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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经过短暂的恢复性发展（1979～1984年），就步入稳定发展（1995～1995年）并逐渐加速（1996年至今）的发展阶段，开始真正走上了城镇化的道路。在这一阶段，改革开放成为城镇化的最重要推动力
，城镇化建设也由此取得了许多突破性的成就。
1978年，中国有城市193个，1998年发展到668个，以后相对稳定，2018年为672个，比1978年净增481个，年均增加12个，是1949～1978年年均增加量的3倍多。建制镇数量也以每年478个的速度快速增长，由1978年的2173个，发展到2018年的21297个，净增19124个。
在城镇数量快速增长的同时，城市规模也在迅速扩大。尽管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国家仍在延续控制大城市、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政策，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大城市、特大城市仍然保持了较快的发展速度。随着城市人口的快速增加，城市区域扩张也十分迅速。1984年，全国城市市区土地面积占全国面积的比重仅为7.6%，到2017年这一比重增长到22.9%，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武汉、南京、哈尔滨等特大城市周围的许多县区都已建成城市新区，城市区域不断扩大（见表2-1）。这一时期，我国大城市数量在世界上居于前列，而且增长速度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上海、北京等城市规模已经进入世界十大城市行列。
表2-1 2017年代表性大城市的规模比较
表2-1 2017年代表性大城市的规模比较-续表
改革开放以来，城镇人口经过1979～1984年的短暂恢复发展阶段，就迅速进入稳定发展和快速发展阶段。1978～2018年，城镇人口由17245万人增加到83137万人，净增65891万人，每年平均增加1647万人，是1949～1978年城镇人口每年净增数量的4.58倍。其中，1996～2018年，城镇人口更以每年2083万人的速度递增，是1949～1978年城镇人口每年净增数量的5.2倍。随着城镇人口的迅速增加，中国城镇化水平从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18年的59.58%，共提高了41.66个百分点，年均增长1.04个百分点，与1949～1978年年均增长0.25个百分点相比，提高了0.79个百分点，城镇化速度明显加快。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发展，尤其是大城市发展，逐步迈入城市群、城市圈、城市带和城市网的发展时期。目前，中国已形成了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五大国家级城市群，在铁路沿线、长江沿线逐步形成了连带状态的城市带。其中，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三大城市群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增长极，是经济社会进步最明显的地区。三大城市群区域面积为27.3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2.85%，2016年却集聚了全国22%的人口，创造了42%的国内生产总值。这些城市群、城市带的形成，不仅使该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大大提高，而且使中国城镇化的空间结构呈现出新的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是中国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发展最重要的时期。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环境、资源，特别是土地等方面的压力和影响，城市开始从规模扩张为主进入规模与质量同时增进的新发展时期，城市的经济结构和功能特征逐步趋向优化。首先，中国城市经济持续高速增长。1988～1996年，中国城市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幅为18%。2002～2011年，地级及以上城市（不包括市辖县）地区生产总值由64292亿元增加到293026亿元，增长了3.56倍，年均增长20%，2011年占全国GDP的比重由53%上升到62%，提高了9个百分点。其次，同国家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相适应，大城市注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进行了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一些大城市从原来以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为主导产业，开始转向以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和文化创意产业等为主导产业的新的经济结构和产业体系。最后，城市基础设施的现代化程度显著提高，新技术、新手段得到大量应用，基础设施功能日益增加，承载能力、系统性和效率都有了显著进步，改善了城市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的条件。
随着城乡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城乡分割和隔离的二元体制逐渐被打破，城乡之间劳动力、人口、资本、人才和技术的流动日益增多，城乡商品流通关系和市场结构不断发生变化，城乡经济发展出现了某种融合的态势。城市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的改革，使城市居民在计划经济经济时代享有的“特权”不断减少，城市户口的“含金量”下降，户籍制度的约束力降低，市民和农民在社会身份上的差别不再像改革前那么突出，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甚至出现了城里人向乡下流动的现象。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农村的农民在收入水平、消费水平、生活方式、生活环境、福利保障等方面都已经都市化了。对于数量庞大的农民工——城市新市民来说，虽然他们的户籍仍在农村，但部分城市已经开始给予他们市民身份和市民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