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媒体传播中,企业为提升信息透明度及有效沟通,常常在危机后采用发表声明、公告等防御性印象管理策略。 不同控股股东背景的企业在负面事件后对印象管理策略的使用存在显著差异,有些企业偏好于运用声明来进行解释说明,而一些企业则更偏好于在媒体面前保持缄默;一些企业在声明中采取辩解和推诿等承担责任程度较低的否认性策略,而一些企业则更偏好于承认错误和道歉来展现自身的反省和忏悔;有些企业通过新闻发布会发布信息,而有些企业通过发布公告。因此,不同企业负面报道后防御性印象管理的方式、内容和途径是有区别的。另外,一部分企业在危机后会采用发表声明、公告等直接性的防御印象管理策略,也会使用参与“亲社会”活动等间接性印象管理策略来修复企业印象。例如,2011年肉制品龙头企业双汇在“瘦肉精”事件后,先后采取了两类策略:正面应对策略(积极承认错误并改正)和侧面修复策略(在危机事件后逐年增加“企业社会责任事业”来修复企业印象)。又如,2012年,我国白酒行业遭受“塑化剂”事件冲击后,五粮液、泸州老窖、贵州茅台等企业加大宣传慈善事业来重塑印象。仔细观察发现,这些不同偏好的企业具有不同控股股东背景。
近年来,许多研究结果都表明,危机后的印象管理工作通过解释说明和企业的“亲社会”行为帮助企业重获合法性 、受抵制后获得利益相关者支持 、提高消费者考虑集 、维持企业及其产品在利益相关者心目中的正面形象以及提升企业社会绩效和财务绩效 等。进一步地,有学者发现采取不同策略的边界条件也存在差异,不同条件下企业采取的策略不同 ,例如,方正等使用做实验的方法发现辩解策略可以最好地保护企业的品牌资产,而保持缄默则最差,但是目前有关危机企业策略偏好的研究欠缺中国背景下真实数据的统计分析支持。 另外,以前的学者都没有划分不同性质的研究对象,没有对比不同控股股东的企业危机后策略选择的差异性。
中国国有企业在改革过程中,为了加强经济职能,强调卸下“办社会”包袱,导致一些国企不重视自身的印象管理工作,更没有设立专门的印象管理部门。负面事件曝光后,由于委托代理和运营机制问题所引起的责任不明晰,一些国企高管对危机事件的反应并不敏感。另外,一些国有企业用政府关系做后盾,面对媒体往往保持沉默或态度强硬。国内学者分析结果显示,国企危机后的印象管理行为存在行动迟缓、被动、缺乏诚意、漠视消费者权益、掩盖真相、推卸责任等问题。相比而言,民企保持较高的危机感,对待媒体和公众的态度也较谦和,再加上所有权明晰且拥有较完善的薪酬激励制度,民企对负面新闻十分重视。但目前这些研究都止于定性分析,关于国企印象管理的研究还比较少,更缺少在中国现实数据基础下,对不同控股股东的企业策略选择差异以及差异原因的研究。
在负面报道的媒体传播中,能即刻做出回应的是企业的直接管理者——高管。因此,企业高管的印象管理动机是其在负面报道后企业进行策略选择的主要决定因素。按企业家雇用准则而言,高管应为守护企业形象而努力,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家活动具有多样性,其角色具有多重性。尤其是中国国有企业高管身份的特殊性:在工作安排上按照相应的行政级别来“就位”;对高管的考核采取同政党干部相类似的标准;最大的激励是“政治晋升”。因此,在这种体制下,高管个人目标、动机和特定的经营管理决策与民营企业高管必将大相径庭, 不同控股股东背景下企业对承认和否认策略的偏好也存在差异。
以对现实问题和理论背景的分析为前提,本书侧重于研究以下问题。负面报道后,中国国企和民企的印象管理动机是什么?差异是什么?进一步地,二者是否对具体的策略方式、种类和途径的偏好有不同之处?实际应用中,不同负面报道威胁水平、报道类型和社会地位的国企和民企对防御性印象管理方式、种类以及途径的偏好是否存在差异?本书的研究结论有助于了解不同控股股东企业印象管理方式、种类和途径选择的差异,弥补有关负面报道后企业行为差异研究的不足,对于提高企业形象、竞争优势和整体绩效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