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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循环经济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国外学者对循环经济的研究是基于进入后工业化时期人类化解资源环境危机的需要，国内学者对循环经济的研究则是基于我国正处于快速工业化、城镇化阶段以及经济发展处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时期的改革需要，二者所处的时代背景有所不同，研究的侧重点也有所区别。国外学者侧重于循环经济发展实践的研究，而国内学者则侧重于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和评价的研究。
国外学者对循环经济的相关研究起步比较早。随着工业革命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化进程加速，环境问题日益凸显，国外学者开始关注经济发展与环境问题之间的矛盾，相关的研究成果开始不断涌现。
国外学者主要从资源环境经济学以及生态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循环经济的内涵。17世纪末期，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就表示社会经济增长是受到生态资源制约的。恩格斯（1876）在《自然辩证法》中告诫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蕾切尔卡逊（1962）的《寂静的春天》唤起了人们对环境保护的意识，引起经济学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度思考。
20世纪中叶，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鲍尔丁（Kenneth Boulding，1960s）提出的“宇宙飞船经济”（Spaceship Economy）理论，成为循环经济思想的起源。巴里·康芒纳（Barry Commoner，1974）认为环境和能源危机所反映的问题，证明了短期内获利的经济体系是以污染环境为代价的，缺乏可持续性，而且这种体系没办法由简单的技术变动或纳税规划的更改来解决。英国环境经济学家皮尔斯和图奈（D.W.Pearce & R.K.Turner，1990）在 Economics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 一书中依据可持续发展提出了资源管理原则，也第一次提出了循环经济模型。20世纪末，国外学者开始关注于节能、减排、治污以及资源循环再利用的技术问题。莱斯特·R.布朗（2002）在《生态经济：有利于地球的经济构想》中指出了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从属关系，这为人们研究经济发展与自然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罗杰伯曼（2002）首次提出了循环经济的概念。艾瑞克戴维森（2003）在《生态经济大未来》一书中指出了政府在制定政策中应注重发展绿色经济的重要性。
科学评价循环经济发展水平是当前循环经济发展理论研究的热点和难点。近些年，国外机构和学者对可持续发展和循环经济评价研究成果颇丰。被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采用的“生态效率”环境管理评价指标、欧盟提出的环境绩效指标（EPI）和生态指标、美国3M公司的废弃物产生率、荷兰制定的气候变化指标和由英国得利公司（ICI）所属公司CMO制定的环境负荷指标（ELF）等是常用的指标。
德国是世界上发展循环经济最早的国家之一，也是首个以法律形式明确在废弃物领域发展循环经济的国家。1972年，德国颁布了第一部关于垃圾处置法律，从法律上确定了私营企业可以承担垃圾无害化处理业务等重要原则，废弃物管理活动的经济原则也随之在德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被深入贯彻。1975年，德国首次公布了国家废弃物管理计划，提出了“预防、减量、回收和重复利用”“根据污染者付费原则，分担处置成本”等一系列原则。1991年颁布的《包装废弃物处理法》按照“资源-产品-资源”要求生产商和零售商要尽量减少商品包装物，并对其进行回收利用。1994年公布的《循环经济和废物处置法》将循环经济思想拓展到各个相关领域，提出企业在尽量避免产生废弃物的同时，要对已经产生的废物进行循环使用和最终资源化处置的原则。1996年，德国首次在《循环经济与废弃物管理法》中提出了循环经济概念。之后，循环经济概念越来越受到其他发达国家的重视。例如在循环经济立法和能源、资源循环利用方面，丹麦卡伦堡生态工业园最早对循环经济进行了探索，成为生态工业园区的典范，美国杜邦公司率先釆用“减量化（Reducing）、再利用（Reusing）、再循环（Recycling）”制造法，极大地减少了资源的消耗，也为循环经济的发展原则奠定了实践基础。
国内学者对循环经济的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才开始从国外引入循环经济概念。在德国颁布《循环经济与废弃物管理法》之后，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循环经济，并在循环经济的概念内涵、发展模式、发展评价、发展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等方面做了大量研究。
国内学者对循环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内涵特征、与清洁生产的关系等方面。前者如，吴绍忠（1998）认为循环经济是控制废弃物的产生和排放，建立了反复利用自然资源的循环机制。诸大建（2000）认为循环经济是不同于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的线性经济的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它形成了自然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封闭式循环系统。毛如柏（2003）认为循环经济是与传统经济活动模式相对应的闭环物质流动模式。冯之浚（2004）认为循环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范式，强调了生产率的提高向重视自然资源利用率的转变。吴季松（2005）认为循环经济是指在资源消耗、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整个过程中持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把传统的依靠资源投入发展的模式转变为依靠生态资源循环发展的经济模式。张连国（2007）认为循环经济系统不可能自发演化，而是在人们把握自然生态系统、经济循环系统和社会系统的组织规律后，人为建构起来的人工生态系统。后者如，孙鸿烈等（1995）对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有专门的论述，强调了对清洁生产的重视。钱易等（2000）认为要将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结合起来，以达到生态文明的最佳效果。曲格平（2003）指出循环经济是清洁生产和对废弃物综合利用的经济，而且清洁生产是实现循环经济的基本途径。
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模式的选择和模式的运行两个方面。前者如，诸大建等（2005）提出的C模式（China），是介于依赖资源不断投入以实现经济发展的A模式（增物质化）与通过一系列革命性改革而实现减物质化经济发展的B模式（减物质化）之间的发展模式。C模式（China）也称“1.5～2倍数”发展战略，具体是指，到2020年我国在经济总量翻两番的同时，允许资源消耗和污染产生但限制其最多增加1倍左右，即用不高于两倍的自然资本消耗换取四倍的经济增长和相应的社会福利，创造一个15～20年的缓冲期，在缓冲期内通过经济增长方式调整达到一种相对减物质化阶段。王延荣（2006）根据我国循环经济内涵和现有实践探索的经验，将我国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总结为两个重点领域和四个重点产业体系的“2+4”模式，两个重点领域是指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四个重点产业体系是指生态工业体系、生态农业体系、绿色服务业体系、废弃物再利用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置产业体系。两个重点领域和四个重点产业体系互相渗透、互相支撑，并不能独立分散地构成各自的循环系统。肖华茂（2007）根据我国国情设计了工业生态园整合模式、虚拟仿生循环模式、企业内部清洁生产模式、工农业融合模式、农户群共生网络模式、以可再生资源利用为核心的区域循环经济模式、商业化专业化的回收处理模式等。此外，还有小循环、中循环和大循环三种不同层次的循环模式，以及小循环、中循环、大循环、废物处置和再生产业或再生资源产业的“3+1”模式与微循环、小循环、中循环、大循环、超大循环、废物处理和再生产业的“5+1”模式。后者如，钱易（2000）指出只有主观上尊重自然，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才会有效执行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王晓光（2003）认为绿色发展的模式要从包装开始，对工业园区进行绿色处理，从整体到局部都是绿色发展。于丽英和冯之浚（2005）指出循环经济是一种促进经济发展和环境发展互利的发展模式，是良性循环过程。
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主要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提出了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例如，周国梅（2003）借鉴了生态效率概念，对循环经济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初步设计。元炯亮（2003）提出了包括经济指标、生态环境指标、生态网络指标和管理指标的生态工业园区评价指标体系框架。黄贤金（2005）构建了以资源减量投入、污染减量排放、资源再循环利用、经济社会发展及生态环境质量控制层为主的自上而下式树型指标体系。国家统计局“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课题组（2006）以资源综合利用和环境保护的视角，建立了由资源利用效率指标、资源消耗率指标、资源回收与循环利用率指标等五大部分构成的基本评价框架。崔兆杰（2009）建立了循环经济产业链柔性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匡少平（2010）建立了包括经济、环境、社会系统的循环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对青岛市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价。刘玫（2011）构建了便于推广的工业和农业的园区循环经济标准体系框架。董鸣皋（2014）基于多指标决策理论，从经济发展、资源循环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科技支撑、社会进步等方面建立了区域循环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学者们主要从宏观层面、中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展开循环经济发展效率测算研究。在宏观层面上，王春枝等（2010）、曹孜等（2013）、吕文慧等（2014）、吴力波等（2015）、陈安全（2015）、黄明凤等（2017）分别对西部各省（市、区）、省际、新疆、全国其他各省的循环经济效率进行了测算，得出了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循环经济效率差异显著，东部地区循环经济效率最高且区域内效率水平较为均衡，西部地区循环经济效率水平较低且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一致结论。在中观层面上，袁学英等（2015）将资源利用效率和废弃物循环利用效率等指标纳入评价体系，基于DEA模型计算出资源型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效率，然后采用案例分析方法，对我国14个资源型城市的循环经济效率进行评价。张明斗（2016）对我国29个省区地级以上城市的循环经济发展效率分别进行了动态和静态测评。胡彪等（2017）在考虑环境负效应影响的前提下，运用SBM模型测评了京津冀地区13座城市的循环经济发展效率。在微观层面上，邵留国等（2014）基于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子系统，建立了火电行业循环经济评价体系，发现火电行业的循环经济效率整体水平较低，尤其是其社会和生态子系统效率低下。贾国柱等（2014）对我国31个省市的建筑业循环经济效率进行了评价，发现我国建筑业循环经济效率总体在上升，规模效率也逐渐趋于最优。宾厚等（2018）将污水处理量、废水处理量和固废处理量等非期望投入纳入投入指标，同时将污水外排量、废气外排量和固废外排量等非期望产出纳入产出指标，计算了我国包装产业的循环经济效率。
吴宝华（2011）认为循环经济的影响因素可以划分为直接因素、间接因素和机制性因素。间接因素影响循环经济模式的选择，机制性因素对间接因素、直接因素及循环经济发展模式选择都具有重要的影响。陶信平（2011）从3R原则出发，指出西部地区循环经济发展主要受到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姜谨（2013）指出循环经济效率主要受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发展水平、人均自然资源、环境规制、国际贸易压力和产业结构调整水平的影响。陈翔等（2015）以我国造纸业为例，研究了区域循环经济效率影响因素，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规模对产业循环经济效率的影响最为明显，其次是城市化水平、科研投入和环境污染治理投入。
通过梳理产业共生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循环经济的概念提出之后，世界各国对循环经济的研究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同时，也可以发现国内外对循环经济的研究具有以下共同点。一是国内外循环经济发展都强调制度上的鼓励以及法律上的支持，各国政府为了推动循环经济发展均提供了相应的法制保障。二是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压力，国内外学者都对传统发展模式进行了反思，并提倡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强调国家、企业和个人均需要注意节约资源，鼓励环境友好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同的是，国内学者从宏观层面到微观层面更加重视循环经济发展的效率问题，并且主要研究循环经济评价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模式的选择方面的问题。但我国由于引入循环经济概念的时间不长，在循环经济的实践上还缺乏丰富的经验，对循环经济的实践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