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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循环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追求可持续发展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我国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生态文明建设、经济高质量发展、产业转型升级、园区循环化改造、企业转型发展和市场需求等形势，发展循环经济具有其必然性和紧迫性。因此我国必须要逐步建立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循环经济发展新模式。
以消耗大量资源能源为基础的工业文明，其生产方式从原料到产品再到废弃物是一个非循环的线性过程。这种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为人类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也造成了自然资源加剧消耗与生态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等突出问题，使人类的生存环境受到严重威胁。随着人口的持续增长，地球已经无法维持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有限资源和人类无限需求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如果维持一个美国这样庞大复杂的社会正常运转，可能需要五个地球的资源；而维持一个英国这样的社会也可能需要近三个地球的资源。为了解决这种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所带来的问题，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寻求一个可持续发展理论与经济活动的平衡点。因此，各国在工业生产中越来越重视废弃物的减排，提高资源利用率，逐渐从传统的“资源-产品-废物排放”线性发展模式，转变为“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以克服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约束。
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历史经验和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历程表明，如果继续走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传统工业化道路，不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无法实现，而且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也会难以实现。这就需要摒弃传统的工业化道路，寻找一种新的发展方式，尽可能地节约自然资源，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而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注重生态环境保护的发展模式，既契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又能够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共赢。
在这样的背景下，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布局的新高度，要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正在积极推动、逐步形成的人类社会文明的高级形态。生态文明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是贯穿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的系统工程，也是一场包括从经济发展方式到整个经济社会体制的深刻变革。因此，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我们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着力推进循环经济发展，促进经济系统融入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出台新的战略举措，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通过构筑先进产业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应对经济危机冲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所积极追求的目标。例如，美国的“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归”战略、德国的“工业4.0”战略、英国的“英国工业2050战略”、法国的“新工业法国”战略、日本的“制造业振兴战略”、韩国的“制造业创新3.0战略”等，均把先进制造业作为产业升级的目标，抢占全球产业制高点。
在国内，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随着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劳动成本和资源环境的制约作用日益凸显，以往以高投入、高污染和低效益为代价的低质量发展模式已经不可持续，必须把发展质量放在首位，推动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在原来物质文化需要的基础上，向更加多元化、更高水平发展。随着人民收入持续提高，新一轮消费升级正在加快，供需结构不匹配、发展不协调、环境污染等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这就必须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淘汰过剩的低端产能，弥补中高端产业发展短板，夯实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经济基础。此外，随着人们越来越注重追求高质量生存环境，注重产品节能和环保，看重企业的环保意识和环保形象，世界各国对进口商品的环保标准要求也越来越高，我国一些工业产品和农产品由于在生产、包装、使用等环节达不到一些国家的进口环保标准，在出口时经常遭禁，这已成为发达国家限制我国商品出口的一个重要手段。这就要求我国只有实行高环保标准，才会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增速开始从高速转为中低速、经济增长动力从投资要素驱动转为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要求促进经济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促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构建绿色产业链。因此，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就要将发展循环经济作为推动实现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和构建现代经济体系的重要内容，主动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要求。我国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就必须发展代表着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的循环经济，抢占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高地。
伴随全球化的影响加深和自然资源价格上涨，全球产业链发生了结构性变化，表现为发达国家制造业“逆向回流”和发展中国家制造业“高端跃升”并存的局面。历史经验表明，尽管全球生产网络能为发展中国家融入世界经济提供契机，但能否抓住这个机遇，要看发展中国家能否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主导地位，以及能否形成核心技术、产业发展模式等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比较优势。全球产业发展规律也表明，产业发展要顺应世界产业结构不断外向化、国际化的客观趋势。现阶段，我国产业结构性过剩和国内市场潜力存在突出矛盾，这就要求我国应紧跟当代世界产业发展的主流，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改变不合理的产业结构，促使产业结构加速升级。
此外，由于我国政府长期处于资源配置的主导地位，使我国形成政府主导的经济体制。这种体制虽然促进了我国产业快速发展，但政府通过扭曲要素价格刺激经济发展的方式，也使我国形成了粗放式的产业发展路径。近些年来，为摆脱这种发展路径，我国开始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产品附加值低、企业效益差等主要问题。探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不合理的自然资源、生态环境要素流动通过各产业间的传递作用于产业发展，阻碍了我国产业的转型。因此，我国要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必须降低自然资源消耗和减少污染排放，建设资源环境友好型社会。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这将发挥绿色发展环保、低碳和循环生产方式的特点，绿色发展也成为我国有效摆脱产业发展面临自然资源约束、改善生态环境容量不足的重要路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要求，支持上下游企业加强产业协同和技术合作攻关，增强产业链韧性，提升产业链水平，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这对发挥循环经济整合产业链的优势，实现节能减排，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重要机遇。
改革开放以来，产业园区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和中坚力量。目前，我国有国家级工业园区200多个，省级工业园区1300多个，所创造的GDP占我国GDP总额的60%，在推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依靠廉价土地和优惠政策起步的产业园区在发展中，产生大量废弃物和污染物，并形成了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的路径依赖，制约了园区和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如果继续重复这样的发展道路，与资源环境矛盾将进一步加剧，生态系统将进一步失衡，产业园区将无法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面对这种形势，“十二五”规划期间我国开始着手推动园区循环化改造。2011年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为引导园区进行循环化改造，联合发布了《园区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实施方案》。2012年3月发布的《关于推进园区循环化改造的意见》指出，到2015年，50%以上的国家级园区和30%以上的省级园区实施循环化改造，同时培育百个国家循环化改造示范园区。2016年，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对我国75%以上的国家级园区和50%以上的省级园区实现循环化改造。
产业共生是循环化改造的一种重要手段，在产业园区内构建产业共生模式，实施能源的梯级利用、废弃物及副产品的循环利用，将这些废弃物或副产品通过园区企业之间的共生网络处理，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生态环境污染，实现产业园区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当前，国家之间的竞争已不仅是产品性的水平竞争，而且是产业价值链的垂直竞争；地区之间的竞争也不仅是彼此生产能力、市场占有和拓展能力的竞争，而且正在向支撑区域功能的产业园区之间的竞争转变。我国要想从根本上提升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就要改变处于价值链低端和竞争低水平位势的不利局面，因此，发展产业共生循环经济产业园区便应运而生。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企业的生存环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往以静态和相对稳定为特征的生存环境已经逐步转变为以复杂多变、风险丛生为特征的动态环境。当前的经济环境较以往更为复杂，ICT的发展和各种经济制度的不断变化，使得企业间的竞争方式实现了从“点”竞争到“线”竞争再到“面”竞争的转变，企业间的交互融合性不断增强，企业间的共生关系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企业内部开始进入产业边缘的“长尾”地带，而不同产业的企业也开始跨产业发展。企业间原本“泾渭分明”的主体界限已经开始变得模糊，出现了“水乳交融”的共生形态。
在动荡的市场环境中，企业的发展举步维艰，这必然会导致某些企业选择减少资产与资源的利用，或被另外的企业直接收购，或并购生产链上下游的相关公司，或与其他企业合资设立新的子公司构建起溯源向上的生态产业链，以此来达到降低成本和风险的目的。因此，在产业发展中利用产业共生原理，构建产业链和产业共生网络，产生共生效应，形成高效率、低成本、高价值的产业体系将成为企业得以继续发展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