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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认识中国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解决中国问题，并在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中发展马克思主义，赋予马克思主义以鲜明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指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人民群众，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当代中国，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就是要立足于时代特征，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每一个国家出现的问题，都是时代条件下产生的问题。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应该时代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其次应该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宣言》所阐述的一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这里所说的“随时”讲的是时间性，指时代化；“随地”讲的是空间性，指本土化。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原理”，理论本身具有时代化和本土化的品质，但时代化和中国化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创立者的历史使命，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和中国化，这是马克思主义后继者的责任，取决于时代条件下的中国国情，也取决于后继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掌握和认知程度。
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首先表现出来的是用中国传统和中国国情来阐释马克思主义的阶段，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阶段。英国学者伯尔基在其所写的大学讲稿《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中客观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根本上属于欧洲政治和社会理论的主流传统，因此，进入马克思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核心——最佳途径是研究它在这一传统母体中的起源。”
依此为据，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外来文化，我们缺乏进入马克思主义的最佳途径。马克思主义漂洋过海传入中国时，对这种外来文化，中国传统文化首先进行的是融化式的解读。马克思主义最早传入中国是戊戌变法时期，1898年中国出版了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中译本，该书对马克思主义做了介绍。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角色“先后是上海广学会的传教士、资产阶级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无政府主义者和中国社会党人”。他们是借助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当时遭受外来侵略的国情来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如维新派理论代表人物“梁启超认为社会主义是中国古已有之的，并不是什么新东西”，无政府主义者也主张“贫穷落后的中国最容易、因而也最应当率先实行共产主义”。
这种脱离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来谈论马克思主义的事实说明，当时他们是在用中国文化来化马克思主义，而不是用马克思主义来化解中国问题。所以，这一阶段中国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片面的理解，甚至是各取所需的误解，根本谈不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毛泽东在1945年4月党的七大预备会上也曾说过：“以前有人如梁启超、朱执信，也曾提过一下马克思主义。据说还有一个什么人，在一个杂志上译过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总之，那时我没有看到过，即使看过，也是一刹那溜过去了，没有注意。朱执信是国民党员，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不过以前在中国并没有人真正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
可见，在当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如同其他国外思潮一样，并不占主流，更不存在一个政治组织来自觉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其次，在经历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阶段，到“五四运动”之后，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才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中国的命运也因马克思主义而根本改变。这时，才真正进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阶段。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了两个时期，这两个时期是与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认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第一个时期，国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使现代文明的中心遭受了严重的打击，工业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得以充分地暴露；同时，俄国的“十月革命”的胜利和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涨，大大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影响力。两者对比，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走向民族独立提供了截然不同的两个参考系。在国内，一方面，戊戌变法的失败早已使改良主义没有了生命力，而资产阶级革命屡遭挫折，辛亥革命后的复辟闹剧及“学生学习先生，先生总打学生”使革命者对走西方道路也失去了信心。更重要的一点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特别是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民族资本有了一定的发展，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工业和工业无产阶级，虽然比例不高、为数不多，但这为从中国实际来理解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实践上的土壤。另一方面，新文化运动的激荡和“五四运动”的风暴，使整个知识界的头脑活跃起来，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逐步从空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解读中走出，在青年知识分子中间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风尚日益浓厚。这两方面促使了1921年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中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了真正的主体力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步也应该从此算起。第二个时期，开始于新中国成立，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完成，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确立。在这个时期的前半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许多新成果，特别在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认识方面，曾经明确了生产力是社会进步的最终动力，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要服务于经济基础，马克思主义要结合中国国情，等等。但是，由于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出现了曲折和错误。后半程开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与和平发展的时代特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有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用马克思主义来化解中国问题，摸清中国问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非常重要，准确把握中国问题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一方面受到外来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一方面受到国内封建专制的压迫，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当时，中国统治阶级实施的是恐怖式统治手段，中国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人数不多，大量的人口是农民，农民的土地问题表现突出。针对此样国情，中国共产党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首先当然是革命理论，毛泽东曾说过他于1920年第一次看了三本马克思主义的书，“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
这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看法。事实也是这样，在整个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围绕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这个大问题而展开的。这样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学说就中国化成了民族独立的学说，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就中国化成了以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理论，关于城市暴力革命学说就中国化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学说……总之，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学说中国化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基础之上的，而这种理解来源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马克思主义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强调社会主义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之上的，但是对唯物史观这一重要内容，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就很少提及，甚至存在片面和错误的理解。例如，五四时期李大钊就提出过：“中国虽未经自行如欧、美、日本等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实业，而一般平民间接受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压迫，较各国直接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阶级尤其痛苦。”
蔡和森则直接说：“我们无产阶级早已痛不堪痛忍不堪忍了，还论什么革命的经济条件具足不具足。”
李季更是说：“马氏……未曾说，必须资本集中，产业发达，然后社会主义才能实现，否则不能实现。”
这些论述反映了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程度，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水平不可能有多高。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才使我们真正认识到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认识到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真谛。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中国化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关于未来新社会的基本原则中国化成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关于社会生产的理论中国化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中国化成了科学发展的理论，关于社会发展的普遍原则中国化成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总之，马克思主义关于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论中国化成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开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要保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仍然是马克思主义，二要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富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简单地强调中国特色会使马克思主义失去其普遍意义，现在国内国外有人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不是社会主义，还有人要求回答中国特色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这两种疑问所要求回答的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哪些东西，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哪些东西。从理论上讲，马克思主义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立场、基本原理、观点，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始终要坚持的是人民立场，什么时候都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要坚持的是基本原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是认识社会和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方法；要发展的是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观点包括一些基本观点，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无法也没有义务来为一百多年后中国问题的解决提出建议。坚持了人民立场、基本原理，就能够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脉相承性；根据中国国情做出新的判断，形成新的观点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在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前进的过程。
任何理论的形成与提出都是知识精英的思维创造。马克思曾批判性地指出，在资本与劳动相对立的情况下，思想理论活动也是同劳动者相分离的，“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
列宁更直白地说：“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理论精英创立的思想，只有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并为大众所接受，才能对社会进行有目标的治理，这就为理论的大众化设置了必要性。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要凝聚社会力量，实现执政目的，就需要通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形成全社会统一的思想基础。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明确大众化的内容是什么，大众化主体和受体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和接受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大众化的有效方式和途径是什么。这些问题直接决定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水平。
理所当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容是马克思主义。但是，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时代性的马克思主义，而是时代化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曾形象地说，有香的马克思主义、臭的马克思主义，活的马克思主义、死的马克思主义。香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能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活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对革命成功起积极作用的马克思主义。今天，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应该是贴近大众、走进大众，在生活中能被理解、认识和运用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历程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在这40多年里我国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起来，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人减少到两千多万人，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都能感受到实事求是的重要性，体验到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认识到人自身发展的价值，这就是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容，绝不是100多年前就印在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字句，而是每走一步都有切身感受的时代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
中国共产党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最广大人民群众是大众化的受体。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首先要提高主体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水平。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的过程，其间既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又发生过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的政党。但是，党具有马克思主义修养，并不等于其成员都有。现实情况是，一些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自身就缺乏应有的马克思主义修养，党员队伍中的一些知识分子也并不真懂、真信马克思主义。主体素养的欠缺，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大障碍，必须加以克服。其次是提高受体的教育和文化水平。列宁针对当时俄国工人受教育程度普遍低下、本身不可能产生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状况，提出了“灌输”方法，即把马克思主义“从外面灌输进去”。在今天“灌输”也不失为一种手段，但更重要、更长远的是提高人民的文化知识水平，培养人民的理论思维，使大众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也扮演积极的角色。划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和受体，只是为了强调主体的责任，并不是说受体是被动的。其实，广大群众生动的社会实践，既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源泉。只有把主体与受体两者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才能顺利推进。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方式和途径有许多，传统媒体和现代传媒都是有效而便捷的载体，学文件、开报告会、搞宣讲也不失为好的方式，这些方式和途径也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然而，也有不少大众化只是徒有形式，不仅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而且使受众感到反感。本书认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形式和途径上有许多地方需要改进。一是避免把马克思主义神圣化，远离群众和生活，把掌握马克思主义搞成了少数人的专利。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曾说：我们的同志有几怕，第一种怕教授，第二种怕马克思。以为马克思住在很高的楼上，要搭很多长的梯子才能爬上楼去。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了神圣的教义，马克思主义就成了书本上和文件中的文字，成为少数人显弄斯文的词句。二是避免把马克思主义语录化、口号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有严密的逻辑，是一种讲道理的理论。为了让大众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断章取义地抽取几句语录，生硬地强塞给群众，这不仅在理论上会损害马克思主义的完整性，而且会在实践中引起群众的误解。这是标准的教条主义、实用主义和庸俗化的行为。三是避免空唱高调、述而不作。马克思主义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执政党的政治行为，一个实际行动胜过一打纲领。因此，对执政党的政治行为的认同，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最重要的方式和途径。
总之，马克思主义“三化”是紧密关联的整体，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中国化和大众化的基础，马克思主义正是具有时代的生命力，所以才能中国化和大众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时代化和大众化的核心，解决中国的问题，需要的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没有时代气息的理论，在中国就没有大众化的土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时代化和中国化的落脚点，时代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只有为群众所掌握，才能产生出无穷的力量。在当代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时代化、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就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三化”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才有生命力，中国共产党才有凝聚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才能乘风破浪不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