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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超越资本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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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洪 逯叶红
【内容提要】 正确对待资本文明至今仍是中华民族的现实课题。具有根本局限性的资本文明越来越深刻地改变当代中国，虽然有力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但同时深层束缚了中华民族的发展。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在地阻断了当代中国通过走资本文明道路实现复兴的可能，不能机械地走由前资本文明到资本文明再到后资本文明的道路。在超越资本文明的过程中创生更高水准的新型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定，是当代中国发展的重要路径，是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中国方案的主要内容，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核心标识。抓住当下从根基处超越资本文明的历史良机，对于中华民族乃至人类整体通达更高发展之境至关重要。然而，当前中国超越资本文明的意识与能力明显不足，甚至存在某些对资本文明的简单效仿，严重制约了更高层次的发展。中华民族亟须提升在实践中深刻超越资本文明的素养，创建更有益于人之生存的文明形态。
【关键词】 当代中国 资本文明 新型文明 深刻超越
自信以自觉为前提。在强调自信的同时，力图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华民族，同样应该对自身的文明及其历史发展生成真正的自觉。资本文明虽然有效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但又根本性地束缚着中华民族的发展。在利用乃至发展资本文明的同时对其加以深刻超越，以克服资本支配下人的奴役状态，才能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然而，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足够有力地超越这种文明，甚至还逐渐淡忘了超越的必要性。这对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制约，可能令我们遗忘初心、迷失方向。可以认为，对于社会主义中国而言，超越资本文明至今仍然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和现实的课题。较之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一问题在当前甚至更为突出和紧迫。并且，在未来很长时间内，它都需要被反复地思考和探索，确保当代中国正确的发展方向。
人类的思想只有经受实践和历史充分洗礼才能真正达致深刻。虽然我们曾经很明确地将社会主义描述为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并积极地追求这种超越，但那是在没有比较完整地经历资本因素的情况下进行的。因而，尽管有科学理论作为指导，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曾经十分稚嫩，没能也不可能彻底解决。事实上，对资本主义的把握并不容易，甚至一些西方左翼学者也感慨，“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却并不了解它”
。时代的发展为更深入地理解和回答这一问题创造了条件。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切身经历，让我们对资本文明有了更丰富而深切的感受与认识，从而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对资本文明的超越和社会主义的规定性是紧密相连的。
资本文明并不局限于经济领域，它是一种社会整体的、全方位的文明。“资本主义首先不是财产分配的经济制度，而是整个生活和文化的制度。”
资本既具有“伟大的文明作用”
与重要的历史进步性，同时又存在严重的反文明效应与根本的历史局限性。“文明以止，人文也。”文明是人生存的积极过程与结果
，是社会的人的文明。然而，作为现代文明标杆的资本文明，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是一种物化或者物的文明。虽然这种文明曾经显著地推进和提升过人的存在，但它又本质地束缚和阻碍了人的存在，因而绝非良性的文明，绝非真正的人的文明。事实上，当我们依据现实把人类所创造的现代文明称为资本文明时，就已然内在地表征和泄露了这种文明的反人性。
资本文明在根本上还是反自然的。在价值增殖逻辑的支配下，资本对自然加以残酷的掠夺与破坏，甚至威胁到自然和人类存在的底线。“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对自然具有如此强大的统治力量，以至于它像一个危险的火药桶，它本身激起的威力就可能使它爆炸。”
然而，人们却近乎盲目和疯狂地把对自然的伤害也归入经济增长，并且还为此自鸣得意，从而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伤害。在现行的经济评价体系中，“人们没有把对自然的毁坏作为借方项目从国民生产总值的计算中扣除……相反，人们却把它计入贷方项目。……根据目前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对自然的不断破坏却体现了人类‘福利’的增加！”这不仅是对自然的伤害，而且是对人类自身的伤害。“由此勾勒出的国民经济产值增加的假象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它抹煞了现实存在的威胁”
，将人类置于危险的境地。
早在一个半世纪之前，马克思就强调，存在根本局限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文明形态是不可持续的。虽然资本主义不断或被动或主动地调整自身，但许多学者还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出了和马克思一致的判断。“市场社会主义”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施韦卡特说：“资本主义是一种存在深层次缺陷的经济制度，完全不可能解决目前那些挑战人性的基本问题。……资本主义已经耗尽其体制运作的自由，而事态已变得更糟（而不是好转）了。作为一种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看来行将穷尽它一切存在的理由。”
始终没有完全显现出尽头的全球金融危机，特别清晰地暴露了资本文明内在的局限性。
改革开放以来，资本文明迅速在神州大地生长和发展开来，越来越明显地支配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越来越有力地渗透、侵蚀和冲击着中国社会的肌体，进而越来越深层地渗进乃至侵入中华民族的灵魂。资本的确给中国的进步提供了许多有益元素，显著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发展，但同时也使中国产生或加剧了许多问题与矛盾。“曲折的发展历程表明，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步了西方后尘，几乎‘继承’和‘再造’了它们发展中的全部问题。”
对人及其存在的支配与束缚，对社会核心价值和公共利益的蚕食与攫取，对自然生态的掠夺与破坏等，由资本内在本性与逻辑带来的这些后果均不同程度地在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中出现，一些方面的状况似乎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事实表明，我们不能重走资本主义国家“先奴役，后挣扎”的老路：先被资本支配、束缚乃至奴役，然后再艰苦地反抗这种支配、束缚与奴役。
事实上，作为现代世界占主流地位的资本文明，本能地试图将中国的发展控制在自己需要的范围内，不会允许中华民族生成超出它的崭新文明形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早已内在地阻断了中国通过走资本文明道路实现国家良性发展和民族伟大复兴的可能性。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以之为模板设计发展路线，渴望把自己变成另一个美国。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国家能够得偿所愿。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未来也不会有国家成功。这不仅由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决定，而且由资本的本性所决定。地球上的资源根本不足以让更多国家以当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与标准运转。“这个星球上的生态系统本来就不能够支撑这样高的消费层次。”
因此，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然会遭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定程度上的牵制和阻挠。因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不可能容许中国触及、威胁或动摇其霸主地位。
当然，中国不能简单地重复西方国家走过的老路，否则非但难以迈入先进国家行列，而且完全可能成为他国利用的手段。许多学者都指出，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存在中心和边缘的分野与对立。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国家，很可能成为受现有主导中心控制并为其服务的边缘，成为受别国剥削与役使的工具。以转移污染为例。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曾露骨地说：“难道世界银行不应该鼓励更多的污染工业转移到最不发达国家吗？我认为，向最低工资水平的国家倾倒有毒废物背后的经济逻辑是无可非议的。……非洲一些人口稀少的国家远未被污染，它们的空气质量与洛杉矶和墨西哥城相比，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环保标准较低的第三世界国家转移生产，同时转嫁污染。这样，这些发达国家就能继续保持清洁，而代价是世界其他地方变得更加污秽”，“结果会造成地球上越来越多的地方变得越来越不适宜居住”
。资本主义世界像一条不停制造污染的河流，总是由上而下地流转着污染。如果位于这个体系的下游，承受严重污染将成为不可逃脱的命运。彼得·巴恩斯说得不错：“如若中国不加小心，也将可能被卷入一种绝非愉快的社会环境之中。”
连西方人都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我们更应清醒地看到这个重要事实。
和货币领域相似，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也存在格雷欣定律，即劣等的资本主义驱逐优等的资本主义。
优等资本主义必然遭受劣等资本主义残酷的排挤与驱逐，无法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立足。只有成为劣等的资本主义，才可能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体系中扎根。因此，后进入资本主义世界的国家，如果得以“幸存”，只可能形成劣等的资本主义，不可能形成优等的资本主义。然而，劣等的资本主义必定使文明堕入深渊。“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及地区拿工业建设的必要性来为自然的破坏进行辩护……按照这种战略……只有更多地掠夺自然才能赶超工业国家。这种不加约束的竞争只能给每个国家带来暂时的优势，最终所有国家将因此走向贫困。无节制的竞争将造成我们这个星球的毁灭和人类的共同贫穷。”
这种劣等的资本主义早已在世界各地无比清晰地暴露出它恐怖的破坏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追寻的是新型的和平发展的文明，是维护公平正义的文明，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目标并不是搞“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而是坚持合作共赢，让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国际舞台变得更加精彩和富有意义。我们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表明在克服人类共同面临的现代性危机中，中国道路具有资本文明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内含着超越现代资本文明，克服资本控制的对人的奴役性之路。更重要的是，“变成美国”将让我们也和自己曾经无数次尖锐批判过的对手一样，陷入资本所构筑的“陷阱”乃至“无底洞”，成为资本一种不自觉的工具以至“傀儡”，不仅与梦想的共产主义渐行渐远，而且根本地同我们的初心背道而驰。真正说来，我们应该超越的目标并不是美国，而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文明。可见，资本文明并非中华民族复兴的可行道路，我们不能简单、机械地走由前资本文明到资本文明再到后资本文明的道路。
本质上，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积极超越，共产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根本扬弃。既然是社会主义社会，就必须表现出超越资本主义的一般本质，表现出对资本文明的切实超越。虽然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有特殊的历史与现实条件，但积极超越资本文明这一基本规定是绝不能丢弃的。在总体上低于资本文明的水准，绝非社会主义应该长期呈现出的状态。更重要的是，超越资本文明是社会主义普遍、长远和绝对的要求，它必须被切实地贯彻于每一个历史阶段，包括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具有特殊的国情，尽管处于初级阶段，但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现实情况的特别，并不是忽略这一关键质点的有效理由。我们既不能因为“一般”忘记“特殊”，也不能由于“特殊”忘记“一般”。深刻超越资本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向，必须始终将其作为基本的出发点。
理想因为对它的自觉追寻方成理想。没有被执着地追求的理想，并不是“现实”的理想，而只是“可能”的理想，甚至相当脆弱。要想让共产主义切实地成为当代中国的理想，就必须在现实中始终保持对它的趋近。“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纪伯伦这一名言也提醒我们反思自己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态度。毋庸讳言，这一理想在一段时间中被有意或无意地淡忘乃至搁置了，人们不仅闭口不谈，甚至羞于、耻于谈论。现在是重新拾起这一理想的时候了。它之所以远大，并不是因为遥远、宏大，而是因为能够长久地指引我们。并且，这种指引不是在未来才开始，而是从现在乃至在过去就已然开始。当然，我们所信奉的共产主义理想，应该是被科学地理解的。但无论如何理解，对资本及其文明的彻底扬弃，都是共产主义一个内在的规定性。不超越进而扬弃资本文明，共产主义的理想便无从谈起。
既然资本文明越来越表现出内在的局限性，并且同前资本文明相互勾连，它绝不可能让中华民族实现长远的良性发展，不是当代中国发展的可行道路，也不可能同资本及其文明完全隔绝开来、游离于资本文明之外进行发展，更不能回归前资本文明，那么，我们必须足够自觉地走出一条新路，才可能通达更高的发展之境。但这种“新”并非时间意义上的新，而是本质意义上的新。从文明的角度看，这样的道路就是深刻超越资本文明、创生新型文明的道路。无论我们的发展道路具体如何，从文明的角度看，一定是真正超越资本及其文明的道路，既内在地汲取资本所创造的有益文明成果，又根本地超越其文明的历史局限。
或许需要再次明确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超越是辩证的否定，是尽可能地保留、吸收事物的积极方面，同时批判、破除其消极方面，进而实现综合提升乃至根本扬弃。当代中国对资本文明的超越，也不是简单的否弃与全盘的推翻，而是积极的否定与扬弃。近年来，有学者提出“驾驭资本逻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命题，明确了当代中国处理资本逻辑的一种基本立场，得到了较为广泛的接受。超越资本文明与驾驭资本逻辑在总体上是一致的。驾驭即掌控，既包括吸收、利用，也包括规约、导控。驾驭资本逻辑为超越资本文明提供了条件，对资本文明的超越则在驾驭资本逻辑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不过，较之驾驭，超越更强调对资本文明的“超出”与“跨越”，更强调对资本文明展开科学批判，进而生成更高的新型文明。因而，它的批判性和建设性都比驾驭更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一些人所说的“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但只有在深刻超越资本文明的前提下，我们的社会主义性质才能得到有力的确保。国际和国内的资本力量十分强大，而且具有很强的冲击力与侵蚀性。不懈追求增殖和扩张的资本，总是想方设法试图将中国纳入其体系并为其效力。如果任由资本及其文明冲击和侵蚀，而不积极主动地加以有效驾驭，进而实际地超越之，那么，社会主义中国就有被资本文明吞没从而变质的危险。所以，在还没有被资本拖进轨道的时候，我们就必须果断地同资本及其文明区别开来，在切实超越的过程中开拓新的文明发展道路。可以认为，超越资本文明、建构新型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前进的唯一选择，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路径。并且，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法性和优越性的重要源泉与本真展现。我们的社会主义之所以是合法的、优越的，一个基本的理据就在于它能够建构出比资本文明更合理、更高级的文明形态。没有在社会文明上超越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合法性与优越性是不充分的。只有根本超越了资本的文明，我们才根本地超越了资本主义。虽然当代中国已经在多个方面、相当程度上超过了资本文明，但无疑还需继续前行，才能全面而彻底地扬弃之，跃升至更高的文明境界。
能够清楚看到资本文明表现出的进步性与局限性，从而更为自觉地对待资本文明和选择发展道路，这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后发优势。不充分利用这一优势，浪费资本文明给予我们的最宝贵“礼物”，可说是暴殄天物。唯有在充分吸收资本文明积极意义的同时深刻超越这种文明，创生具有更高水准、代表人类未来的新型文明，中华民族才算发挥出了后发优势。对资本文明的超越和对新型文明的建构，还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方式与核心标识，是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中国方案的主要内容。中华民族的复兴，不只是经济总量的“复兴”，也不只是硬实力的“复兴”，甚至也不只是文明“名次”跃居前茅乃至第一，而更在于创造出较现今的主导文明形态——资本文明更优越的社会主义新型文明。这是作为当代中国“总问题”
的中华文明复兴的深层意涵。只有既为人类提供一种更好的社会制度，也为人类构建更高的社会文明做出贡献，中华民族才真正实现了伟大复兴，当代中国也才更高程度地“强”起来。这是有益于中国长远发展，进而有助于整个人类通达更高解放与自由的真实道路。只有在超越了资本文明的新型文明中，真正的人类共同体才可能成为现实。
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比，中国作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先行者，更有能力从而也更有责任，以对历史潮流的充分自觉和勇敢担当，把握资本文明的运行方向，实现对它的根本扬弃，建成良性进而理想的社会。和我国一样，目前的社会主义国家皆比较欠缺高度发展的经济文化条件，也都进行着不同程度的社会改革，因此均实际地面临着科学对待资本文明的问题。我们对资本文明的科学处理，将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形成有益的榜样作用。不仅如此，这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更好地处理自身文明，也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经过鸦片战争后近二百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努力，中华民族不再只是被动地向他人寻求发展的药方，而是主动地为人类发展提供中国方案；不再只是消极地追赶西方（资本）文明的脚步，而是主动地引领人类文明的方向。自觉追求新的发展模式与文明形态的中国，将向着伟大复兴和理想社会阔步前行。当中华民族成功地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更加优越的文明，决定性地超越了资本主义的时候，或许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会争相到东方中国“取经”。将来，也许美国对中国的关注不仅在于从中国出口的产品，而且在于中国所出口的经济模式
，进而是中国的社会制度与文明形态。
对资本文明的深刻超越和对新型文明的积极建构，是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内在灵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特征。也可以说，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功与否，很重要的标准之一就是看是否有效超越了资本及其文明。如果深刻地超越了资本文明，创生了新的更高文明，那么我们的事业就是成功的。质言之，超越资本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使命。形成超越资本文明、建构新型文明的真实自觉，进而在自觉的基础上自信，这既是当代中国的道路自觉与自信，也是当代中国的文明自觉与自信。
以上分析表明，中华民族必须深刻地超越资本文明。当前是从根基处超越资本文明、创生更高文明的历史良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日益清晰地暴露出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而现代社会的整全性危机和人类生存的本体性困境，更为总体地显示出资本主义的根本局限性。资本主义并非人类存在和发展的良性方式，更非理想模式。能否成功地超越资本文明，创建新型文明形态，是对中华民族的重大考验。从历史发展的高度，切实而睿智地把握这一宝贵机会，坚定有力地向更为高远的目标迈进，对于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和中华文明的当代复兴都至关重要。然而，需要引起高度警惕的是，目前为止，我们在现实中还没有很好地超越这种文明，甚至可以说与应有的程度还有明显差距。总体而言，当下中国超越资本文明的意识不够明晰，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不尽健全，从而超越资本文明的能力不强，效果也远未达致最佳。这可能严重拖慢中华民族向前发展的脚步，甚至可能导致我们贻误创新文明的良机。因此，对资本文明的深刻超越，已经实际地成为当前中国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应该看到，中华民族尚未形成足够明确的超越资本文明的意识。对资本文明的超越，还没有完全成为政界、商界和民众的共识，没有切实成为国家层面的明确理念，更没有真正引起具有行动力的各级领导干部的足够重视。甚至，也没有成为学界的基本共识，理论上的相关探讨难说深入，仍有较大继续推进的空间。一些人至今仍然认为，社会主义中国对资本文明的超越是十分轻松的事情。在党的领导下，只要我们坚持公有制，对资本文明的超越就有了充分的保证。即便会出现某些困难，也完全可以解决。这种观念将对资本文明的超越想象得太过容易，隐藏着很大的危险。事实上，文明的转型从来不是轻而易举、一劳永逸的事情，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和扎实的行动。社会主义发展史告诉我们，只有公有制，没有一整套健全的理念与制度，特别是具体的政策与措施，难以有效地超越资本文明。甚至连公有制本身也可能被架空或扭曲。在相当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欠缺有效的具体体制与机制，我们的制度优势才没有充分地发挥出来。
更值得注意的是，不少人认为，现在还不是超越资本文明的合适时机，不应考虑超越它，而应该专心致志地利用它。只有资本文明的历史进步性充分发挥出来、中国社会也充分发展起来之后，才是集中力量超越资本文明的时机。这种观点看似有理，也强调了吸收资本文明积极意义的必要性，但割裂了超越资本文明和吸收资本文明的可能联系，其实二者是完全能够加以结合的。资本的文明作用和积极意义还让一些人忘却了它的根本局限性与负面效应，从而无法产生清晰的超越意识，甚至以为无须超越这种文明。少数人将资本文明视作文明的顶峰，热切欢迎乃至唯其马首是瞻，并以之鄙夷包括我们自身的传统文明乃至其他所有文明，完全丧失历史的眼光与超越的视野。马克思当年曾这样严厉地批判道：“这些国家在理论上反叛的、而且也只是当作锁链来忍受的陈旧腐朽的制度，在德国却被当作美好未来的初升朝霞而受到欢迎……。在法国和英国，问题是政治经济学或社会对财富的统治；在德国，问题却是国民经济学或私有财产对国民的统治。”
当代中国绝不能步当年德国的后尘。
虽然我们有意识地同以“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相区别，但需要清醒地看到，一些实际的运行和操作并没有明确同资本文明界划开来，更没有彻底地予以超越。近年来，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用过的经济策略，如以高房价拉动经济、超发货币刺激经济、使用金融杠杆推动经济等，都在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被使用。直接而言，同为市场经济，若干政策的相似乃至相同不值得忧虑。但问题在于，西方国家之所以使用这些政策，本质上是为了实现资本增殖的愿望，酿成了诸多的社会问题与矛盾；我们没有作出有效的改造和转换，而是相对简单乃至略显盲目地使用，从而也产生了一些负向的后果。有些政策的效果不是很乐观，个别政策的负效果还比较明显。在这个意义上，诚如马克思当年所言，我们“分担了这一发展的痛苦，而没有分享这一发展的欢乐和局部的满足”
。可以说，这些政策的实施，不仅没有体现出对资本文明的深刻超越，还暴露出超越资本文明、建构新型文明的能力亟须提高。
我们把住房、医疗和教育等国计民生的核心内容大幅度地推向市场，但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没有及时完善。民众生活的成本与压力迅速加大，难以憧憬更高品质以至诗情画意的生活，有些人甚至变成“房奴”“病奴”“孩奴”等新式“奴隶”，困苦不堪。这同样说明，对资本文明的学习和利用，还没有让我们足以有效地超越这种存在严重局限的文明，没能切实地建构更高文明。更糟糕的是，一些地方、一些人不是在超越资本文明，而是在粗糙以至畸形地追随与模仿它。经济乃至社会各领域中对增长或所谓“发展”的盲目推崇与过度追求（最典型的是目前仍然残存的“GDP主义”），相当程度上正是资本扩张本性不自觉的反映。资本主义过往常见的“边污染边治理”“先污染后治理”乃至“只污染不治理”及“转移污染”等“发展”方式，在当前中国也没有偃旗息鼓，而是暗流涌动。一些国企乃至央企将注意力集中于以诸多私有资本的方式获取“经济效益”，置“社会效益”于不顾。而资本文明在当下中国制造出的诸多消极影响乃至严重负面效应，则是驾驭和超越这种文明不够得力甚至略显乏力最确凿的证据。它明确地向中华儿女发出警示：必须在对资本文明的超越上做得比现在更多、更好。
如果不能足够有力地驾驭和超越资本文明，就会在相当程度上制约当代中国进一步的健康发展，使我们不仅不能朝理想的共产主义方向前进，而且存在被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吞噬的危险，甚至连基本的发展乃至生存都可能成为问题。事实上，不是只有等我们完全发展起来、赶上资本文明了，才可以开始超越它，而是在发展过程中就必须同时予以超越。黑格尔的扬弃思维启示我们，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并非只有在完全达到资本主义水准时才能实际地进行。在整个人类对资本主义已经有充分的经历和感受的条件下，对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超越是完全可以同时展开的。因此，从现在开始，就要始终自觉地站在新型文明的更高立场上，以超越的眼光与思维看待和处理资本文明，这才是中华民族对资本文明应有的态度。在尚未根本达到或超越资本文明的情况下，以超越的态度对待它截然不同于全盘否定、推翻它。后者拒绝了这种文明的积极意义，往往沦落至低于它的水准。而前者却能够引领我们吸收乃至扬弃现有文明，通达更高的文明境界。在处理特别是利用资本文明过程中，有没有最终超越的旨归，效果是大不一样甚至截然相反的。不以超越为目标，就不能保证资本文明于人而言的积极变化方向，可能导致其正向作用削弱而负面效应强化，从而离最终超越的目标渐行渐远。反之，明确地将超越作为目标，并将其贯注于所有具体的认识与行动中，就会自觉地去限制资本文明的消极影响，并更好地发挥其有益作用。这样，就能逐步趋近于最终超越的目标。
综上所述，中华民族现在迫切需要深刻地超越资本文明，提升在实践中超越资本文明、创生新型文明的素养与本领，通达更高的生存之境。这不仅是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而且是发展过程中命运攸关的深层课题，是实现伟大复兴必须科学处理的核心任务，必须不懈地加以妥善解决和推进，探索进而践行有效超越资本文明的路径与方式。这是当前最为紧迫和困难的关键课题之一。虽然前路艰辛，但是有理由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富于创新与实干精神的中国人民，将越来越自觉地完成好这一历史任务，令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焕发新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