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効民

【内容提要】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前人，以人的实践为出发点，创立了“新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的实践决定了社会结构，即社会有机体；人的实践是历史的过程，考察了前资本主义、集中研究了西欧资本主义，进而探求后资本主义三种社会形态下，人的各异的实践（生产、生活、精神）方式；人的实践的合力形成的历史潮流、历史趋势，决定了历史时代的演进、时代的主题，决定了社会历史是“自然史的过程”，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全球迈进了“和平与发展”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潮流，摈弃陈旧的“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实行改革开放，调动千千万万中国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显著成绩。今天中国人民正在做的事业，就是和全世界人民一起向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长远目标踏实前进。

【关键词】 “新唯物主义”世界观 人的实践 历史的过程 “自然史的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成长和成熟于19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在西欧确立的时代。

马克思、恩格斯继承和批判欧洲理性主义传统，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哲学，创立了自己的“新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马克思宣布：“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

马克思、恩格斯称自己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为“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二人共同承认和主张过的唯一哲学世界观。1859年恩格斯说：“新的世界观不仅必然遭到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反对，而且也必然遭到一群想靠自由、平等、博爱的符咒来翻转世界的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反对。”

本文认为，尊重马克思、恩格斯“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就是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发其内在的深刻意蕴，是中国哲学工作者不可推卸的使命和责任。就此，本文谈些自己的认识和理解。为简略起见，下文统一使用“历史唯物主义”一词指代马克思、恩格斯的“新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

一 以人的实践为出发点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是一场深刻的哲学革命。

古代欧洲哲学家探索和回答的首要问题是宇宙万物的构成、起源，如泰勒斯认为是水，毕达哥拉斯认为是数，留基波和德谟克利特认为是原子，柏拉图主张理念，亚里士多德通过抽象达到“作为存在的存在”。古希腊哲学在古罗马时期渗透犹太教支派形成的基督教贯穿中世纪，主导了欧洲人精神世界近2000年。

近代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把哲学关心的重点转向了人的认识，包括世界可不可以认识，在什么意义、多大程度上可以说认识，认识从何开始、过程是怎样的，什么是真理、真理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等等。

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流行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其代表人物康德、黑格尔等未必相信基督教的说教，但为了不与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秩序发生对抗引来不必要的麻烦，其思想体系均披上了基督教术语——神学的外衣。

黑格尔哲学，本质是张扬启蒙运动新兴的人权、平等、自由、民主；特征是受康德星云假说的启发，借助辩证法并利用哲学范畴构造“逻辑学”体系，以之描述世界的运动、过程、历史。黑格尔哲学的上述两点进步意义是无可否定的。

黑格尔哲学，没有跳出基督教神学的窠臼，以抽象的绝对精神取代活生生的人，最终把世界的运动封闭在了其本人有限的精神过程之中；以哲学的联想、猜测代替具体科学的实证，越俎代庖，其体系内混杂了众多的瑕疵、错误。黑格尔哲学的这两点局限也是一目了然、无法回避的。

马克思、恩格斯直接从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起步，吸收了其中进步的民主主义思想，继承和发挥了世界是运动、过程、历史的观念；同时，努力摆脱其过时的宗教、绝对唯心主义的僵硬外壳，最终从超自然的绝对精神回到了实实在在的，既是有血有肉的，又是社会的人。

马克思、恩格斯进而批评启发自己皈依唯物主义的费尔巴哈哲学：“诚然，费尔巴哈与‘纯粹的’唯物主义者相比有很大的优点：他承认人也是‘感性对象’。但是，他把人只看做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 可见，马克思、恩格斯的不满主要在于：费尔巴哈依然停留在对人的静态直观上，而忽视了人的实践——活动、生活及其中蕴含的主动性。

马克思在新哲学世界观的“起源” ——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批评“旧唯物主义”——“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达到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 而“新唯物主义”则既不把感性理解为简单的精神直观，也不把感性等同于静态的世界图景，而是把感性理解为人的实践——活动、生活。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逻辑，人首先是行动者，然后才是思想者。最终，马克思、恩格斯宣布，“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 ，即兼具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的人的实践。

综上所述，人的实践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的真正起点和出发点。

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来说，实践是人自觉自主地参与、影响和改变物质世界的对象性活动。正像马克思所说的：“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

第一，人的实践具有客观的对象性，是影响和改变世界的活动。

马克思批判黑格尔，“人的本质，人，在黑格尔看来=自我意识”，“同自身相异化的人，也是同自己的本质即同自己的自然的和人的本质相异化的思维者” 。正是由于荒唐地把人等同于精神、理性、自我意识，所以黑格尔最终只能把人的活动归结为纯思维，而不是影响和改变世界的真实活动——实践。归根结底，由于实践主体（人）、手段（工具）、对象（物），都是广义自然界的组成部分，因此人的实践不过是广义自然界物质力量的一种，是广义自然界相互作用的一个成分。也就是说，参与、影响和改变世界是人的实践的根本属性。

第二，人的实践具有精神的自觉性，是包含精神、受精神驱动的活动。

人的实践不能归结为精神，但必定是在精神驱动下的活动，内在地包含着精神的自觉性、主动性。也就是说，精神（知识、意志、情感）是人的实践不可缺少的内在因素，反之，把精神因素清除在外的活动不是真实的人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反对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并不是否认精神的作用，而是主张精神只能存在于实践之中，是实践的内在成分之一。总之，不是实践从属于精神，而是精神从属于实践，唯心主义哲学把人的实践和精神的关系弄颠倒了。

第三，人的实践具有社会性、历史性，是社会历史的活动。

人的活动无例外地处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之下。即使是单个人的行为也离不开社会提供的经验、工具、人际关系等，因此单独的个人行为依然具有社会性。

人的实践总是一定时代的实践。随着时代的变迁，实践也在发展，不存在超时代的实践。人的任何实践都具有社会的时效性、时代的局限性，即历史性。

概括起来，人的实践具有客观对象性、精神自觉性、社会性和历史性。

人的实践，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基本的形式有两种。

其一，物质生产活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创造物质财富的生产活动是人类首要的行为。因为，只有在满足基本物质生活需要的基础上，人才能从事科学、艺术、政治等其他活动。归根结底，创造物质财富的活动制约着科学、艺术、政治活动，制约着社会生活的全部面貌。

其二，社会交往活动。交往活动是人以他人为对象的活动，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从物种延续的角度看，人，必定是群体的存在，而不可能是单个人的存在。从社会的角度看，没有人与人的交往活动，就没有社会关系。交往活动，不仅创造、维持社会关系，而且改变社会关系。既定的社会关系，反过来成为人的下一步活动的约束条件。个人，或自觉或不自觉，或自愿或不自愿，必定是在某种社会关系中扮演、担当特定的社会角色。

概括地说，马克思、恩格斯通过不懈的理论探索，从人的实践——活动、生活出发，推论形成社会存在（物质生活）与社会意识（精神生活）、物质生产的能力（生产力）与关系（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政治关系、思想关系）的三对矛盾，以其阐释社会结构，得出社会是系统、有机整体的结论。毫无疑问，这是青年马克思关于“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的敏锐预见在人类认识之树上结出的最丰硕的理论果实之一，具有开创性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以人的实践为起点和出发点，其逻辑的最终结果就是以人的实践的历史为全部内容。换句话说，社会历史只能是人的实践的历史，而不是神秘的命运、上帝的创造，更不是绝对精神的异化。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既不同于只关注纯粹自然的重在描绘一幅无人参与的宇宙直观图画的旧唯物主义，又区别于把人简单理解为感性直观、抽象理性、绝对精神（变相的上帝）的形形色色唯心主义；最终，真正确立了人在世界中的主体地位，全面阐述了人在世界中的作用，对人的有限性与无限性关系给出了合理的说明。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带动了一场脱胎换骨的深度哲学革命，开启了黑格尔之后欧洲哲学的新潮流、新面貌。第一，哲学家纷纷走出纯理性主义的狭隘范围，非理性、生命、生活成为哲学研究的重要、突出的内容，意志主义、生命哲学、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存在主义等新思潮异彩纷呈。第二，流动、时间、绵延成为哲学研究的新宠，运动、过程、历史的观念深入人心，最终“过程”范畴取代“纯存在”成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普遍观念，“历史”范畴从社会科学渗透、扩展到了自然科学，自然、宇宙真正开始拥有自己的历史。

把人的实践而不是物质世界作为哲学的起点、出发点，绝不意味着从唯物主义立场倒退到唯心主义。第一，以人的实践为出发点，并不否认物质世界的先在性。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逻辑，“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 永恒地是现实的人及其活动的前提，但不是“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起点和出发点。第二，以物质世界为起点、出发点，从表面看更符合“唯物主义”传统，但它忽视了人的生命的意义。人虽然只是世界的特殊阶段、有限部分，但在自己生存的时空、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可以通过实践参与、影响、改变世界，即实践的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人的实践则是社会历史的最终动力。第三，以物质世界为起点、出发点，简单地看似乎更符合哲学是“世界观”的定义，但它只能是一幅来无影去无踪的超历史的画面。这种观点忘记了任何“世界观”都只能是随时代、社会变化着的人的世界观，而不是抽象的人的世界观，更不是神灵、上帝的世界观。只有以现实的人及其活动为起点、出发点，才能说明和解释不同时代、社会、群体、个人的世界观的来龙去脉，理解其演变的前因后果。

综上所述，历史唯物主义的起点、出发点只能是人的实践，而不可能是其他。

二 人的实践是历史的过程

在时空、现实中，人的实践，只能展开、具体化为运动、过程、历史。

如前所述，黑格尔破天荒地使用哲学范畴构建了一个关于世界的运动、过程、历史的思想体系，尽管其中夹杂着诸多的瑕疵、错误。马克思高度评价黑格尔的这一历史功绩，“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 。马克思、恩格斯正是继承了黑格尔的这一哲学功绩，才可能通过对人的实践的历史的考察，深刻揭示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进而探索人类社会的运动、过程、历史的内在法则，使自己跻身于伟大思想家的行列。

首先，人的实践是运动的过程，而不是无时间的瞬间的点。

第一，即便是个人的个别行为，通常也是有起因、有动机、有准备、有实施、有结果的行为过程，是作为主体的个人与作为客体的对象的相互作用过程。

第二，一般地说，个人的实践往往是多次反复的行为的过程。因为，人实践的目标通常不是一次行为就能达到，常常需经历多次挫折、失败进而不断调整行为目标和方式之后才能实现，即主体和客体间多次相互作用的过程。

第三，就群体而言，实践通常是复杂的过程。因为，群体的成员具有大致相同但不完全相同的社会经历、心理感受和行为目标。因此，群体成员的行动具有一致性但又不完全一致，甚至会由于差异引致内部的对立、分裂。一般地说，社会群体的行为是一个组织的过程。组织过程必然是形成、壮大、兴盛、衰落、消亡的相对长过程。

第四，就重大事件而言，实践更呈现为宏大壮观、起伏跌宕、多阶段的复杂过程。不同的个人、种族、民族、职业、宗教、阶层、集团受各自的社会经历、心理感受、行为目标的支配，或主动积极投身，或被动消极卷入重大事件，时而合作，时而对立，时而被推上历史的潮头，时而又跌入历史的谷底。重大的历史事件，不可避免地要经历形成、壮大、兴盛、衰落、消亡的复杂的长过程。

其次，人的实践是发展的历史，根本上说，社会历史只能是人的实践的历史。

第一，人的实践源于动物，又区别于一般的动物。人，不可能消灭自身的动物性，只能不断在“食色，性也”的动物本能之上附加越来越丰富的社会性。因此，人与动物的差异，人与人的差异，根本上不在动物性而在社会性。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现实的人承担一定社会关系，扮演特定社会角色，形成专属于自我的各异的活动方式、生活方式。人的实践的变化必然导致其所处的社会关系的转换，扮演的社会角色的更新。

第二，人的实践日益分化、多样化。

人的实践从动物性的觅食活动起步，创造了最初的物质生产活动——采集、狩猎，形成养殖业和种植业的分工，演变出游牧和农业两种生产方式，农业和手工业、商业的分工进一步创造出多种多样的生产方式。近代以蒸汽机为代表的机器生产、大规模社会化工业生产方式则日趋分化、复杂化。

人的实践从动物性的血缘关系起步，创造了最初的氏族关系、日渐多样的家庭、婚姻关系，演化出了复杂的民族、宗教、经济、政治关系，例如，国家内部的等级、阶层、阶级关系，外部的国际关系。其种类之繁杂、名目之多样、更替之频仍，令人目眩；其复杂之程度，牵一发而动全身，真是“剪不断、理还乱”。

人的实践日益超出物质生产、社会交往两种基本形式。近代以来，教育的义务化终结了普遍的文盲现象，科学研究和科学实验成为一大类专门的实践方式，知识创新层出不穷，文学艺术也普及繁荣。

马克思、恩格斯以人的实践为出发点，考察人的实践的演变过程，开创性地给出了人类社会历史的简要线索。

漫长的原始时期是人类逐渐摆脱动物状态的时期。这一时期由动物界继承来的血缘关系是社会的基本关系，人类以血缘群体为单位共同劳动、共同消费，从事采集、渔猎乃至游牧、原始农业等活动。那时的工具主要限于木制品和石制品，活动领域主要限于满足衣食饱暖的直接生存范围。社会分工基本不存在，如果说有分工，那也只是出于性别、年龄的自然分工，或是出于偶然性的原始分工。

原始社会后期，人类开始向文明迈进。生产力提高、人口增加、交往扩大，逐步使用金属工具，真正意义的社会分工——农业、手工业、商业形成。在精神领域，传说、神话中蕴含着未来艺术、哲学、科学的萌芽。由于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差异扩大，社会关系多样化，社会角色分化，因此性别压迫、民族压迫、阶级压迫、宗教压迫崭露头角，区别于血缘群体的新型社会组织诞生，城市、地域国家萌芽，职业的武装集团、管理阶层出现，政治成为专业活动方式和领域。

在人类从原始状态向文明迈进的关头，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最初选择方向的差异等原因，各地区、民族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人类历史分化、呈现出多线性和多样性，如古代埃及、两河流域，古希腊罗马及其后续的欧洲中世纪、近代的演变；古印度，古代中国、东亚及其后续演变；等等。

19世纪五六十年代，马克思继承前人（如孟德斯鸠、黑格尔等）的研究成果，全神贯注于一路高歌猛进向全世界扩张的西欧资本主义，集中考察其前因和现状，特别关注其后果和前途，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简要概括历史：“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在之后《资本论》的写作过程中，马克思进一步深入考察社会历史，做出了更简约、更深刻的概括：“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

马克思的社会历史三阶段、三形态理论，区别于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结论，高度自觉地以西欧资本主义为全部考察和研究的中心。

第一，前资本主义阶段、形态。这一阶段，人的实践决定了个人独立性的不充分，个人的生存与生活均有赖于群体，处于形形色色的人身依附关系之中，包括对“家长制的关系，古代共同体，他这样做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的从属、依附。 按照马克思的研究，前资本主义阶段的人类历史是多样、多线的，亚洲、非洲、美洲大不同于欧洲。而只有前资本主义的西欧形态孕育了其后的资本主义阶段。

第二，资本主义阶段、形态。诞生、成长于西欧的资本主义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历史阶段、社会形态。这一阶段人的实践，主要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解除了血缘、地缘群体对生命的强制性约束，使个人摆脱了种种人身依附关系而获得了政治的自由，但个人依然无法摆脱基本物质生活资料的制约，一切人仍然不得不为了获取基本物质生活资料而拼搏、挣扎，劳动还不是人生的第一需要而是谋生的手段。西欧资本主义，一方面，开辟了现代化之路，为人类进步、发展打开了广阔前景；另一方面，也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的灾难，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

第三，后资本主义阶段、形态。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并得到恩格斯的赞同，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社会危机得到合理解决之后的阶段。这一阶段，普遍个人在解除了人身依附关系的束缚和对群体与他人的依赖，获得政治解放之后，将进一步超越资本主义，摆脱基本物质生活资料的制约，劳动将成为人生的第一需要——自觉自愿的活动，每个人都将获得按照自由意志全面发挥自我潜能的机会。马克思称此阶段为共产主义，而恩格斯则更习惯更多地称其为社会主义。

综上所述，社会历史的三阶段、三形态理论，与马克思作为一个革命家自觉地从西欧历史出发探讨资本主义的诞生、发展、灭亡的过程分不开。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忽视马克思以西欧资本主义为考察和研究中心的特殊角度和自觉性，似乎马克思只是作为书斋学者在泛泛研究世界历史的一般过程。晚年马克思不赞成这样看待其历史唯物主义，批评俄国民意党人尼·康·米海洛夫斯基：“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

马克思、恩格斯视人的实践为运动、过程、历史的观点，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给后人提供了把握人类社会历史的基本的有力的思想武器。概括地说，前资本主义的人类历史不是单线的，而是多线的；西欧资本主义把世界结合成为一个整体，结束了各民族、地区相对独立发展的历史；19、20世纪形成了统一的人类历史，不同民族、国家以各异的方式和特点走上了现代化的共同道路，开启了21世纪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

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历史观，也是世界观。一方面，毋庸讳言，马克思、恩格斯曾明白地称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 。但另一方面，如前所述，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又明确地称历史唯物主义是“新唯物主义”，恩格斯也曾公开称历史唯物主义为“新的世界观”。

进一步考察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理论，可以得到更清晰的结论。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清算自己的哲学信仰得到的只有一个东西——“历史唯物主义”。寻遍他们的全部著作，人们都找不到关于其哲学世界观的其他表述形式、说法。因此，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只是历史观，必然导致马克思、恩格斯只有历史观而没有世界观的结论。这个结论显然是荒谬的。总之，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只能是一身二任，既是崭新的历史观，更是崭新的世界观。

第二，就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演变的内在逻辑而言，由于“新唯物主义”以人的实践为起点和出发点，而“人的实践”只能作为“历史”在时空中展开、具体化，因此“新唯物主义”只能以“人的实践的历史”为内容，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表述形式的真正缘起和具体含义。反之，由于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心目中，“历史”唯一地只能是“人的实践的历史”，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必然是以人的尚潜在而必须在历史中具体展开的实践为出发点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

第三，马克思、恩格斯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经过费尔巴哈的空洞的人，最终达到对人的实践的历史的考察，即对具体的人的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合作或分别写作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一系列著作，二人既配合又从不同侧面，集中阐发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实践——生产、交往、生存状态，进而探讨了取代资本主义的未来新社会的人的实践——生产、交往、生存状态。总之，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可以当之无愧地成为贯穿马克思、恩格斯全部学说的中心线索。换句话说，只有抓住人的实践的历史，才能真正懂得和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学说及其开创性、革命性的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以人的实践为关注的中心乃至全部内容，绝不意味着自然和宇宙在其视野之外。因为，研究人的实践，必定包括阐明人对自然、宇宙的态度，包括从时代水准出发描绘一幅关于自然、宇宙的客观图景。反之，离开对人的实践的历史的理解和把握，包括自然、宇宙在内的一切问题都无法被破解、被说明。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高明和深刻之处就在于：着重探索不同时代、社会的不同人的多种实践（生产、生活、思想、情感、信仰）方式，研究不同职业、民族、宗教、阶级的具体实践，进而阐明不同社会群体间的相互关系、力量对比、相互作用、社会格局、历史趋势。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心目中：只有这样的哲学，才有生命力，才无愧于“时代精神的精华”；也只有这样的哲学家，才是富有创造力的名副其实的哲学家，而不是徒有虚名的冒牌的哲学家。

综上所述，人的实践是历史的过程。而社会历史，归根结底，就是也只能是人的实践的历史。

三 人的实践是“自然史的过程”

人只能作为复数而存在。作为复数，人的差异是不可避免的。

人的差异，决定了人的实践具有合作、冲突的两重性。文明时代，由于人分属于不同的部落、民族、宗教、职业、阶级、政党、国家，由于情感、意志、观念、追求目标和利益的差异；因此，人的实践一定有合作，也必定有差异、冲突，甚至根本不相容。就结果而言，一些人的动机实现了，实践成功了，而另一些人的动机、实践则没有实现，甚至完全失败了。

显而易见，社会历史中存在一个明显的矛盾：一方面，人是社会的主体、社会历史的创造者；另一方面，在很多情况下，个人、群体的活动并不成功，社会历史并不遵从人的动机甚至与人的目标完全相悖，具有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性质。社会历史按照自己固有轨迹运动的力量是如此强大，常常连那些彪炳史册的伟大人物也空怀一腔热血，最终不得不草草退出社会历史舞台。

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历史的这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性质作出了经典的概括：“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 社会历史是人的实践的创造过程，同时又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史的过程”。究竟如何解释这两种似乎不相容的现象的并行不悖呢？

恩格斯借用牛顿静力学方法，对人类社会历史的这种表面看来相互矛盾而又并行不悖的性质给出解释：社会历史“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做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 。

简要概括恩格斯的论述：第一，一切个人都参与、影响社会历史，正是这些方向、力量不同的个人的作用的总合，决定了社会的现状、历史的走向。第二，社会历史中某些个人的动机之所以不能实现甚至失败，归根结底，是被另外一些人的相反的动机、行为所遏制和克服了。第三，这些失败的动机和行为并不因其没有实现而不存在，相反它们就存在于社会历史的总过程和总结果中，如果缺了这些没有实现的动机和行为，那么社会历史就将是另一个样子。第四，承认社会历史的合力，绝不意味着抹杀个人的作用；反之，承认个人作用，包括伟大人物的特殊作用，当然更不可能取消一切人的合力的总结果。

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打破了长期存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两难“悖论”，对社会历史中微观的自觉性、创造性和宏观的自发性、决定性的矛盾给出了合理的解释。如果进一步考察，则可以看出：由于人的自觉性、创造性是社会的微观层次（个人、某些群体）的性质，而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和决定性则是社会的宏观层次（一切人、全局整体）的性质，二者分属于社会历史的两个层次，因此并不构成矛盾。也就是说，微观层次上的某些个人、群体的自觉性、创造性并不能改变宏观层次上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和决定性；而宏观层次上的必然性和决定性也不能取消和抹杀微观层次上某些个人、群体的自觉性、创造性。

由一切人的实践构成的社会历史的合力，表现为多种的方向不一、或强或弱的历史潮流。按照其方向的差异、力量的强弱、持续时间的长短，历史潮流可以区分为主流、支流、逆流等多种成分。

主流，是大多数个人、群体自觉或不自觉采取的基本生活态度、行为方式的合力的结果，是相对长时期内社会运动的主导力量，决定着此时期社会历史的基本方向，如原始社会末期从漂泊不定的采集和狩猎的群居生活向定居、农耕的过渡，近代从手工业小农经济向工业化机器生产的过渡等。

社会历史的主流并非铁板一块，通常是由若干支流汇合而成的。众多的个人、群体，由于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的基本方向一致，因此汇合成了主流，但汇合成主流的支流又不完全一致。社会历史的支流与主流的既一致又不一致，是造成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历史发展的非直线、曲折性的基本原因。

逆流，是少数个人、群体采取与主流相悖的生活态度、行为方式所形成的合力的表现，是某一时段、局部的反向力量，如在全球化时代，抗拒工业化、市场化，试图恢复孤立、隔绝的小农经济的主观企图和行为。由于其生活态度、行为方式与社会历史的主流相悖，因此由少数个人、群体的合力造成的逆流必然被主流所淹没和克服，最终其动机不能实现、行动遭遇失败。当然，逆流也能影响和决定某一时段、局部的社会历史面貌，但不可能成为时代、全局的决定力量。

历史潮流，无论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主流，包括组成主流的众多支流，还是和主流相悖的逆流，都由一定数量的个人所构成，是拥有一定物质和精神手段的客观的社会力量。这些社会力量，一方面，处在不断的变换、消长的过程之中；另一方面，必然通过经济、政治、文化，和平或暴力，公开或隐蔽的各种方式顽强地表现出来，显示自己的存在和作用。

历史潮流表现为社会力量的宣泄过程。首先，表现为个人的作用，包括普通个人的微薄力量，也包括类似秦始皇、亚历山大、拿破仑等历史人物的突出业绩。其次，表现为群体的活动，如部落、民族的交往融合、暴力征伐；宗教间的相互借鉴、吸收、冲突；职业、阶层、阶级间的差异、分歧、斗争；国家间的和平与战争；等等。

历史潮流作为社会力量的宣泄，实质是社会能量的释放过程。组成历史潮流的个人、群体千方百计要将自己的动机付诸实施、变为行动。社会能量的释放是必然、无法遏制的，正是通过多种社会力量的能量释放过程，历史的合力才得以形成，主流才能确立其作为主流的地位，逆流才能被淹没和克服。社会能量的释放又是偶然的。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由什么人采取什么样的具体动机和行为表现出来，是不确定的；其客观效果、造成的社会效应的程度与大小，影响的深度与广度，也是不确定的；其突出表现形式之一，就是个人命运的不确定性：富与贫、贵与贱、得意与失意、成功与失败，大不相同，甚至反复无常，“昨为座上客，今为阶下囚”的现象，在古代乃至当今世界都屡见不鲜。

历史潮流的主流决定着社会的基本面貌。依据不同尺度，社会历史可以区分为若干性质互异的时代，例如根据生产工具可以分为手工工具时代、机器时代、自动机器时代；又如恩格斯将历史划分为蒙昧、野蛮、文明三个时期。

历史潮流的主流决定着社会的基本方向，即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相对稳定的时代主题。只要作为历史潮流的主流的实践、活动方式尚未发生质变，历史趋势、时代主题就是确定不移的；一旦作为历史潮流的主流的实践、活动方式发生质变，那么历史趋势、时代主题必然随之改变。例如从原始状态向游牧文明，游牧文明向农业文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相继转变。

纵观世界历史，16～18世纪，伴随全球航海贸易的兴起，雇佣劳动、机器生产在西欧的逐步确立，世界逐渐脱离变化相对缓慢的手工小农经济时代，工业化、市场化一步一步成为无可移易的历史趋势、时代主题。19世纪，资本主义开创的现代化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从西欧迅速向全球蔓延。

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第二次工业革命——内燃机、电动机的发明和广泛应用，生产力飞速膨胀。但，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不仅没有消灭反而使社会矛盾极度尖锐化。垄断资产阶级，焦虑不安，试图采取对外扩张和战争的手段消除经济危机和迫在眉睫的革命。1914～1918年帝国主义列强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战争。战后短暂的经济复苏很快被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所打断。30年代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猖獗，导致了1939～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概括地说，20世纪上半叶，世界处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而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则明明白白地警示全人类：用损人利己、转嫁矛盾、扩张和战争的手段解决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弊端并不可取。

20世纪下半叶，一方面，全世界人民强烈反对战争、追求和平的潮流成为历史主流，从根本上推动资本主义大幅度调整社会关系，如企业吸收工人参与管理，国家通过立法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福利事业，普遍实行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等。由于这一系列深刻变化，发达国家内部矛盾趋缓。当然，这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已经根本解决。另一方面，全世界人民强烈反对战争、追求和平的历史主流，决定了自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70余年，没有再造成和形成新的世界战争引发世界革命的局面；反倒是以1989～1991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瓦解的方式，宣告延续了近半个世纪的两极对立格局的结束。

面对20世纪末世界政治经济新格局，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摈弃了“战争与革命时代”的命题。1985年邓小平提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 ，“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 。198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正式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新论断。

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习近平针对人们头脑中陈旧的惯性思维强调：“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老框框内” ，“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 。正是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出发，习近平提出的建设“一带一路”的构想取得了初步成效，提出的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回应。不夸张地说，今天中国人唯一可能做和正在做的事业，就是和全世界人民一起向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长远目标踏实前进。

概括社会历史的一般趋势，其早期发展，人的实践、态度、行为更多地呈现出紧张、暴烈、互不相容的对抗性，如剑拔弩张、势不两立、你死我活、武装起义、暴力镇压、战争、革命等。战争作为大规模有组织的武装暴力，破坏了和平时期的基本社会规范和正常的生活秩序、生活轨道，驱使社会成员分属对立阵营进行“有你没我，有我没你”的激烈厮杀，是社会力量宣泄、能量释放的极端状态。而社会历史晚近的发展，一方面，由于生产力提高、人的基本物质需要更多地被满足、交往范围扩大、精神境界升华，人的实践主观上采取大规模有组织暴力的极端手段的必要性越来越小；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化水平的提高，现代核武器杀伤力的空前巨大，人的实践客观上采取大规模有组织暴力的极端手段的可能性空间越来越小。总之，由于上述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人与人的分歧、社会矛盾的解决，采取相对平和、舒缓的方式，如对话、协商、谈判、法律、改良、改革等非暴力手段解决的概率不断增加，战争有可能逐渐远离人类。

综上所述，人的实践不仅是历史的过程，而且是“自然史的过程”。换句话说，人的实践形成历史潮流、历史趋势，决定历史时代的演变、时代主题的形成和转换；人的实践既是历史的最终动力，又必然受历史潮流、历史趋势的制约，只有顺应历史时代、符合时代主题，才可能达到预期目的、获得成功。这正是青年马克思的睿智论断“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所蕴含、揭示、长久启迪后人的深刻哲理。

依据人的实践是“自然史的过程”的深刻思想，马克思忠告后来人：“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马克思的上述忠告，极其深刻而富于现实意义：任何人，超越时代、超越实际，提出未来才能付诸实行和实现的目标并作为当今实践的任务，不仅是十分荒谬的，而且是极其有害的。

归结全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实践，历40余年，由于遵循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顺应了现代化的时代潮流、历史趋势，切合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因此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被历史的实践证明了的唯一正确的抉择。历史的实践将进一步证明：只要继续遵循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真正从实际出发，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切实调动千千万万中国人的积极性、创造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就一定拥有光明的前景和广阔的前途。 wNxk1TK41bUNUSTIj9dCoy8nVcDxxiq4K30ud/AHgHJjKhAHpfFvbTb9xJdAbl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