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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贝卡·克利福德
摘要： 1983年4月，第一次美国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集会（American Gathering of Jewish Holocaust Survivors）将成千上万的成年幸存者、儿童幸存者（child survivor）和幸存者的孩子聚集在一起，这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会。本文探讨了该集会在为儿童大屠杀幸存者建立世代归属感（sense of generational belonging）方面的作用：在该集会上的相遇迫使儿童幸存者不得不面对他们与“幸存者”概念之间的关联，并且，在该集会后，“儿童幸存者”一词才开始被广泛使用，第一个儿童幸存者支持团体（support group）也随之形成。通过运用在集会中收集的口述历史，并结合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访谈，本文试图探讨集会等活动是如何对世代意识（generational consciousness）的发展产生催化作用的。本文认为，世代身份认同（generational identities）的建构并非（或不只是）取决于青年时期发生的事件，而取决于积极参与和叙述世代归属感的过程，这种归属感可能发生在生命周期的较晚阶段。本文假设儿童幸存者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时刻才开始把自己视为一个独特群体，这样他们才能把自己的经历置于一个关于谁是幸存者的更广泛的故事中。
关键词： 大屠杀；儿童幸存者；世代身份认同；世代归属感
我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在一次集会上，我与一位现代欧洲历史学家同行（一位比我年长几十岁的同事）讨论我对儿童大屠杀幸存者的研究。“哦，”她说，“但他们不是真正的幸存者——他们不在集中营里。”即使暂且不提那些曾经和我分享过他们的故事的孩子曾经是集中营里的囚犯这一事实，我还是被她的评论惊呆了：我突然想到，这是对种族灭绝幸存的意义的一种还原论的和非历史的解读（reductive and ahistorical reading）。在这次交流之后，我才开始思考我们有关谁是幸存者的不同看法，这可能会更多地反映我们之间的世代空间（generational space）。2016年，我们对谁可以被视为大屠杀幸存者的问题达成基本共识：即所有拥有犹太血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期间均面临纳粹和同谋者的谋杀威胁但最终依旧存活下来的人，现在被视为幸存者。他们不仅包括那些在集中营中幸存下来的人，还包括那些以其他方式幸存下来的人：如躲藏起来，冒充雅利安人（Aryan），逃往更安全的地区，加入游击队，等等。美国大屠杀纪念馆（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将大屠杀幸存者定义为“1933年至1945年间，由于纳粹及其同谋者的种族、宗教、族裔、社会和政治政策而流离失所、遭受迫害或歧视的任何人，不管是犹太人或非犹太人”。 [2] 因此，将这一定义扩大到欧洲犹太人之外，当然欧洲犹太人无疑是大屠杀的主要目标。
如此广泛的解读并不总是存在。正如我的同事在会议上所指出的那样，曾经有一段时间，由于没有关于大屠杀幸存者的权威定义，幸存者往往被假定为集中营幸存者（camp survivor）。在战后初期，为欧洲犹太人“幸存者”提供援助的努力，往往会侧重于帮助幸存下来的儿童。 [3] 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由于公众对种族灭绝的兴趣和认识开始增加，在若干因素的帮助下，幸存者概念和集中营经历之间的联系变得根深蒂固：1961年艾希曼（Eichmann）受审时集中营幸存者证词的报道，公共领域内循环出现的集中营影像，对埃利·维塞尔（Elie Wiesel）和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等知名集中营幸存者的文学作品的兴趣日益增长，以及观众甚广的1978年迷你电视剧《大屠杀》（ Holocaust ）等文化产品的可及性——这里仅仅举几个影响当时公众观点的“记忆向量”（vectors of memory）。 [4]
对于那些在集中营外幸存下来的人而言，将“幸存者”等同于“集中营幸存者”的倾向可能会使一个人与他自己的过去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如果他不是“幸存者”，那么在她的家庭和社区内或更广泛的公共领域，他的经历可以分别“计数”多远？这种困境对那些在大屠杀中避免被谋杀的孩子来说尤其严重。只有11%的欧洲犹太人儿童在种族灭绝中幸存下来（相比之下总体存活率约为33%）。在这些幸存者中，集中营中幸存下来的相对较少；大多数幸存者是通过躲藏或被冒着风险保护他们的成年人所隐藏而活下来的。 [5] 许多人在战争结束后从躲藏的地方出来，发现自己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儿童幸存者”（child survivor）一词并不存在。在种族灭绝中失去双亲的儿童通常被称为“犹太人战争孤儿”（Jewish war orphans）。对于那些仍然有父母一方或双方的人来说，他们没有一个有意义的身份标签来标示自己的困惑、恐惧和失落的经历，而这些情绪往往是他们性格形成时期的重要标志。 [6]
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有所改变，当时儿童幸存者已进入中年。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有很多。在这一时期，公众对大屠杀的兴趣显著增长，促使一些儿童幸存者重新审视他们的童年经历，并开始重新思考这些经历在他们的成年生活和身份中所扮演的角色。人口结构的变化也是一个激励因素；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早期，至少有一位父母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孩子开始目睹他们幸存下来的父母步入老年，生病甚至死亡——这也可能是他们面对处理自己记忆的时刻。与这些缓慢展开的力量相伴而来的是一件具有突破性的事件，它被证明对许多大屠杀儿童幸存者起到了催化作用，尤其（但不只是）对那些生活在北美的幸存者来说更是如此。这是美国第一次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的集会，为期四天的集会于1983年4月在华盛顿特区举行，此时恰逢华沙犹太人区起义（Warsaw Ghetto Uprising）四十周年。这次活动吸引了大约1.6万名幸存者和他们的家人，其中估计有2400名儿童幸存者。
[7]
此次集会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幸存者集会，
而且在于它把三代人聚集在了一起，他们以不同身份去努力理解“幸存者”一词的含义：成年时经历过种族灭绝的一代，他们大多是集中营和犹太人区的幸存者；在战争期间主要通过躲藏而活下来的一代儿童幸存者；在战后出生，且父母都是幸存者的“第二代”孩子。
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之前，这三代人很少有过如此大规模、如此有意义和如此公开的互动，由于每一个群体都对幸存的长期遗产（long-term legacies）提出了不同的解释，这一事件成为一个具有开创性的时刻，此时，集体身份认同（collective identities）受到挑战并面临转变。特别是对儿童幸存者来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于整个英美世界以及那些儿童幸存者既是移民又是宗教少数群体成员的国家来说，在一种独特的世代身份认同的确立过程中，这都是一个关键的事件。1983年那次集会之后，儿童幸存者组织开始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地迅速壮大，“儿童幸存者”一词也开始在英语中使用。
本文将探讨1983年的集会是如何以引人注目的方式将各世代的经历带入人们视野的，以及它对同一世代和不同世代间的记忆和身份认同造成了什么影响。此外，本文还将探讨口述历史在幸存者集会等分水岭事件的历史时刻及在此之后的时间内，如何能为世代身份认同的社会建构方式提供特别有价值的启示。由于此次集会的组织者希望该活动能起到纪录片和档案的作用，因而鼓励与会者就他们的战时经历提供书面和口述证词。除收集数千份书面证词外，活动志愿者还收集了320多份对参与者的采访，其中40多份采访的对象是儿童幸存者。
本文既利用口述历史来挖掘主观世代身份认同形成（subjective generational identity formation）这一关键时刻，也考察儿童幸存者后来是如何反思这一时刻的，并阐释其在个体和集体生活轨迹中的意义。 [8] 这次集会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口述历史收藏，可以让我们捕捉到世代身份认同形成和变化的“快照”（snapshot）信息，但如果能把这些材料与后来人们对该事件的反思结合起来的话，那就更具启发性了。因此，这篇文章进一步引用了在这次集会之后对参加这次活动的儿童幸存者进行的18次采访的材料，访谈内容来自两个与大屠杀有关的最大和最重要的口述历史收藏机构，即耶鲁大学福图诺夫大屠杀证词视频档案馆（Yale Fortunoff Video Archive for Holocaust Testimony）和大浩劫基金会影像历史档案馆（Shoah Foundation Visual History Archive）。此外，后来进行的面对面访谈中有五次是对曾在1983年集会上作了记录证词的个人进行的。虽然人数不多，但这几次采访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让我们看到了个体是如何为自己分析这种身份认同形成的过程，并将其置于自己的生活轨迹和叙事之中的。
这对学者们所争论的一些关于世代、记忆和口述历史的核心问题有一定影响。从事世代问题研究的学者都在争论这样一个问题，即“世代”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发生在青年时期的既成事件或由身份认同建构的社会和主观过程来定义的。正如这篇文章所揭示的那样，口述历史是一个很好的工具，但用来证明既成事件本身可能是不够的。在这些研究的案例中，近四十年来，儿童幸存者分享了一套强有力的形成经验，但并没有同时确立作为“儿童幸存者”的一种连贯的世代身份认同感。直到20世纪80年代，公众对大屠杀的兴趣才开始迅速增长，这一情况才开始发生改变。这种不断发展的世代身份认同既是相互关联的，同时也具有历史性：儿童幸存者开始认为自己是一个独特的群体，因为他们越来越认识到自己既不属于成年幸存者的“世代”，也不属于幸存者的孩子的“世代”。此外，当这些不同群体都在努力使自己与幸存概念相联系时，关于“幸存者是什么和谁”的叙述可能变得更加不固定。正如玛格丽特·萨默斯（Margaret R.Somers）所言，如果我们接受身份认同的形成与叙事模式之间密切相关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故事指导行动；人们通过在一组故事中定位自己或被定位来建构身份认同（无论这些故事多么复杂和不断变化）；而且这种‘经历’是通过叙述构成的” [9] 。仅让幸存下来的儿童分享他们童年中形成性格的事件是不够的；他们只是在一个历史性时刻开始集体把自己看作幸存者，在这个时刻，他们可以把自己定位在一个更广泛的关于“什么是幸存和谁是幸存者”的故事当中。
因此，儿童幸存者独特的世代身份认同的形成与诸如人口结构变化和新的记忆方法等背景变化相关联，但这同样是一种主观和社会建构。并不是所有在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孩子都会认同“儿童幸存者”这个词，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个新术语是由一个政治的和具有施动性的论点所决定的：它是一种理解生命轨迹的方法，一种在不断变化的公众记忆（public memory）中定位个人经历的方法，一种接近幸存本身意义的新的叙述方法。20世纪40年代的成型事件（formative events）为采用“儿童幸存者”一词的人提供了一个共同背景，但促使这些儿童幸存者积极分享世代归属感的时代背景是20世纪80年代，而不是20世纪40年代。
从方法论上讲，具有历史意义的口述历史收藏对这一过程有独特的阐释，受访者可以从它本身发生改变的那一刻起和我们逐字交谈。在1983年那次集会上创建的访谈收藏中，我们可以“听到”一个有关个人在面对社会变革时重新审视他们生活史（life histories）的集体故事（collective story）。通过在随后的采访中进行反思（本文使用的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创建的历史收藏），我们可以绘制出受访者在主观理解世代归属感方面所采取的步骤。具有历史意义的口述历史收藏以其他文档所不曾有的方式阐明了这条道路——因此，本文也认为口述历史学家应当更加充分地利用这些收藏。
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世代”是一个难以捉摸的术语。阿利斯泰尔·汤姆森（Alistair Thomson）认为，在它的流行用法中，这个术语通常是“粗糙的和非历史的”（crude and ahistorical）。他进一步指出，这个概念“除出生巧合之外，几乎没有提供关于一代人是如何形成的历史分析；也没有提供任何理论，进而有助于我们理解世代意识如何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并通过个体记忆以及对共同经历与特征的集体表征与回忆（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 and remembering）而持续” [10] 。学术上对这一概念的解释同样令人担忧。正如艾伦·斯皮策（Alan Spitzer）在1973年发表的一篇具有开创性的文章中所写的那样，这个词的模糊性意味着历史学家应该谨慎地使用它，去探究“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与年龄相关的差异是否重要，以及在哪些方面才重要” [11] 。
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大多数对世代问题感兴趣的学者借鉴了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理论著作，曼海姆在20世纪早期对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包括了对“世代问题”的思考。曼海姆认为，世代问题需要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强调共享世代心态以及他们对集体性的社会理解所发挥作用的能力，但它还需要从历史和经验上加以探讨，并强调一个世代的成员应共享“社会进程的历史维度中的共同定位”。 [12] 因此，他的作品表明，世代问题正好位于传记微观世界与历史事件宏观世界之间一个有趣的十字路口，这是一个融合的领域，对于口述历史学家的工作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然而，曼海姆的世代观目前只涉及主观意识问题。正如凯伦·福斯特（Karen Foster）所言，曼海姆并不认为共享意识的积极发展对于“世代”的形成是必要的；相反，她写道，曼海姆假设世代“被表达为一种偶然的和谐，不同的音符同时发出……总结了年龄相近的人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精神’” [13] 。
最近学术界从多方面对曼海姆的经典作品进行了批评：曼海姆被批评将政治事件作为成长经历凌驾于社会或文化事件之上，只关注男性精英，忽视了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在创建共享的世代身份认同中的作用。然而，最近对曼海姆作品最重要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世代意识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积极发展这一问题上。社会学家朱恩·埃德蒙兹（June Edmunds）和布莱恩·特纳（Bryan S.Turner）等人的著作将世代解释为积极形成并有意识地维持着，一个“自觉的年龄阶层（age stratum）……（具有）一种集体意识和一套整合仪式” [14] 。借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观点，安娜·冯·德·戈尔兹（Anna von der Goltz）认为，这项新的学术成果将世代“视为‘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在这个共同体中，人们可以找到一个象征性的家。因此，谈论‘世代’的认知和社会约束力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15] 。换句话说，学者们越来越多地从一种主观共享意识的形成过程来理解世代身份认同的建构，相对于曼海姆的最初设想，这让世代形成成为一种更为积极的过程。本文遵循最近学术界的这一趋势，探讨了世代身份认同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发展方式和原因，并将这一身份认同视为一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积极、主观地形成和有意识地维持的东西。
在大屠杀研究领域，通过对“第二代”（大屠杀幸存者的孩子）的大量研究，人们对世代的概念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但对儿童幸存者的研究却很少。在200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文学家苏珊·鲁宾·苏莱曼（Susan Rubin Suleiman）对学者们提出挑战，通过将儿童幸存者定义为“第1.5代人”，来反思世代在我们对大屠杀及其记忆的理解中的位置，“他们太年轻，无法像成人一样理解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但年龄足够大的人在纳粹迫害犹太人期间就已经在那里了” [16] 。苏莱曼引用曼海姆的理论，认为儿童幸存者分享了一段特殊经历，而这种经历反过来又创造了世代身份认同的某些方面：“在我们步入成年形成稳定的身份认同之前，以及在形成任何自我意识之前的某些情况下”，他们经历了大屠杀的创伤。 [17] 她认为他们作为儿童幸存者的身份和经历的共同特征（common currency）可能是他们曾经问过他们自己有关童年经历的一些共同问题，他们曾告诉自己以解释一些早期事件的故事，以及他们为处理他们的记忆可能在战前和战后不得不做的一些集体调整（collective adjustments）。
苏莱曼还恰当地要求读者在这种背景下考虑谁才是“儿童”。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对于“童年”（childhood）并没有一个清晰而一致的定义，正如对于“世代”没有现成的定义一样。童年的定义在历史和文化上都是有条件的，特别是对童年结束的时间点（12岁、14岁、16岁或18岁）的理解更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巨大变化。年幼的孩子对事件的记忆与年长的孩子不同。五岁以下的儿童的经历和记忆与进入青春期的儿童的经历和记忆有多大可比性呢？苏莱曼认为，在研究“第1.5代人”的时候，学者们应该考虑三个不同的年龄类别：年龄太小无法记忆的孩童（从出生到3岁）；“年龄足够大，可以记忆，但无法理解”的儿童（4～10岁）；“年龄大到可以理解，但因为太小而又不能负责任”的儿童（11～14岁）。 [18] 虽然我同意苏莱曼关于不同年龄段的观点，但我在本文中采取了一种稍微不同的方法：为了保持对世代身份认同的主观理解，我把那些在访谈中把自己定义为战争时期孩子的人视为“儿童幸存者”。其中绝大多数人出生于1930年至1944年，所以最年长的人在1945年解放时还不到15岁。
正如苏莱曼所说的“第1.5代人”，这里有很强的定位元素。通过呼唤“第1.5代”儿童幸存者，苏莱曼提醒我们，儿童幸存者自己经常感到夹在他们的父母一代和战后出生的幸存者的孩子一代之间，后者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形成自己的互助群体，并称自己为“第二代”或“后一代”（generation after）。 [19] 从很多方面来说，这正是1983年集会之所以会如此吸引人的地方：通过将这三代人大批地聚集在一起，它至少向儿童幸存者自己证明了，他们既不属于“第一代人”，也不属于正在形成中的“第二代人”。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一事件（以及随后形成的儿童幸存者支持团体网络）视为催生世代意识感（sense of generational consciousness）的催化剂。
当然，参加这次集会的儿童幸存者总是有一种共同的经历，他们从战争中幸存下来，通常是躲藏起来，与父母、兄弟姐妹和其他家庭成员分开。然而，如果在集会之前，参与者可能会从个人和家庭的角度来看待这些经历，但在聚会之后，它就变成了关于重新思考谁才是“幸存者”这一集体经历的一部分了。在这次集会上，与会的儿童幸存者质疑他们是否可以称自己为“幸存者”。在此之后，他们采用了这个术语，并开始使用幸存者的叙事来建构他们自己的生活故事。此外，在为儿童幸存者建立第一批支持团体时，他们帮助传播了这一新的认识，远远超出了参加此次集会的儿童幸存者人数相对较少的范围。
1983年集会是在特定的美国文化和地理背景以及关于大屠杀记忆的特定历史时刻举行的，在这一时刻，公众和学术界对种族灭绝问题的兴趣迅速增长，与此同时，否定大屠杀的呼声也在高涨。 [20] 随着种族灭绝越来越多地成为美国乃至全球电影、小说和其他文化产品的主题，观察家们担心，欧洲犹太人的大规模屠杀既缺乏公众的了解，也会越来越琐碎化。正如《华盛顿邮报》（ Washington Post ）一位评论员在集会开始前所指出的那样，在一个远离欧洲的国家，这一活动可以发挥特殊的作用：“这是另一个大陆，另一代人——一个新世界。纳粹党党徽万字符（swastika）被当作朋克纽扣（punk button）回收再利用；奥斯威辛（Auschwitz）是个隐喻。大屠杀是一部电视连续剧。” [21]
人口结构也正在发生变化，它改变了北美和其他地区大屠杀纪念活动的性质。集中营的成年幸存者也正在变老。如上所述，一些自称“第二代人”的幸存者的孩子开始在记忆和纪念活动中发挥独特和重要的作用，并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评价他们父母的归去在他们自己身份认同中的角色。这次集会的组织者敏锐地意识到，他们正处在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时刻。正如本次活动的首席组织者本杰明·米德（Benjamin Meed）在活动开始前几个月所说的那样，“我们中的许多人在变老，有种时间已经晚了的感觉，我们必须以一种集体的方式把我们的故事传播给世界” [22] 。其他组织者则指出，这次集会的目的是“为即将到来的这些事件不再有活着的目击者这一时刻做准备” [23] 。
集会组织者自己在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历过战争。本杰明·米德在20岁出头时被迫在华沙犹太人区做苦力，后来加入波兰犹太人的地下组织。在战争开始时，中央组织委员会（central organisation committee）的其他成员也同样只有十几岁和二十岁出头；有几个人在抵抗运动中战斗过，大多数人在华沙犹太人区或集中营里幸存下来。
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他们大都60多岁，因此他们是意识到了同龄幸存者正在步入老年后，才积极参与这一活动的。组织者希望这次集会不仅是一个集体见证的机会，而且正如《华盛顿邮报》的一名社论作者所评论的那样，也是一个展示“大屠杀是真实存在的，而不是像一些修正主义历史学家所假设的那样，是一种夸大的或某人想象的产物”的机会。
[24]
这次集会也是在美国大屠杀纪念馆发展的具体背景下举行的。1983年3月，联邦政府就已确定国家广场（National Mall）附近的两幢建筑物被指定为博物馆，在集会期间发生的一个重要事件就是象征性地移交这些建筑物的钥匙。 [25] 这意味着围绕创建大屠杀博物馆运动的某些政治压力也对这次集会产生了影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博物馆的规划过程中，对大屠杀和大屠杀幸存者的定义一直存在争议，有时甚至是充满愤怒的争论。1980年，美国国会成立了美国大屠杀纪念委员会（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Council），并为该博物馆筹集资金。当时，该委员会面临着政治压力，要求它对大屠杀采取一种超越犹太受害者范围的观点，其对象要包括所有在集中营里被有系统地杀害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虽然这次集会并不是由纪念委员会直接组织的，但这些辩论还是对纪念活动产生了影响；虽然这次集会是专门为犹太人幸存者举办的，但组织者确保“幸存者”的定义被广泛保留，并鼓励非幸存者的家庭成员，尤其是儿童也参加此次集会。
因此，集会的重点是幸存者的孩子们。由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儿童国际网络（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Children of Jewish Holocaust Survivors）负责人梅纳赫姆·罗森萨夫特（Menachem Rosensaft）牵头，为幸存者的孩子们组织了一个特别的活动项目，而他本人也是战后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Ber-gen-Belsen Displaced Persons Camp）出生的幸存者的孩子。
在16000名与会者中，估计有4000人是幸存者的孩子，他们也正在逐渐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一个自我定义的“世代”群体。尽管幸存者的孩子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集体，但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大规模社会运动之后，由于很大程度上受到身份认同政治发展的启发与激励，海伦·爱泼斯坦（Helen Epstein）于1979年出版的《大屠杀的孩子：与幸存者子女的对话》加速了这一进程。集会开始时，北美已有数百个“第二代人”的团体，其中包括华盛顿特区的一个拥有近300名成员的团体。
[26]
第二代集会参与者珍妮特·宾斯托克（Jeanette Binstock）对《华盛顿邮报》的记者说，两年前她就已经开始重新考虑自己作为一个幸存者的孩子的身份了，这促使她第一次深入倾听其幸存者父亲的故事。她说，“以前，我不知道该怎么告诉我的孩子们关于战争的事，也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他们。既然我真的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那就有必要告诉他们了”
[27]
。
成年幸存者正在步入老年，而他们的子女正在承担起“第二代人”的重任。那么，这对儿童幸存者意味着什么呢？他们常常感到自己被排除在成人幸存者世界之外，但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属于“第二代人”（实际上，“第二代人”是通过有父母幸存下来这一标准来定义的，而许多儿童幸存者失去了他们父母的一方或双方）。与幸存者的孩子不同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幸存下来的孩子们刚刚开始重新思考他们的记忆对自己当时身份认同的意义。那些参加集会的人发现，在这个事件中，有可能会同时带来机遇和不适。幸存者参加集会时，被鼓励填写一张记录他们战时经历（包括他们是如何幸存下来的等信息）的表单，其提供的选项（营地、贫民窟、藏身之处、森林）与大多数成年幸存者的经历相匹配，但并不包括那些儿童幸存者的经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因在战时隐藏起来而得以幸存。
即使在该事件对“幸存”概念采取开放态度的情况下，对儿童幸存者来说，某种程度上的排斥仍加强了他们的无归属感（non-belonging）。
在谈到参加这次集会的儿童幸存者的口述历史之前，有必要把最后一个概念，即“幸存者”放在历史的背景下，因为在1983年，它并不意味着现在的意义。那些成年后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人，特别是那些在集中营中幸存下来的人，通常被认为是“幸存者”。与会者在集会上提交的数千页书面证词证明了这一点：尤其是集中营的幸存者，他们经常在提交的证词上签上“大屠杀幸存者”的名字。然而，“大屠杀幸存者”显然是一种充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身份，在20世纪80年代初，这种身份在公众心目中的意义是模糊的。正如该活动的一位组织者在集会前一周所观察的那样，幸存者的公众形象——“剃着胡子、穿着条纹西装挨饿的人”——与战后幸存者富有成效的生活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28] 这类评论所暗示的事实是，许多大屠杀幸存者（包括成人和儿童）都感到他们正在与“大屠杀幸存者”概念带来的污名做斗争。在集会上，后来成为与儿童幸存者和幸存者子女有关的心理学问题的知名专家的心理学博士研究生伊娃·福格尔曼（Eva Fogelman）就曾指出，一些幸存者在移民美国后之所以一直难以融入当地的犹太人社区，原因在于这种耻辱。她说，“这意味着他们做了一些错事来度过这段时间” [29] 。
伊迪丝·雷默尔（Edith Riemer）1931年出生在德国路德维希港（Ludwigshafen am Rhein），她因在1939年被送到英国的幼儿园而在战争中幸存了下来。
[30]
她的父母和整个家庭都在种族灭绝中被杀害了。通过查阅历史学家塞奇·克拉斯菲尔德（Serge Klarsfeld）有关被驱逐出境的75521名法国犹太人命运的突破性研究著作《纪念被驱逐出境的法国犹太人》，伊迪丝在集会上第一次了解到她父亲被从德国驱逐到位于法国南部的居尔俘虏收容所（Gurs internment camp）后所遭遇的事情。
[31]
伊迪丝对这一发现感到震惊，然后她与一名年纪较大的幸存者进行了一次激烈的对话：“有人在此次集会上对我说‘你曾在集中营待过吗？’我说没有。然后他们说‘那么，你不是一名幸存者。’我被这句话伤到了。因为我失去了所有家人，我是唯一存活下来的人。”
在这些令人不安的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伊迪丝的访谈捕捉到一名处在一个原始自我意识时刻的儿童幸存者。在这一点上，伊迪丝的经历与集会上许多其他儿童幸存者的经历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的访谈经常表明，当他们第一次通过查阅克拉斯菲尔德等人的作品而了解到他们父母（或其他近亲属）的命运时，都感到很震惊，但当他们对童年往事的理解在不断发展的同时，却与其他人对一个幸存下来的孩子的意义的评估之间存在脱节。
正如阿利桑乔·波特利（Alessandro Portelli）所言，口述历史告诉我们有关“讲述的时间”（time of the telling）和“事件的时间”（time of the event）的信息是一样多的：被回忆事件的叙述与特定历史背景下给予这种叙述的自我之间存在复杂而动态的关系。 [32] 1983年集会上收集的口述历史表明，这是一个处于变化中的“讲述的时间”。对许多儿童幸存者来说，这次集会使他们第一次有机会接触到如此多的其他幸存者（包括成人和儿童）。正如伊迪丝的证词所示，这些遭遇可能是对立的，但这种对立本身具有变革的潜力。这迫使伊迪丝以及其他像她一样给出类似证词的人，去挑战一些关于谁“有资格”成为幸存者的主流观点，并开始对幸存的意义提出不同的解读。它也让受访者能够以新的方式去接近和叙述他们的记忆，因为他们根据这种新的阅读方式重新建构了他们的童年经历。
儿童幸存者非常清楚他们在成人幸存者和“第二代人”之间所处的令人感到不舒服的地位。虽然这次集会提供了一个机会来对抗这一立场，但这种对抗却不一定是针对其他与会者的：这可能是内部冲突，也可能是外部冲突。事实上，许多儿童幸存者不知道在访谈中该如何称呼自己。值得注意的是，在对访谈资料进行首次存档时，这些儿童幸存者的访谈一般标有“孤儿”这一标题。在这种情况下，采访者和档案管理员显然和受访者自己一样，对“幸存者”这个词感到不舒服。
1934年生于柏林的费利西亚·纽菲尔德（Felicia Neufeld）称自己为“非幸存者的孩子”，而不是一名拥有自主权的幸存者——她认同了儿童幸存者和幸存者的孩子之间的身份差异。她觉得访谈有必要从她姑妈的故事开始，而不是从她自己的故事开始，因为她姑妈曾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生活过，并最终活了下来，但她自己从未接受过采访。然而，费利西亚的幸存故事本身就很悲惨。1937年，她的父亲离开德国去了巴黎，1938年，4岁的她去了父亲那里，这让她母亲在德国的处境越来越危险。她失业的父亲靠“抢食”度日，她独自一人度过每一天。1942年的某日下午，还不到8岁的她回到他们的小公寓，从玩伴那里得知，父亲被捕了，并带走了公寓的唯一一把钥匙。从那以后，费利西亚发现自己完全听凭陌生人的摆布，产生了“一种我认为没有孩子有权拥有的意识”。她之所以活了下来，是因为她得到了成年人的帮助：先是她所在大楼的礼宾员收留了她，然后是东正教犹太人孤儿院的工作人员收留了她，最后是孤儿院关闭时有一个家庭收留了她。她回忆说自己如此孤独和害怕，她唯一拥有的财产是她母亲送给她的一条围巾，她把它撕了，并一块一块地吃掉，“仿佛要紧紧抓住这位我四岁以来就没见过面的母亲”。费利西亚和许多其他儿童幸存者一样，注意到儿童生存的意义往往与救援人员的工作密切相关，回想起“幸存是靠运气，偶尔靠计划，而在我的个人案例中，善意——不，它永远无法充分表达出来——是给予、分享他人的生命，我的意思是，他们的生命危在旦夕，他们的头被砍了下来”
。
如果这次集会能促使儿童幸存者重新评估他们的童年，以及他们与幸存者概念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也将迫使他们面对他们几乎不了解的自己的过去。对那些成为孤儿的人来说尤其如此，他们年纪太小，对战时的经历没有牢固而清晰的记忆。雅克·费恩（Jacques Fein），原名雅克·卡尔皮克（Jacques Karpik），1938年生于巴黎，当其父母意识到他们所处的危险时，就把雅克和他的妹妹安妮特（Annette）安置在了一家名为儿童救济协会（Oeuvre de Secours aux Enfants）的犹太人援助组织里，该组织在战争期间拯救了数千名法国儿童。
[33]
战争结束后，雅克和他的妹妹重新回到儿童救济协会生活，之后被美国人费恩夫妇（Feins）收养，并于1948年移民美国。他的父母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被杀害。此次集会过后，雅克开始了一场激烈的、试图了解更多关于他的早年经历、他的父母，以及曾经照顾过他的家庭的情况的过程，但在1983年，他发现自己面对着自己知识缺乏的境地，他回忆道：“我出生于1938年，所有我知道的信息都是从我曾经阅读过的资料那里获得的，我母亲死于1941年，我父亲死于1943年。除了很有可能是儿童救济协会的人帮我找了一个收养家庭外，我真不知道我是如何被拯救的。我完全忘记了他们的名字，但我觉得波卡胡特（Bocahut）这个名字，你知道，总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我还有一个妹妹，我几乎可以肯定她就是我的亲妹妹，因为我真的从来没有对任何事情抱积极的态度。我没有任何可以联系的人。”
像雅克这样的访谈聚焦幸存下来的孩子，因为他们开始思考自己对过去的浅薄了解对他们现在的身份认同意味着什么。有些人表示，他们在集会之前就已经试探性地开始了这一进程，但访谈提供的充足证据表明，这个过程正在集会上实时展开，对许多儿童幸存者来说，他们第一次有这样的机会来分享自己的证词。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口述历史不仅捕捉了当时正在发生的情感和转变过程，而且帮助推动了这一过程：被邀请对他们的生活经历公开自由地发表评论，对儿童幸存者把握他们的故事的意义和价值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访谈大多是自发的、未经排练的，这一点很有效果：受访者事先并不知道采访者会在集会上记录他们的证词。结果可能是极度的不安，这在雅克的证词中有所反映：正如他在访谈中解释的那样，他只是在最近才开始看到他成年生活中的这些元素——例如，离婚——与其童年相联系，他因而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成年身份，甚至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名字。他回忆说，“我的名字被改了。我采用了我的美国名字杰克，直到最近我才开始在不同的时间使用雅克这个名字。就归属感或亲密感而言，你就不在那里。我不认为……你知道，我不认为它会……就像我几分钟前说的那样，离婚，对我来说，这只是……被赶出家园的一次重复”
。
雅克在访谈中补充说，使他能够重新回顾自己的生活史的一个因素是，他在集会上遇到了其他儿童幸存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集会的第一天，他遇到了另一位儿童幸存者费利斯·齐默尔恩·斯托克斯（Felice Zimmern Stokes，1939年生于德国沃尔登），她和他一样，当时都住在巴黎北部塔韦尔尼（Taverny）的儿童救济协会孤儿院（OSE orphanage）里。虽然他们彼此不记得对方，但在见面时，他们能够互相帮助重建在孤儿院生活时的元素。和雅克一样，费利斯被藏在法国乡下的一个天主教家庭里，并在战后和姐姐比阿特（Beate）一起回到了儿童救济协会孤儿院。她的父母都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谋杀。和其他许多儿童幸存者一样，她对参加这次集会感到不安，她说，“第一天，我对这次集会感到非常紧张和焦虑：它会是什么样子？我不会认识任何人，因为每个人的故事都比我的好。我不曾有过集中营的经历。我真的属于这里吗？”在后来的访谈中，她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并觉得要目睹自己的经历是如此的困难，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觉得，由于没有在集中营里待过，自己被排除在幸存者行列之外。下面这段话摘自费利斯在访谈中的一个片段，当时她似乎被自己情绪上的不安惊呆了：“这是非常困难的，人们不理解，我也很难谈论它。我不属于这里，我没有集中营的经历，我没有经历过那样的痛苦，我没有一组数字来表达我的痛苦，但是你看，我\[这里，她开始哭泣\]从来没有父母。他们为什么要去？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
我没有参加1981年在耶路撒冷举行的世界集会，因为我觉得自己不是幸存者，我没有集中营的经历，但后来我想：以我自己的方式，我是一个幸存者，因为我的父母死了，我的整个家庭都不存在了，除了我的妹妹，其他人都走了。”
1983年的美国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集会过去6年后，雅克·费恩接受了福图诺夫大屠杀证词视频档案馆的一次访谈。这次访谈不仅强调了1983年那次集会对雅克来说是一个改变他一生的重要时刻，而且提供了一些具体的背景细节，让我们能够看到为什么那次集会对他来说会如此重要。他在访谈中说，他在一年前就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过去了，原因是他所说的“中年危机”。他回忆说，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人们总是问我父母是什么样的人，而我什么都不知道。”这是他生活的中心地带，到80年代初，这种空虚开始让他感到“困扰”。1982年，雅克写信给当时住在耶路撒冷的妹妹，问她是否有他所没有的关于他们父母的任何信息。当看到她寄回的两张家庭照片时，他很震惊。他回忆说，收到这些照片后，“关于我来自哪里的问题真的开始成为焦点。虽然它发生在过去5～10年的时间里，但恰恰正是1982年”。为了在这种情况下与他人建立联系，他和一个朋友去了一个幸存者组织，但“他们都是集中营的幸存者，很难与他们产生共鸣，也很难让他们与我们产生共鸣。因为在我们看来，我们没有这些经历，而在他们看来，我们并没有真正受苦”。
这促使雅克参加了1983年的那次集会，他注意到大多数与会者是集中营的幸存者，“像我这样的人很少”。尽管如此，他回忆说，集会上还是发生了两个关键事件：第一个关键事件是他与费利斯·齐默尔恩·斯托克斯（以及其他曾在儿童救济协会孤儿院生活过的人）的会面，第二个关键事件是在历史学家塞奇·克拉斯菲尔德的《纪念被驱逐出境的法国犹太人》一书中发现了关于他父母被驱逐出境的信息：“我遇到一个人问我父母的事，我什么都不知道，所以这个人带我去看了克拉斯菲尔德的《纪念被驱逐出境的法国犹太人》。那个人说‘你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被送走的吗？’但是除了他们的姓，我什么也不知道。我翻遍整本书，直到最后找到卡尔皮克这个名字。我发现我父亲的名字出现在该书第38页。\[……\] 虽然仅仅是在书本上看到他们的信息，但它却是我生命中最激动的时刻之一。”
因此，对雅克和其他儿童幸存者来说，这次集会在两个关键方面促进了他们对自己身份认同的重新思考。首先，它给他带来了关于他父母命运的第一个具体认知，并在他生命中开启了一个新的时期，在此期间他努力去了解更多关于父母死亡以及自己早年生活的信息。在那次集会后的第二年，雅克去法国见了曾在战争中救过自己的那家人。引人注目的是，他们的名字确实叫波卡胡特——这是他过去经历的一个重要线索，而他在前年才依稀想起。他还设法取得了他的儿童救济会病例记录，这些记录提供了许多有关他在儿童救济会孤儿院生活的事实资料。其次，这次集会为与其他儿童幸存者建立持久关系提供了机会。这次集会使它成为可能，因为与会者能够收集具有类似背景和居住在某一特定地区的其他人的名单。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这次集会是许多儿童幸存者认识到他们生命历史的集体面向的时刻。1984年，雅克是华盛顿—巴尔的摩地区儿童幸存者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他回忆说：“1983年集会是该组织成立的催化剂，因为我们得到了很多人的名字。但很明显的是，这一情况终将会发生，因为其他人也有同样的感觉，人在45岁左右的时候就会开始感到中年危机，因为我所能告诉你的是，40多岁到50岁出头的人都会有这种危机……最好的解药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彼此敞开心扉去谈论它。去认识有同样经历的人。你无须向我们解释什么。”
1983年那次集会之后，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地成立了数百个类似的儿童幸存者组织，强化了这些变化对以英语为母语的世界的跨国影响。
如果在集会上收集的口述历史反映了儿童幸存者第一次开始重新考虑他们的过去和现在作为个体的身份认同之间关系的时刻的话，那么在随后几年进行的口述历史则反映了对一个独特的“儿童幸存者”一代人的集体理解（collective understanding）的转变。与雅克·费恩一样，费利斯·齐默尔恩·斯托克斯在后来的两次采访中也谈到，这次集会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一种更广泛的群体归属感。
对她来说，这个过程比雅克花了更长的时间：直到1991年5月在纽约举行第一次隐藏儿童国际集会（International Gathering of Hidden Children）时，她才加入一个儿童幸存者团体：“我们组成了一个小组，我们变得非常亲密，非常依恋。我们讲述我们的经历，我们谈论它，这就是它的作用。”
1993年接受采访时，费利斯重申了她对儿童幸存者团体解散的失望，但她比1983年时更有信心，她用间接引语（reported speech）鼓励听众去想象对话及其情感影响：“有这样一个有关大屠杀的会议。我问自己是否应该去，因为我从来没有经历过集中营，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展示，我也没有在这个集中营或那个集中营待过，我曾经想在手臂上文一个数字，这样就可以向人们展示我的痛苦。我记得我说过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展示我所经历的过去，我没有数字，他们常说“你是个孩子，你知道什么？你不记得了”。这是他们过去在会议上告诉我的一件事，“哦，你不记得了”。这就是为什么1991年的隐藏儿童会议是成功的：那里有一种痛苦，却是另一种不同的痛苦，即失去的痛苦。
[34]
如果这种归属感的“世代”面向在费利斯的叙述中有所暗示，那么其他儿童幸存者就把这种联系公开了出来。杰奎琳·罗赛（Jacqueline Rosay，1938年生于巴黎）于1943年在法国地下组织的帮助下逃到中立国瑞士，并在接下的战争时间里与一个瑞士家庭生活在一起。她的父母幸存了下来，但她直到1948年才重新与他们生活在一起，在此之前她被意外地送进了孤儿院。杰奎琳回忆说，参加在华盛顿举行的这次集会极大地改变了她自己与她的过去和父母的过去之间的关系。在访谈中，她对这种转变的描述标志着一个特别感人的时刻：“\[参加此次集会\]就像从我肩上卸下了一个巨大的负担。我为自己是犹太人而感到骄傲，\[这里她开始哭泣\]从我在那里遇到的人身上找到了力量。\[……\] \[她接着说\] 我觉得有必要与我们这一代人见面，我感到如此孤独，你真的会感到缺少同龄人，因为有那么多人被杀。”
1985年，杰奎琳开始与其他人合作，在纽约成立了一个儿童幸存者组织。和费利斯一样，她也参加了1991年的第一次隐藏儿童国际集会，并深受感动。和费利斯一样，1991年的这次集会标志着杰奎琳迎来了一个转折点：她回忆说：“从1983年开始，我就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现在我明白了它是如何以及以何种方式塑造了我，并影响了我的行为、信仰和价值观，也让我对父母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们经历了什么，他们的损失，他们的经历，他们和我的关系。”正如杰奎琳的证词所表明的那样，她和其他许多人在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之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了一种独特的集体世代身份认同（collective generational identity）的发展。成为集体经历的一部分的感觉反过来对个人和家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杰奎琳所言，这需要付出努力：心理的、情感的、智力的、个人的和集体的努力。这些儿童幸存者仅仅分享他们在种族灭绝中幸存下来的经历是不够的：为了培养一种世代归属感，他们必须在中年时有意识地、集体地朝这个方向努力。他们必须学会把自己描述成与众不同的一代人，并用幸存叙事来建构他们自己的生命故事（life stories）。通过这个过程，他们广泛地改变了文化表征（cultural representation）：我们现在都熟悉了“儿童大屠杀幸存者”这个术语。
阿利斯泰尔·汤姆森指出，世代在历史上是随机的：“它们是由共同的经历和年青一代的新世代意识所塑造的。它们在人们的记忆中被塑造和重塑，这些人利用世代身份认同来帮助他们理解自己的生活。它们是通过对世代利益和需求的集体主张而制定和复制的，而且，它们是通过对共同过去和共同世代身份认同的集体表征（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而得到巩固的。” [35] 汤姆森正确地提醒我们，早期的共同经历是“世代”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但它们并不是唯一的组成部分。自我定义为一代人的成员必须有一种主观的集体归属感，塑造这种世代身份认同的工作本身就深受其自身历史时刻的影响。这篇文章已经证明，这个创造和巩固的时刻可以发生在成型事件多年之后，而这些事件通常被认为是世代理解的基础。虽然成型事件很重要，但一个共同的回忆和叙述过程更重要，它会在事件发生几十年后的历史背景下发展为行动。
对于儿童幸存者来说，世代意识的形成不仅是要为他们自己确立“幸存者”这一身份认同，而且要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去探索幸存意味着什么。雅克·费恩和费利斯·齐默尔恩·斯托克斯等人的叙述证词表明，这种探索有时早于事件发生，但毫无疑问，事件本身加速并固化了这种重构。这次集会提供了一个背景和一个时刻，在这个时刻，儿童幸存者开始将他们自己的生命故事融入一个更加广泛且不断变化的故事当中。这个故事讲述的是大屠杀幸存者可能是谁，以及幸存可能具有哪些维度。20世纪80年代初，这次集会的历史时刻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后，许多当时已经步入中年的儿童幸存者开始将自己视为一个独特的世代群体的一部分。
口述历史是揭示这一世代建构过程的有力工具。在1983年那次集会上录制的访谈中，我们听到幸存儿童参与者们正在经历情感错位和归属感缺失，但我们同样听到他们正在采取措施，重新思考他们记忆的真正意义。在后来对这次集会的反思中，受访者对1983年的那次活动提供了一些深刻的见解，比如，它是如何让人们有机会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如何重新建构个人和集体的叙述，以及如何对共同经历进行不同的解读。后来的这些访谈还揭示了这一过程是如何展开，并在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里得以维持的，从而让我们有一个亲密的窗口来了解“世代”是如何被在历史上偶然的环境中工作的有责任心的个人和团体社会性建构（socially constructed）的。
[1] 该文译自Rebecca Clifford，“Who is a Survivor？ Child Holocaust Survivor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Generational Identity，” Oral History Forum d'histoire orale ，Vol.37，2017，pp.1-23.经作者和杂志同意后在本刊发表，谨致谢忱！作者感谢英国科学院（British Academy）和利华休姆信托基金（Leverhulme Trust）的慷慨支持，还要感谢研究助理吉纳维芙·乔治（Genevieve George）和马修·沃勒尔（Matthew Worrall），以及两位匿名读者提供了深刻和有益的评论。
[2] 详细定义可访问网站：http：//www.ushmm.org/remember/the-holocaust-survivors-and-victims-resource-center/ survivors-and-victims，accessed on 1 November 2016。美国大屠杀纪念馆定义的包容性是其在1993年成立前辩论的结果，该辩论有时是激烈的，而且总是带有政治性的。有关非犹太人幸存者问题和该博物馆的历史，可参见Edward T.Linenthal， Preserving Memory：The Struggle to Create America's Holocaust Museum ，New York：Viking，1995，pp.114-123。
[3] 有关战后早期对儿童的人道主义援助以及有关此项目的象征性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维度，可参见Daniella Doron， Jewish Youth and Identity in Postwar France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15；Tara Zahra， The Lost Children：Reconstructing Europe's Families after World War Ⅱ，Bost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Hasia Diner， We Remember with Reverence and Love：American Jews and the Myth of Silence after the Holocaust ，1945-1962，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09，pp.150-215。
[4] 关于艾希曼审判及其对公众“记忆”的影响，可参见Annette Wieviorka， The Era of the Witness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6。关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公共领域越来越多地使用集中营影像的情况，可参见Habbo Knoch，“The Return of Images：Photographs of Nazi Crimes and the West German Public in the ‘Long 1960s’，” in Philipp Gassert and Alan E.Steinweis （eds.）， Coping with the Nazi Past：West German Debates on Nazism and Generational Conflict ，1955-1975，Oxford：Berghahn，2006，pp.31-49。 关于迷你电视剧《大屠杀》的影响，可参见 Jeffrey Shandler， While America Watches：Televising the Holocaust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155-178。
[5] 有关大屠杀中儿童幸存者与受害者的最佳学术著作，可参见Deborah Dwork， Children with a Star：Jewish Youth in Nazi Europe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1。
[6] 迄今为止，历史学家对儿童大屠杀幸存者的研究甚少。既有的学术研究几乎完全由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进行，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儿童幸存者战时经历的长期影响，此时正值儿童幸存者自身开始形成集体身份（认同）的时期。这两个过程肯定是相互关联的。在这些学者中，最著名的是精神分析学家朱迪思·凯森伯格（Judith Kestenberg），她基本上是这一领域的先驱，因研究儿童幸存者而闻名于世。尤其可以参见Judith Kestenberg and Ira Brenner （eds.）， The Last Witness：The Child Survivor of the Holocaust ，Washington：American Psychiatric Press，1996；Judith Kestenberg and Eva Fogelman （eds.）， Children During the Nazi Reign：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Interview Process ，New York：Praeger，1994。
[7] 据估计，共有约1.6万人参加了此次集会，但当晚参加公共活动的人数高达3万，详细内容参见Mike Feinsilber，“16，000 Survivors with 16，000 Stories，” Associated Press ，12 April，1983。约2400名儿童幸存者是我自己通过仔细阅读在该集会上收集来的分装在32个档案夹的成千上万页书面个人证词得出的数字，它们现封藏在美国大屠杀纪念馆的档案里（参见Record Group 02.002，“American Gathering of Jewish Holocaust Survivors Collection”），此外，我还阅读了大量在该集会上收集来的口述证词（参见USHMM，Record Group 50-119，“American Gathering of Jewish Holocaust Survivors Oral History Collection”，and USHMM，Record Group RG-50.477，“Oral history Interviews of the Bay Area Oral History Project”）。儿童幸存者提供了大约15%的书面证词和13%的口述证词，估计有2000～2400名儿童幸存者出席此次集会。然而，正如本文所指出的那样，由于参加集会的许多儿童幸存者对他们是否能自称幸存者感到不确定，有些人很可能不愿提供证词。如果是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假设实际数字要高一些。
[8] 有关福图诺夫和大浩劫基金会收藏的历史，可以参见Noah Shenker， Reframing Holocaust Testimony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15，Chapter 1 and Chapter 3。
[9] Margaret R.Somers，“The Narrative Constitution of Identity：A Relational and Network Approach，” Theory and Society ，Vol.23，No.5，1994，p.614.
[10] Alistair Thomson，“Australian Generations？ Transformative Events，Memory and Generational Identity，” in Michael Bo″ss （ed.）， Conflicted Pasts and National Identities：Composing Narratives of War and Division ，Aarhus：Aarhus University Press，2014，pp.55-68.
[11] Alan B.Spitzer，“The Historical Problem of Generation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78，No.5，1973，p.1354.
[12] Karl Mannheim，“Essay on the Problem of Generations，” in Karl Mannheim， 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Routledge，1952，pp.276-322.
[13] Karen Foster， Generation，Discourse，and Social Change ，New York：Routledge，2013，p.15.
[14] June Edmunds and Bryan S.Turner， Generations，Culture and Society ，Buckingham，Open University Press，2002，p.12；Mark Roseman，“Introduction：Generation Conflict and German History，1770-1968，” in Mark Roseman （ed.）， Generations in Conflict：Youth Revolt and Generation Formation in Germany ，1770-1968，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p.1-46；Bernd Weisbrod，“Cultures of Change：Generations in the Politics and Memory of Modern Germany，” in Stephen Lovell （ed.）， Generations in Twentieth-Century Europe ，Basingstoke：Palgrave，2007，pp.19-35；Anna von der Goltz，“Introduction，”in Anna von der Goltz （ed.），‘ Talkin ’ ’ bout My Generation ’： Conflicts of Generation Building and Europe's ‘1968’，Gttingen：Wallstein Verlag，2011，pp.1-22.
[15] Anna von der Goltz，“Introduction，”in Anna von der Goltz （ed.），‘ Talkin ’ ’ bout My Generation ’： Conflicts of Generation Building and Europe's ‘1968’，Gttingen：Wallstein Verlag，2011，p.15.
[16] Susan Rubin Suleiman，“The 1.5 Generation：Thinking about Child Survivors and the Holocaust，” American Imago ，Vol.59，No.3，2002，p.277.
[17] Susan Rubin Suleiman，“The 1.5 Generation：Thinking about Child Survivors and the Holocaust，” American Imago ，Vol.59，No.3，2002，p.277.
[18] Susan Rubin Suleiman，“The 1.5 Generation：Thinking about Child Survivors and the Holocaust，” American Imago ，Vol.59，No.3，2002，p.283.
[19] 关于“第二代”身份认同的发展，参见Arlene Stein， Reluctant Witnesses：Survivors，their Children，and the Rise of Holocaust Consciousnes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
[20] Peter Novick， The Holocaust and Collective Memory ，London：Bloomsbury，2001.
[21] Charles Fenyvesi，“‘The Trick is to Remember and to Forget’：Surviving the Holocaust，” reprinted in The Obligation to Remember ，Washington：The Washington Post，1983，p.38.这里作者指的是1978年在美国电视上播出的迷你剧《大屠杀》。
[22] New York Times ，10 February，1983.
[23] Washington Post ，11 April，1983.
[24] “The Holocaust：A Gathering of Survivors，” Washington Post ，9 April，1983.
[25] 时任副总统老布什（George Bush Sr.）在集会上正式将钥匙交给美国大屠杀纪念委员会（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Council）主席埃利·威塞尔（Elie Wiesel）。参见 The Obligation to Remember ，Washington：The Washington Post，1983，p.46。
[26] Helen Epstein， Children of the Holocaust：Conversations with Sons and Daughters of Survivors ，New York：G.P.Putnam and Sons，1979； The Obligation to Remember ，Washington：The Washington Post，1983，p.34.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可能还有其他地方），为幸存者子女设立的团体比为儿童幸存者设立的团体早了近十年。
[27] The Obligation to Remember ，Washington：The Washington Post，1983，p.34.
[28] Site Organizer Lawrence Goldberg，quoted in the Washington Post ，9 April 1983.
[29] The Obligation to Remember ，Washington：The Washington Post，1983，p.34.福格尔曼有关幸存者子女面临的心理问题的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她是最早为幸存者的孩子组织心理治疗小组的心理学家之一，并于1976年在波士顿建立了第一个这样的治疗小组。当她的作品被记者海伦·爱泼斯坦讨论时，就变得广为人知了。参考Helen Epstein，“Heirs of the Holocaust，” New York Times ，19 June，1977，p.175。
[30] 关于难民儿童运输（kindertransport），可参见Andrea Hammel and Bea Lewkowicz （eds.）， The Kindertransport to Britain 1938/39： New Perspectives ，New York：Rodopi，2012。
[31] Serge Klarsfeld， Le M é morial de la d é portation des Juifs de France ，Paris：Klarsfeld，1978.在集会上，该书副本可供查阅，许多儿童幸存者通过这种方式第一次了解到他们父母的命运。在伊迪丝·雷默尔的案例中，她已经知道她的母亲死于1942年早期在居尔的一次外科手术中，但她第一次了解到，她父亲在被驱逐至奥斯威辛集中营之前，在居尔待了6个月。
[32] Alessandro Portelli， The Battle of Valle Giulia：Oral History and the Art of Dialogue ，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7，p.185.
[33] Katy Hazan， Les orphelins de la Shoah ，Paris：Belles Lettres，2000.
[34] Interview with Felice Zimmern Stokes，interviewed by Joni Sue Blinderman，30 December，1992，Fortunoff Visual Archive for Holocaust Testimony，Yale University Archives，HVT-2244.费利斯还参加了于1993年在耶路撒冷举行的第二次隐藏儿童国际集会。关于间接引语使用的意义，可参见Deborah Tannen， Talking Voices：Repetition，Dialogue，and Imagery in Conversational Discours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35] Alistair Thomson，“Australian Generations？ Transformative Events，Memory and Generational Identity，” in Michael Bo″ss（ed.）， Conflicted Pasts and National Identities：Composing Narratives of War and Division ，Aarhus：Aarhus University Press，2014，p.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