籍建寺，以图利用宗教，减缓矛盾，摆脱困境。
拉卜楞寺建成的主观因素，需要从一世嘉木样大师的生平事迹进行分析。嘉木样大师，法名阿旺宗哲（意为“自在精进”），据藏族史学家考证，他是藏族原始姓氏之一“董”氏当中十八“秀”族之一的“华秀”族头领的后裔，俄昂宗哲在第十一胜生的土鼠年（公元1648年，清顺治五年，戊子）降生在汉藏交界地带的甘南夏河境内的甘加乡哇代村。
村子牧地称作顿绒勒察当。父亲名叫华秀·喀达·华本嘉，母亲塔姆贤，祖父华秀·喇嘛嘉对佛法敬信备至，毕生念修金刚手菩萨。父辈兄弟三人，华本嘉排行最末，操持家业；两位叔叔中一位名叫格琅·索南隆珠，是接受了比丘戒的僧侣，具有较高的学问，做了俄昂宗哲的启蒙老师。7岁时，俄昂宗哲在其叔叔索南隆珠座前学习藏文，13岁时从曲乔·益喜嘉措受戒出家。16岁起，为强化修持，立誓睡觉夜不解衣。一次，他观看“十地”唐卡中描绘的静修寺的图案情节时，仔细琢磨，领会内涵，不禁感慨万般，认为世间一切就像巨大的魔窟，顿时连日沉闷忧伤，不思饮食，转而厌恶尘世，决心要舍弃世俗欲念，投奔静修寺，终生聚心修持。21岁赴藏学经，拜勒本·洛哲嘉措为师，闻习佛教五部大论，先后在哲蚌寺郭莽学院、下密院、格丕寺三处三十年如一日刻苦攻读，学得了渊博的知识。俄昂宗哲的日常生活极为清苦，饿时仅以一颗豌豆充饥，渴时饮碗净水。在郭莽学院8年，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聪慧天赋，依靠坚韧不拔的精神，孜孜不倦，锲而不舍，如饥似渴地忘我钻研，以常人难以想象的神奇速度融会贯通《五部大论》，圆满完成全部课程。在他的精神感召下，大批僧侣追求上进，不甘落后，人才辈出。后来，与他同窗的两位学友被选为郭莽学院的掌学堪布。29岁时俄昂宗哲提出转修密乘。这时，一向器重他的原郭莽学院堪布勒本·罗哲嘉措担任下密院的堪布，欣然批准了他的申请，当年转入下密院。33岁，在俄昂宗哲再三恳请下，下密院堪布才深感惋惜地同意他去格丕寺作静修僧，满足了他少青时代怀有的舍弃世尘、终身修行的夙愿。33岁至53岁的20年，俄昂宗哲在格丕寺除了闭户观修外，向慕名而来的学僧传法讲经，完整讲解《菩提道次第广论》就近50遍。俄昂宗哲在西藏赢得了很高的威望，他所具备的品德和学识，使他被布达拉宫提任为哲蚌寺郭莽堪布的理想人选，但为了升华自己的研修，他不求功名，不图地位，抱定毕业修证的愿望，一次次婉言谢辞提拔。最后在僧众的一致坚请下，第巴和达赖下达委任法旨，经推托，终因不堪违抗布达拉宫的命令而出任郭莽学院的堪布，承担起了主持全院教务的重任。在任期间，他不遗余力宣经布道，采取有效措施强化管理，较大程度地改观了全院的整体面貌，提高了学僧的修习成绩，人们有口皆碑，普遍认可俄昂宗哲优胜于其他历届堪布。
俄昂宗哲从中年起就弟子盈门，著书立说，充分展示了他超群夺人的非凡才华，进而成为众望所归的学者，于是受到上层的格外器重。正所谓树大招风，随着俄昂宗哲声望日著，引起了少数中层执权僧侣的嫉妒，设法排挤、损害俄昂宗哲的名誉。
他担任郭莽学院堪布期间，正逢蒙古和硕特部与西藏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由暗变明，相互交兵厮杀，争夺西藏统治权，达赖六世被废，解送北京。在事关西藏与格鲁派前途的重大问题上，俄昂宗哲明确了背驳西藏上层的政治态度，采取相应的行动，结果招致了一系列接踵而至的人身攻击，受到屈辱磨难。
正是这些因素，致使他在十分危急的处境之下毅然辞去了郭莽堪布。蒙藏统治阶级之间经过几次较量，蒙古和硕特部凭借武力铲除了第巴势力。拉藏汗霸权作威，遭到大多数僧俗的抵制，新立的达赖俄昂益西嘉措得不到普遍承认，人心惶惑，群情浮动。俄昂宗哲身陷逆境，拉萨绝非他久留之地，也非容他之地，何去何从，到了抉择的时刻。深思熟虑之后，他决定回归安多，与青海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察汗丹津结盟，依其为根本施主，创建了拉卜楞寺。
拉卜楞寺所在的河谷盆地，原为甘加部落（今夏河县甘加乡）的一处冬季牧场，没有农牧民定居的村，拉卜楞寺的创建开启了它新的历史帷幕，起初由藏蒙僧人定居于此，继而有俗人围寺而居，逐步形成村落。
随之其他民族的流动商人举家迁徙，形成了一个以藏族为主的多民族杂居区。各民族及其宗教的迁入，形成了以藏传佛教为主的多元宗教并存的局面，包括藏传佛教、苯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道教，加之各宗教形态又有不同的教派或分支。藏族信奉藏传佛教及苯教，回族、撒拉族信奉伊斯兰教，汉族则信仰汉传佛教、道教、基督教以及其他民间信仰。据统计，夏河县现有藏传佛教寺院37座，其中格鲁派寺院34座，宁玛派寺院2座，尼姑寺3座，苯教寺院1座
，汉道教二郎神庙4座，还有两处基督教活动点。
公元7世纪以前，整个藏族地区信奉苯教。9世纪吐蕃王朝崩溃后，佛教中的宁玛派在拉卜楞地区盛行一时，现存的红教寺、郭哇滩寺至今未改宗。13世纪中叶，元朝统一西藏，萨迦派八思巴被尊为“帝师”，统辖西藏政教大权，这也是西藏社会政教合一的开始。15世纪后宗喀巴大师创立格鲁派在藏族地区占统治地位，拉卜楞寺地区也不例外。17～18世纪，蒙古势力进入夏河，由于上层统治者信奉格鲁派，1709年在藏嘉木样大师回乡与其建立了拉卜楞寺，标志着格鲁派势力在安多地区的进一步加强。
在拉卜楞地区，回族在历史上大多是通过屯田戍边、传教、逃难逃荒或经商等原因进入拉卜楞地区。如记载：“盖拉卜楞为藏民中心，藏民文化为边区藏回汉之接触点，汉回与藏族地区自然环境不同，所需各异，因而贸易兴焉”。
拉卜楞地区的回族主要来自河州（现在的临夏地区），还有一部分来自青海、宁夏、陕西。明代的“茶马互市”为回族进入藏族地区提供了便利条件。清代回族大规模地进入拉卜楞地区是道光二十八年，第三世嘉木样罗桑图旦久美嘉措为了拉卜楞地区贸易的繁荣与经济发展，从河州地区请来了8家商人，其中回族4家，让他们在拉卜楞的集市（从拉市场）居住并经商，寺院为其解决经商资金问题，并提供保护。
民国17年12月，马仲英事件后，拉卜楞保安司令黄正清允许回族难民可以携带家眷居住在夏河。据传，在清咸丰四年，即1854年，经常前来拉卜楞的达吾、麦海等回族人士征得拉卜楞寺同意，在塔哇村搭建了简易的聚礼专用平房，使之成为拉卜楞清真寺的早期雏形。后来随着回族商民的增多，在拉卜楞寺的允许和支持下，拉卜楞地区的清真寺分别于1898年、1920年、1934年进行了三次改扩建，其中第三次“获得全面扩建”，由拉卜楞寺从麦境内（今夏河县达麦乡）森林提供木料，并从寺院基金中捐赠修建款项。1936年扩建竣工后，嘉木样五世丹贝坚赞、保安司令黄正清、河南亲王更噶奂觉分别赠予牌匾致贺。珍视民族关系的回族群众在清真寺内竖立“功德碑”，记述历世嘉木样大师批准修建、扩建清真寺的历史情形，还向黄正清赠送了一面“谢恩匾”。
反观历史，夏河地区的清真寺在修建过程中，始终受到了拉卜楞寺的大力支持及资助，足以窥见藏传佛教在夏河县的多元宗教并存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关帝庙是道教活动场所，拉卜楞关帝庙始建于清朝末期，兴盛于民国初期。关公以“忠、义、信、智、仁、勇”的性格著称，而这几个字正是生意人所需的生财之道，在汉地传统民间信仰影响下，被称为“财神”而备受生意人尊崇。据口传，清光绪十二年（1886）在拉卜楞经商的陕西、北京的同乡会发起倡议，联络来自临夏等地的汉族群众，决定申请建立道教活动场所。在征得拉卜楞寺的同意后，在河南曼达拉山麓修建了三间简易平房“文圣武神庙”（简称文庙），内供文圣、武神排位。
民国24年（1935）地方绅士侯静庵等诚请拉卜楞寺五世嘉木样丹贝坚赞及佛兄拉卜楞保安司令黄正清在原址划地十亩，在此基础上扩建神庙，并改名为关帝庙，供塑“关帝圣君”像。比较有意思的是，传说藏族民众看过关帝塑像后，觉得非常威武，于是希望道馆也给山神塑像，让更多人目睹山神真容。道馆根据藏族民众的描述，请来能工巧匠，又增塑了藏族民众信仰的“阿米念青”
“阿米日朗”
等9尊神像，从此成为夏河重要的道教场所，是甘南藏族自治州唯一的关帝庙，也是甘肃省乃至安多藏族地区为数不多的关帝庙之一，为省道教协会所辖的重点庙观。
鸦片战争后，许多西方传教士从内地、新疆进入甘青地区进行“基督福音”的宣传，利用教堂、教会为工具进行文化渗透。据资料记载，最早1885年春季，“几名俄罗斯人”到达拉卜楞，他们是“异教徒”，拜见了嘉木样四世
[1]
；西方考察队于1894年来到拉卜楞；1895年美国传教士索得生一行三人，由循化厅知府派士兵护送，从青海保安堡到拉卜楞进行传教考察。西方传教士最早于1895年进入拉卜楞，他们是美国宣道会的克里斯蒂（汉名克省悟）和辛普松（汉名席汝珍）。
其后，西方诸国的官方机构、民间团体、教会组织所派人马借以各种名义纷纷到来。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与清朝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使得西方“洋人”及传教活动在国内享有各项特权。他们在藏族地区虽遭到僧俗强烈的抵制但受到了当地上层的切实保护。西方传教士经过不懈努力，在拉卜楞取得立足之地。
20世纪20年代初，经拉卜楞上层准许并划拨地皮，基督教“神召会”和“宣道会”在河南村分别建造了西方风格的两座教堂。嘉木样五世成年后还与来自美国的传教士建立往来关系，增进彼此了解，通过他们扩展视野，掌握国际形势，学习科学技术（如照相机、收音机等）。直至1949年西方传教士们离开拉卜楞，由当地汉族信仰者自主操持基督教教务活动。
社会稳定是人民安居乐业的前提。在多民族聚集地区，和谐的民族关系则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而民族关系是否和谐又取决于宗教关系是否和谐。在多民族杂居地区这种和谐关系则是表现在统治阶层对各民族及其宗教的态度上。历史上拉卜楞地区藏族能够与各民族和睦相处，广泛包容各种宗教文化，描绘出藏传佛教、伊斯兰教、道教、基督教等各宗教之间互相尊重，和谐并存的美好画卷。
藏传佛教的包容性是拉卜楞地区多元宗教并存的主要原因。藏传佛教文化教导藏族人民积极向上，藏族作为一个基本全民信教的民族，藏传佛教“普度众生”的教义深深影响着藏族人民的行为和道德观念，约束着藏族人民的日常行为规范，形成了藏族人民爱好和谐的优秀传统文化。藏传佛教的包容性，究其来源无非是建立在“因果善恶报应”和“大慈大悲”的思想之上。
因果善恶报应。因果报应学说是佛法的基石。佛法认为任何事物都有特殊的原因和必然的结果，有果必有因，有因必有果，无因便无果，异因不会产生异果，就是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卵石中生不出小鸟，任何事物的产生和存在都是由因变果，由果变因的连续过程，如麦种变成麦苗，麦苗中生出麦穗，麦穗中又生出麦种。由于世间智的局限性，其他学说的因果观是不彻底的，只有佛教的因果观才是最彻底的。
这种观点把因果规律用在了一切事物的过程中，并把它看作一切事物存在的实质。要认识善恶报应的因果关系，首先要明确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佛法认为凡是不利于或有损于众生生存幸福的思想行为都是恶，凡是有利于众生生存幸福的思想行为都是善。善恶是以众生利益为标准的。报应就是指思想行为引起的后果。爱引起爱，仇引起仇，为别人着想，尊敬别人，爱护别人也会得到别人的爱护和尊敬，干坏事会引起别人的报复和受到心理上的压力都是显验显报的例子；善恶行为的后果产生的时间根据善恶的性质和先后顺序有近有远，有的立刻报应，有的到来世或者隔几世才报应。这就叫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时间一到，一定会报”。今世的生存环境和苦乐遭遇是前世善恶行为的后果，后世的苦乐前程由今世的思想行为决定。很多人因为不相信善恶报应而毫无顾忌地做坏事，最终身败名裂、遭到法律制裁或众叛亲离的心理重压就是难以逃脱因果报应的最好例证。
正因为这种思想的影响，藏族很注重搞好与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
大慈大悲。大慈大悲是藏传佛教利他思想的重要源泉。大乘佛教有总揽全局的两条主线，一条是以大悲心为根本的方便法门，一条是以性空见为主题的智慧法门。这两个互为前提，相依不离，合称“悲智双运”。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的最大特点是慈悲和智慧的高度统一。慈悲来自梵文，慈是给人快乐，悲是解除人的痛苦，两个字合起来就是“拔苦与乐”。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大慈以喜乐因缘与众生，大悲以离苦因缘与众生。
所谓慈悲就是藏传佛教利他主义思想在情感上的表现。藏传佛教看来，凡是对他人有利的便是善，凡是对他人有害的便是恶。对己对他都有利的是善，对己不利对他人有利的是大善。对己对他都不利的是恶，对己有利对他人不利的是大恶。这种利他主义思想在藏传佛教中被表述为“佛心慈悲”。
藏传佛教不仅深刻阐明了“佛心慈悲”的含义，而且认为应该把“佛心慈悲”表现出来，才能算得上真正的慈悲。大悲心是产生佛陀的种子，是佛心生长的雨露，是佛果成熟的营养。菩提发心是大悲心引发的为众生利益立志成佛的愿心和利众行为。这种无比伟大的发心是大乘法论的轴心。宗喀巴大师说：“正发心是大乘道的根本，是一切高尚行为的本源，是福慧资粮的点金术，是无量功德的宝藏。”有这种菩提心，虽凡夫俗子，其思想行为会变得高尚，获得佛子菩萨的称号；若无此心，虽有智慧和神通，别说成佛，就连大乘道的门口都进不了，所以佛法称：“皈依三宝是入佛之门，发菩提心是入大乘之门，灌顶是入密法之门”。渗透利众菩提心的是一切善行善念都属于解脱好人成佛的福德资粮，定会结出丰厚的果实，缺乏菩提心的善行就是缺乏肥料的庄稼，只能获得极少的收成，因此称菩提心是大乘佛法的根本法门。
[1]
参见《黄帽僧噶藏图丹旺秀传——珍宝
》上卷79页，藏文，拉卜楞寺木刻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