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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锐·东智
内容提要 ：拉卜楞寺，学者济济，人才辈出；修习体制健全，内容完整，治学严谨，犹如一所综合性大学；自1709年建寺后已逐渐成为甘、青、川、康交界地区藏传佛教格鲁派最高学府和佛教文化艺术中心之一。该寺之所以各方面发展迅速，蜚声于蒙藏广大地区，是因为它的发展壮大与该寺“四大赛赤”和清朝中央政府建立的坚实、牢靠的政教关系密不可分。鉴于篇幅之局限，本文只将拉卜楞寺贡唐“赛赤”与清朝政府的关系做一探讨。
关键词 ：拉卜楞寺 贡唐赛赤 清朝政府 关系研究
拉卜楞寺位于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始建于清康熙四十八年，即公元1709年。它的发展过程，一方面倾注了历辈寺主嘉木样大师的心血和汗水，另一方面“四大赛赤”
之一的贡唐“赛赤”与清中央政府建立的坚实牢靠政教关系，使该寺在各方面得以空前发展和壮大。本文之所以没有把题目定为“拉卜楞寺与清朝中央政府的关系研究”，是因为，清时，在历世嘉木样活佛系统中一至三世从未亲自进京贡奉，
只有嘉木样四世于光绪二十四年，即1898年在京觐见了光绪皇帝。而本寺“四大赛赤”之一的二世贡唐仓早在嘉木样二世时期就直接与清朝中央政府建立了密切的政教关系，此后又有萨木察仓、德哇仓相继与清廷建立了关系，而且清朝对二、三世嘉木样的册封是通过拉卜楞寺的“赛赤”与清朝中央政府建立的政教关系来完成的。
自嘉木样一世俄昂宗哲创建拉卜楞寺到1743年其转世灵童即第二世嘉木样久美昂吾的坐床，标志着寺主嘉木样活佛系统的形成和确立。随着拉卜楞寺不断发展和影响日益扩大，逐渐确立了六种不同等级的佛位
，嘉木样活佛系统高居首位，其次是就任西藏三大寺（噶丹、哲蚌、色拉）堪布之职的“四大赛赤”佛位。本文所谈“贡唐”是因其第一、二世贡唐大师曾常驻在西藏贡唐寺院而得此名号。
第一世贡唐·根敦彭措。大师于1648年出生在安多藏区之阿坝县。14岁前往西藏哲蚌寺郭莽学院学习，先后拜五世达赖、一世嘉木样等诸多高僧大德为经师，系统学习了五部大论等许多显密经典。因学识超人，功德显赫，故于1699年担任拉萨下密院副堪布，1706年晋升为堪布；1707年任噶丹寺相仔学院堪布、达赖六世经师。1709年，嘉木样回原籍建寺前，师徒曾在大昭寺释迦牟尼佛像前共同发愿。1710年，任白噶增巴的经师，住锡布达拉宫。1715年，继佛陀第二宗喀巴的法位，任甘丹寺第50“赛赤”。大师晚年大多住锡贡唐寺，弘传显密教法，由此，便把上师的历世化身称“赤钦·贡唐仓喇嘛”，大师于1724年圆寂，年届77岁（本文中均为虚岁）。圆寂后首要弟子赤钦·阿旺乔丹等在贡唐寺前的玉原坪将其法体火化时，舍利上显出胜乐佛像。第一世贡唐仓大师根敦彭措，前半生正值五世达赖喇嘛执掌西藏政教大权的鼎盛时期，而后半生西藏地方战乱频繁、斗争激烈，上层多有变故。大师处变不惊，对所有一切不分亲疏，不偏不倚，稳若须弥，成为僧俗的精神柱石，政教两方面业绩卓著，被朝野视之如宝冠，成为后世堪布和喇嘛的楷模。
第二世贡唐·俄昂丹贝坚赞。大师于1727年出生在西藏达孜县境内的贡唐地方。3岁被奉迎到贡唐寺，5岁剃发出家，学习经文，并在郭莽阿阇梨罗桑丹曲座前聆受教法。9岁时从西藏移居拉卜楞寺，12岁时先后拜二世嘉木样等许多高僧为师获得了广博的学问。回拉卜楞寺后任第五、八任总法台。1746年，19岁的丹贝坚赞前往四川阿坝年孜寺，由根敦彭措的心传弟子、堪布阿旺曲沛兼任亲教师和轨范师，为他授近圆戒（即比丘戒）。1752年，丹贝坚赞出任拉卜楞寺主管全寺宗教事务的第五任总法台，任总法台期间，他建树很多，教法事业蒸蒸日上，四方信众慕名而来。1754年，二世嘉木样晋美旺布第二次赴藏求法，他应僧众的请求，再次出任拉卜楞寺第八任总法台，主持教学，升座讲经。辞去总法台后，住锡在拉卜楞寺北山后新建的益噶曲增静修院，勤奋苦修瑜伽，并向前来求法者传授灌顶、教敕和随许。1759年33岁时应章嘉呼图克图之举荐，清朝政府诏请进京，荣任乾隆皇帝之国师，被清政府选为驻京八大“呼图克图”之一。大师是拉卜楞寺的第一位驻京“呼图克图”，也是该寺第一个与清廷建立政教关系的“赛赤”，地位几乎与寺主嘉木样相当。第二世贡唐仓大师丹贝坚赞一生，潜心学法，学识渊博，法行谨严，致力于拉卜楞寺的教学和护持，两度出任总法台，声名卓著。以后奉旨入京，备受朝廷尊崇。大师于1759年12月在北京圆寂，可惜英年早逝，未能施展更大的抱负。
第三世贡唐·贡曲乎丹贝仲美。大师于1762年出生在甘肃甘南合作市佐盖曼玛乡。1768年正月迎入拉卜楞寺坐床，1778年17岁时进藏朝习，拜见达赖，并在哲蚌寺郭莽学院深造8年，1786年返回拉卜楞寺。1810年，西藏摄政济咙丹贝贡保来信请他出任九世达赖喇嘛的经师，皇上也通过西宁办事大臣两次传旨敦请，大师坚辞，隐居不出。1814年，撰写《对话剧本·引入正道之游戏》《正法檀板》等。1823年5月示寂，终年62岁。大师一生学贯三藏，学识渊博，好学乐施，勤于著述，在大师所著十二函作品中，除宗教论著外，《水木格言》等文学作品，脍炙人口，广为流传。
第四世贡唐贡却·丹贝嘉措。大师于1824年诞生在今夏河县扎油乡。1829年由第三世嘉木样·久美嘉措主持认定为上世贡唐喇嘛的转世，于九月初三迎请到拉卜楞寺坐床。1835年春，入拉卜楞寺闻思学院习诵《摄类学》和《心类学》教材，思维敏捷，对教理领悟甚快。1841年18岁时，赴藏深造，在哲蚌寺郭莽扎仓学经。1844年，参加七月“柔扎”法会辩经，获得格西学位，西藏地方政府官员、郭莽扎仓襄佐等赠送礼品，表示祝贺；大师于1845年启程返拉卜楞寺。1855年至1859年，履任拉卜楞寺第四十八任总法台，五年任期内，从未放弃教务而前往他处。大师的著作思想深邃，文辞优美，著名的有：《现观庄严论注解及章节》《入中观论提要》《林赛详说》《佛本生补遗》《上师喇嘛和相应喇嘛甚深瑜伽要义大全》《第三世嘉木样大师圆寂纪念日祷辞》《密集喇嘛瑜伽传承诵念法》《苏尼特右旗夏珠达吉林寺清规·末尼宝饰》《三十五类意义修饰习作》《语言学散论》以及游记等多种。大师于1859年8月圆寂，终年36岁。
第五世贡唐嘉样·丹贝尼玛。大师于1860年5月诞生在今夏河县科才，4岁时由第四世嘉木样大师认定为上世贡唐喇嘛的转世，1864年10月迎至贡唐“拉章”。公元1866年在喜饶嘉措大师座前受沙弥戒；13岁时入闻思学院学习，拜多仁巴·顿员嘉措为经师，聆受五部大论；1884年5月启程进藏留学。1892年5月，出任拉卜楞寺喜金刚学院第九任“赤哇”。1908年，遵照嘉木样的托付，出任拉卜楞寺第六十九任总法台。1925年9月圆寂，终年66岁。著作有《呈献达赖喇嘛图丹嘉措祈祷长久住世文和曼荼罗颂辞》《章嘉活佛传记补遗》《赤哇演讲录》《安曲参尼寺讲义》《欧拉赛勒合山川祭辞》以及听讲笔记、书信、条例等多种。大师一生莲足遍及全藏，远涉内外蒙古，弘扬圣教，广施法雨。曾任多个寺院的“赤哇”及拉卜楞寺总法台；大师在主持教务期间，呕心沥血、精心护持；晚年值多事之秋，出任摄政，主持迎请嘉木样大师转世事宜，尽心竭力，功绩卓著。
第六世贡唐·丹贝旺旭。大师于1926年正月出生在四川阿坝若尔盖，1932年被选定为六世贡唐仓活佛。1935年始在拉卜楞寺闻思学院学修，1944年获“格西”学位；同年11月，任四川阿坝州查理寺院住持。从1946年至1994年，大师先后在青海河南亲王旗“喀松”三部落、四川阿坝马尔康、若尔盖等地为僧俗民众圆满举行了10次“时轮灌顶”法会，其规模和次数都是在藏传佛教史上所少有。大师于2000年3月圆寂。历任甘肃省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副会长，甘肃省第五、六届政协副主席。1993年1月当选为甘肃省第七届政协副主席，同年10月当选为第六届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1998年1月当选为甘肃省第八届政协副主席；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宗教）、宗教委员会委员，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
第七世贡唐·丹贝堪钦。第七世贡唐“赛赤”于2002年出生在甘肃省甘南州合作市佐盖曼玛乡一个普通的藏族家庭，坐床大典于2006年1月12日在拉卜楞寺举行。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院长、甘肃省佛教协会会长第六世嘉木样·洛桑久美·图丹却吉尼玛活佛亲自主持了坐床盛典。
利用藏传佛教统治蒙藏民族是清朝政府的一项重要政策，它不仅对清代蒙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也影响了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清政府认为，藏传佛教是一种巨大的政治力量，大喇嘛被视为“天神”，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当地的政治形势，所以它尊崇藏传佛教，将其作为“驳藩之具”；康熙皇帝总结60年的统治经验后说，对蒙藏民族的统治要“治之得其道”“惟令各行其道”；雍正皇帝也特别指出，对蒙藏民族要“从俗从宜”“因俗习为治”。从清朝对蒙藏民族的统治政策来看，其总体战略是巩固政权，加强国家的统一。在面临西方殖民主义者疯狂入侵的历史条件下，地处边疆的蒙古、西藏对于抵抗外来侵略和国家安危有特殊的现实意义。从整体上讲，整个清代，对安多蒙藏地区采取的统治方略与西藏和蒙古大同小异，无本质区别，以“画分疆土、多沿用明制”为主要对策。当时与“边疆多乱”的情况相比，安多地区的社会较为稳定，是故在更长的一段时间内，清朝因忙于战乱而未顾及安多广大地区。1719年，嘉木样一世特遣本寺然卷巴·嘉样凯却入京贡觐清朝皇帝，1720年夏季康熙帝册封嘉木样一世为“扶法禅师班智达额尔德尼诺门罕”之称号，并赐金册、金印。时过三年即1723年，罗卜藏丹津反清事件发生，这极大地震动了清朝中央政府。从此，他们便警觉起来，认为不仅使青海蒙古各部直接听命于清中央政府，而且使甘青藏族各部也要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于是，以平息罗卜藏丹津事件为转机，对包括拉卜楞藏区在内的甘青广大地区制定了种种方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利用藏传佛教，继续实行政教合一是一项基本政策，大力扶持和册封宗教界上层人士，制定等级、赏赐封号，加强政教关系，借以利用他们来帮助统治广大僧俗民众。当时在清廷理藩院档册的呼图克图就有160人，其中就有拉卜楞寺的贡唐“赛赤”。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拉卜楞寺贡唐“赛赤”与清朝中央政府建立了政教关系。这一关系之建立不仅提高了拉卜楞寺的社会地位，增强其集团之外助势力，而且为拉卜楞寺政教大业的大力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
如上所述，拉卜楞寺与清朝中央政府最初建立关系是在嘉木样一世时期，即1719年，以时间来看，虽然建寺十年后就与清王朝有了初步接洽，但就其派遣人员而言并非拉卜楞寺中的上层人士。1749年，年仅22岁的嘉木样二世在青海佑宁寺朝拜了驻京“胡图克图”章嘉国师，此时，在京供职的西藏大活佛达扎·济仲胡图克图谢世。章嘉活佛遵照皇帝的谕旨，让他选报一位德行兼备、知识超群的高僧赴京补其空缺。章嘉国师毫不犹豫地举荐了在西藏留学、年轻有为的二世嘉木样久美昂吾和嘉赛活佛。久美昂吾来看，此重大事情，无论对拉卜楞寺的政教发展，还是为提高他个人的地位荣誉都具有很大的益处。然而，久美昂吾还是自愿放弃了这次进京供职的难得机遇，其原因一是他要在西藏留学深造，二是拉卜楞寺根本施主河南亲王年幼不能主管事务，拉卜楞寺的安定、发展都要靠他来主掌。对此，章嘉国师告诫久美昂吾说：“你别说只有巴掌大的话，做皇帝的上师，可使格鲁派教法传遍世界，因而这是至关重要的。”
尽管如此，久美昂吾还是选择了不去朝廷供职的决定，恳请章嘉国师另选人员。在先后提名嘉赛和嘉木样二世都因故不能进京供职的情况下，章嘉国师择报拉卜楞寺贡唐活佛进京供职。朝廷准奏后遣派特使下达了金字敕谕。贡唐二世·丹贝坚赞接到谕旨后于1759年4月启程，途经青海塔尔寺、贡隆寺和内蒙古阿拉善、鄂尔多斯等地，于6月18日顺利到达北京。这是拉卜楞寺的高僧大德首次在清朝中央政府中获得了一席参与治理蒙藏事务的地位，自此，拉卜楞寺四大“赛赤”之一的贡唐“赛赤”继一世嘉木样开拓的事业，进一步加强了与清朝中央王朝的关系。
据史料记载，在贡唐活佛未进京一年之余的时间内，北京一直持续干旱，朝廷虽做了多种求雨法事活动，但始终未降下滴雨，无济于事，对此，乾隆皇帝甚感不安。凑巧的是，当贡唐活佛步入京城之际，京城内外、方圆四周普降大雨，官员百姓喜笑颜开，皇帝对此喜兆颇为愉悦。于是，下诏于6月19日召见了贡唐二世。皇帝接取贡唐所献的哈达并亲手回赐哈达、缎料，两人愉快地交谈，相见恨晚，情投意合。会见结束后，在众大臣面前，皇帝让一皇子搀扶贡唐活佛离开大殿，这一举措暗示对贡唐活佛的重用和信宠。贡唐大师给皇帝举行祈福禳灾法事活动时，乾隆帝将自己御用的狐皮裘衣、锦缎长袍和彩缎等封赐给了贡唐活佛，特许贡唐活佛在给皇帝举行宗教活动时用黄色坐垫（原只有皇帝身边的大活佛才可享用），并赐给黄色坐垫和靠背。
据丹曲教授所著《拉卜楞寺简史》记：一次，清朝乾隆帝出外狩猎回驾时，贡唐活佛随众臣接贺，当贡唐活佛俯地叩拜时，皇帝说：“贡唐胡图克图对朕勿需跪拜施礼。”自此，在皇宫内立一牌，其上有“贡唐胡图克图免礼”之字样。大师在京供职期间，亲自主持了雍和宫新立“三世佛”塑像的开光仪轨。自贡唐活佛于1759年4月进京供职到本年12月中旬圆寂这8个月的时间内，乾隆皇帝多次召见并给予了特别的恩赐和关怀。大师染病期间，皇帝传命宫中多名高医为之诊治，并亲自组织在京僧众为贡唐活佛的康复集会诵经，但终究医治无效于12月13日在北京圆寂。贡唐活佛的谢世，乾隆皇帝非常痛心，念往日之情缘、大师之功德和法力，皇帝在京举行了一系列悼念贡唐活佛的活动。从这些实事看来，乾隆帝对贡唐胡图克图非常赏识。本赛赤系统中贡唐二世与清朝中央政府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法缘关系，贡唐活佛也被列入清理藩院驻京胡图克图的名册之内。
贡唐活佛的这次进京供职对拉卜楞寺乃止寺主嘉木样大师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主要表现为：一是1762年乾隆帝专遣特使抵拉卜楞寺，授封嘉木样二世为“扶法禅师班智达额尔德尼诺门罕”，并颁赐金册、金印，这不但大大提高了嘉木样活佛系统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声誉，而且给予了年轻有为（此时二世嘉木样年仅34岁）、雄心壮志的寺主极大的鼓励和扶持；二是嘉木样依清政府这个靠山大展宏图，全面推进拉卜楞寺政教事业的向前发展，这为拉卜楞寺稳居安多第一大宗主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里的“关系”是指拉卜楞寺贡唐“赛赤”与清朝中央政府的政教关系，“积极影响”主要包含以下两方面的内容。
（一）“关系”使嘉木样活佛系统之社会地位和政教界的声誉不断提高。如前所述，早在1719年嘉木样一世派拉卜楞寺下续部学院法台然卷巴·嘉样凯却进贡康熙皇帝，1720年康熙皇帝派特使到达拉卜楞寺，封嘉木样一世为“扶法禅师班智达额尔德尼诺门汗”之尊号，并赐金印、金册，同时朝中四皇子给嘉木样奉赐金十两、银一百两、锦缎八匹。这次皇帝之册封、皇子的奉赐对建寺只有11年的拉卜楞寺和寺主嘉木样是件特大喜事，对提高嘉木样活佛之政教地位有重要现实意义。在贡唐二世赴京供职三年的时间内，大师给乾隆皇帝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作为拉卜楞寺选派的一位高僧大德，在宫廷内深受众臣的赞颂，是故，乾隆帝非常关注拉卜楞寺，随之册封嘉木样二世为“扶法禅师”。这表明清政府对嘉木样活佛极其信赖，全力扶持拉卜楞寺政教事业的发展和昌盛。自此，嘉木样活佛系统与清中央王朝建立了较为密切的政教关系，这一关系使得嘉木样活佛的声誉大振，社会地位不断提高。就此原因，嘉木样二世·久美昂吾从拉萨留学8年返回拉卜楞寺的第二年就出任拉卜楞寺总法台，紧接着应邀相继担任了河南亲王府和青海著名寺院贡隆寺、塔尔寺、夏琼寺的法台。1770年5月，大师应蒙古喀喇沁郡王之邀，在内蒙古留住两年有余，其间给郡王主仆等传授许多教法，同时给慕名而来的数千牧民摩顶赐福。到“喀喇沁甘珠尔庙讲经传法，蒙古各方牧民近10万余众汇集甘珠尔庙朝谒，大师无法一一摩顶，就以向人群施散青稞的方法为大众祝福”
。到“喀喇沁中旗扎萨克公齐齐克的府邸，受到齐齐克及其属官、鼓乐仪仗队列、武装兵马及僧众的庄严迎接”
。这次蒙古之行所到之地的蒙古王公给大师的布施“累计10万两白银和其他大量物品”
。由此可知，到嘉木样二世时期，其活佛系统的地位和声誉已显赫于安多蒙藏广大地区和蒙古等地，这一方面归功于大师超人的才智，另一方面也归功于清朝政府的扶持；而就在这“扶持”的背后大量倾注了贡唐“赛赤”的辛勤努力，其中贡唐大师的功德不可磨灭，永世长青。
当三世嘉木样被清道光皇帝册封为“扶法禅师”时，其活佛系统在政教界的地位又得以延续。得此封号不久，即1850年，三世嘉木样应邀赴任青海塔尔寺第55届大法台之职，后又到甘、青、川等许多地区广传教法，受到了当地王公贵族、僧俗民众的热情接待和虔诚供奉。大师去四川红原翻越贡钦拉山时“由于积雪甚厚，人畜难行，迎接的三十多人踏雪开道，铺设木板”，
就此举措，足见嘉木样活佛在广大教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在嘉木样活佛系统中，唯有四世嘉木样亲自进京觐见了光绪皇帝，1898年光绪皇帝封他为“呼图克图”
。大师也曾在蒙古高原传经弘法，遍受供奉，接纳子寺，定立活佛，颁册授号。这一系列的活动都可看出嘉木样活佛在蒙古民族中的广泛影响。另外，大师传法西康历时3年，踏遍了前辈嘉木样未曾达及的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流域广大地区，同时在本地创建寺院、调解远近各地部落纠纷，广泛建立法缘关系，普及影响。嘉木样活佛系统有如此崇高声誉，深受广大民众之青睐，究其原因不乏有二：一是历世嘉木样大师都才华出众、知识渊博；二是这与贡唐“赛赤”与清朝中央政府建立的政教关系分不开。可以说，没有这层关系就很难得到清中央政府的辅佐，而没有辅佐就没有多少机遇来大展宏图，出人头地。
（二）“关系”使拉卜楞寺在政教事务上得以全方位发展和开拓。随着朝廷对嘉木样活佛系统（此处指生活在清代时的一世至四世嘉木样）的册封，他们依自己崇高的声誉和凭借清中央政府的支持，在甘、青、川和蒙古广大教区全方位开拓其政教事务，使拉卜楞寺的各项事业蒸蒸日上，势力范围不断扩大，形成了一个以拉卜楞寺为首的庞大寺院集团，这方面尤其是嘉木样二世·久美昂吾表现得极为突出。一是扩建了本寺的闻思学院，增设了以研习天文、历算为主的时轮学院和藏医学院，僧人数量由建寺初的300人猛增到2000人。二是依照西藏三大寺、扎什伦布寺的清规，制定和完善了拉卜楞寺的修习体制，多方面整顿了寺院的法规，督促和鼓励僧众认真修持，皈依佛法，普度众生。三是创立以拉卜楞寺为核心的寺院集团，对外无论大寺小寺都登门传法，交流往来，加强宗教联系；尤其对那些基础薄弱、机构不健全、管理不够的寺院针对实际给予财物援助，并选派本寺高僧去主持和管理这些寺院，帮助建立经院、制定清规，随之这些寺院便渐渐追随拜从，部分寺院自然归属拉卜楞寺所管。个别寺院与拉卜楞寺产生纠葛时，由清朝地方政府用武力威慑，强行归服于拉卜楞寺主管。四是积极开展对外关系，不仅与西藏达赖、班禅大师以及摄政王拉藏汗建立了友好关系，而且又结交了青海、内外蒙古的诸多王公贵族，形成了拉卜楞寺严密强大的保护体系和源源不断的后勤财务保障。五是加强文化建设，在增修学院的基础上，从西藏昌都，四川德格、炉霍等地邀请艺僧大量刻印经典，并出巨资从各大藏区收买珍贵古籍3000多种。是故，拉卜楞寺的势力越显强大，地位很快提高。到三、四世嘉木样时期，两位大师踏着前世嘉木样的足迹，继先辈开拓之遗业，兴修学院、制定清规、创建并接管子寺；稳定教区、调处部落纠纷；应邀传法、认定灵童、制定寺规、担任法台；在保持和加强与西藏、蒙古等地上层人物关系的同时又促进了与卓尼土司府的关系，这一系列的政教活动为拉卜楞寺政教大业的全方面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前景。
经几代嘉木样大师的苦心经营和清朝政府的大力辅佐，使得拉卜楞寺发展迅速，修习体制健全，治学严谨，以实践和修正为纲领，按部就班，次第井然，由易到难，要求学僧必须扎扎实实地掌握显密二宗讲授修习为主，以天文、历算、医药、词章、音韵、书法、声明、绘画、舞蹈等为辅的修习体制。犹如一所综合性的大学，学者济济，人才辈出，蜚声于藏蒙广大地区，成为甘、青、川康交界地区藏传佛教最高学府和文化教育园地，许多僧侣以留学拉卜楞寺为荣。是故，有人称拉卜楞寺为格鲁派六大寺院之“后起之秀”。拉卜楞寺从始建到现在近300年的历史，它之所以能够跻身于格鲁派六大学院之列，各方面都远超过历史久远的禅定寺、塔尔寺等，成为安多地区发展最快、规模最大的宗教文化中心，是因为它首先取得了清朝中央政府的扶助，与当时中国最高权力当局保持了较为密切的政教关系。在此基础上得以发展，最终号令甘、青、川、蒙古等广大地区是顺理成章、合情合理的。总之，有清一代，拉卜楞寺走出了一条成功的道路，它的成功背后深深包含有贡唐“赛赤”的艰苦努力和积极奉献，值得肯定。
利用格鲁派大小首领的特殊社会地位和巨大政治影响，号令蒙藏各部，并使之钳制蒙藏世俗贵族，以巩固、加强封建中央政权和国家统一，是清朝尊崇利用格鲁派的主要目的。正是在这一社会背景之下，拉卜楞寺贡唐“赛赤”与清朝建立了牢固紧密的友好关系，这一长期的政教关系一方面使嘉木样活佛系统的政教地位和声誉大大提高；另一方面，这一极大的外助条件使得拉卜楞寺各项事务得以全面发展，“政教合一”制也趋于成熟。更重要的是清朝政府利用这一“关系”，巩固了西北边疆，安定了藏蒙社会秩序，同时也促进了拉卜楞地区宗教、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加强了包括拉卜楞在内的安多地区同祖国内地经济、文化之间的友好往来和广泛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