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高的中国精神：共和国英雄模范人物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最新章节_涂可国著

一正视崇高：共和国英雄群体精神的时代意味

共和国英雄群体精神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笔宝贵财富。我们只有全面深刻正确地认识这笔精神财富的价值，才能发挥其应有的重大作用。

（一）高扬了引人向上、追求崇高的旗帜

共和国英雄群体中的英雄模范人物，在各自不同的平凡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达到了崇高的思想境界，为世人树立了崇高的榜样，促进了人类追求崇高的历史进程。

在道德及其行为方面，崇高是指能引起人心灵震撼的特性，这种特性，通常又是行为主体历经磨难的结果。在人类历史上，追求崇高的理想、献身崇高的事业、培养崇高的人格、达到崇高的境界，一向被视为人生最大的意义和最高的价值。但是，人类追求崇高的道路却是曲折的，崇高在人类的精神世界中曾被异化、被躲避。究其根源，在于人在现实社会中的异化，崇高的异化只是人的异化的表现而已。

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个人只是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没有独立性可言。个体对崇高的追求，表现为对所属群体的崇拜。被崇拜的群体则异化为非人的种种神圣形象。于是，个体对崇高的追求表现为对神圣形象的崇拜，崇高本身在神圣形象中被异化。在中国传统社会，崇高被异化为代表国家、社稷的圣明君主，被异化为代表人性、人格的“圣贤”，被异化为代表经典的儒学，被异化为代表伦理道德的“纲常”。在西方传统社会，崇高被异化为“神”，被异化为人的全部思想和行为的最高规范和最高裁判——全知全能的上帝。欧洲中世纪的启蒙运动贬低神、抬高人，倡导人性的尊严和伟大，使崇高在神圣形象中的异化得以消解。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历史形态中，个人虽然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而获得了某种独立性，却在对物的崇拜中再度丧失了自己，结果人对神的崇拜变成对物的崇拜（商品拜物教），崇高在神圣形象中的异化变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异化。“理性”“自由”“平等”“博爱”等抽象性的东西在资本主义社会具有了崇高的意义。

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发现资本主义并不是理性的千年王国，启蒙运动所倡导的理性崇高，不过是用一种神学代替了另一种神学。尼采在宣告“上帝死了”的同时，也宣告了启蒙理性的死亡。20世纪发达的工业社会，表现为市场经济、科技文明和大众文化新的“三位一体”。市场经济的竞争特性、科学技术的加速更替、生活环境的急速转换、大众文化的快速变异，使人们仿佛生活在一个光怪陆离、变幻莫测的“万花筒”之中，原有一切神圣性的事物，都失去了原来笼罩的灵光。难怪马克斯·韦伯说：“这个时代的命运，是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从公众生活中退隐。”站在西方文明世界巅峰的美国，出了个先知式的思想家丹尼尔·贝尔，大书崇高失落的痛苦，呐喊重建精神崇拜的需要。“假如世俗的意义系统已被证明为虚幻，那么靠什么来把握现实呢？”贝尔提出了一个冒险的答案，即整个社会“重新向某种宗教观念回归” 。贝尔提出的问题是智慧的，倡导对精神家园问题的思考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他对问题思考的答案却是我们难以苟同的。我们认为，崇高在民众生活中的退隐不过是对崇高异化的反动，是崇高异化导致的恶果。重新走向某种新宗教观念并不是解决崇高在人的精神世界失落问题的妙方。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崇高在人类精神世界中的异化，不过是人在现实中异化的表现，要彻底根除崇高异化，就要进行社会革命。只有在现实中消灭使人自身异化的社会关系，才能在人类精神世界中消解崇高的异化。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因而，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顺应历史潮流，为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与各种反动势力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体现着真正的崇高。然而，代表着人民群众利益的先进社会力量和杰出英雄人物，在反对社会腐朽势力的斗争中是不会轻易成功的。在曲折、艰难的斗争中，腐朽、丑恶力量有时可能占优势，因而会出现正义失败、英雄牺牲、革命受挫的情况。但是在这种斗争中，却自始至终地表现出人民群众主体实践力量的现实或潜在威力以及终将胜利的必然性。

追求崇高的历程是艰难曲折的，但对崇高事业的追求是必然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取得胜利，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这是一项符合人民群众根本利益、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伟大崇高的事业。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中国社会现实中消灭了使人自身产生异化的社会关系，从而也就消除了崇高在人们精神世界中的异化。因此，尽管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共产主义的实现要经历一条必然的却又是曲折的道路；尽管在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而为实现共产主义做准备的过程中，各项任务异常艰巨，道路曲折不平；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腐朽观念无时无刻不在侵蚀着人们的精神世界；但是，人们对崇高的追求决不会再以异化的形式出现。所以，共和国英雄群体的理想、信念和人格，符合人类历史，体现了崇高中的真；他们在平凡岗位上默默无闻地做出的业绩，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体现了崇高中的善。这种真和善相统一的崇高就是人类所追求的美，美是崇高的真正实现。这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只有为同时代的人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 “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

有人认为，中国目前正处于消解崇高、“躲避崇高”或“崇高退隐”的阶段。他们认为，在中国由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必然使人的发展处于建立在物的基础上的人的独立性阶段，个人虽然获得了独立性，但理想的精神世界却失落了。再加上人们基于对“文化大革命”时期过分抬高英雄人物做法的反感，从盲目崇拜的一极走向了藐视崇高的一极。在他们看来，“玩文学”的作家们刻画的人物心态是当前国人心态的反映，中国人面对的是人文精神的“废墟”。这种观点显然是有很大片面性的。第一，新时期各种岗位上不断涌现的英雄模范人物，无不体现了他们对崇高的追求和实现，追求崇高仍是当今社会的主旋律。第二，英雄模范人物的事迹引起绝大多数民众的共鸣，学英雄、做英雄越来越形成强劲的社会风气，崇高显现为广大民众的追求。日本共同社记者渡边先生曾问徐虎：“有的报纸说，你是现代的雷锋，你有什么想法？……有人说，中国现代文明建设有缺陷，所以需要徐虎，是这样吗？”徐虎说：“雷锋事迹、雷锋精神感召了几代人。我从小就学习雷锋精神，以雷锋为楷模，想做雷锋式的人。……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继承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至于说现在中国社会还存在着一些不文明现象，我想这是任何社会制度在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的。现在我们提倡精神文明，发扬传统美德，提高人的素质，学先进，赶先进，已成为我们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 第三，严肃艺术、高雅艺术的欣赏者越来越多，低级、媚俗的东西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反感，这也说明了人们对崇高之价值的认同。当然，由于市场经济固有特性的作用，在社会转型时期，利益主体多元化，开放过程中各种价值观涌入国门，价值观念多元化也是既成事实，一些人的确精神空虚、生活无目标或目标错位，一些人理想信念淡漠，以至于甘于平庸和媚俗。但是，我们所实行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西方式的完全竞争无度的市场经济，我们所追求的最终目标是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保证了追求崇高的良好社会环境，不仅不会由于对市场经济目标的追求而出现崇高异化的问题，反而更加需要崇高的显现。正如江泽民指出的：“要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如果没有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用高尚精神武装起来的先进分子，如果没有这些先进分子团结和带领广大群众共同奋斗，是不可能成功的。我们说的高尚精神，就是指我们党的崇高理想和信念、优良传统和作风，包括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发展起来的优秀传统文化和美德。” 共和国英雄群体的精神、思想和行为，鲜明地体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在现代化建设中对崇高理想的追求和向往，是中国人民精神追求的主旋律。

我们分析问题，应掌握全面性和总体性原则，要看清事物发展的主流。可以相信，我们有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指导，有中华传统文化追求理想人格文化底蕴的支撑，又有一代又一代的英雄模范人物的示范效应，只要我们科学、真实、客观地宣传英雄模范人物，加强道德教育，健全道德建设机制，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对中国人当前和未来的精神世界持悲观主义的态度。

（二）树立了一面面让世人比照德行的镜子

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价值观还未完全深入人心，封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在世人头脑中还有较大的市场。以孟泰、时传祥、王进喜、焦裕禄、雷锋为代表的共和国老一辈英模，通过自己的德行，开时代风气。比照英模、追随英模的人上进，自私自利的落后者难以自容。

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化，有力地推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它在带来一系列深刻社会变革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特别是伦理道德问题。不少人对当前中国的道德现状深感不满与困惑，甚至对前途感到怀疑，他们认为中国出现了所谓的“道德危机”“信念危机”。的确，我们不能否认当前的社会生活中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伦理道德问题。社会风气不正、伦理道德失范，非道德、不道德行为充斥于市场和社会生活中，见利忘义、为富不仁、贪污腐败、良知泯灭等丑恶现象屡见不鲜。扼要说来，当前中国道德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三。一是道德观念上的混乱与冲突，社会生活中五花八门的价值观、道德观蜂拥而入，出现了各种价值观、道德观相互交错、相互冲突的局面。马克思主义的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与资本主义的以至封建主义的、中国传统的与现代西方的、现代工业文明与传统农业文明的各种价值观和道德观都可以在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找到踪迹。二是比较普遍的道德约束力的弱化和道德意识淡薄。一些人很少去想一想自己的行为是否合乎道德，而是醉心于算计功利的大小、金钱的多少，对于不义之行、不道德行为麻木不仁。三是社会行为的片面功利化和非道德化。生活领域功利化，一切只从利益出发、一切向钱看，把一切关系变成冷冰冰的交易关系，崇高与神圣的东西遭到排斥；不道德的现象泛滥，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唯利是图、权钱交易、行贿受贿、卖淫嫖娼、吸毒贩毒、假冒伪劣、走私贩私等时有发生。上述问题虽然不是当前道德领域的主流，但也足以说明我们社会中一些人的德行低下到何种程度。

如果做更深入全面的分析，我国现阶段人们的道德境界，以“利己”“利他”为标准，大致可以分成四种类型或四个层次的境界。一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道德境界。共和国英雄群体的成员们正是处于这种道德境界中。他们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一切从国家、集体利益出发，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生命。吴天祥把“上为党分忧，下为民解难”作为工作的立足点，认为“端谁的碗，服谁的管，我端人民的碗，当然要服人民管，为人民办实事”。他做到了“有权不谋私，有利先让人，严人先严己，奉献为人民” 。这是一种代表着人类道德发展方向的共产主义境界。二是“先人后己”的道德境界。这是一种符合集体主义精神的社会主义道德境界。处于这种道德境界中的人，都能做到先人后己、先公后私。在照顾他人和集体利益的前提下，也维护个人的正当利益。在当代中国，这种道德境界具有一定的先进性，是社会主义道德的主要内容，并已在社会生活中大量涌现。三是“利己不损人”的个人道德境界。现实生活中有大量的人处于这种个人道德境界。他们在追求自身利益时不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只干对自己有利的事情。不违法乱纪是这些人对自己的基本要求。四是“损人利己”的道德境界，这是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的道德境界。这部分人的观念与现行的道德和法制相冲突，极大地危害社会。他们奉行的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剥削阶级的处世格言，损人利己，损公肥私，以权谋私，一切只从个人利益出发，为达个人目的不择手段。

共和国英雄群体的道德境界为处于其他道德境界层次的人提供了镜子和标尺。

镜子可以正衣冠，也就是可以照出差距。比照共和国英雄群体的高尚德行，以他们为镜子，我们社会中的落后分子就会自惭形秽。见义勇为的安珂、徐洪刚、白雪洁等英雄的德行，使那些见死不救、明哲保身的人心灵受到鞭挞。市场经济的发展，给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带来了巨大变化。经济效益、经济利益变得突出了，个人物质利益受到尊重和重视，金钱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变得越来越突出。新旧体制转换时期，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灯红酒绿的腐蚀，“金钱至上”的诱惑，名缰利锁的困扰以及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使一些意志薄弱者丢魂失魄，掉队栽跟头。胡建学、王宝森、阎建宏、胡长清、成克杰之流莫不如此。为了担负起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使命，我们都应把英雄群体的德行作为一面镜子、一把尺子，经常照一照、量一量，从英模人物的思想和行为中汲取营养，从掉队者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扬长避短，不断进步，使自己经得起改革开放和“和平演变”等各种考验，真正无愧于我们的时代，无愧于我们的党。

镜子可以照出个人努力的目标。达到崇高德行的实践，并不是一个没有主体自觉的自然过程。每一个社会为了达到引导人民群众实现理想德行的目标，都会在理想和现实生活之间架设一道沟通的桥梁，用以指导人民群众的现实道德实践。共和国英雄群体正是这样的桥梁。共和国英雄群体实践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成为践履理想德行的典范。理想德行对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通过榜样的实际作为和思想品德被具体地表现出来。人们比照英雄群体的德行，可以发现自己的不足。而且也正是因为有了英雄群体，崇高德行才从抽象的理论和理想化的要求变成贴近生活实际、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现实价值目标。邓小平曾经指出：“谁愿当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就应该向雷锋同志的品德和风格学习。” 我们可以说，谁愿意做一个如毛泽东所倡导的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谁就应该向共和国英雄群体的品德和风格学习。

（三）奏响了振兴中华的辉煌乐章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直到唐代，文明程度还居世界各国之首。但明代中期之后，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逐渐落伍。落后就要挨打。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00余年的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屈辱和抗争、探索和争取民族强盛之路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但旧中国留下来的是一个“一穷二白”、发展不平衡的“烂摊子”。因此，发展经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成为中国的必然选择。“穷够了！”“我何不重造山河，彻底改变华西贫穷的面貌！” 这是当代中国农民英雄吴仁宝在20世纪70年代下定的豪迈决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人民群众的事业，不论在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生产力中最活跃因素的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都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根本动力。世界各国发展的竞争，越来越成为人才和国民素质的竞争。作为中华民族70年来成千上万劳动者的杰出代表，共和国的英模们艰苦创业、敬业爱岗、克己奉献，在各条战线上奏响了振兴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乐章，展现了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怀。

共和国英雄群体心怀爱国、报国和振兴中华之情，在各自岗位上艰苦创业的行动，是实现了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高度统一的行动。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社会行动是指行动者赋予主观意义并指向他人的行为，可分为合理性行动与非合理性行动两大类，而合理性行动又被分解为价值合理性行动和工具合理性行动两种。在韦伯看来，现代文明的全部成就和问题都来自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的紧张与冲突。所谓工具合理性行动，是指能够以计算和预测后果为条件来实现目的的行动；价值合理性行动，则是主观相信行动具有无条件的、排他的价值，而不顾代价如何、条件怎样都要完成的行动。在工具合理性行动中，着重考虑的是手段对达到特定目的的能力或可能性，至于特定目的所针对的终极价值是否符合人们的心愿，则在所不论。反之，对价值合理性行动来说，行动本身是否符合绝对价值，恰恰是当下所要合理关注和解决的问题，至于行动会引出什么后果则在所不计。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起源于克己节俭、禁欲的价值合理性行动，但资本主义的发展却基于追求技术、效率的工具合理性行动。在我们看来，价值合理性的缺失导致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们缺乏社会责任和对终极价值的关怀。与此相反，共和国英雄群体将自己个人的工作与中华民族的振兴结合起来，赋予平凡的工作以神圣伟大的意义和价值，因而增强了责任心和使命感。“铁人”王进喜为早日甩掉中国贫油的帽子，“恨不得一拳砸出口油井来” ，这是何等的民族责任感！同时，他们又脚踏实地，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以科学求实精神，努力开拓进取。他们振兴中华的爱国之心与科学求实精神相统一的行动，充分体现了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的高度统一。敢向长天问路的英雄试飞员邹延龄常说：“试飞不是傻飞，探险不是冒险，试飞不仅是勇敢者的事业，更是向高科技的挑战。” 为了适应航空业飞速发展的需要，他把钻研高科技作为食粮和助推器。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我们既要完成工业化，又要紧跟后工业化；既要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又要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在西方社会发展中历时性展开的东西，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共时性地存在，因而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任务相当艰巨。面对世界各国之间经济、科技、人才等综合国力的激烈竞争，我们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又面临严峻的挑战。落后就要挨打是古今中外的历史反复证明的真理。目前，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对我国仍然构成威胁。这就要求我们像共和国英雄群体那样，心怀爱国之情，以强烈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积极投入到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中去。

（四）指明了一条在社会实践中实现个人价值的道路

见义勇为的记者安珂在自己的日记里，充满豪气地写道：“一个人活着，究竟怎样才能称得上是有意义的？我认为：作为一个有朝气的青年，就应该像一些英雄人物那样度过一生，像保尔·柯察金、马特洛索夫、雷锋、王杰、金训华等那样来生活……我要做到：活着不能只顾自己的生命利益，而要心中装有往共产主义奔的坚强信心，随时为人民献出一切。” 像共和国其他英模一样，安珂为自己确定了一条正确的实现个人价值、使生命有意义的道路。

个人的价值是什么、怎样衡量个人价值的大小和怎样实现个人价值，在理论上和现实中一直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传统儒家认为，在家尽孝，为国尽忠，践行仁、义、礼、智、信，就实现了个人价值。基督教神学认为，上帝是最高价值和一切价值的源泉，个人只有笃行基督信条，禁欲苦行，才能获得自我价值。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视个人价值为权力、金钱、声望，认为自己从他人和社会那里获得的越多则越有价值；有人把自我价值理解为孤立的封闭式的自我满足，实现个人价值就是“自给自足”“自我表现”“自我扩张”，就是与社会、集体和他人相分离、相对立、相抗衡。

马克思主义认为，价值是一个关系概念，它表示在主体的实践—认识活动中，客体的存在、属性和状态与主体的生存和发展相一致、符合或接近。简单地说，价值就是客体的存在和发展对主体需要的满足。个人作为客体时，他的价值就包括个人的社会价值和个人的自我价值。个人的社会价值是个人对社会需要的满足。每一个健全的正常个人，都在多种意义上是社会需要的对象。谁的生命和生活符合社会需要，谁就确实具有社会价值；他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越高，他的价值就越大。反之，不符合甚至破坏社会需要的，对于社会就没有价值，甚至有负价值，成为社会淘汰的对象。因此，个人的社会价值，就其本义来说，就在于贡献。社会需要是多方面的，个人的贡献也可以是多方面的，个人可以在任何领域成为有价值的人。一等功臣韩廷富有首诗写得好：“我为四化愿作砖，任党挑来任党选。砌在高楼出大力，砌在猪圈挡风寒。” 他像雷锋一样，每次调动工作都愉快地服从，在各个岗位上发光、发热，无私奉献。“贡献”是个人的社会价值的实质和核心，为了提高个人的社会价值，个人应该致力于贡献、付出和创造，然后与他人一道享用个人与他人合作创造的价值。这正像蒋筑英所说：“只有把祖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个人才能有幸福生活，才能有前途。” 个人的自我价值并不是一种抽象的个人价值，而是个人对自己需要的满足，是一种自我肯定、自我负责，是自尊、自足、自强、自爱，同时也是个人的现实的社会价值在他自己身上的显现。这是个人自我价值的本质。个人对自己的价值如何，实际上在于他的社会价值如何；他表现出什么样的社会价值，也就有什么样的实际自我价值，这两者本质上是一样的。个人的社会价值中有他的自我价值，他的自我价值中有他的社会价值。马克思说：“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 个人是在社会中生活的，他在社会生活中表现自己，他的个人价值也就是他的社会价值，他的自我价值就是他的“自我”与社会相统一的价值。“自我”与社会统一的程度越高，个人的自我价值就越大。实现和提高个人自我价值的途径，同实现和提高个人的社会价值的途径是一致的。个人投身于社会的进步事业，在人民群众的广阔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的社会创造能力，提高自我感受和自我认识能力，他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将得以充分增长。

雷锋甘愿当“螺丝钉”，孔繁森时刻牢记“咱是党的人”，身残志坚的张海迪则表示：“即使是颗流星，也要把光留在人间。”他们都自觉地把个人的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统一起来，视“贡献”为实现个人价值的根本，积极付出，全身心地投入到为社会创造价值的活动中去。这给今天的人们实现个人价值昭示了一条正确的路子。

（五）铸造了一座座导引人的精神发展的历史丰碑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共和国英雄不仅是属于中华民族的，而且也是属于世界的，他们受到全人类的敬佩和尊重。同样，英雄精神诚然吸取了中华民族精神的精华，成为民族精神不可分割的有机成分和外在表征；但它同时也具有世界性，值得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阶级的人们学习和敬仰，为具有不同意识形态背景和社会历史传统的人所共享。

首先，英雄精神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也是世界走向和平和发展的精神动力。共和国英雄所显现出来的节俭伦理正如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它（新教伦理）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文化源，正是历行儒家所倡导的克己反奢精神，促使日本在战后具备较高的储蓄率，为社会的再生产提供了大量资金。在全世界的反腐败浪潮中，由焦裕禄、孔繁森等人民公仆所体现出来的廉洁品质，也是一种重要的精神调控力量。最具普遍意义的是，在这个日趋步入个人主义、相对主义的时代，人们也强烈呼唤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关怀，由雷锋等英雄所体现出来的助人为乐、舍己为人等利他主义精神，即使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是为绝大多数人所尊奉的。在当代世界，和平与发展成为主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英雄时代的终结”，也不意味着当代人类已走向“后英雄主义时代”。也许人们不再普遍崇拜“沙场英雄”，但是社会的发展却强烈召唤“文化宿儒”“科技精英”“企业英雄”。就社会文化进步而言，不仅需要充分发扬共和国英雄那种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也需要大力倡导理智、自律、仁爱、公正、平等、宽容等人文精神。实际上，精神文明建设是一个世界性课题。一些西方人士对中国注重人性情感、讲究礼义秩序的传统文化深表倾慕，试图从儒释道诸文化系统中吸取仁爱、和谐、恬静、自足、节俭等“东方智慧”，以冲淡乃至消解因过分激烈的内外进取和竞争所导致的物欲横流、精神紧张、人性沦丧等惨烈状态。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人格化、具象化载体，共和国英雄精神势必能够为人类拯救各种“精神危机”提供一副良剂。

其次，世界各民族之间的共同性也为共和国英雄群体精神走向世界提供了可能。一是舍己为人、助人为乐的品格，自强不息、吃苦耐劳、不怕牺牲的情怀，是人类最普遍的共同需要和选择。二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和相互交往中人类具备了共同的价值观念，如公平、仁慈等。三是人类面临共同的生存境遇、世界化浪潮，面临着许多共同的困境和问题，如自私膨胀、精神空虚、犯罪等。所有这些都为共和国英雄精神超越国界、民族的限制而为大家一致接受创造了现实条件。诚如郑振铎先生在中国文学史绪言中所说的，人类最崇高的境界，不管时代与民族的差异都是能够相互了解的，不会有什么“人种”与“时代”的隔膜。对英雄的崇拜和礼赞，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