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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不光是上文提到的自我启发活动，那些做人心买卖的心理产业也都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还有些疑似宗教团体的修行产业也聚拢了不少人气。不仅如此，医院的精神科、神经科，还有心理咨询、心理治疗所同样也是门庭若市。
希望远离心痛、想要让心灵得到宽慰、心中萦绕着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失落感——上述事实，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越来越多的人想要解开心中枷锁的渴望。这无疑让人联想到这样一幅画面：竞争和生产效率至上主义的齿轮正奏响嘎吱嘎吱的旋律，日夜压榨着每一个人。
人剥削人的关系，是何时开始占据统治地位的呢？为了方便读者更好地理解后面“饱食穷民”“快节奏的城市”“呕吐的女人”等章节的社会背景，先让我们来回溯这一阶段大环境的变化。
二百七十八万亿日元，单就这样一个数字，我们或许很难直观想象其含义。要说一万八千五百七十八亿美元，就更没有概念了。
因为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中早就充斥着上亿、上万亿日元计的金额，哪怕我们听到这些超乎想象的金额，也不会再有更多的感情。
就在前一段时间，日本富豪随手拿出二百五十亿日元买下了凡·高和雷诺阿的画作，还扬言死后要将它们带进棺材一起烧掉。他的言论转眼就引来欧洲一片讨伐之声，也暴露出日本人的金钱观、文化观的确已经扭曲到了能随口说出这种低俗玩笑话的地步。
话说回来，上文提到的二百七十八万亿日元，是截至一九九〇年末日本官方与民间在海外所拥有的资产市值的总和。这个数字不光包含企业在国外投资建厂的固定资产，还包括证券投资和银行存款等流动资产。哪怕是刨去贷款等债务后看海外净资产，也足有四十九万亿日元，也就是三千两百八十亿五千九百万美元，这个数字在当时排行世界第一。
日本的海外净资产自一九八二年后，每年都保持增加态势。一九八五年更是远超上一年的七百亿美元，突破一千两百亿美元大关，一跃成为世界第一。自那以后，还创造了连续六年成功卫冕世界第一的奇迹。
继海外净资产夺冠之后，一九八七年日本贸易经常收支顺差和外汇储备也双双夺得世界第一。显示经济实力的三个指标全部跃居世界第一，“夺得三冠王”成为当时街头巷尾的流行热词。那时日本的人均国民生产值也跃居世界第一，让日本名正言顺地荣登“富豪帝国”的宝座。
这本《饱食穷民》所记录的时代背景，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的这段时间。在这个时期，日本成功挺过石油危机、日元升值等一连串的“国难”，还化“国难”为动力，成功收获众多世界第一的勋章，跃居超级经济大国之列。让我们看看，日本是如何收获这些荣耀的。
首先，是因为这段时期内日本人工作的疯狂程度达到顶峰，甚至远超因疯狂工作出名的战后经济高速增长期。
虽然不愿使用“耳朵都要磨出茧子”这句俗语，但日本上班族的超长时间劳动真是让人“耳朵都要磨出茧子”的代表性社会问题。近期就连电视台也开始接连播放特别节目，毫不避讳地报道这一问题。日本和欧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在劳动时间长度上存在的差异，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而且这一结论，还是基于日本劳动省的官方统计数据得出的。还有数不清的事例，让人不禁怀疑实际情况要比官方数据糟糕得多。
比如，可以看看第二章中一九八八年采访的计算机技术人员们的加班时间。根据统计数据显示，日本人的年度总劳动时间要比当时的德国人多五百四十七个小时，而这一差距在一九八九年也达到四百个小时以上。
但是，这仅仅是官方公布的数字而已，实际上远不止如此。就以银行为例，虽然加班时间因岗位不同而多少有些差异，但绝大多数银行的考勤系统每个月的加班时间最多只给算到二十二个到二十五个小时。就算实际加班超过这个数字，也不会统计到加班时间里。
比如大型城市银行A银行的做法就是，人事部部长会给所有部长、分行行长发出通知，定好当年的加班预算，也就是加班的上限——中层领导每月二十五个小时，男性办事员二十二个小时，女性办事员十个小时。
设定这个上限的目的，并非让员工早些下班回家休息，而是为了解决经营上面临的一大难题——限制加班费的支出。能否执行预算是评价分行行长能力的项目之一，所以就算他们心中对实际情况心知肚明，也要想办法要求员工们免费加班来保住自己的职位。
事实上，根本没有人相信能将真正的加班时间控制在预算之内。证据之一，就是这家银行评选出的“早下班模范分行”——东京上野分行的平均下班时间是晚上七点半。按照这家银行的标准上下班时间来计算，平均七点半下班就意味着每人每月平均加班时间约为五十个小时。平均加班五十个小时都能被评为模范分行，说明其他分行的加班时间还要更长。加班如此之多还要限制人力成本预算，于是只好白白加班，不给加班费，为银行的利润“无私奉献”了。
这样的状况在其他银行也同样存在，已经成了行业内公开的秘密。据说不仅仅是银行，保险行业长时间工作的情况也已经屡见不鲜了。财产保险公司的工会曾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对行业内两万两千多人进行过生活状态方面的问卷调查。
保险公司每个月都会分繁忙期和非繁忙期，该调查选择了月中的非繁忙期，针对电算部门的下班时间进行了统计。统计结果显示，男性职员晚八点前下班的人数仅占总人数的32.1%，八点到十点间下班的人占38.5%，最后仍有29.4%的人晚于十点下班。
再看女性，早于八点下班的人占62.1%，八点到十点间占27.8%，十点之后占10.1%。
最近，在东京的新宿和池袋等轨道交通换乘枢纽，晚高峰会持续到很晚，拥挤程度丝毫不亚于早高峰。我近年还发现，晚高峰中女性的比例明显高于以前。这点也与上述数据相互印证，说明女性也会加班到很晚。
这样算下来，日本人每年的总劳动时间远非官方公布的两千个小时这么少，甚至说三千个至四千个小时都算不上夸张。而且，除了上班时间之外，长时间通勤也是问题。欧共体国家中，通勤时间在三十分钟以内的人占了75%，而一小时以内的人则达到了96%，几乎涵盖了所有人群。反观日本，以房价猛涨的东京圈为例，通勤时间在三十分钟以内的人仅占32.4%，一小时以内的人也仅有66.3%。也就是说上班单程一小时以上的长距离通勤者高达三成以上。不仅工作时间长，还要在拥挤的有轨电车里花两个到三个小时上下班，在家的时间几乎可以说是转瞬即逝了。
我曾参与过一次大规模问卷调查。该调查于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举行，调查对象是居住在东京中野区的男性。当时全国范围内都还未曾进行过此类专门针对男性生活状态和意识的调查。调查中，受访者需要将自己每天的生活内容记录在时间表中。以下是公司职员A先生的事例。
今年四十出头的A先生一家五口，家中有妻子和三个孩子。最小的孩子上小学低年级，老大已经上初中了。A先生在一家雇员超过几百人的大公司里的管理岗工作，职位已经高于普通中层。一家的年收入在七百二十万日元到一千万日元之间，可以说是一个超过平均水平的富裕家庭。两人结婚后妻子曾辞去工作在家中做全职主妇，现在孩子不像小时候那么让人操心了，她就又在外面找了一份兼职来做。
A先生早晨六点半起床，约五十五分钟后的七点二十五分走出家门上班。从中野区到他的公司距离很远，单程要花上一小时十分钟左右，一路十分劳累。上班后他一直工作到晚上九点，工作时间长达十二小时。晚上十点半左右，他才终于回到家里。他每晚十二点睡觉，因此从到家到睡觉只有短短一个半小时。吃完迟来的晚饭，洗完澡，马上就到了就寝时间。他的睡眠时间为六个半小时，然后又是新的一天。
对于“你认为自己过劳吗？”这一提问，他十分坚定地选择了“是”，而且在身心的状态上，他回答说自己“心理上的疲劳感大于肉体上的疲劳感”，在问卷的“需要更多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这句话下面，他还特意画上了波浪线来强调，让人感到了他内心的强烈诉求。
从调查数据的整体平均水平来看，除掉休息时间的纯劳动时间为九小时二十分钟。本次调查对象居住在东京市中心，通勤条件相对较好，但就算这样，平均到家时间也在晚上八点到十点之间，这样的人占公司职员的44%。他们每天在家里的时间约为十二小时九分钟，减去睡眠时间之后可以算出在家醒着的时间，早晚加起来约为五小时十五分钟。若是再减去吃饭、入浴、上厕所、整理仪表等最低限度所需的时间后，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几乎所剩无几。家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吃”“洗”“睡”的地方。
现在，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打出“男女平等、共建社会”的口号，但在这样的生活方式下，男性几乎没有条件平等分担日常收拾、育儿、照顾老人等家务劳动。
如今，私营电视台也纷纷推出《直播到天明》这种深夜节目，满街都是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整个社会都逐渐朝着“24小时不夜城”方向发展。就像纽约、伦敦等大都市一样，成功跻身国际金融中心之列的东京在信息、经济上和国外往来越来越紧密。由于时差的关系，越来越多的写字楼到了夜晚也灯火通明。除了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企业还投入巨额资金建设计算机网络，以提高运转率，甚至不惜实行倒班制、自由工作时间制、错峰上班制等不规律的考勤制度来达到此目的，企业活动逐渐转向24小时制，这些也都是造成这一现状的背景。
然而，问题不仅仅是工作时间过长这一点，人们工作的强度也在陡增。现代社会无法忽视的另一个特性，就是单位时间的劳动生产率，即劳动产出率越来越高。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ME（微电子）革命”在各个领域取得了很大进展。现代社会的这一特性，也是由这项技术革新所引发。
一九七三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日本经济进入了低增长时代。然而，石油危机带来的困难局面反而成了日本举国上下共赴国难的动力。各个企业进一步推进整体经营效率，体质变得更加强韧。与此同时，推动企业精减人员、仅保留少数精锐渡过难关的关键，正是微电子技术。
微电子技术通过引进安装了集成电路的工业机器人和数控机床而迅速普及。通过电脑数字控制，不仅实现了以前要靠熟练工的经验和直觉才能做到的高精度车床加工，还带来了工厂整体自动化的革命性变革。
比如，业务涵盖从铁矿石炼钢到最终铸造加工生产的综合钢铁企业，从前是严酷体力劳动场所的典型代表。然而从六十年代后期开始，各个工厂就已经逐步推进自动化生产。从某个工艺的计算机控制，再到整个工厂的计算机化，进而发展为总公司和各地工厂联网管理，最终发展成和大型贸易公司、钢材销售公司的联网经营，微电子革命逐步推进并走向成熟。
计算机化不仅在各企业间横向展开，在企业内部，自动设计装置和检测用的微电脑等技术也日趋完善。一九七一年日本的计算机台数超过西欧，之后计算机和机器人的普及越发加速，一九八〇年被称为机器人元年。工业机器人、自动化、无人化成为强劲的推进器，帮助日本经济从石油危机的深渊中跃出，重新腾飞。
工厂微电子化普及之后，日本又迎来了办公自动化的浪潮。办公电脑、文字处理机、传真机飞速普及，从前依靠人力进行的计算和控制实现了机械化、自动化、无人化。
办公自动化设备的引进并不仅限于单体公司内部，还可以和其他企业进行联网。一个办公室引进了设备，不仅可以将网络延伸到公司的生产工厂、仓库，还能延伸到关联企业的办公室、外包工厂、批发商、超市、零售店，甚至连锁饭店和咖啡馆的收银机，构建起庞大的网络，无孔不入地渗透进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并带来整体性的变革。
在微电子革命的推动下，企业迅速实现高效整合，经营体制有了质的飞跃，效率至上的管理系统覆盖每个角落，日本终于跻身超级经济强国之列。但在光鲜的成绩背后，这些发展对于人类的影响正慢慢显现出来。创造出巨大财富的生产系统，开始了对人类的报复。第一盏红灯，亮给了人类的健康。
日本劳动省在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以全国近八千家企业、约一万五千人为对象完成的《劳动省健康状况调查》显示，出现某种程度的自觉症状的受访者高达82.9%，感觉身体疲劳的人占67.3%，同时有72.2%的受访者表现出精神疲劳，这一数字比例在中层干部中更高，达到了79.5%，接近八成。此外，有55.5%的人表示出现比精神疲劳更加严重的“强烈不安、烦恼、心理压力”。徘徊在过劳死红线边缘的人也越来越多。
女性的身体也亮起了红灯。操作计算机、文字处理机的工作，不可避免地需要长时间坐在显示器前。这种久坐的工作损害了女性的身体健康。比如，针对财产保险行业的问卷调查（多选）结果显示，感到视觉疲劳的人员竟高达63.4%，还有44.3%的人感觉肩膀酸痛，有35.2%的人觉察到视力下降，12.8%的人感到身体乏力。除此之外，还有人出现了头痛和腰痛症状。不要忘记，这还是对以年轻女性为主的部门的调查结果。她们之中很多人都经常光顾按摩和针灸服务场所，还有很多年轻女性喜爱去泡温泉。就连小报、周刊杂志都做了不少关于年轻女孩过起了中年大叔生活的专题，可见事态之严重。同时，女性的工作繁忙程度到了连每月的生理期都没办法请假的地步。东京地方工会的调查结果显示，一九八七年能请到生理假的女性占总数的70%，而这一数据到了一九九一年却骤减到了40%。
东京大学医学部保健社会学教室助手山崎嘉比古博士正在调查办公自动化后人们的工作状态。据他介绍，身心过劳、开始显现出病态症状的人越来越多。根据一九八七年的调查，有55.8%的人显示出强迫症的倾向。他们被一些生活琐事所纠缠，比如一些独居的人在早晨出门上班之后，会忽然觉得自己忘记锁门，或是忘记关掉煤气，上班路上多次返回家里确认，没有办法正常出门。
此外，就“是否对于工作的责任感过强，或在工作临近交付期非常繁忙的时期，曾认真考虑过丢下工作，逃到一个别人找不到的地方？”针对这一问题做出肯定回答的人也有30%。
在微电子化普及前后，人们疲劳的表现是不同的。对于“离开公司后，是否头脑中依然满是工作上的事情，心理上无法从工作状态中解放出来？”这一问题做出肯定回答的人占了三成。另一方面，六七个人中就有一个对“彻底从工作中解脱出来，彻底放松休息、游玩的时候，心中是否会产生罪恶感，总是静不下心来，没办法全身心地放松？”这一问题做出肯定回答。无法摆脱工作的心理束缚和无法投入休息的“假期神经症”，两者可以说是互为表里的关系。
与此相对，也有不少人出现了不想上班的症状。对“既没有身体不适，也没有宿醉，但临近出门的时候就是觉得不想去公司。”这一问题选择“极其符合”和“较为符合”的人加起来有两成，这一数字如果再加上选择“有时符合”的人，则达到了五成。
据精神科医生介绍，强迫症患者以及带有强迫症倾向的人数每年都在增加。除了山崎博士介绍的确认恐惧症之外，还有一些人身患运势恐惧症。比如，早晨上班的时候，如果不右脚先踏进公司大门就会陷入恐慌，认为一定会发生不吉利的事情。如果不小心左脚先踏进了公司，就必须先退回去，重新进一次大门才可以。如果不小心忘记确认是右脚还是左脚先踏进公司的，就会整整一天都处于坐立难安的状态。还有些人患有交通工具恐惧症，乘坐轨道交通的时候，会一直惊恐，特别是乘坐新干线这种发车之后长时间行驶不停车的交通工具的时候，会觉得在密闭的空间中喘不过气来，甚至产生跳车的念头。
还有些人有利器恐惧症，看到利器等尖锐的物体，就会产生一种会刺伤别人的恐惧，不用布将刀刃缠起来就坐立难安。另一些人对绳索心怀恐惧，如果手头有和服的腰绳甚至衣带，都会害怕会不会勒死小孩子，不将细长的绳索状的东西全部收得严严实实就会静不下心来。我有一个朋友的妻子，就患有这样的绳索恐惧症。
患有洁癖的人就更多了，比如恨不得每二十分钟就洗一次手，洗手的时候一定要打很多次肥皂，使劲搓洗很多次才罢休，没过一会儿就又忍不住去洗。还有很多人在意自己的口臭，在公司常常离开座位去水房刷牙。最近越来越多的人饭后必须刷牙。不仅是口腔，还有很多人每天要洗很多次头发，否则会心烦意乱，无法安心做其他事情，显然光是早晨洗头已无法满足他们。
听完医生的介绍，就像参观了一个神经症样品的展览会。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这些人平时看起来都非常正常，和其他人过着同样的生活。但是，他们时刻要求自己百分之百完美无缺，被另一个自我苛责到身心俱疲，在不为人知的地方痛苦着。这一现象让人认识到，正是这个以企业为中心的社会，将激烈的竞争和高度的紧张状态强加给每一个成员。
本应以改善公司业务为目的的微电子化，反而将前所未有的高精度管理的手段指向了公司员工。证券公司是最典型的例子。每个人的个人信息多达六七百项，中层领导只要将下属的密码输入终端机，就能立即看到下属的全部信息和销售业绩，说公司掌握着员工的一切也不为过。
不仅如此，现在是寻呼机时代。计算机技术人员无论假期还是深夜，都会因为机器故障和维护被叫去公司工作。很多人都深感恐惧，无论身处何地都无法摆脱工作。一家大型计算机公司与客户签订了提供24小时技术支持合同，随后，公司所有员工都配上了寻呼机，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立刻响应公司的紧急呼叫。
一名技术员向我透露，他一年一共接到了十二次紧急呼叫。遇上紧急呼叫，连家人都被搅得不得安宁。精神和肉体受到双重折磨，心理压力巨大。
这种时刻被人从身后紧盯着的“督促感”并非企业圈的专利。
一九九〇年因癌症去世的娱乐评论家加东康一先生曾向报社寄来一篇短文，题目是《由一位电视制片人的死所想到的》。我以前曾联系过加东先生，想要采访娱乐圈的内幕，曾和他在电视台的休息室里聊了很久。此刻重读这篇文章，更觉十分心痛，特摘抄于此。
朝日电视台的一个现任制片人死了。就在十天之前，他在家中感觉身体不适，住进医院，不到一天时间就成了不归之人。他叫近藤洲弘，享年五十三岁，生前担任电视剧《吉宗评定记：暴坊将军》的制片人。
在这个影视人越来越像普通公司职员的时代，他对工作的热爱可以说延续了匠人品质。节目在他的热情中不断突破新的收视率。就在他死前的十三天，他的节目在东京地区获得了23%的收视率，刷新了历史纪录。然而，他却没有机会听到这个消息了。
这几年，他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京都。平时从京都市内的宾馆前往拍摄现场，只有周末才能回到东京的家。他的死太过突然，不仅仅是我，其他同事也陷入了茫然。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他的死可能和过劳有关。
对于电视台的所有节目来说，收视率是可以左右节目存亡的数据。在这个行业，收视率越是上涨，目标就越是水涨船高。哪怕坐拥两位数的收视率，只要稍微有一点下滑，就会招来失望的声音，紧接着领导就会让其他制片人拿出新节目的方案。
都说节目的制片人是一个节目的最高领导，参演者的生杀大权全由制片人一手掌握。但这个行业实际上还是处于明星参演者的卖方市场，加之近年媒体市场的多样化，制片人时刻处于被动状态。为了争取到更多有名的参演者，个人人脉就无比重要。这个趋势无情地剥夺了制片人的个人时间，造成了他们看上去近乎自虐的过劳工作方式。他们自己对工作的过度责任感，换个角度看其实就是害怕被踢出工作岗位。
我自己也是一样。一旦被卷入拍摄连续剧的循环之中，就像骑上了一辆独轮车，只要停下就随时会摔倒，人员纠葛接二连三，只能骑到自己累死为止……
在癌症病楼住院的七个月，虽然时刻在反省自己对工作的过度责任感，但眼前的现实却是不把自己累倒，就真的停不下来。
包括明星在内，这个行业里有很多人英年早逝，正是由这个充斥着不稳定因素的社会所致。很多人在持续不断的不安感的驱使下，不知休止地前行，直到把自己累死。
我们就像是骑在一辆随时会倒下的独轮车上，感受到背后不断逼近的不安，非得骑到把自己累倒，不死不休——加东先生的尖锐评论充满了切肤之痛，而饱尝现代人悲哀的他最后也成了不归之人。他们的死，实在让人悲痛。
身心的疲劳不断积聚，但人们就像上了高速公路的汽车，除了随着大流往前走之外别无选择。我们就像置身于一个庞大的系统之中，刚达成了一个目标、课题，甚至都没有时间喘息，马上就会有一个更高的目标被推到面前，跑得上气不接下气。
造成这一状况的另一个因素，就是土地与房价导致的“泡沫经济”。据说，将全日本的所有土地全部卖掉，可以买下二十个美国。少数资产家把持着一路狂涨的土地，贪得无厌地增殖手中的资产，导致贫富差距越拉越大。日本的国民劳务总收入总额只有三百五十万亿日元，然而资本收益却高达五百万亿至一千万亿日元。在这样一个挥汗劳动不如坐收利息的社会，人心没有不走向疯狂的道理。
接下来您将在本书中看到的，就是一朵朵盛开在这样一个时代的无果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