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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丝·莱恩
摘要： 专业土地管理人员通过与当地社区进行咨询能获得什么？科学知识（scientific knowledge）对环境变化的原因及其发生过程提供了有价值的洞见，但往往缺乏历史维度。当地人的回忆可以补充历史记录以及对原因和过程的科学理解，从而使读者更全面地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变化。然而，记忆过程与生活经历息息相关，且具有高度选择性。本文以新南威尔士州图穆特地区（Tumut Region，NSW）常住居民的口述历史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地方性环境知识（local environmental knowledge）的性质，并且评价了作为信息来源的口述历史，它有助于我们理解环境历史与不断改变的土地利用模式的影响。
关键词： 环境变化；科学知识；口述历史；地方性知识
在本杂志的最近一期中，芬利森和布里兹加（Finlayson and Brizga，1995）曾警告说，口述资料（oral sources）可能包含对过去环境的主要误解，并描述了一些基于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s）而作的糟糕的土地管理决策的例子，这些口头传统在当地接受的环境历史版本中造成了严重误解。他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警示故事，但不应将注意力从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的潜力上转移开，如果使用得当，它可以提供其他资源不可以提供的有价值的信息，这些信息可以产生并延伸专业知识基础。
本文考察了口述历史如何被用来理解新南威尔士州图穆特地区的环境变化模式与当地人对这一变化的反应。图穆特地区东部的高地是典型的澳大利亚山脉（Australian Alps）西坡地区，图穆特地区土地利用变化的历史在整个南部高地（Southern Tablelands）有许多相似之处。本文详细考察图莫拉马（Tumorrama）和阿贡（Argalong）两个地区。在这两个地区中，阿贡是更陡峭和更难以接近的地区，牧民占领它比占领图莫拉马速度更慢，也更缺少动机去清理土地。然而，在人们的记忆中，两地土地利用的最大变化都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软木种植园（softwood plantations）的急剧扩张。
我记录了对住在这一地区的五个人的口述历史访谈。在本研究中，地方性知识的表现形式是对早期的水道（watercourses）、杂草（weeds）与气候的回忆，并与现在的环境进行比较。我还与许多人进行过交谈，包括土地所有者和非土地所有者，并对当地人关于环境变化的看法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在这里引用的五个人当中，只有两个人仍然生活在他们拥有的土地上。其他人搬到了图穆特地区，但仍然对他们曾经生活的地区怀有强烈感情。我先是在他们家里与他们交谈，然后和他们一起驾车穿越他们曾经生活的地区，并请每个人描述他们所处环境的特征是如何随时间发生变化的。软木种植园的扩张给当地居民的生活带来了许多变化，他们对环境变化的评论也很有特色。
水道一直是这个地区人类活动的焦点。在欧洲人定居的早期，图穆特河（Tumut River）被威拉德朱里人（Wiradjuri）、那股努沃尔人（Ngunuwal）和沃尔戛鲁人（Walgalu）三个不同的土著族群共同使用，并可能形成了一条于夏季前往大雪山（Snowy Mountains）参加伯公姆斯盛宴（Bogong moth feasts）的路线（Bennett，1834：265-267；Kaminga，1992：107）。早期的黄金开采沿着较高地区的小溪展开，影响了道路和定居点的位置（Hancock，1972：134）。在可能的情况下，牲口迁徙路线也循水道展开，其中一些路线（如旧的阿贡牲口迁徙路线）现在已被公路所取代。
马克·加纳（Mark Garner）的年长亲属向他讲述了一些相关故事，这些故事表明，图莫拉马的牧民通过在沼泽洼地中挖掘沟渠，来辅助沟道切割的过程。他明白，这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策略，目的是增加河流流域的肥沃牧场的面积，并描述了其使用方法。一根沉重的木头拴在一群公牛身上，拖着它们穿过沼泽，直到水流经过形成的河道。据马克所说，直到最近几年，图莫拉马的小溪一直保持基本不变：“这些河道宽约三英尺，深约三英尺。它们就这样持续了很多年，直到最近……”
他将最近的变化归因于松树种植园的影响：“但是现在，自从有了森林，那些小溪就被侵蚀得越来越深。并且，很多地方有巨大的水潭，其侧面也都被破坏了，而很多没有松树种植园的地方却依旧保持原来的样子……”
杰克·赫利希（Jack Herlihy）记得，小沙溪（Little Sandy Creek）在大概20世纪30年代被当地农民排干之前是一片沼泽。
水潭（waterholes）在人们的记忆中有着特殊的位置。大多数人有儿时在里面游泳或教自己的孩子在里面游泳的美好回忆。水潭还是钓鳟鱼的好地方，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种很受欢迎的娱乐活动。据我的调查对象说，其中许多水潭在最近几年已经消失了。希拉·加纳（Sheila Garner）指出，她在20世纪60年代教孩子们游泳的阿江比利溪（Adjungbilly Creek）上的水潭已经完全消失了。
贝丽尔·玛格丽丝（Beryl Margules）在图莫拉马长大，并且在那里一直生活到20世纪70年代。她从未结过婚，协助父亲管理家里的硬木磨坊，并最终继承了家庭财产。在图1的照片中，她指的是在淤塞之前的沙井博格溪中的水潭的位置。它离她家不远，曾经是她家人经常游泳的地方。玛格丽丝将其消失归因于上游水岸的侵蚀，但没有对侵蚀的原因予以评论。
黑兹尔·赫利希（Hazel Herlihy）是一名教师，于20世纪40年代来到阿贡，在40～50年代嫁给了一个拥有大片土地的家庭，并养育了两个孩子。她对阿贡河自种植松树以来出现的淤积也发表了类似评论。她喜欢钓鱼，经常在小溪边消磨时间，像玛格丽丝一样，她说她过去常去钓鱼的许多水潭已经消失了。赫利希回忆起20世纪50年代的一次特殊事件，当时她年幼的女儿在洪水泛滥的小沙溪进行过一次危险的横渡。她接着解释说，这样的洪水已经很多年没有发生过了，这与松树种植园的地表水减少有关（见图2）。
图1 贝丽尔·玛格丽丝指着原来位于沙井博格溪（Shaking Bog Creek）上的水潭的位置
图2 阿贡绿地溪（Greens Creek）整个流域都种上了松树
黑兹尔的姐夫杰克·赫利希仍然生活在他从父母那里继承的土地上，离黑兹尔家不远。杰克和黑兹尔是阿贡仅存的两名土地所有者，其他人把土地卖给了新南威尔士州林业委员会（NSW Forestry Commission）或私人软木公司。杰克·赫利希还描述，自从种植松树以来，大沙溪（Big Sand Creek）的流量开始急剧下降，并说这是在他有关1982年干旱记忆中出现的第一次干涸。
希拉·加纳（Sheila Garner）于20世纪30年代在阿贡上学。当她最近回那里团聚时，她在松树丛中完全迷失了方向。她几乎认不出大沙溪了，因为它变得更小更窄了。
她的丈夫马克·加纳来自图莫拉马地区一个较古老的地主家庭。他还记得20世纪30年代自己还是个孩子时在小溪钓鱼的情景。20世纪60年代，他和希拉在图莫拉马抚养他们的孩子（见图3）。马克·加纳认为图莫拉马的小溪中的水流已经减少：“……我非常确信，图莫拉马溪（Tumorrama Creek）和阿江比利溪以及其流经图莫拉马的部分……过去几乎是一条河。它原来是比较宽的，而现在你可以在任何地方跨过它。”
图3 希拉·加纳和马克·加纳在图莫拉马
他还认为，阿江比利溪的两个小支流——图莫拉马溪和费尔维尤溪（Fairview Creek）——已经流离林道，变得淤积。“小溪不仅淤积，水的颜色也已经恶化得非常可怕。曾经的它美丽又干净，就像杜松子酒一样。现在你再也看不到了，它逐步成为穿越森林和居住区的道路，然后消失了。类似情况最终发生在了这些小溪中，并导致了目前的结果。”
表1总结了研究中获得的所有关于小溪变化的评论，也包括上面讨论的那些内容。
表1 关于小溪变化的评论摘要
简而言之，这些受访者对本地区小溪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存有共识，即种植松树的小溪流域已经变得淤塞，有的小溪的水流量已经减少，这一变化大都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开始发生。然而，要对这些描述做出解释还是有一些困难的。马克·加纳发表了两份看似矛盾的看法，一方面，他说小溪变得越来越窄，越来越深；另一方面，河岸的侵蚀又在一些地方造成了大面积的水潭。有的小溪，如阿江比利溪，拥有广大流域，其流域内发生的变化难以作为典型。而阿贡的小沙溪等其他小溪的流域则要小得多，其土地利用和植被覆盖的变化就更容易体现。而一些更有用的评论，则是关于地理位置的更具体的评论。
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Commonwealth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 Organization）水资源部门和新南威尔士州水土保护局（NSW Soil Conservation Service）的科学家们正试图重建自第一批欧洲牧民到来以后南部高地的水道历史。他们对历史记录中所包含的证据感兴趣，一些人正在探索口述记录的价值（Starr，1989 and 1992）。历史信息与小溪沉积物层的分析有关。在这项研究和相关工作中，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欧洲牧区土地利用的头四十年（在某些情况下是头十年）是水道发生变化最剧烈的时期（Wasson，pers comm）。根据早期探险者的描述和勘测计划，欧洲大陆形成之前，南部高地上的小溪似乎是由一串串的水潭和沼泽组成的，而这些水潭和沼泽则由离散的水道连接在一起（Eyles，1977；Wasson et al.，in press）。到世纪之交，这些水道已经被剧烈地切割，水潭和沼泽也已经消失（Eyles，1977；Wasson et al.，in press；Starr，1989）。有时候，这些小溪的排水是通过故意开挖水渠使水流动来完成的（Starr，1989）。马克·加纳的描述表明，图莫拉马在19世纪也发生过类似的故意开挖水渠切割水道的过程。杰克·赫利希记得，小沙溪在20世纪初被排干之前是一片“沼泽”。
水道切割通常伴随着较深水道两岸的大面积侵蚀，从而使下游被侵蚀水道的沉积物沉积，并最终导致水道淤积。对堪培拉附近的米开朗基（Michelago）和杰勒邦贝拉（Jerrabomberra）小溪的详细研究表明，水道切割的主要时期发生在1900年以前（Starr，1989；Wasson et al.，in press）。沃森等人（Wasson et al.，in press）将这些研究与来自冲积沉积物和大气照片的证据进行了比较，并提出自世纪之交以来，南部高地许多小溪的变化相对较小，它们现在可能正趋于达到一种平衡状态。
可以合理地推测，在欧洲人定居早期，图穆特地区小溪的变化反映了同样的格局（Wasson et al.，in press；Starr，1989）。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水道切割将是19世纪最重要的侵蚀形式，1850～1900年水道发生了最为显著的变化（Wasson et al.，in press）。19世纪50年代，在图莫拉马的小溪中发现黄金后不久，人们就开始占用牧区土地，第一个被占用的地区就是小溪流域。燃烧、放牧和清理活动可能加剧了小溪流域内水流的流失。此外，再加上牲畜沿着河岸践踏地面的影响，都可能会导致水道切割情况的发生（Wimbush and Costin，1983）。在阿贡，直到19世纪晚期，畜牧业才开始盛行，这些变化可能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
这一说法符合沃森等人（Wasson et al.，in press）的结论，即水道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是稳定的。然而，米开朗基和杰勒邦贝拉小溪流域仍然是牧区，它们的水道似乎保持了稳定性。图穆特地区当地人的描述表明，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那里的一些小溪发生了更深层的变化，这些变化可能与重造松树人工林有关。有些描述则表明，一些新的水道切割现象最近也在发生。
松树种植园对小溪流域的影响取决于之前植被覆盖层的性质（Cornish，1989：2）。我们应该期待，从已清理的牧场或桉树林到松树种植园等都曾被改变过的区域内的小溪流域的流失量将会减少（Cornish，1989：10）。然而，这种影响会因不同生长阶段的松树而复杂，因为从新种植园内流失的水量要比成熟的种植园多一些。我的受访者对水流量下降的评论大体上支持这些预测。与我交谈的人对某些特定小溪的变化有十分具体的描述。植被变化迅速，但并不均匀，很可能并非所有小溪都发生了均匀变化。当地人的描述可能是唯一可以对这一具体程度进行评述的信息源。
新南威尔士州林业委员会的研究表明，影响流经松林的溪流中的泥沙量的最重要因素是道路的密度及其与河道的接近程度（Cornish，1989：29）。人们还可以期待，在收获和重建种植园时可以发现更多的沉积物。
图穆特地区各种杂草的分布与土地利用的历史密切相关。杂草往往在被破坏的土地上生长（Humphries et al.，1991：27），在这一地区，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的土地使用实践活动导致了不同形式的土壤扰动（soil disturbance）。欧洲黑莓、帕特森诅咒车前草、甜蔷薇和臭艾草可能是在欧洲人占领当地后的头50年中传入的。昆拜安（Queanbeyan）一家苗圃的目录显示，黑莓、山楂和其他现在被认为是该地区杂草的物种被卖给了当地土地所有者，用于观赏或其他目的（Mulvaney，1991：39）。
气候条件加上高地的土地利用史，导致图莫拉马和阿贡普遍形成一种独特的杂草和动物害虫的复合体。我的受访者倾向于认为，林业委员会的活动是导致杂草、野生动物和袋鼠问题日益严重的主要原因，然而，出于放牧目的而进行的土地清理和牲畜流动也可能起了重要作用。
图莫拉马和阿贡的小溪已经因黑莓而窒息，许多喜欢钓鳟鱼的人说，由于黑莓的缘故，他们现在很难靠近水。贝丽尔·玛格丽丝和马克·加纳则指出，沿着沙井博格溪河岸的黑莓正在保护河岸免受进一步侵蚀。帕森斯和卡斯博森（Parsons and Cuthbertson，1992：579）指出，19世纪的风土适应会社（acclimatisation societies）提倡种植黑莓的原因之一是为了帮助减少河岸的侵蚀。我的受访者对圣约翰草（St John's wort）和黑莓的大多数评论将它们的传播与林业委员会的活动联系在一起。杰克·赫利希声称杂草是通过阿贡松树种植园的排水行为而传播的，而被林业委员会作为一种水土流失的控制措施进行安置的底部排水沟，则将杂草种子传播到了下游地区（见图4）。贝丽尔·玛格丽丝对圣约翰草和黑莓自1960年以来的传播表示担忧，尽管她没有直接将其与松树种植园联系起来，但那同时也是图莫拉马种植园扩张的时期。
图4 杰克·赫利希穿过黑莓，走在阿贡老学校的旧址上
在图穆特地区，根据法律规定，私人土地所有者有义务在他们的土地上黑莓、圣约翰草和其他有毒杂草喷洒农药。结果，林业委员会等政府土地所有者忽视了杂草问题，引起了相当大的不满。新的收割机械可以在杂草严重泛滥的情况下作业，这消除了林业委员会根除杂草的一些经济动机。为维多利亚州国家种植园影响研究（State Plantations Impact Study in Victoria）进行的关于社区对松树种植园反应的调查也证实，这是居住在松树种植园附近的居民所关心的问题（Centre for Farm Planning and Land Management，1989：142-144）。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我的受访者对附近科西乌斯科国家公园（Kosciusco National Park）内的杂草和动物害虫的蔓延也提出了类似的抱怨。他们大多数人对森林或国家公园的土地使用的认同要少于对牧区的土地使用，因此更有可能把这些地区的管理归咎于牧区的管理。
松树种植园与环境干扰有关，其形式包括筑路、种植、稀释和收割，这些都可能导致杂草泛滥。道路在杂草的传播中起着重要作用。它们不仅是一种干扰形式，还暴露于隐藏在往来车辆上的泥土中的杂草种子面前（Wace，1977：144；Humphries et al.，1991：27）。杰克·赫利希声称，在林业委员会开始在阿贡种植松树前，圣约翰草在当地都不曾出现，他还暗示圣约翰草是混在推土设备上的泥土中被引入的。我也和一些林务员谈过，他们认为这可能是一种引进的方法，他们认为这种机器可能是在图姆巴伦巴（Tumbarumba）的种植园里使用时收集到杂草的种子的，而那里圣约翰草的危害非常严重。
帕森斯和卡斯伯森（Parsons and Cuthbertson，1992：389）认识到，推土机在向新地区播撒杂草种子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目前还没有关于圣约翰草在松树种植园传播的研究，很难确定是林业活动导致圣约翰草在阿贡的传入，或者它们是否就是圣约翰草传播的主要原因。另一种解释是，它是由干旱年份仍被带到该地区的流动牲畜传入的，与松树的关系只是巧合。杂草的种子附着在动物身上，也在它们的消化系统中运输，而且，杂草可以在牧草密集的牧场上茂盛生长。它在阴凉处生长不好，只有在松树的幼林中才生长旺盛，因为老树会产生过多的阴凉。在图姆巴伦巴附近的曼努斯（Mannus），前几年，人们种植松树以此作为圣约翰草的防治措施。
尽管黑莓和圣约翰草都曾被证明是混在汽车上的泥土中运输的，但我找不到任何有关松树种植园内杂草蔓延的研究，来支持我的受访者有关松树种植园与这些杂草之间的关系的说法。黑莓和圣约翰草对牧场管理的影响，要比对松树种植园的影响严重得多，很明显，这导致了当地土地所有者对林业委员会的不满。
受访者普遍认为，图穆特地区的气候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已经变暖。许多人描述了他们过去几十年来从未经历过的严重霜冻或降雪。他们经常引用一些遗闻逸事来说明气候的变化，比如遇上暴风雪或者热水管道爆裂。降雪记录显示，20世纪60年代的降雪异常严重（Kesteven，1989：58），这段时期的记忆可能已经成为一个比较的基准，从而导致人们认为“雪不像以前那样下了”。在对过去天气模式的记忆中也可能存在偏见，因为我的受访者在过去几年比在开展这项研究的时候更加活跃，也花了更多的时间在户外。对那些已经停止耕作并搬到图穆特的人来说，天气在他们的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没那么重要。
我的几名受访者声称，现在太阳的燃烧能力比过去更强。琼·凯尔（Joan Kell）说：“我注意到最近两三年，太阳似乎就像要穿透皮肤一样。他们说，这与臭氧层有关……以前很热。我们没有抱怨当时的夏天。但没有想到要保护你的眼睛免受阳光的照射。”
人们在推测他们注意到的气候变化的原因时所做的评论表明一种担忧，即这种模式要广泛得多，并能反映全球变暖。
关于全球变暖，在国家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已经有相当数量的报道，这可能是最容易得到的关于气候变暖趋势的解释。
一般来说，当地人对气候的评论并没有提供可以强化现有气候记录的信息。他们所做的贡献是可以帮助了解人们如何看待气候变化，以及气候变化如何影响当地人。在图莫拉马和阿贡，我的受访者倾向于将现在的气候与20世纪60年代相比，他们称现在的冬天更温和，“雪不像以前那么多了”。记录显示，20世纪60年代的大雪是我的受访者们一生中所见降雪模式的一种反常现象。干旱比好年景更令人难忘，尤其是当干旱与经济萧条同时发生的时候。
在环境变化的某些方面，地方性知识似乎比其他形式更有价值。在这项研究中，口头叙述指明了水道随时间而改变的方式，并暗示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对该国产生的影响。图穆特地区小溪的故事显示，科学预测与当地居民的观察之间存在合理的一致性。它还表明，地方性知识有可能提供更详细的信息，以及关于特定地区如何随时间发生变化的历史观点。在缺乏其他有关松树人工林对河流形态影响的信息的情况下，我的受访者的评论就为未来的科学研究提供了方向。然而，松树人工林引进和传播的原因不可能同对作为该区域土地管理机构的森林委员会的普遍反感区分开。关于气候的评论没有提供任何可以强化现有气候记录的资料，而只是加深了人们有关气候因素对日常生活影响的印象。
当地人从他们自己和前辈的经历中积累关于这个国家的认知，但记忆过程与生活经历息息相关，且必然具有高度选择性。其原因似乎很可能受到了与之有关的对土地利用的工业愿景的影响，而它与已经取代旧工业的新工业截然相反。人们很少能准确地记住日期，除非它们与当地人亲身参与的具体事件有关。
历史学家强调了记忆作为一种社会过程的作用，它帮助人们理解过去，并在生活中表达意义（Hamilton，1994：15；Samuel and Thompson，1990：10）。我们在景观中区分的特征，我们观察到的正在发生的变化，以及我们对变化原因的分析，都与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在那个地方的生活经历有某种关系。就事实叙述而言，这种主观性（subjectivity）往往使口述历史不可靠，不过它对于理解环境变化对人类的影响，以及当地人在这些变化中所起的作用与他们的态度和行为的诱因都极有价值。人类学家已经将生活史（life history）研究作为一种工具来解释人类与土地之间的文化关系（Basso，1988；Rosaldo，1980；Vansina，1985）。当研究人们多年来对某一特定地区生活的描述时，很明显，环境变化和社会变化是密切相关的。
与我交谈的人非常愿意透露他们所知道的事情，因为他们仍然对这个国家有着强烈的感情。通过记录当地人的观点，并将其与对土地利用变化影响的科学解释联系起来，可以将地方性知识和科学知识结合起来。新的土地利用形式对环境的影响可以得到更好的理解，对社会的影响也会更加清晰。最重要的是，环境变化是在人类的背景下发生的，与居住在该地区的人们的历史有关。现在发生的土地利用形式的变化并不是强加给稳定的环境，而是在人类强加给当地一系列变化之后出现的一个新阶段。地方性知识与科学知识的结合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即可以更详细地了解任何特定地方的历史，以及在人们的活生生的记忆中发生的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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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该文译自Ruth Lane，“Oral Histories and Scientific Knowledge in Understanding Environmental Change：A Case Study in the Tumut Region，NSW，” Australian Geographical Studies ，Vol.35，No.2，1997，pp.195-205。经作者和杂志同意后在本刊发表，谨致谢忱！该文保留了英文原文的注释格式，与本刊注释格式有所不同，特此说明。本文译者为重庆文理学院讲师王少阳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