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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的目的：寻求人类自由与解放的根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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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荣
【内容提要】 马克思将《资本论》的目的概括为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资本论》对“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的揭示指向马克思哲学的根本旨趣：人类的自由与解放。《资本论》所研究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不是表层的“发财致富”规律，而是触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本质性和历史性的规律。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揭示，《资本论》为人类的自由与解放找到了根据。
【关键词】 经济规律 生产方式 生产关系 人类解放
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第一版序言中明确指出：“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这使《资本论》的研究目的看似就是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的纯粹经济学研究。因此很多人将《资本论》仅作为经济学著作来解读，造成这种误读的根本原因在于，认为“早期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是断裂的，从而不明晰《资本论》的真正目的。将《资本论》解读为一部哲学著作，不在于其经济分析中内在蕴含丰富的哲学思想，而在于它本身就是马克思哲学发展历程中的内在环节。从本质上说，马克思的哲学就是关于人类自由与解放的哲学，对“人的自由与解放何以可能”的探寻贯穿马克思理论活动之始终，是其全部理论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资本论》的最终目的也指向这一根本旨趣。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从“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出发论证具有“人的高度”的革命是“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又将自由与解放的依据奠基在最深层的人类本性之中，从而将人的自由与解放定义为“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言明他的哲学是站在人类理想的生存状态“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之上，在此高度上将人的自由与解放诉诸人的实践活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以人类理想的生存状态反观现实，指出作为出发点的是因分工而片面化、异化的“现实的个人”，人的自由与解放建基于生产力发展之上的分工的消灭。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将现实的个人处境界定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在此基础上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物的依赖性”所造成的人的异化并为人类走出这种“异化”寻求出路便成了《资本论》的理论聚焦点。人的自由与解放的理论旨趣在《资本论》中现实化为“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从而“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
。因此，《资本论》的目的不是研究劳动价值论或价格决定论，也不是预言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崩溃，而是在对现代性之深层结构的历史分析和辩证呈现中为人类的自由与解放寻找根据。
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论》的研究目的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即“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
。但是我们知道，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并不是马克思首次发现的，李嘉图最重要的理论洞见就在于将政治经济学及由此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解还原为一条经济运动规律——劳动价值论。李嘉图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讨论是一种定量规则的诠释。对李嘉图而言，劳动决定商品的价值及其相对的交换价值，凝结在商品中的劳动时间的数量决定商品在市场中的价格。他对劳动和价值的单向度诠释使其没有真正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的社会本质与历史形式。这使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流于表面，完全是对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数量作实证性考察。价值与价格的量化规律仅仅是已经扭曲了的资产阶级社会“异化现象”的规律，完全不触及社会缘何如此的本质。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研究经济现象的规律，马克思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
，而深入“历史的本质性”的维度中去了。李嘉图的经济规律从商品的交换价值由劳动量决定这一点出发，是预设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合理性。因此他所研究的也仅仅是资产阶级社会“发家致富”的规律。马克思却揭示出在价值、劳动、数量、工资、价格等经济规定背后隐藏着的是特殊的“社会生产形式”，它以歪曲的现象形式表现出来。商品的功用或者其价值定量原则都不是马克思的兴趣所在，马克思的兴趣在于考察使广泛的商品交换、商品生产、“商品拜物教”现象得以可能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结构基础。马克思所揭示出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具有比古典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表层现象更深层的历史维度。
马克思真正关注的是现实的人的生存困境，但他认为对现实的人的揭示必须从其所生活的社会关系入手，否则只能从表象中的人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因此他选择资产阶级社会最简单的经济规定，即商品，作为分析的起点，回过头来考察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商品及劳动的二重性理论在《资本论》的开篇就展现了他历史的视野。劳动产品作为使用物品为一切社会状态所共有，但只是在历史一定的发展阶段，即资产阶级社会，劳动产品才广泛地以商品存在。从商品的二重性自然过渡到劳动的二重性，劳动二重性的分析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赢得了枢纽。劳动作为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为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但是，“把劳动产品表现为只是无差别人类劳动的凝结物的一般价值形式，通过自身的结构表明，它是商品世界的社会表现。因此，它清楚地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中，劳动的一般的人类的性质形成劳动的独特的社会的性质”
。李嘉图从价格决定因素的角度对劳动作量化分析，而马克思却是对资产阶级社会以及它具有的独特的劳动形式作出了定性的判断。由此，马克思指出商品具有价值并非因为劳动本身，而是由于社会关系，使交换价值得以可能的是在历史上唯独出现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抽象劳动。抽象劳动统治具体劳动，这构成资产阶级社会中劳动独特的社会本质和历史形式，也构成从结构上剥夺了人类自我实现条件的经济运动规律。
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交换价值（货币）至上的社会，交换价值至上最鲜明的表现正是劳动力成为特殊的商品，以雇佣劳动的形式为资本家工作。劳动力商品的交换价值以工资的形式支付给工人，但劳动力的使用却为资本家生产了一个超过其预付工资的剩余价值。这是资本增殖的条件，从而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得以可能的基本条件。发现资产阶级社会特殊的劳动形式，即抽象劳动，是批判地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资产阶级社会得以可能的条件是货币不断转化为资本，这要求剩余价值的生产。而这个社会形态能否继续存在，关键在于资本能否一直积累下去。资本积累的规律与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直接相关。从资本逻辑中生长出来的各种生产力要素会通过改变资本有机构成从而实现资本更加快速的积累。物质生产力以技术上更加完善的形态使少量的可变资本能够与大量的不变资本结合，从而减少资本对“活劳动”的相对需求。随着“资本集中运动”而更新的资本的大量积聚，对“活劳动”需求的相对减少必然转变成绝对减少。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生产力和资本积累互为因果，逐渐改变着资本的有机构成，使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例大幅提高。这意味着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是生产作为“产业后备军”的过剩的工人人口，他们成为资本积累的杠杆，通过竞争增加就业工人的劳动压力，由此成全“资本的专制”。简而言之，阶级对抗与资本积累一同增长。另一方面，劳动生产力促使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不仅表现在“单个资本”上，更重要的是“社会资本”的有机构成大幅提高，而这意味着资本的“平均利润率”的普遍下降。生产力的发展与利润率下降的矛盾只能通过一次次的经济危机缓解；由资本增殖的原动力所推动的商品无限制的生产要求社会购买力的不断增强，而这又与资本榨取剩余价值的目的相矛盾。阶级对抗、“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生产过剩以及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危机都暴露了物质生产力的社会化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的深层矛盾。这是马克思描画的资产阶级社会衰亡的规律。
马克思所揭示的“资产阶级社会特殊的运动规律”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理论，呈现为这一社会形态存在的前提、发展的动力及消亡趋势的客观规律。这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和经济现象的规律，因为马克思揭示经济规律，目标是要批判它、消解它，而不是为它提供正当性的依据。正确理解这一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目的，只有将经济规律背后隐藏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的独特性真相揭开之后才有可能。
通过对《资本论》所研究的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解读，资本主义社会组织的独特性已经从经济运动规律的层面初步显露。马克思将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作为《资本论》的目的，不仅要阐述一条经济运动规律，更要将“现代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解剖。经济运动规律勾勒出社会组织的独特性，刻画出现代性。对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的总体把握是《资本论》进一步的研究目的。
马克思所考察的生产方式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其核心内涵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的社会方式”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借以形成的技术和社会条件。劳动资料从手工工具发展到自动机器体系，生产的组织形式和劳动的社会结合形式由工厂制代替了手工业作坊，以机器体系为核心的机器大工业标志着劳动对资本的从属从形式到本质的蜕变。除此之外，马克思还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历史的、具体的形式进行了考察。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解剖是丰富而全面的，但其中最为本质的却是对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社会结合形式的特殊性的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点是劳动和所有权的分离，它的特征是商品生产的普遍化及统治地位，其中劳动力也成为商品。生产资料采取了资本的形式，劳动采取了雇佣劳动的形式，二者的结合方式采取机器大工业的生产形式。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所在。对此，恩格斯曾说，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
。这种关系在《资本论》中第一次得到科学的说明。
对于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社会结合方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的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优越性。他们从劳资双方的契约缔结在商品交换领域的表面平等出发，鼓吹资本主义社会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伊甸园”，并将自由与平等标榜为“现代社会”的优越性证明。对此，马克思却说：“在雇佣劳动制度的基础上要求平等的或甚至是公平的报酬，就犹如在奴隶制的基础上要求自由一样。你们认为公道和公平的东西，与问题毫无关系。问题就在于：在一定的生产制度下所必需的和不可避免的东西是什么？”
资本和雇佣劳动结合的生产方式决定了资本增殖成为社会生产的直接动力和最终目的。一切都服从于资本增殖的逻辑，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中生长出现代社会的根本罪恶：资本家将雇佣劳动当作“活的酵母”并入其他生产要素，并不断占有其生产的剩余价值。自由自觉的人类活动异化为生产生存条件的雇佣劳动，而对雇佣劳动的索取和剥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运行的基础，从而“活动着的个人”的独立性和个性的牺牲，成为“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的条件。机器大工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生产过程，在这里，充满厂房的是“庞大的机器怪物”，工人成为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中的一枚枚齿轮和螺丝。工人先是沦为商品，再是在工厂制度中沦为零件，主体性彻底消失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抓住了这种生产方式的根本恶，从而是最为严厉而彻底的。
当代西方右翼人士面对漏洞百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体系显得较为诚实，他们承认资本主义体制总是难以避免地存在严重的不平等现象，但他们同时辩护说：资本主义毕竟是一种牢固的生产方式，有着其他社会无可比拟的优势，它为人类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也大大推动了社会发展的进程。对于这一点，马克思实际上从不否定“资本的文明面”。他曾分析：“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
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人的活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能够取得惊人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征讨的远征”
。马克思从来都不是轻蔑地将现代性说得一无是处，但他更不盲目地为现代性欢呼。他在承认并褒奖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的同时，更为深刻地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人类创造了大量物质财富，但财富的资本主义积累却将大多数人拒之门外。“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力的一切增长，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一切增长，如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等所产生的结果，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也就是只会使支配劳动的权力更加增大；只会使资本的生产力增长。因为资本是工人的对立面，所以文明的进步只会增大支配劳动的客体的权力。”
资本的逻辑是只要有利可图，就是反社会也在所不惜。劳动对资本的从属不仅成全资本的专制，也意味着愈演愈烈的社会问题：巨大的财富和权力差距、资源的匮乏和生态环境的恶化、帝国主义战争、得寸进尺的剥削以及压迫性越来越强的国家。确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的财富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多，但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惊人，而且它在全面满足人类需求方面做得并不比以往的生产方式更出色。在马克思眼中，资本主义社会无论怎样以自己的现代性为傲，都掩盖不了以下事实：资本主义生产组织结构是剥削性的，它不能促进道德人格的发展，却充满了奇异的幻景和拜物教的狂热；资本主义生产组织结构是有缺陷的，体系是布满危机的，一切神话和奇迹都是一戳就破的肥皂泡和盲目的崇拜。“资本主义的启蒙，也就是它对超凡理性自鸣得意的信任，本身就是一种迷信。如果说资本主义可以取得惊人的成就，那么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说，它必须花更大的力气才能保持现有的水平。”
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当代西方右翼人士褒奖资本主义优越性的地方，马克思却进行了彻底的批判，这两种态度之间的不同源于二者立脚点的不同。单方面的褒奖或者来源于“市民社会”的立脚点，或者来自“历史终结”的信念。他们秉承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现代社会就是“人类社会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在他们那里，资本主义社会以前是有历史的，但从此往后就再也没有历史了。正如一些后现代主义者所说，未来不过是现在的重复，不过是“现在加上更多选择”。与之不同，马克思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因此他根本否认历史终结论。“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关涉人类本性的形而上学规定，是马克思学说中的调节性理念。它是扎根于人“类本质”中的理想生存状态，纵然永远无法实现，却理应成为观照现实、调节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则和依据。人的自由与解放是马克思所有批判理论的归宿，他站在人类本性的高度和人类理想存在的状态上审视资本主义，必定对其作出严厉的批判。对于自由与解放，马克思指出，“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
。马克思并不否认剩余劳动，但人类生存的根本意义要求这种剩余劳动同“物质劳动一般所占用的时间的更大的节制”结合在一起。自由时间的存在及更大程度的延长是人类个性得到自由发展的基本条件，而资本与雇佣劳动结合的生产方式以资本增殖为导向，利润的生产与实现只能通过对人类自由时间的掠夺来实现。正如现代资本主义所表现的：人不仅为资本增殖而进行生产，其消费与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资本逻辑所统治。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人的自由与解放是根本相悖的。
马克思曾说：“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当时的形式必然总是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关系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发现最隐蔽的秘密，发现隐藏着的基础。”
可见，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社会掘到深处，抓住的是生产关系这个概念。《资本论》在李嘉图使用利润的地方使用剩余价值，在李嘉图关注分配的地方把握到的是生产关系。可见，《资本论》绝不仅仅是一部经济著作，它关注的是人类存在的困境。思考人的形上本性以及探寻人的自由和解放奠定了马克思资本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
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的生产中的各种关系”
。但并不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的所有关系都是生产关系，只有那些反映人们在生产和社会生活中的社会属性的关系，才称为生产关系。对于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陈文通教授指出，“生产方式作为所有制的产物、延伸和体现，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的社会方式”，而生产关系则是“二者结合起来后所形成的关系”，“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体现生产方式的本质”。
因此，不能脱离生产方式谈生产关系。马克思正是从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社会结合方式出发，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一览无余。
《资本论》是由经济范畴构成的理论体系，但经济范畴只是现实关系的抽象，体现的是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论》中的每个经济范畴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真实写照。商品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占统治地位的财富元素。马克思的分析从“商品”这一经济范畴开始。他说：“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一般的社会生产关系是这样的：生产者把他们的产品当作商品，从而当作价值来对待，而且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把他们的私人劳动当作等同的人类劳动来互相发生关系。”
商品这一经济范畴表现着广泛的商品生产和交换成为现代社会中人生存的条件，而这又反映着现实的个人由于片面性而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全面联系和依赖。这种联系和依赖正是表现在以商品为代表的一切交换价值上，表现在物上。人对物的全面依赖关系成为代替人对人的依附关系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交换延及一切生产关系，从而人对物的依赖性就在货币，即交换价值的一般物质表现上，表现得更加明显且耀眼。“每个个人行使支配别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就在于他是交换价值的或货币的所有者。他在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
对于物与物掩盖下的人与人的关系，如果在商品上表现出的是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相互独立和漠不关心”，那么在货币这一经济范畴上表现出的就是“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和“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纯粹的金钱关系荡平了一切，神圣与温情都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物的依赖关系是与人相对立并且独立的生产关系，而人的关系则表现为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纯粹产物。物统治人。这一点极端地表现在“资本”和“生产力”这一对经济范畴上。马克思曾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以及李嘉图社会主义者抽掉了资本的一定形式，而只将资本看作物，这样证明资本是一切人类生产的必要条件就自然而然了。而马克思认为要害就在于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
。从根本上说，现代社会生产关系是以资本逻辑为本质规定的。在这种关系中，生产力沦为商品，人沦为物，死劳动支配活劳动。在资本规制人的生产关系下，人与人的利益关系则被揭穿为阶级利益关系，即剥削。正如马克思所说：“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剩余劳动的独特经济形式，决定了统治和从属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直接从生产本身中生长出来的，并且又对生产发生决定性的反作用。”
尽管资本主义制度用层层表象极力掩盖这种剥削关系，《资本论》却穿透表象的迷雾公之于众。
马克思的时代，阶级压迫和阶级统治极为明显，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着重描写过。但是，与过去剩余价值的榨取是以过度劳累或者报酬过低的工人生活为代价相比，当代资本家的利润越来越多地来源于技术租金，这似乎难以明显地证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剥削性了。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利润的表现形式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更新换代，但剩余价值向统治阶级的流动这一点没有改变，剥削具有的阶级控制和阶级夺取的特征没有改变。在永不停歇、贪得无厌地榨取财富的强烈需求之下暗含着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运行机制。资本家无论以何种形式赢得利润，那都是资本主义基本的政治关系成功运行的体现。“利润是资本主义的生命之血，不仅仅因为它是个体资本家获得用于扩张的资金的工具，而且因为它是统治关系得以证实的方式。”
《资本论》所揭示的劳资关系理论是为工人阶级服务的，它作为最基本的社会经济关系并没有过时，仍然是当代经济运动的轴心。
马克思研究“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恰恰不是为了研究“发财致富”的经济规律，而是要解剖隐藏在数量、价值、工资、市场价格等经济学范畴背后的社会生产方式，指明这一社会生产方式的剥削性质和拜物教本质，并将隐藏在深处的人受物统治的经济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关系揭示出来。在此基础上，再反观马克思所揭示的“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就将其深化为：在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双重维度中理解——资本主义的经济运动规律是内洽于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之中的。马克思在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发现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并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展开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而资本主义的经济运动规律正是马克思立足人类文明史的进程对现代社会进行的无情批判。它在微观基础和科学分析的层面印证了人类自由与解放道路的现实性。对于马克思所揭示的“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一方面，要明晰它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经济现象规律，它具有历史性和结构基础性。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它的历史性和结构基础性来源于其批判本性，而其批判本性又是根源于人类自由与解放的本体论追求。“人类解放的旨趣与解放的现实道路的揭示，批判的辩证法与‘对现实的描述’，它们不可分割地统一构成作为存在论的《资本论》。”
《资本论》的目的是为人的自由与解放寻找根据。在这里，马克思为人的自由与解放找到的根据是双重的：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性质及拜物教本质以及由此造成的物的依赖性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全面异化关系构成人的自由与解放的必要性根据；另一方面，奠基于人类生产实践之上，蕴含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之中的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是人的自由与解放的可能性的根据。马克思哲学的独到之处就在于将人的自由与解放置于人类实践发展的历史中来理解。在他这里，生活与思索生活不是割裂的，正是要在批判旧世界的过程中发现新世界。《资本论》不是对经济规律的事实描述，它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彻底批判，但又不是为批判而批判，而是要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发现新世界，即为人的自由与解放寻找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