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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锋、张子祥、朱伯儒、徐虎、郭明义等英雄人物，他们既具有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又具有爱党爱国的政治觉悟，然而他们的感人事迹更为我们树立了助人为乐、舍己为人的高大形象。他们或是在社会公共生活中，或是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集中展现了利他主义的道德风尚。雷锋已成为社会主义时代道德的化身，而张子祥、朱伯儒、徐虎、郭明义等则是学习雷锋的标兵，这一连串英雄的名字同助人为乐紧密联系在一起。
雷锋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对共产主义无限忠诚、对人民群众无限热爱，把毛泽东提倡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看作是最大的幸福和欢乐。在他看来，人活着的目的就是使别人过得更美好，为此立志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他处处以关心别人为重，热情帮助他人，为集体、为群众做了数不清的好事，留下了“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雨夜送大嫂归家、带病主动到工地参加义务劳动等许多佳话。雷锋的模范事迹和崇高精神，鼓舞和教育了新中国几代人，他已成为中国当代先进分子人生的楷模和榜样。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先后为他题词，赞扬雷锋精神，号召全国人民“向雷锋同志学习”“向雷锋同志的品德和风格学习”“学习雷锋同志，弘扬雷锋精神”。几十年来，在党的号召下，学习雷锋的高潮在全国一浪推一浪，雷锋式的模范人物不断涌现。
被群众誉为“十九点钟的太阳”的徐虎，是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出现的活雷锋。徐虎和雷锋一样，也是用一颗赤诚火热的心温暖着千家万户。早在1984年，徐虎就以不怕脏、不怕苦、不怕累的出色服务，赢得了群众和上海市政府的赞誉。为了不愧对群众和政府的赞誉和信赖，徐虎决心以更好的服务质量来回报。他于1985年6月23日，在自己管辖的地区同时挂出了3只夜间义务报修箱，上面用红字醒目写着：“凡附近公房居民遇到夜间水电急修，请写清地址，将纸条投入箱内，本人将愿意为您提供服务。开箱时间：19时。徐虎。”10多年过去了，徐虎那颗为群众服务的痴心始终不改。他在人生的一个重要年轮上把自己的一腔热血献给了居民群众。到1996年4月，他累计开箱3718天，义务修理2146个水电项目，花去了7400多个小时的业余时间。那3只小小报修箱成了他“辛苦我一个，方便千万家”助人为乐精神的真实写照。每天傍晚19点钟，人们总能看到徐虎头戴安全帽，背着工具包，骑着自己的旧自行车，奔向那3只报修箱，开始他一天的额外工作。19点已成了他生命中的重要一刻。即使是星期天和节假日，他也坚持不懈。除了出差和因病住院，无论是天寒地冻、刮风下雨，还是盛夏酷暑、闷热难当，他从没有失信于民。他也有自己非同一般的节日，那就是每年6月23日的“挂箱节”。这一天，全家人共同分享着徐虎为群众排忧解难的快乐幸福。
朱伯儒是和徐虎一样的“学习雷锋的光荣标兵”。他时时处处以雷锋为榜样，把助人为乐作为行动的指南，脚踏实地地为之奋斗。他曾义务赡养过一位孤独老人，先后解救过7名遇到危险的群众，接济过40多个生活困难的战士和群众。他还热情关心、教育青年，使有些在生活上遭受挫折、思想彷徨的迷途青年，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走上正道。所做的这一切，朱伯儒认为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完全是天经地义的，他以此感到快乐、欣慰和幸福。
郭明义1977年1月参军，曾被部队评为“学雷锋标兵”。1982年，复员到鞍钢集团矿业公司齐大山铁矿工作。入党30多年来，他时时处处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不仅在每个工作岗位上都取得了突出的业绩，而且处处乐于助人，工友们称他是“郭菩萨”“活雷锋”。他20年献血6万毫升，是自身血量的10倍多。1994年以来，他为希望工程、身边工友和灾区群众捐款12万元，先后资助了180多名特困生，而自己的家中却几乎一贫如洗。几十年来，郭明义向社会奉献爱心、奉献道德，他的与人为善、乐于助人精神呼唤着人类朴实仁爱情愫的回归。
助人为乐本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可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使社会道德遭到玷污，人与人之间充满不信任、猜忌、冷漠。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带来的副作用，也使利己主义泛滥，“专门利己”的人生哲学充斥市面，光天化日之下，儿童溺水，弱者被害，妇女被侮，围观者麻木不仁，视而不见。少数人或是怀疑雷锋的高尚动机，认为他也是自私的，是为了出风头，表现自己，或是没有什么了不起，别人也能做得到。然而，从英雄们的真实事迹可知，雷锋、张子祥、徐虎、朱伯儒、郭明义等虽无惊天动地的业绩，却在平凡的生活中处处为人们做好事，而且是那么主动、自觉和真诚，那么持之以恒，而且常常超过其应承担的义务。正是因为雷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非常实在和可贵，所以当前人们才大力呼唤雷锋精神。
雷锋、朱伯儒、徐虎等英雄模范人物，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无私地贡献着自己的一切，他们这种崇高的献身精神，有时也会受到人们的误解，有些“小聪明者”甚至称他们是“傻子”，但他们却心甘情愿做这样的“傻子”。雷锋在日记中写道：“如果说这是‘傻子’，那我是心甘情愿做这样的‘傻子’。”
英雄们的举动之所以被“小聪明人”讥讽为“傻”，是因为在这些人看来，英雄行为，或是不考虑世俗功利，不入流，不合时宜；或是不符合现行的道义标准，而太超前；或是太固执、太迂腐，而不知随机应变、左右逢源。其实，英雄们的“傻”，恰恰是一种值得钦佩的忘我精神，是一种超凡脱俗的纯洁，是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执着和坚忍。而“聪明人”眼中所谓的“聪明”，不过是贪图蝇头小利的小气，不过是世俗气、市侩气十足的功利主义，不过是明哲保身的利己主义。
在中国历史上不乏所谓的“傻子”。远的有传说中的愚公，近的有不被有些人理解的雷锋、张华、孔繁森、徐虎、朱伯儒、田永亮等，雷锋十分喜欢毛泽东著作中的愚公形象，认为“愚公不愚，智叟不智”。那么这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傻子”究竟“傻”在什么地方呢？
雷锋当兵时，按部队规定，战士每年发两套军服，而他从1961年起连续两年却只领一套。他说：“一套就够穿了，破了可以补一补，给国家省一点是一点。”雷锋得知辽阳市遭受水灾时，马上将自己平时省吃俭用的最后存款100元寄去。有人说他是“傻子”。雷锋知道后，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如果说这是‘傻子’，那我是甘心情愿做这样的‘傻子’的，革命需要这样的‘傻子’，建设也需要这样的‘傻子’。我就是长着一个心眼，我一心向着党，向着社会主义，向着共产主义。”可见，雷锋绝不是少心眼的真“傻子”，他的心眼放在为国为民上，放在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上。朱伯儒七八年如一日，在思想上关心、经济上资助贫困不堪的民工胡仕元，使民工胡仕元鼓起了生活的勇气，终于成为菌菇大王。民工胡仕元决心向朱伯儒学习，乐意做舍己为人的“傻事”，毫无保留地向乡亲们传授种菌技术，使上万人脱贫致富。
徐虎不光为自己辖区内的居民服好务，而且他优质服务的内容和范围已远远超出了他所管辖的地区。静安区的两位老人，因家中水表冻裂漏水，给徐虎写信求助。这是外区，不属于徐虎房管维修范围。但徐虎还是利用业余时间赶去，给老人修好。不管分内事，还是分外事，只要是人民需要，英雄们都做得那么从容、坦然和投入。
凭徐虎精湛的技术和良好服务的名声，赚钱发财的机会一定不少，但他却淡泊名利，安心本职工作。徐虎去一位在美国生活多年的中国女士家修理抽水马桶，他用专门工具费了很大劲才修好。那女士见这活又脏又累，要多付小费以表谢意，徐虎却分文不收。一位朋友曾向他介绍过一笔水电安装工程生意，工程总额达32万元，只要徐虎肯接，一定能赚大钱。但徐虎却委婉地拒绝说：“说老实话，我正想有钱给妻子、女儿买套高级音响，可现在白天我忙工作，晚上开箱服务，哪有空去承包工程啊？这钱没法赚。”有人劝他跳槽，说附近一家物业公司正缺水电技术工人，月薪2000元，这是徐虎工资的两倍多，可徐虎却说：“我走了，居民家中的水电急修怎么办？我是党员，不能光想着自己赚钱，要多想着群众，多想着作为一个党员的职责。”面对着汹涌澎湃的市场经济大潮，有人发出了这样的疑问：“都什么年月了，徐虎是不是太傻了？”徐虎却对金钱有着独到的见解。他书桌上的玻璃板下有这样一段话：“钱可以买到房屋，却买不到家；钱可以买到珠宝，但买不到美；钱可以买到小人之心，但买不到君子之志。”不管别人如何不解和疑惑，徐虎仍是矢志不移，愿把“傻”事做到底。
在当今世俗化、多元化和社会化的时代，特别是在人们的思想觉悟存在高低层次之分的情况下，我们不强求所有人在任何场合都去做这样的“傻事”，追求个人的正当利益和享乐也是应该的。但是社会的发展、道德水平的提高和人的心灵净化，也离不开千千万万社会主义建设的“傻子”。雷锋、朱伯儒、徐虎等优秀共产党员，为了人民群众甘愿做“傻子”的博大胸怀和崇高境界，以事实告诉我们：无论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共产党人奉献社会的心永远不会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永远不会丢。雷锋、朱伯儒、徐虎等人的“傻子精神”，绝不是那种不明事理、不谙世事的呆傻、迂腐、刻板，而是矢志不移的愚公精神，是不被世俗力量（权势、金钱、美色……）所左右的道德圣贤精神。正是在雷锋“傻子”精神的感召和培育下，一大批共和国英雄不怕“傻”，宁愿“傻”，“那义无反顾，以一个年轻大学生换一位老农生命的张华，被贬之‘傻极了’；那只身斗歹徒，拼将热血洒闹市的安珂，被贬之‘傻’到家了；那‘万里长江第一漂’，壮举未竟，魂断途中的尧茂书，被笑之‘傻瓜’一个；那两离桑梓，独恋雪原，为国为民滴尽最后一滴血的孔繁森，被称之为‘傻到天边了’。”
正是无数雷锋式的“傻子”，才构成了中华民族的脊梁。
螺丝钉精神是从雷锋身上生发出来的。一次，雷锋跟县委书记张兴让一块走在山间小道上，他看见一颗螺丝钉，就一脚把它踢开。县委书记却不声不响弯身捡起，抹去灰尘放进口袋。几天之后，雷锋送信去工厂，书记掏出那颗螺丝钉，放在他手上，说：“把它一起送去吧。一颗螺丝钉，别看他小，缺了也不行。”县委书记爱惜一草一木的行为表达的是一种节俭意识，它对于培养雷锋的俭朴精神具有催化剂作用。所以，螺丝钉精神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一种节俭精神。这一点下面将会谈到。这儿我们关心的是螺丝钉精神的另外一层含义——姑且称之为“小我”精神。张书记的话语深刻地烙印在雷锋心中，被他反复忆起、反复思考，最终凝聚成一种“螺丝钉精神”。雷锋入伍后，曾写道：“虽然是细小的螺丝钉，是一个细微的小齿轮，然而如果缺乏它，那整个机器就无法运转……但是再好的螺丝钉，再精密的齿轮，它若离开机器这个整体，也不免要当作废料，扔到废料仓库去的。”两年后，雷锋在日记中写道：“一个人的作用，对于革命事业来说，就如一架机器上的螺丝钉。机器由于有许许多多的螺丝钉的连接和固定，才成了一个坚实的整体，才能够运转自如，发挥它的巨大的工作能力。螺丝钉虽小，其作用是不可估量的。我愿永远做一个螺丝钉。”从雷锋的这番话里，我们可以看出他已悟出了一个深刻的社会哲理：个人是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人的力量虽然是较小的，但他的作用却是巨大的；个人不能脱离集体、脱离社会，否则就会一事无成。有了这种正确的认识，雷锋就萌生了“螺丝钉精神”——从小事做起，从自我做起，从平凡做起；踏踏实实，兢兢业业。
雷锋的螺丝钉精神表现在他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表现在他为社会、为人民做贡献的过程中尽心竭力、发热发光。他因此而得到了社会的肯定，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由于他在公务员、通信员、拖拉机司机、汽车兵等工作岗位上，勤快上进，踏实肯干，刻苦钻研，先后被评为机关工作模范、治沩模范、先进生产者和爱车模范。雷锋的这种螺丝钉精神，在赵梦桃、张贵顺、尉凤英、吴吉昌、李月华、徐虎等英雄模范人物身上，进一步得到发扬光大。拿徐虎来说，他对自己的本职工作精益求精、从不马虎。面对居民住宅的先进设施，他感到现代社会对物业管理维护的要求越来越高，所需要的知识也越来越多，自己原本的技术已不适应发展着的物业管理了。于是，他拜两位水电设备工程师为师，进一步学习专业技术知识，以便更好地为广大群众服务。徐虎这样说：“各人的追求不同，理想不同，我是一个普通的人，以写好自己的历史为满足。我想为社会多做一点事。”在他的事迹被各种媒体广泛宣传后，面对记者的提问，他仍实实在在地说：“我是一名非常普通的、平凡的工人，只是认真做好自己的工作，也没有什么创造发明，做出一点成绩后，党和政府给了我这么多的荣誉，感到很不安。压力总有一点，因为人们会用更高的标准要求我，而我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我要在本职岗位上更加努力地工作，把优质服务带给千家万户。”他还对日本共同社记者谈道：“中国现代社会像我这样的人很多。许多优秀的同志，由于暂时的原因没有被发现和宣传。我也是在一次偶然的机遇下被推向先进行列的。如果不宣传徐虎，也会宣传李虎、张虎式的先进人物，因为我们社会需要雷锋精神。”他像一颗螺丝钉一样，在水电维修这个平凡的岗位上发热发光。他始终摆正自己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什么时候都以一个普通工人的身份出现，不愧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永不生锈的一颗螺丝钉。在他的这种精神感召下，仅上海就有无数个“徐虎”在成长，人人学徐虎，处处有“徐虎”。
螺丝钉精神早就作为雷锋精神的代名词，在祖国大地上长久地回荡，并铭刻在亿万中华儿女的心中，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螺丝钉精神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时代脉搏合拍。螺丝钉精神把个人的追求融入社会理想之中，完全摆正了共产党人的远大理想与个人追求的关系，并使之统一起来，从而成为一个崇高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又是一种个人服从集体、服从国家建设需要，脚踏实地、忠于职守、兢兢业业、全身心地为理想而奋斗的伟大精神。失去这种精神，就会把个人追求同社会需要对立起来，导致理想与现实的失衡、脱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