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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奋斗的大军中，科技工作者无疑是一支重要的生力军。在这支队伍中涌现出了无数的英雄模范人物，他们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勇攀科学高峰的精神，是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的一份宝贵精神财富。华罗庚、李四光、钱学森、蒋筑英、罗健夫、修瑞娟、邓稼先、陈景润、李登海、黄大年等，就是他们当中的优秀代表。
共和国的科技英雄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实质上是一种科学家精神。这一精神大致分为两大方面：一是科学理性精神，包括求真精神、求实精神、创新精神、批判精神、探索精神；二是科学中的人文精神，包括谦让精神、吃苦精神、奉献精神、爱国精神、诚实精神、公平精神、宽容精神等。
为了获取科技知识，探索宇宙和人生的奥秘，陈景润等共和国英雄投入了全部精力和心血，对真理和科学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特有的执着，从而在科研事业方面取得了惊人的业绩。新中国数学奠基人之一的华罗庚以火焰般的热情，致力于新中国数学的拓荒和奠基工作，带出了包括陈景润、杨乐、张广厚、王元等人在内的走在世界前沿的教学研究队伍。正是在新中国，华罗庚的数学研究开始进入了真正的黄金时期。1956年他的重要论文《典型域上的调和分析》获得了中国科学院第一批一等奖。接着，他的60多万字的巨著《数学导引》问世，在国内外数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华罗庚患有足疾、心肌梗塞等多种疾病，但他总是带病坚持思考和写作。为了数学事业，他病逝在讲坛上，耗尽了最后一腔心血，践履了他的人生格言：“我的最大希望是工作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天。”
李四光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家，他为新中国的地质科学、石油发现和地震预报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周恩来称赞他是“一面旗帜”。著名数学家陈景润曾以“陈氏定理”为伟大祖国争了光。1979年他又完成了《算术级数中的最小素数》的论文，把算术级数中的最小数从80推进到16。他的杰出贡献，得到了邓小平的肯定和赞誉：“这样的科学家中国有一千个就了不得，对他应爱护、赞扬。”进入20世纪80年代，陈景润还是安心搞数学基础理论研究，研究了球内和圆内整点问题、华林问题 g （5）的估计等，成就卓越，先后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首届“何梁何利基金”奖和华罗庚数学奖等，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在共和国科技精英中，钱学森、罗健夫、蒋筑英、邓稼先、黄大年等则是献身我国技术事业的典范。钱学森是世界闻名的空气动力学家，自1955年归国后，他为了新中国的科技事业和航天事业呕心沥血几十年，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中国导弹的试验成功、人造卫星遨游太空成为现实，都凝聚着他的心血。因此，他荣获了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和“两弹一星元勋”称号。优秀共产党员罗健夫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身处逆境仍是一如既往地忘我工作，带领研制组的同志于1972年研制成功一台图形发生器，1978年受到全国科学大会的奖励。中科院长春光学机械研究所副研究员蒋筑英同罗健夫一样，也是知识分子英模的优秀代表。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不满30岁的蒋筑英就在导师王大珩的指导下，经过700多个日夜苦干，同年轻的伙伴们一道在1965年建成了我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外国学者看到这台装置后，也不由地深表惊讶和敬佩。此后，蒋筑英又在光学传递函数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要成果，发表了10篇学术报告，先后解决了国产镜头研制工作中的许多关键技术难题，并设计了我国第一台电子分色机的分色特性及镀膜要求。被誉为“社会主义实干家”的太原工学院副教授中年知识分子栾弗，以及“大海的儿子”中国海洋大学年轻教师王成海、叶立勋等，也为祖国的科教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英年早逝，是祖国科教事业的巨大损失，他们拼搏奋进的精神，早已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李登海作为农民发明家，被称为“中国紧凑型杂交玉米之父”，使他与“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齐名，共享“南袁北李”的美誉。30多年间，先后选育玉米高产新品种80多个，6次开创和刷新了中国夏玉米的高产纪录。他主持选育的“掖单”系列玉米新品种，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2015年9月25日，他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的称号。
黄大年是享誉世界的地球物理学家，2009年他毅然放弃国外优越条件回到祖国贡献力量。8年间，他只争朝夕、刻苦钻研，带领科研团队勇于创新、顽强攻关，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填补多项国内技术空白，部分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他夜以继日、忘我工作，不计得失、甘为人梯，为了国家事业奋斗至生命最后一息。面对得与失的考量、进与退的抉择，黄大年以身许国、无怨无悔，用毕生奋斗回答了人生的价值坐标应如何定位，标明了人生的道路方向该怎样把握，在产生强烈心灵震撼的同时，更带来深刻的思想启示。回顾黄大年58岁的生命历程，他始终澎湃着“只要祖国需要，我必全力以赴”的爱国之情，践行着“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的报国之志，在人们心中树立起一座巍然屹立的精神丰碑。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中国精神，伟大的征程需要伟大的中国力量。从自己做起，从本职岗位做起，交出合格答卷，是我们每个人的职责和使命。黄大年充分展现了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爱国情怀，教书育人、敢为人先的敬业精神，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高尚情操。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国知识分子历来有浓厚的家国情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黄大年赓续了这种精神血脉，他以短暂而精彩的一生告诉我们，只有把个人前途命运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把个体奋斗融入实现中国梦的时代洪流中，才能超越自我、升华自我，写下俯仰无愧的人生篇章，成就利国利民的不平凡事业。我们应当按照习近平所批示的那样，做到心有大我、至诚报国，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祖国改革发展的伟大事业之中、融入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奋斗之中。
从上述共和国科技英雄的光辉事迹看，他们都表现出对科技的不懈追求，表现出不畏艰难求取科学真理和技术发明的勇气，表现出勇往直前的探索精神。
共和国的科技英雄追求真理，攻克科技难关，并不是为了自我表现，为了成名成家，而是为了民族和国家大义，为了人民的富裕和幸福，从而闪现出高尚的仁义精神和人文意识。
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建国初期，为了祖国的富强和中华民族的昌盛，中国航天事业的先驱钱学森费尽种种周折，放弃了国外优越的待遇毅然回到祖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新中国成立前，曾任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高等研究员、伊利诺伊大学终身教授。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传到大洋彼岸时，华罗庚激动不已，毅然放弃了在国外优厚的待遇和适宜的科研条件，于1950年初冒着风险回到了祖国。归国途中，他发表了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信，信中洋溢着他那淳厚的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深情：“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的英名，是和中国核武器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1958年8月，已在国内外崭露头角的优秀青年物理学家邓稼先，接受组织委派，开始从事核武器研制工作。他心想：“如果把这件事情做好，一生很有价值，就是死了也值得。”就这样，他走进了筹建中的核武器研究设计院，为了祖国的国防安全和民族的崛起，一干就是28年，不再发表文章，隐姓埋名，疏远亲友，终于和同事们一道搞成了原子弹、氢弹和第二代核武器。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他们撤走专家，撕毁了帮助中国制造原子弹的协议，并留给中国科学家这样一句话：“中国20年也搞不成原子弹。”邓稼先与伙伴们不靠洋人，勇敢地挑起了原子弹理论设计的重担。他正确选择了研究方向，保证了研制工作的顺利进行。
钱学森在回忆自己的人生时说：“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一生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这就是一位科学家的崇高情怀。罗健夫不为名、不为利，在科研成果面前，让荣誉，不要奖金，乐于助人，不搞技术与知识封锁，表现出了高尚的科学道德。面对不正之风和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他说：“与其叹气，不如为纠正它出力。”在申报技术职称、提工资、晋升职务、派遣出国、分配住房等方面，他都主动谦让，并以自己的模范行为抵制不良风气。他身患晚期癌症，仍以顽强的意志为党的事业奋斗到最后一息。1982年6月16日他逝世时，年仅47岁。他用短暂而又光辉的一生，使人们看到了一个工作在科研战线上的真正共产党人。他曾在1959年4月16日的入党志愿书中这样写道：“我决心把自己的一切（连同生命）献给党、献给党的事业，忘我无私地为人民利益工作。”他问心无愧地践履了自己的誓言，在向共产主义思想高峰登攀的过程中，实现了自己最高的人生价值。20世纪60年代初，华罗庚就创造性地使数学从书斋中走出来，直接服务于经济建设工作。为此，他亲临26个省、自治区、市，行程达20万公里，历20年寒暑，推广“优选法”和“统筹法”。他运用数学为国家创造的财富是不可估量的。毛泽东在写给他的信中高度赞扬道：“你现在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
叶剑英元帅深情地对他说：“我替人民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