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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和掌握习近平新时代社会治理重要论述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系统地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时代命题，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是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的指导思想，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习近平社会治理重要论述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立意高远、内容丰富、思想深邃，将共产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发展演化为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新优势。深入研究习近平新时代社会治理重要论述的主要依据、基本内容和全新境界，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习近平社会治理重要论述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
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的伟大时代，习近平同志着眼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科学理论为基础，立足中国基本国情，把握时代变化，总结实践经验，博采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
习近平社会治理重要论述的产生，从理论渊源上看，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分析中国社会发展与变革，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使马克思主义发展在当代中国进入了新境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都做过精辟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阐明人民是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为我们党观察社会、把握社会治理规律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列宁是第一个将社会主义治理思想付诸实践的无产阶级领袖。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首要任务是组织对国家的管理，并指出进行社会建设和管理，必须发扬民主，反对官僚主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动员一切社会力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理论成果，至今仍是我国社会治理实践的重要理论指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明确把社会管理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民主法制建设是社会管理的治本之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以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也都对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做出了重要论述。习近平社会治理重要论述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的治国理政思想，解决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这一时代命题的智慧结晶；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坚持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
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治理文明、经验和教训，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正反两方面社会建设的历史经验，是习近平社会治理重要论述产生的历史依据。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古代社会治理思想博大精深，儒家、道家、法家等各家学派均对社会治理有过系统论述，并形成了以儒法合一为主要特征、德治和法治相结合、具有简约主义特征的社会治理实践。可以说，将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习近平社会治理重要论述的重要特征。同时，习近平同志指出，纵观社会主义从诞生到现在的历史过程，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的全新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实践中没有解决得很好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一直在探索和构建科学有效的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僵化、封闭和麻木的社会状态导致苏联解体的沉痛教训特别值得警醒。习近平社会治理重要论述正是对世界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经验教训的深刻反思和理论升华。此外，对现代社会治理思想批判性吸收也构成了习近平社会治理重要论述的一个重要来源。自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兴起以来，现代社会治理思想逐渐发育，形成了一些有益经验，值得研究借鉴。这条道路既不是“传统的”，也不是“外来的”，更不是“西化的”，而是独创的，是由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立足于中国国情和社会建设实践，研究吸收了人类历史上一切有益的社会治理思想。
当今的人类社会，世界格局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与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是习近平社会治理重要论述产生的国际背景。当今世界虽然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强劲，但仍很不安宁，人类社会面临诸多难题与挑战。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纷繁变化，世界经济增长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全球发展不平衡加剧。地缘政治因素更加突出，局部动荡此起彼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非传统安全和全球性挑战不断增多。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思潮涌动，民粹主义在一些国家滋长。西方社会正在经历的各种“认同危机”，特别是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等，正在以各种渠道、各种方式对我国社会治理构成威胁。
我国处于深刻社会变革的发展阶段与纷纭复杂的社会矛盾相互交织，是习近平社会治理重要论述产生的国内背景。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不懈努力，中国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奇迹，但也带来了“成长的烦恼”，社会矛盾增多。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动能的转换，使社会领域发生巨变，包括社会阶层和利益格局复杂化，财富和收入差距较大；社会职业选择和劳动就业市场化，社会流动性加快；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对生活质量提出了新需求；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等问题危害健康，群众颇有怨言；同时，社会上存在不少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网络社会的兴起也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新问题新挑战。我国有近7亿名网民，互联网已从虚拟世界转变为社会治理的重要领域。网络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使信息交汇更加便捷。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各种诉求相互碰撞，各种力量竞相发声，社会治理的敏感程度、复杂程度前所未有。习近平社会治理重要论述正是对国际国内环境和时代特征进行科学认识和分析的伟大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是我们党和国家发展中极不平凡的五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全方位深刻变化的国内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中，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巨大成就、发生历史性深刻变革。在这个极为生动、极为丰富的伟大实践中，习近平同志站在社会变革的前沿，热情地支持、鼓励、保护、引导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领导我们党从总结人民群众成功的实践经验中，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进行艰辛的理论探索。习近平社会治理重要论述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新鲜经验进行科学总结的伟大成果。
习近平同志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出了一系列社会治理新观点新论断新思想，特别是提出“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
，实现了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新飞跃，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我们初步研究认为，习近平社会治理重要论述突出体现在以下10个方面。
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是习近平社会治理重要论述的灵魂。一是社会治理要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能不能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得好不好。”
在社会治理中，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主要体现在：突出“加强”和“改善”，牢牢把握党领导社会治理的主动权；突出“牵头”和“抓总”，牢牢把握党领导社会治理的关键环节；突出“制度”和“规范”，牢牢把握党对社会治理的领导权。二是以党风政风好转带来社会风气的好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从严治吏，大力开展党风廉政建设，探索和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新路子，使得党风政风明显净化，带动和促进了社会风气的向上好转，体现出显著的社会治理效果。腐败治理论体现了习近平对社会治理动力、新型政社互动关系的新论断、新发展。三是提高党领导社会治理的能力。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关键在于完善党的执政方式，提升党的执政水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党在社会治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需要通过党的基层组织来实现。党的基层组织扎根基层、服务基层，具有参与社会治理的天然优势。这就需要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推动社会改革发展，以昂扬的改革创新精神不断开创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新局面。可以说，坚持党的坚强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鲜明特征，也是中国社会治理文明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保证。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社会治理重要论述的根本政治立场。一是社会治理以服务人民为根本宗旨。社会治理，说到底，就是对人的服务和治理。社会治理要以人为本，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而真正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二是社会治理以人民群众为主体力量。社会治理既是对全社会的治理，也是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治理。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治理活动都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拜人民为师。”
因此，创新社会治理需要全心全意依靠人民群众，尊重人民的权利地位、激发人民的主体意识、凝聚人民的治理智慧，共同治理好社会。三是社会治理以人民满意为根本标准。习近平同志强调：“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实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
因此，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要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四是社会治理以建设充分体现人民主体地位的社会为依归。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是创新社会治理不可回避的终极之问。不论是和谐社会、平安社会、信用社会，还是健康社会、法治社会、幸福社会，归根究底，都是人民主导的社会。概而言之，习近平的“人民中心论”，其核心是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为了人民的一切、一切接受人民检验。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新社会治理的核心价值观，也是指导和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新型治理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中关于“人民是历史的主人”的继承、丰富和发展。
以民生为本，是习近平社会治理重要论述的本质体现。保障和改善民生对创新社会治理具有根本性作用和意义，必须把解决民生问题贯穿于社会治理实践的全过程。这一重大思想实现了社会治理思想的创造性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增进民生福祉是社会治理的根本之策。民生是人民幸福之基、社会和谐之本。习近平同志强调，积极推动解决人民群众的基本民生问题，不断打牢和巩固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的产生。
民生就是人民群众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是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保障和改善民生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二是丰富民生内涵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方面。习近平同志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民生的范畴，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教育、卫生、住房、养老、就业、收入分配，而是扩展到公共安全、生态环境等内容，并成为社会和谐稳定和健康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发展民生事业和改善民生环境，对于社会治理同样重要，两者都抓好，才能更好实现社会治理的目标。三是维护群众合法利益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正确处理维权和维稳的关系是社会治理创新的根本要求。习近平同志指出：“要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完善对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强化法律在化解矛盾中的权威地位，使群众由衷感到权益受到了公平对待、利益得到了有效维护。”
这是充满唯物辩证法的创新社会治理思维的重大思想观点。四是关心“民生”才能赢得“民心”。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关系国运。”
保障和改善民生，就是为了增进民生福祉，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归根究底就是一项民心工程。赢得了民心，就自然实现了善治。
促进公平正义，是习近平社会治理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公平正义在社会治理中的核心作用和地位。一是健全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从制度上来保障社会公平，反复强调要实现“三个公平”：规则公平，实现规则面前一视同仁；机会公平，实现人人都有机会，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权利公平，实现公民基本权利一律平等，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二是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习近平同志强调：“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正确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既要把“蛋糕”做大，也要把“蛋糕”分好，特别是要在分好“蛋糕”的基础上继续做大“蛋糕”。要求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避免出现贫富两极分化。强调要更加注重对特定人群特殊困难的精准帮扶，让所有人民群众都过上好日子。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就是推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生动体现。三是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社会。习近平同志提出，要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这种社会治理精细化思想，就是要建立一个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要使得“全体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
。这就表明，要通过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社会，让人民群众更有“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最大限度地凝聚社会共识，形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
德治和法治并举，是习近平社会治理重要论述的重要支柱。一是强调创新社会治理的道德基础是核心价值观。习近平同志指出：“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
思想道德和核心价值观对社会治理发挥着教化、引领的重要作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是全社会一致认同的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同时，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要学习和借鉴人类治理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二是强调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标志是实现法治。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发挥法治对社会治理的保障、服务和促进作用。牢固树立法治社会理念，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善于用法治精神思考社会治理、用法治思维谋划社会治理、用法治方式破解社会治理难题，把社会治理的思想和行为全部纳入法治化轨道。三是强调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规律是坚持德法互济。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既要靠法治，又要靠德治，做到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二者并用。习近平同志提出：“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使法治和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由此而言，坚持德法共治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在社会治理领域的生动体现，也是对我们党关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继承、丰富和发展。
创新体制机制，是习近平社会治理重要论述的显著标志。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领域取得的成就与进步，最根本的就是紧紧抓住了体制机制改革创新这个“牛鼻子”。一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体制的基本模式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社会治理的改革与创新都要以此为目标取向。二是改进社会治理方式。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
坚持系统治理，社会治理不仅是政府的工作职能，而且需要社会各界一起参与，要从政府包揽向政府负责、社会共同治理转变；坚持依法治理，从管控规制向法治保障转变；坚持综合治理，从单一手段向多种手段综合运用转变；坚持源头治理，从根本上解决矛盾、防微杜渐。三是完善社会治理机制。要建立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社会利益协调机制、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社会风险评估机制、突发事件监测预警机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传承发展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是习近平社会治理重要论述的鲜明特色。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中华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基和魂魄，我们必须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优秀传统文化是创新社会治理最深厚的根基和源泉。一是正确处理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积聚最为深厚雄浑的力量。一方面，要充分尊重传统文化，自觉礼敬民族历史，实事求是地整理挖掘，“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
另一方面，要转化再造丰富发展，把承继精神与改造形式有机结合，借鉴吸收有益文化成分，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二是重视家庭在社会治理中的基础地位。习近平同志特别注重家庭建设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健康发展中的基础作用。他指出，“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
。这就要求将社会治理的重心放在恢复家庭的传统功能上，更多地发挥家庭的生育、婚姻、养老、教化等社会功能，积极建设家庭友好型社会治理，推动形成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三是重视优秀传统文化对核心价值观的涵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在于明确文化渊源和民族文魄，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果抛弃了优秀传统文化，就是放弃了根本，那无异于缘木求鱼。基于以上可见，习近平同志对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实质上是对社会治理的文化价值维度的重大发展，强调和凸显了传统文化和核心价值观对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精神滋养和定向导航作用。
加强和改进群众工作，是习近平社会治理重要论述的基本要义。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习近平社会治理重要论述十分重视做好群众工作。他说：“我们要适应新形势下群众工作新特点新要求，深入做好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工作，虚心向群众学习，诚心诚意接受群众监督。”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也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必须遵循的基本路线。对此，他做过多方面重要论述。一是社会治理本质上就是做群众工作。习近平同志指出：“社会管理主要是对人的服务和管理，说到底是做群众的工作。一切社会管理部门都是为群众服务的部门，一切社会管理工作都是为群众谋利益的工作，一切社会管理过程都是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群众工作是社会管理的基础性、经常性、根本性工作。”
由此可见，群众工作与社会治理工作紧密相连、息息相通。二是创新社会治理需要再造群团工作活力。党的群团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一项经常性、基础性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能改进提高不能停滞不前”。这就要求群团组织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团发展道路，切实破除“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有效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以更好地反映和服务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三是思想政治工作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思想政治工作是群众工作的重要形式，也是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习近平同志强调：“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
而做人的工作也正是社会治理的基本要义所在。由此可见，习近平关于社会治理中加强群众工作的重要思想，继承了我们党一贯的群众路线的根本工作路线，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思想。
注重基层建设，是习近平社会治理重要论述的突出风格。注重激发基层活力，提升基层能力，夯实基础地位，更好发挥基层治理在整个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关键作用。“城乡社区”和“社会组织”构成了现代社会治理运行的两个基础载体。一是城乡社区治理创新。城乡社区是社会的基础单元，是各种利益关系的交汇点、社会矛盾的集聚点、社会建设的着力点。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基层就是社会的细胞，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
因此，搞好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环节，是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突破口。二是社会组织改革创新。社会组织改革创新的基本方向是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这就要求加快推进社会组织“去行政化”和“去垄断化”改革，建立健全优良的社会组织生态系统和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特别是要全面推进社会组织党的建设，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三是推进“网格化管理、人性化服务”。习近平同志指出：“深化拓展网格化管理，尽可能把资源、服务、管理放到基层，使基层有职有权有物，更好地为群众提供精准有效的服务和管理。”
概而言之，对基层基础的高度重视，充分表明习近平社会治理重要论述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扎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为民情怀。
树立总体安全观，是习近平社会治理重要论述的重大创新。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总体安全观”是习近平社会治理重要论述中极具创新的内容，并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一是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传统的国家安全观只讲外部安全或对外安全，总体安全观则强调既要重视外部安全，又要重视内部安全。二是统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总体安全观强调既要重视传统安全，又要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完整的国家安全体系，特别是要注意防范和应对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网络安全等新型安全形态。三是统筹“国土安全”与“国民安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四是统筹“国家发展”和“国家安全”。国家发展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国家安全是国家发展的条件。五是统筹“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中国的安全必须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总体而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充分体现了习近平关于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习近平社会治理重要论述的创新性，充分体现在内涵更丰富、外延更宽广，体系更完整、逻辑更严密，目标更明确、行动更有力。每一方面都自成一体、构成完整的系统思想，同时10个方面又相互贯通、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共同统一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进程当中。
习近平同志立足我国正在发生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准确把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创立了科学的社会治理思想，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全新境界。
习近平社会治理重要论述，深入观察和分析当今中国社会发展与变革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社会治理新理念新思想新决策，开拓了科学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新境界。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思想，不仅回答了社会治理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还回答了社会治理的评判标准和行动准绳问题，提出了检验社会治理成效，最终要看人民群众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群众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是否得到了切实保障。这就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切为了人民的思想，内化为不仅有明确指向而且贯穿于党的决策部署和方针政策并体现在实际行动中。以民生为本的社会治理思想，从根本上纠正了以往那种重经济建设轻社会建设、重管控轻民生的倾向，并推动实施一大批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工程，着力形成改革发展与社会治理的最大公约数，有利于从根本上实现良政善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和全面进步。这一系列创新性的社会治理思想和实践，将科学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理论推向了崭新境界。
“社会管理”转变为“社会治理”，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思想更深刻、内涵更丰富。“社会治理”更加突出了党委领导和政府负责下的多元社会主体共同参与、良性互动，有利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更加突出以人为本和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创新思想，强化人民群众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地位、权益保障制度和首创精神；更加突出民主政治和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社会治理要着眼于扩大人民民主，建设法治社会；更加突出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治理，运用经济、法治、道德、教育、行政等多种手段完善社会治理方式，标本兼治；更加突出全面加强党对社会治理的领导，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引领社会治理，以党风的根本好转推动政风、社会风气净化，以各级党组织自身建设为实现社会治理科学化、精细化、现代化提供坚强的领导核心与组织保证。这些标志着由传统的社会管理向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现代社会治理的转变。
我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这就决定了社会治理创新发展的独特道路。习近平同志立足中国国情，博采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坚守但不僵化、借鉴但不照搬，善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治理思想创新与实践创新，是在总结中国悠久的治理传统和历代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经验教训，以及借鉴吸收人类社会现代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将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模式进行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将世界现代文明先进理念、有益做法进行分析鉴别和选择性吸收。更加重视法治与德治有机结合，法治德治并举，他律自律结合；更加重视发挥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的教化功能，发挥当代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最佳效果；更加重视家庭在社会治理中的基础地位，更多地发挥家庭的生育、婚姻、养老、教化等社会功能，并与现代社会文明进步质素融合发展。这些对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是对社会治理的文化价值维度的重大发展，开拓了现代社会治理文明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的新境界。
习近平社会治理重要论述具有全球视野性、国际前瞻性、人类关怀性。倡导“和而不同”的价值理念，坚持正确义利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和实践，开拓了国际社会治理的新境界。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世界经济增长需要新动力，发展需要更加普惠平衡，贫富差距鸿沟需要弥合；热点地区持续动荡，恐怖主义蔓延肆虐；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习近平同志面对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和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要求，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低碳，以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目标，符合各国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要进步的真诚愿望和共同追求，坚定不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是对我国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国际国内环境与时代特征进行科学分析与实践探索的伟大成果，为促进人类社会共同发展打开了全新的视角与广阔的思路。
（本文系作者2017年5月担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形成的研究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