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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艰难豪迈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到改革开放的21世纪，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华神州大地上涌现出了一大批公仆式英雄，焦裕禄、吴天祥、张鸣岐、孔繁森、任长霞、杨善洲等是其中突出的代表。他们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树立起了党的干部“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光辉形象，他们的优秀事迹真实地再现了人民公仆的精神特质。
如果说共和国英雄群体精神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公仆精神的话，那么，这种公仆精神则表现为三个方面的超越：一是由平常人到高尚人的超越，二是由普通党员向优秀党员的超越，三是由普通干部向人民好公仆的超越。共和国人民公仆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是一个中共党员，再次是一名干部。这三种身份的社会要求是不同的，也是逐步提高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求把普遍性和先进性结合起来，作为一名普通老百姓，要求他做到乐于助人，但如果他能做到大公无私、自我牺牲，那是难能可贵的。可是，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道德上规定他必须做到无私奉献；而作为党的干部，他必须以权谋公、为民爱民。焦裕禄、孔繁森等人民的优秀公仆，不仅表现了一般人所能达到的崇高境界，而且模范地完成了党员干部应尽的工作职责和道德义务。他们首先是一个好人，即使做了官，仍不忘做人，他们把好人、好党员和好官三者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爱人民、清正廉洁和忠诚挚爱的三种高贵品质。
在人的精神王国里，目的、志向、信仰和理想构成了人的精神支柱，它们是人生的基石。
有没有远大的理想和坚实的信念，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个政党是至关重要的，对于一个人的成长也是至关重要的。理想和信念表达了人们对某种东西的向往、崇拜和信服，它们是人生强有力的精神支柱，对人们的行为具有内在的调控、导向作用。
缺乏共同理想，就可能出现鲁迅先生所说的“一盘散沙”，就难以形成全社会的合力。共有的理想有助于团结和统一人的思想和行动。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
不同个人、不同群体的目的和理想不仅是不同的，有的甚至是对立和冲突的，这会导致人们外部行为的对抗、社会秩序的紊乱。为了保持人们行动的一致性和高效率，就必须确立某种共同理想。相同的理想既意味着大家拥有共同的目标追求，又意味着大家拥有共同的利益。而有了共同的利害关系及目标，就可以团结人心、统一行动。
在一些人眼里，战争年代共产党人经常要面临着生死考验，面临着敌人的严刑拷打，因而具备坚定而又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必不可少，可和平年代只要按部就班做好工作就行，有没有理想信念似乎无关紧要，况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不能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提供坚实的物质文化基础，共和国英雄们的事迹是否显示了这种理想信念颇值得怀疑。
果真是这样吗？不是的。实际上，共和国公仆中的英雄具备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既是必然的，也是可能的。首先，一个人只有树立了某种理想信念，他的行动才会有方向，意志才会坚定，工作效率才会提高。胸无大志、行动盲目的人，很难成就一番事业。其次，理想信念有高低之分、正误之分，一个人倘若迷信鬼神、巫婆，迷信权力、金钱，迷信反动理论和学说，他就会犯错误，就可能成为历史罪人。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只有树立了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他才能自觉地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否则他同普通群众没有两样。最后，尤其要强调的是，条件落后并不决定思想落后，坚强意志、自强意识、互助精神等有时正是在困苦中孕育出来的。
共和国英雄都具有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此思想基础上，他们都确立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与信念。作为中共党员，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基本的政治要求。焦裕禄、孔繁森等人民的好公仆，每人成长的道路各有不同，但都有着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有人说，焦裕禄等人具备这种精神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对于党员干部来讲，共产主义理想信仰是他们的“必修课”，更是党和社会对他们的最低要求。这种看法显然只看到了表面现象。殊不知，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所有党员都树立了远大的理想信念，不少人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行动上却没有入党，有的缺乏最起码的生活信念，更谈不上什么共产主义信念。现阶段信仰危机现象在我们党内少数人身上仍然存在，正因如此，共和国英雄确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就显得弥足珍贵。况且，即便确立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但如果基础不扎实、不牢固，同样不能经受艰难困苦的考验，同样会像成克杰、胡长清那样大肆收受贿赂。
从焦裕禄、孔繁森、任长霞、杨善洲等共和国优秀公仆的感人事迹中，我们深刻感受到他们的理想信念是那么崇高，又是那么稳固、坚定，我们分明可以看到他们为坚定的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信念而献身的精神，我们真切感觉到他们对党无比忠诚的挚爱精神。
一方面，焦裕禄、孔繁森、任长霞等优秀领导干部在思想上自觉确立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孔繁森在日记中写道：“参加工作30年来，我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没有动摇、改变过，不管是工作顺利的时候，还是我们党处于困难时期，自己都坚信党的领导，坚持共产主义信念。”尽管我们还没有掌握更多的关于焦裕禄、吴天祥、张鸣岐等人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认识材料，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他们的思想深处，一定充满着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必胜信心，充满着对共产主义社会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忠诚。
另一方面，在具体的精神活动和社会实践中，共和国英雄模范是把崇高理想与社会现实有机结合起来的光辉典范，并体现在立大志、有勇气、讲正气三个方面。杨善洲曾任云南省保山地委书记，1988年退休以后仍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力求老有所为，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他主动放弃进省城安享晚年的机会，扎根大亮山，义务植树造林，表现出崇高的使命意识，带领大家植树造林，建成面积5.6万亩价值3亿元的林场，且将林场无偿捐赠给国家，获得“全国绿化十大标兵”“全国绿化奖章”“全国老有所为先进个人”等众多荣誉，被誉为“活着的孔繁森”。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杨善洲“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并获评不忘初心、奉献一生的退休干部楷模。
任长霞自1983年加入公安队伍，协助破获了大案要案1072起，追捕犯罪嫌疑人950人。1998年被任命为郑州市公安局技侦支队长后，她多次深入虎穴，先后打掉了7个涉黑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370多名，被誉为“女神警”。2001年，她调任登封市公安局局长，解决了十多年来的控申积案，共查结控申案件230多起。她带领全局民警共破获各种刑事案件2870多起，抓获犯罪嫌疑人3200余人。2004年4月14日在侦破“1·30”案件中途经郑少高速公路时，任长霞出了车祸，因伤势过重，不幸因公殉职。2004年6月，任长霞被公安部追授为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称号。任长霞参加公安工作以来，曾荣立个人一等功、二等功各1次，三等功4次，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青年岗位能手”“中国十大女杰”“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优秀人民警察”等称号40余次。她把群众当作自己的兄弟姐妹来对待，一直和群众心连心，在接近群众、倾听群众呼声的同时，收集到了很多破案的线索。尤其对被人们视为弱势群体的妇女、儿童，她更是关怀备至。任长霞用信念、人格和情操实践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要求，展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崇高精神境界，谱写了人民警察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壮烈诗篇；她以璀璨夺目的人生轨迹，为广大公安干警和其他人树起了好的榜样。
俗话说得好：“有志者，事竟成。”志向虽不等于理想，但却是通向理想和信念的必要阶梯。“志当存高远。”“有志者立长志，无志者常立志。”有了坚定不移的志向，就是铁棒也能磨成针。《庄子·逍遥游》讲述了这样的一个寓言故事。有一种名叫鹏的鸟，躯体很大，它的背如巍巍泰山高耸，翅膀像挂在天边的彩云，遮天蔽日。当它奋起高飞的时候，伟躯尽伸，背负青天；巨翅挥动，疾扫云气，竟可以翻起羊角狂风。而鹏则正好借风直上九万里，然后展翅南飞，直往南海。可是，一只名叫斥
的小鸟见到大鹏翱翔的样子，讥笑道，它还想飞到哪里去呢！我向上飞跃，不过数丈，随即下来在蓬蒿之间自在回旋飞翔，这也算飞得很痛快，可以说是飞到头了。这则“斥
笑鹏”的寓言说明，那些胸无大志、目光短浅的人，整天陶醉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坐井观天，沾沾自喜，势必无大的作为；只有那些心存“鸿鹄之志”的人，才会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
共和国优秀公仆正是怀抱着远大的革命志向，怀抱着“改造旧山河”的信念，投身于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事业中的。焦裕禄忍着疼痛，带领兰考人民立志改变贫穷面貌。孔繁森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毅然两次踏上“世界屋脊”。但令人心痛的是，当今仍有少数干部胸无大志，目光短浅，或拘于一己之得失，或固于小团体之私利，或为金钱诱惑，置共产主义事业和信念于脑后，只要“实惠”，不要“主义”，直至堕落为人民的罪人。
我们不妨假设一下，倘若孔繁森仅仅是为了“应付差事”而缺乏为改变西藏落后面貌的雄心大志，恐怕他就不会两次义无反顾地奔赴西藏高原，就不会东奔西走、呕心沥血地工作。在阿里担任地委书记期间，他为了寻找当地经济的发展优势，几乎跑遍了面积达30多万平方公里的阿里地区，最后以身殉职。也许他做的工作并非惊天动地，但谁也不会否认，在他的平凡工作中蕴含着坚定的志向和远大的抱负——这种志向绝不是为了个人之私利，不是为了自身利益，而是为了国家利益、藏族人民之安康。他早就抱有“不负党教诲，我志献高原”的志向，追求的是“生命虽短，但应爆发炽热的光”的人生境界。
有了坚定的信仰和远大的志向，加上意志的艰苦磨难，一个人就会有战胜一切困难的决心和勇气。许多人对孔繁森两次赴藏表示不理解，认为他太老实、太憨厚，西藏环境那么恶劣，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殊不知，孔繁森胸怀大无畏的革命勇气，拥有不怕一切困难的英雄气概。面对汹涌而来的洪水，张鸣岐首先考虑的不是个人安危，而是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因而他不顾众人劝阻，亲自上第一线察看险情，带领群众抗击洪魔。
焦裕禄、孔繁森等优秀领导干部正是模范地实践了“讲正气”的要求。心中装着共产主义壮丽事业，充满着对崇高社会理想的强烈追求，他们才表现出一身正气；他们不仅洁身自好、勤政为民、廉洁自律，并且对腐败深恶痛绝，对社会丑恶现象疾恶如仇。孔繁森多次谢绝了人家送给他的礼物，作为高级干部，住院也是住普通病房。为了躲避那些走后门、送礼、拉关系的人，张鸣岐调到锦州工作7个多月，一直住在军分区招待所。在社会的市场化、多样化、世俗化的大环境下，能够做到一身正气，确实是令人肃然起敬的。
当好官必须先学会做人，做一个好人。而所谓好人，即是毛泽东所说的“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一个好人必须爱人，必须具有仁爱之心，必须对别人关心、照顾、支持，甚至是舍己为人。共和国的优秀公仆，他们都将做一个好人作为人生追求。在他们眼里，要做人，就要堂堂正正、光明磊落、正派公道；做人，就要一身正气，而不要耍心眼儿，使诡计，做小人；做人，就要做一个有用的人，做一个人才，做一个“大写的人”。当张鸣岐被洪水冲走后，几万人都在河堤上焦急地等待他回来——在大家心目中，他是一个好人、一个执火者、一个走在时代前列的先锋。孔繁森有句名言：“人呢，一辈子要堂堂正正地做人。”他还经常以自己做人的原则和实践教育子女：“你们长大了，要好好做人。做对党、对祖国、对人民有用的人。”焦裕禄、孔繁森、张鸣岐之所以被人民群众称为“好人”“活菩萨”，正是因为他们心里装着群众，正是因为他们处处关心群众的疾苦。
焦裕禄、孔繁森等人是我们党的优秀党员，他们以伟大的人生践履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中国共产党创立的目的就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幸福、谋利益，它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这是与其他政党的根本区别所在；我们党的阶级基础也决定了只有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进一步发展壮大，吸收了许多先进分子，目前已经达到9000多万党员，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应当说绝大多数党员牢固树立了党的宗旨观念，对人民群众怀有深厚的感情。但不容忽视的是，不少人党性观念淡薄了，把自己混同于普通群众；有的党员私心较重，处处为自己打算，事事先看对自己有什么好处，而对群众缺乏起码的感情，对群众的疾苦和困难视而不见、麻木不仁，甚至屡屡做出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相反，焦裕禄、孔繁森等人不失为优秀共产党员，他们的所作所为，显示出他们不愧为人民的好儿子。
首先，他们时刻关心群众，做到爱民胜父。1963年冬季风雪交加的一天，时刻把人民的冷暖挂在心头的焦裕禄对县委一班人说：“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他带头迎着铺天盖地的大雪到群众中去，在跑遍了9个村庄的贫困户后，晚上焦裕禄来到了许楼一户无儿无女的病残老人家中，老人激动地问他是谁，他深情地说：“我是您的儿子，毛主席叫我看您老人家。”感动得老人不知说什么好。
其次，他们把爱扩展到人民的范围。同普通群众不一样，共产党员不仅要爱他人，而且还要爱天下苍生，而爱人民则范围更广、境界更高。因此，孔繁森豪迈地说：“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此外，共产党员的爱必须充满无私奉献、舍己为人和自我牺牲的内容。孔繁森可以说将这种博大的爱发挥到了极致。在1994年初抗击暴风雪过程中，当孔繁森看到一位藏族老妈妈把外衣脱给在风雪中哀哀嚎叫的羊羔、自己却在严寒中冻得瑟瑟发抖时，他的眼睛湿润了。他立刻回到越野车上，脱下自己的毛衣毛裤，将还带有体温的衣服，送给了已快冻僵了的老阿妈，而他自己却忍受着风雪严寒。还有一次，具有一定医术的孔繁森在给藏民治病时，有位70多岁的藏族老人肺病发作，浓痰堵塞了咽喉，处境十分危险，当时没有其他医疗器械可用，孔繁森就将听诊器的胶管伸进老人嘴里，又以自己的嘴对着胶管将痰一口一口地吸出来，使老人转危为安。
从更宽广的范围来说，犯过小过失的人如小偷也应列入关怀的范畴。共产党人宽广的胸怀使孔繁森、朱伯儒也注意关怀他们，挽救他们。朱伯儒把在公共汽车上偷自己钱包的青年带到家里住了两夜三天，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他又买了车票和十几斤猪肉、年糕和笔记本，把这青年送上火车。朱伯儒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去改变“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使人际关系变得冷漠的现状，实现了他自己的誓言：我们没有发牢骚的权力，只有改变这种状况的义务，责怪冷漠，不如燃旺自己这块炭头。
以权谋公、以权为民，是共和国优秀公仆所表现出的精神内涵，也是人民公仆精神中最有现实性、最有针对性的基本内容。领导干部同一般党员干部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拥有一定的权力，担任组织者、指挥者和管理者的角色。权力既可能利用来做好事，也可以成为自私自利的有力工具。应该说，以权谋公、以权为民是对领导干部的起码要求，焦裕禄、孔繁森等人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一般干部没做到的他们做到了，一般干部做到的他们做得更好。
焦裕禄、孔繁森等人之所以能做到以权谋公、以权为民，就在于他们树立了正确的服务意识和群众观念，就在于他们深刻懂得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和勤务员。从经济制度上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公有制占主导地位，各级领导只能作为人民群众中普通的一员使用生产资料，绝无特殊地位；从政治关系上说，领导者同广大群众之间是同志式的分工合作关系，他们的权力是由人民赋予的，来自人民而应服务于人民。有了对这种干群关系的深刻认识，焦裕禄、孔繁森等优秀领导干部树立了正确的服务意识、群众意识和责任意识，由此促使他们表现出爱民为民精神。
（1）人民的好公仆都具有强烈的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
不可否认，在我国现实生活中，少数领导干部当官是为了享受，享受别人为自己提供的各种各样服务；他们信奉的是“工作为了当官”，而不是“当官为了工作”。这种极强的官本位意识使他们的服务意识淡薄了、“老爷意识”浓厚了。反之，焦裕禄、孔繁森等人则具有强烈的党性观念和宗旨意识，他们利用人民给予的权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孔繁森说得好：“‘为人民服务’5个字，不能光挂在嘴上、写在文件上，更重要的是铭刻在每一个党员干部的心窝里。”他的这段话是共和国英雄崇高品质的真实写照。“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焦裕禄在任兰考县委书记期间，不顾病痛带领群众治理“三害”，最后为改变兰考贫穷面貌死而后已。
对于共产党的干部来说，权力即意味着责任，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必须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孔繁森在担任阿里地委书记以后，深感自己责任重大。为了发展阿里地区的经济，他不辞辛苦搞调查、绘蓝图、跑项目，最后以身殉职，以实际行动实现了他的诺言：“率领群众致富，是我们的天职。每一个党员干部都应当与人民同甘苦、共命运。这样，我们党才有威信，国家才会有希望。”
一个党员干部，职位有高低，权力有大小，能力有高下，环境有差异，但只要具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尽到相应的职责，就会有所作为，就会受到人民的拥护和爱戴。孔繁森身为地委书记，已是一名高级干部，可是心中升起的是光荣的使命感：“阿里的贫穷，是我们的耻辱。”他尽心竭力，战胜令人难以置信的困难，竭力改变当地的贫困落后面貌。人民之所以感激他，深切地怀念他，正是因为他尽到了一位地委书记的职责。一个人职务再高、权力再大，但如果缺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缺乏责任意识，不为社会做事，不为人民做事，他的价值就会大为降低。共和国英雄们那种以权为公、以权为国的精神，值得所有的公仆认真学习。
（2）人民的好公仆心里都装着群众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告诉我们，“得人者兴，失人者崩”“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思想也提示我们，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一个好的干部，除了必须善于依靠群众、组织群众、联系群众、发动群众外，还必须信任群众、心系群众、服务群众，而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简言之，必须对人民群众充满爱心。一个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历史使命感，集中到一点，就是向人民负责，为人民谋利益、谋幸福。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脱离群众，忘却群众，只关心自己的得与失、荣与辱、福与祸，那就必然背离党的宗旨，就没有资格接受人民给予的权力。焦裕碌、孔繁森等人不愧为以权为民的楷模。焦裕禄对县委一班人说：“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这些共和国英雄用实际行动证明，党的干部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
由上可见，焦裕禄、孔繁森等人把做好人与做好官统一了起来，把人性同党性有机结合了起来，为我们树立起人民好公仆的高大形象。
共和国英雄的公仆精神，不仅体现在以权谋公、以权为民上，还表现在清正廉洁、反腐倡廉上。对此，有的人表示不理解，认为孔繁森过得那么清苦，未免有点“傻”，有点过时；有人认为焦裕禄、孔繁森等人的廉洁可能是装装样子，是做给人看的。殊不知，这些共和国的优秀干部实实在在地、多方面地表现出清正廉洁的优良作风。
焦裕禄生活清苦，严于律己，从不以权谋私。他办公室的一把破藤椅一直坐到他逝世，也不让换。张鸣岐调任锦州市委书记，住在军分区招待所，按规定应该配个公务员，以帮他干点杂活、洗洗衣服，照顾一下日常起居，但他说什么也不要，一直是忙完工作自己动手干。
孔繁森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他的生活极其节俭，经常是白饭就榨菜，工作一忙吃开水泡馍或方便面也是常事。他穿的许多内衣都打着补丁，连块香皂都舍不得买。在阿里工作时，每次到拉萨开会办事回阿里，他总要买上一些价格低廉的生活日用品，因为存在地区差价，如此可以省点钱。别看孔繁森对自己那么吝啬、节省，他对藏族同胞却格外慷慨大方。他将工资绝大部分花在藏族群众身上，并曾为抚养两名藏族孤儿而3次献血。
焦裕禄从杜绝县委领导亲属看“白戏”开始，制订了为政清廉的《公仆条例》。孔繁森两次赴藏，历时十载，为西藏的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可他从不向党组织讨价还价，他带着儿子出差总是自己掏钱。他不仅多次拒绝别人为答谢他送给他的礼物，还对党内腐败现象深恶痛绝。他说：“当前群众最担心的是这场斗争雷声大雨点小，怕搞形式走过场，或‘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甚至虎头蛇尾，不了了之。”他始终站在反腐倡廉第一线，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去感化别人。
由此可见，焦裕禄、孔繁森等共和国优秀领导干部，为我们树立起了廉洁勤政的清官形象。他们经受住了金钱、美色、权力及其他的考验，经受住了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考验；他们不像个别干部那样讲排场，摆阔气，穷奢极欲，以权谋私，贪污腐败，而是克己反奢，俭约朴素，处处慎重，时时警戒，做到功高不自傲，位高不自显，权高不自恃，清正廉洁，以共产党人的艰苦奋斗政治本色和浩然正气，塑造了良好的人民公仆形象。
以焦裕禄、孔繁森为代表的人民公仆，都具备一心为民、克己奉公、顾全大局、勤政廉洁等崇高品质。不过，20世纪90年代的孔繁森精神同60年代的焦裕禄精神相比，又有许多不同的时代特色和时代内容。一是新时代优秀领导干部，处于改革开放年代，群众生活富足了，同时党内腐败现象也较为严重，因而孔繁森等人能做到两袖清风、廉洁勤政、自觉抵御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和各种腐朽思想的影响，实属难能可贵；二是孔繁森等人改革开放意识、市场观念、积极进取精神更为强烈，他们思想解放，勇于改革，遵循市场经济法则，运用市场经济规律，努力帮助人民群众脱贫致富；三是孔繁森等人将对人民的爱扩展到兄弟民族身上，扩展到整个中华民族身上，从而表现出更宽广的精神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