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70年社会治理回顾与思考

201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迎来70周年华诞。2019年的中国社会学会新春论坛暨京津冀社会学界座谈会，以“新中国70年社会治理回顾与思考”为主题，总结研究70年来我国社会建设、社会治理和社会学发展的历程与成就，很有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成、发展及其盛衰兴亡的真实记录，是前人的‘百科全书’，即前人各种知识、经验和智慧的总汇。”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学习和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总结历史创造的成就和经验，思考历史留下的记忆和启示，对于我们更好认识现实、把握未来，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助推国家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以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进行历史阶段划分，可以划分为改革开放前30年的历史时期和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前一历史时期，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时期，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这个新时期的历史还没有结束，如果把这个历史时期以党的十八大为标志再做一个划分，则是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将这三个时期的历史贯通起来，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光辉历程，是中国社会发展极不平凡的历史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国人民真正地站立起来，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纪元，这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两场伟大的社会革命。一场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是在新中国成立后30年进行的。这一时期，我们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全面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我国现行的国体、政体、国家结构形式和政党制度就是在这个时候确立的；这个时期还开始全面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到1956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时，从前连铁钉都要进口的中国，第一次有了自己生产的飞机、机床与电子工业。另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场社会革命，围绕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全面、系统、深入地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队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的改革，全方位实行对外开放，不失时机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现代化，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城乡社会面貌大为改观，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两场伟大的社会革命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前一场社会革命为后一场社会革命奠定基础、提供前提，后一场社会革命是前一场社会革命的历史演进和必然趋势。这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大逻辑，也是科学社会主义不断发展创新的理论大逻辑。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变革和发展，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奇迹。其中，最根本的标志和成就，就是创立、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四位一体”所构成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与实践的主题。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丰富发展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但它根植于新中国成立70年的长期奋斗，是我们党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历经千辛万苦、接力探索取得的。创造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中华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也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的物质基础、政治基础、制度基础和理论基础。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一路走来，奇迹屡创、成就辉煌，令世人叹服，但也历经了披荆斩棘、风风雨雨、曲折与坎坷。其间，饱尝了各种重大风险与困难，经受了许多艰辛探索和严重曲折的考验，也付出了多方面巨大的代价。我们要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与看待新中国的历史，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科学精神，分清主流与支流、本质与现象、成就与失误，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深入研究社会发展规律，从社会变革思考中汲取智慧，从理论上诠释中国道路、中国制度的历史必然，牢牢把握中国社会前行的方向与发展趋势，为人类社会现代化建设提供中国方案，这是中国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生动体现，也是中国理论工作者特别是社会学界的责任与使命。

新中国70年来的伟大变革和实践，为中国社会学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极为丰厚的土壤。历史和现实深刻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社会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社会学的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 这就要求我们深刻认识和把握社会学学科的发展规律、本质特点和内在要求，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探索新理论，助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这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提出了一系列重大课题，包括：社会学界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研究和概括新中国70年的社会变革与发展史？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和新时代的历史承继与伟大转折的理论与现实依据是什么？如何认识新中国70年中国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发展历程、历史成就和经验教训？中国特色社会学如何既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又植根于中国基本国情？这一根本原则如何在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丰富内涵、精神特质与理论范式中充分体现？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客观依据、制度支持、理论准备和人才队伍是否已经具备，短板与瓶颈又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的破解，必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学迈上新的台阶。可以相信，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学创新发展又迎来一个新的春天，必将开创我国社会学大发展、大繁荣的新境界。为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社会学界应该也可以大有作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社会学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坚持这一根本原则。正如已故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所言：“在中国泥土里培植中国的社会学。” 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特色社会学，首要的就是扎根中国沃土，特别是全面、深入研究新中国70年来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理论创新和实践创造。这里需要把握如下几点。一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为指导，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任何学科建设、学理研究都有一个为了谁的问题，社会学学科也不例外。在社会学学科建设中，我们要坚持中国的基本国情与发展阶段，坚持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坚持和谐社会建设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学学科建设的根本，是必须始终坚持，不可动摇的。为了实践这一根本原则，我们还要解决如何做的问题，加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建设，亟须制定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学科发展规划，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建设成为中国社会学的优势分支学科，发挥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支撑引领作用。二是立足基本国情和历史传统。“社会学”是“西学”，更应是“中学”。新中国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经济实现大发展、社会发生大变革，在这一过程中积累了独特发展经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提供了现实依据和历史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蓬勃发展，呼唤着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三是坚持问题导向和实践品格。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学术创新、学科创新。中国社会学应围绕中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不断优化社会学学科体系，切实提升回应现实问题的学科能力。四是坚持创新导向和原创战略。一方面，要发挥多学科、跨学科优势，加快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社会学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比如社会治理学、社会政策学等；另一方面，要总结中国经验，勇于创新，不断概括出中国社会学的新概念、新范畴、新术语，打造中国化的社会学学术话语体系，解决长期以来社会学话语体系中“西强我弱”等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成立八年来，积极探索高校智库建设与学科建设相结合的新路子。坚持双轮驱动，着力推进社会治理智库与社会学学科一体化建设，进行了一些积极探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2017年9月，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作为北师大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重要支柱被纳入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培育单位；2018年3月，国务院学位办正式公示了2017年全国学科授权点审核结果，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获得通过，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是主建单位。几年来，我们主要做了以下九个方面工作。一是向党和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建议。截至2018年12月，有76项决策咨询研究成果获得党和国家领导人重要批示，决策影响力不断提高。《习近平社会治理思想研究》《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治理的新进展》获得包括中央主要领导在内的多位领导同志重要批示。二是连续举办八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每届论坛都产生了一批高质量研究成果，社会影响力不断扩大。三是组织编撰和出版大型文献图书《当代中国社会大事典（1978-2015）》，四卷320多万字。这部大事典全景式记录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领域发生的历史性变革。目前，我们正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的支持下，组织编撰《当代中国社会大事典（1949-1978）》。四是组织编写《中国社会治理通论》。这本教材历时两年、十易其稿，已经交付出版社。五是建设中国社会管理创新研究信息库，开发和推出“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百科”。六是创办我国首家社会治理领域的杂志《社会治理》，为理论界与实务部门创新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提供了平台。七是组织开展“百村社会治理调查”活动。八是推进社会学、公共管理学、历史学、经济学在内的交叉学科建设。九是开展国际合作交流，与英国相关大学机构联合举办三届“中英社会治理现代化研讨会”等，在国际上产生了较大影响。这些工作的开展和实施，今天在座的不少领导、专家、学者都给予了多方面的关心、支持和帮助！在此，我谨向你们表达诚挚的感谢！

（本文系作者2019年1月13日在中国社会学会新春论坛暨京津冀社会学界举办“新中国70年社会治理回顾与思考”座谈会上的主题讲话，发表在《社会治理》2019年第2期） nJpjT7qPUCNv6V48GIamTBIEeb8YcnsqgtYBiwaTSbVLLvtDsVQKOB9sPMNtdxf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