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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见荣一和妻子菊江，生活在北陆地区的A市。北见先生是某大型都市银行的分行行长，他们住的地方是银行内部代租的高级公寓，月租十二万日元。菊江有个从十几岁起就认识的密友多加子，两人的丈夫还在同一家银行。两年前的春天，多加子接到菊江打来的一通电话，感觉很不对劲，她非常担心，急急忙忙从东京赶往A市。
这么多年来，两人一直保持着联系，多是菊江给多加子打电话。从菊江的丈夫工作的城市打来，大概每个月一次的频率，两人会聊些家常，并没什么特别的。但自从菊江他们搬去了鹿儿岛，通话频率高了起来。那时候多加子住在山形县，几乎十来天就接到一通菊江的电话，后来变成每周一次，有时候甚至一天两次。
“她总是说‘我好寂寞啊，你呢？’说着说着就哭起来。我安慰她：‘这样不行哦’‘振作起来’‘要不，去外面走一走吧’……但没用，我感觉到，她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
自从菊江跟丈夫搬去A市，多加子就从对话里感觉到了异样，好像她有些生病的征兆，比如大白天打电话来哭哭啼啼，总是说“我好难过，这可怎么办……”之类的话。
“我邀请她过来散散心，定下来了好几次，跟她说可以借丈夫出差的机会，顺便来找我。但每次一到日子，我和她联系，她就哭着说，‘不来了，求求你，别见到我现在的样子……’也差不多是那段时间开始，经常听她在抽泣声里断断续续夹着‘我想死’‘我还是死了吧’之类的话……”
听到“死”字，多加子开始慌了。菊江以前住的银行公寓楼里，隔几户的邻居家里就发生过女主人上吊自杀的惨案。当时菊江很受打击。多加子不禁想起菊江那时的表情，与此时话筒后面菊江的表情重叠在一起，不是吧……万一……她不敢细想太多，担心得坐立难安。
她们有个共同好友——绫子，住在京都，丈夫也在同一家银行工作。加多子联系了绫子，两人在中间车站会合，第二天下午就一同乘车赶到了菊江家里，那时候春雪还未消融。
房间里一片漆黑，窗帘紧闭。十五块榻榻米大小的客厅里，被子散乱一地，菊江穿着睡衣，裹着被子，半蹲在地上。她一个人在家，说丈夫出差了。
被子旁边一片凌乱，电话，脏兮兮的烟灰缸，脱掉的外套、内衣，碎纸片，乱糟糟地堆了一地。菊江没有孩子，就把宠物狗当孩子一样疼爱，但最近怕是没人带它出门，大小便拉得家里到处都是。整个房间散发出刺鼻的酸臭味，其中还混合着酒气。
“她本来一百二十斤的体重，竟然瘦到了八十斤，手脚细得没了人形，肚子却鼓得像个孕妇，眼睛一圈黑得像唱戏的一样，那副样子，太可怕了。”
让多加子她们震惊的还不止这些。菊江竟然当着她们的面，倒了一满杯威士忌，一口干了下去。两个人阻拦着不让喝，她还不停地哀求着，让我喝吧……结果又像喝水一样灌下去。喝完开始狂吐，号哭。
外表看似幸福的高级公寓，谁能想到房间里竟是此般情景。究竟发生了什么？
“对不起，我变成了这样子，但让我喝一点吧，求求你了，你看我的手，抖得停不下来了……”
菊江伸出枯瘦如柴的双手，向多加子她们哀求着。再一问，丈夫出差三天，她就一直这样喝了睡，睡了喝，浑浑噩噩地过了三天。
终于让她喝了一点，她才睡去，伴着轻微的鼾声。多加子趁这个时间，把房间收拾了一下，才发现，衣柜的棉被里、抽屉角落、储物柜里，到处散落着洋酒的空瓶子，数数有十几个。家里脏得一塌糊涂，厨房、浴室、卫生间，一看就知道很久没打扫过了。
多加子了解菊江，她是个比常人更爱干净的人，从来没有怠慢过家务。没想到，如今竟变得如此邋遢。
她们劝菊江先去医院看看，菊江不同意，说要等到丈夫回家再说，种种推托。第二天傍晚，菊江迷迷糊糊地站起来，靠着墙，摇摇晃晃想走去卫生间，一头栽倒，吐出了咖啡色的血。
多加子吓坏了，赶紧叫救护车，可这种危急时刻，菊江还在抵抗，说：“不要打电话！邻居知道的话，我老公会很没面子。”多加子只好叫来出租车，总算把她送去了当地的综合医院。
那时候，菊江被诊断的结果，已经是重度酒精依赖症。
在医院做了紧急处理后，过了几天，菊江被转移到A市的精神病院，接受更专业的治疗。那是个靠日本海的小地方。医院盖在小丘陵的自然森林里，从窗户望出去，是一望无际的农田、沙滩和防风林，后面是冬天的银色大海，望不到边。
A医生是菊江的主治医师，他带我走去住院部的路上，我看到两三位女性患者靠在一起，坐在朝南的向阳处，闭目养神。她们也是酒精依赖症患者。这个医院的生活很简单，从早上六点起床，到晚上九点熄灯，病人就是吃饭、冥想、劳动、娱乐、反省……全靠大家自觉完成。我还看到，医院的墙壁上贴了很多句标语：
“更理性、更坚强、更认真，我发誓，一定戒酒！”
一个写着“保护室”的小房间里，有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胡子拉碴。房间的水泥地板上铺着被子，他站在上面，弯着腰，伸手在墙上挠来挠去，好像在抓什么。
“他有小动物幻觉，感觉墙上有小动物在爬，就想用手去抓。这也是酒精依赖症的特有症状。”
A医生说，菊江刚住院的时候，也出现过幻听和幻觉。
她常常向护士投诉：“隔壁房间的吉他声，吵得我睡不着觉！快让他停下来！”她老说有人在弹吉他，还唱民谣，又或者觉得耳边有人在大声吵闹，还时不时出现被害妄想，“肯定是间谍，想把我关在屋子里，给我实施电击！”一直吵着要回家。
住在医院的女患者，都有着各种复杂经历。有个酒精中毒的女病人，本来都痊愈了，但丈夫在国外出差期间，旧病复发，酒瘾变成了购物瘾，一掷千金，狂买流行服装，不得不再次住院治疗。据说，她家的衣服堆积如山，多到可以开一家时装商店。
还有一位家庭主妇，和儿子的家庭教师发生了性关系，事后又自责，担心被丈夫发现，整天惴惴不安。因为太想逃避这种痛苦，便开始酗酒，最终一发不可收拾。
即便有些人完全恢复，也会被过去的阴影缠绕。她们心里很清楚，无论如何都不能碰酒，却又会在心魔的驱使下，像梦游一样，在超市偷东西，等回过神来时，已经被逮捕。
这些女性，都是心里太难过了，积郁成疾，才沾染上了酒精。
“她也是这样……”
医生娓娓道来这位银行行长夫人——菊江的故事。
当时，和多加子一起送菊江去医院的是绫子，她丈夫和菊江的丈夫曾一起在神户分行共事，大家还一起住过阪急沿线的公司宿舍，关系相当密切。东京奥运会那年，菊江家搬去了东京，没多久，绫子家搬去了横滨。这之后，两家人的交往更深了。
“住东京的时候，她刚过三十，我们一起学习法国刺绣，还跟老公上司的太太一起学印染……有时候会约四五个聊得来的女性，喝酒啊，聚一下。那时候，她挺受欢迎的，偶尔喝多了，醉的时候也胡言乱语，突然说什么‘啊，好想出家当尼姑啊……’”
绫子毫不避讳地说起这些。但菊江为什么“想出家”呢？
这应该和那些“孩子”有关，对菊江来说，这是永远无法释怀的心病。
在菊江二十八岁那年春天，她怀有六个多月的身孕。当时，丈夫结束了福冈的工作，被调去神户。那个年代还没有新干线，只能坐夜间卧铺。凌晨，不知道什么原因，车厢突然受到强烈撞击，剧烈摇晃，菊江也跟着从床上翻滚下来，撞到了肚子。
虽然最后也到了神户住所，但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当天夜里，菊江感觉很不舒服，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晚了。流产。
“宝宝的手指像小叉子一样，小小的，多可爱啊……”
每每说起这段往事，菊江都忍不住流下眼泪。其实这之前，菊江已经流产过一次，没想到，这次又这样，要说不介意那是不可能的。更不幸的是，火车事故后，她又经历了一次七个月的早产。
“那孩子活了三十多个小时，她一直后悔，为什么没有早点采取急救措施……孩子死后，被埋在了神户郊外的公共墓地。这之后，菊江就常念叨‘要是那孩子还活着，今年就多少岁了’之类的。”
那些连名字都没有的“孩子”，却让菊江深深挂念。而这时，她丈夫晋升管理层，当了广岛分行的领导，再次面临搬家，更加剧了对菊江的折磨。
“我最近啊，常常听到孩子们在叫我。这是什么意思呢？哎，我死后，一定会下地狱吧……”
绫子说，从那时候起，开始听到菊江抱怨“很寂寞”。事实上，这可能也和绫子有关系。
住在东京的时候，大家一起学习法国刺绣，过着所谓银行行长夫人的“优雅”生活。菊江和绫子的关系在女伴中也尤为亲密。因为三十多岁的时候，她们都没孩子。
“公司公寓这种地方，如果家里没孩子，很容易被别人疏远。所以这一点上，我们俩‘同病相怜’，关系也就更亲近。”
但四十二岁那年，绫子自己也没想到，她高龄生了孩子。两个人的关系从此有了距离。
绫子告诉她自己怀孕的时候，菊江在电话里，很暖心地对绫子说：
“无论怎么样，一定要生下来！再辛苦，也要加油哦！”
她像在鼓励自己一样。虽然是真心为朋友开心，但从此以后，这条路上只剩自己一个人，菊江对无名的“那孩子”的思念也更深了。
菊江在广岛的房子是高层公寓，从十一楼的房间望出去，能远远看到广岛湾。夕阳西下，造船所的起重机被染成橘色。每天早上，送走丈夫后，她就被困在这个钢筋水泥的密室里，孤身一人。
“不仅仅是没有孩子的孤单，人到了四十岁，会被更复杂的心理因素困扰。”
菊江的主治医师A医生这么告诉我。是什么困扰呢？
工作调动，是日本白领的家常便饭。菊江、多加子、绫子她们丈夫工作的银行也是如此，几乎每隔三年，就有次全国规模的人事调动。如果那一年赶上孩子升初中、高中，父亲就只好单身赴任，否则会影响孩子升学。调动次数之频繁，给家庭带来了很大影响。
即便全家跟着一起调动，也会给家人带来长期困扰。
多加子的丈夫，一直在管理岗位，工作三十多年来，远近调动加在一起，至少换过八个地方。多加子说，孩子初三那年，为了让他安心复习，只能拜托给在东京的父母照顾，结果变成了夫妻二人的世界。
“男人不论去哪儿，只要有工作，就能迅速建立起人际关系，找到自己的社交圈。女人就没那么容易了，适应新环境相当花时间。就算报各种兴趣班，也不一定能遇到和之前一个流派圈子的老师。我先生还总说我，‘你这个人，做什么都半途而废’，其实是我每次刚进入状态，就要跟着他换地方，学什么都断断续续。”
住在东京时，菊江学了印染，会把自己的作品送给亲戚，零花钱多的时候就和朋友聚会，慢慢地也有了自己的交际圈。
搬去广岛后，菊江断了之前的人际网络，又经历流产、早产的打击，多种情绪交织在一起，一给多加子她们打电话，就倾诉自己“寂寞”。
如果有孩子，还能参加PTA
，和孩子的母亲们交往熟识，但菊江没有机会，丈夫的工作调动对于她来说，只意味着更可怕的孤单。
“还有，和丈夫公司的太太们交往也很麻烦。男人的身份地位，会映射到女人的交往里。一不小心说了得罪人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打交道得万分谨慎。所以我啊，和其他公司的太太们，什么保险公司、交通公司，交往时间还更长一些。”
多加子说，菊江搬去广岛后，也只和丈夫公司的家属交往，但都浮于表面。
渐渐地，菊江不爱出门了，更闹心的是，本来就人生地不熟，家附近还总有噪音，失眠侵袭而来。广岛的房子在国道边，车流量很大，哪怕深夜也车水马龙，马达声不绝于耳。丈夫适应能力强，睡觉前戴上耳机，听听音乐，不知不觉也能睡着。但菊江辗转反侧，整夜睡不着。为了补回睡眠，她就想早上送走丈夫后白天再睡，然而还是无法入睡。大概就是从那时候起，菊江喝起了威士忌，当成安眠药用。就算白天喝睡着了，晚上也能醒来，迎接丈夫回家……
被孤独包围着，那感觉就像独自穿越荒漠，她只好趁丈夫不在家，偷偷借酒精的力量，逃避失眠的痛苦——这种短效的安眠药，给她带来了多大的影响，菊江自己也想象不到。
“没有孩子，从老公上班，到晚上回家，一整天的时间都是自由的——家庭主妇一旦沾上酒精，试图填补空虚，减轻自己的不满，就很容易变成酗酒。菊江也是这样，喝得醉醺醺的，但表面上，她的理由是，我只想睡觉……”精神科医生如此说道。
其实那个阶段，菊江正在和内心的空虚做着激烈斗争。
身处孤独的公寓中，菊江很想缓解噪音导致的失眠，她爱上了白天喝酒，像是自我安慰般渐渐沦陷其中。一直以来，她都和丈夫一起吃早餐，后来慢慢没了食欲，一个人打发午饭、晚饭，也几乎不吃东西，甚至连准备的力气都没了。
到最后，喝到手指僵硬，甚至不受控制地发抖，指尖也跟着出现疼痛，无法弯曲，涂不上口红，也打不开电冰箱，因为抓不住把手。按电话号码的时候，得用两只手夹住钢笔，用笔尖才能按到数字。
主治医生说，女性从喝酒到酗酒，这个过程比男性快得多。菊江也只不过四年时间，就到了这种严重的程度。然而，即便比男性的时间短得多，这期间，丈夫也不可能没有察觉吧？负责治疗的医生说，丈夫肯定一早就发现了，只不过没有努力阻止。
“酗酒，其实就是用酒精代替内心语言，表达说不出口的情绪。对菊江来说，这是个暗示行为，她内心非常希望丈夫来制止她，看到她的内在需求。”
但这位丈夫没有回应妻子的需求，也没能消除她的不满，反而纵容她，对她的表达视而不见。他以为这是好的方法，结果妻子对这种忽略更加不满，只好继续自我折磨——医生如此分析了两个人的关系。
“说直接点，这对夫妻，缺少男女之间更简单粗暴的交流。比如，这位丈夫完全可以很生气地把瓶子抢下来，甚至骂妻子‘你这个混蛋，又想喝酒！’，但他没有这样做。而妻子呢，也没有自制力，她本来可以选择更直接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绪，但她选择自己忍着，不愿意给对方添麻烦，最后都成了自己的精神压力……表面上看，他们夫妻的关系风平浪静，其实暗地里，隐藏着各种危险因素，导致妻子最终染上酒精依赖症……”
山田洋次
导演的系列电影——《男人不容易》（中译《寅次郎的故事》）里，主角寅次郎动不动就因为小事而暴怒，甚至大打出手。观众们看到这样的人设，都会爆笑不已，觉得他很蠢，很可爱，但看着看着，又会忍不住哭起来——因为在寅次郎的世界里，他想笑就笑，想哭就哭，没有这样的“危险因素”。
提起菊江的丈夫，朋友们多评价他“忠厚老实，成熟有担当，工作能力强，挑不出大毛病”。有这样的伴侣，菊江还有什么不满，以至于用语言都无法表达？
于是，我去见了菊江。
一个严寒的冬日，雪花从黯淡的天空飘落，我赶往A市郊区的一家旅馆。菊江已到达二楼房间。出现在我面前的她，竖着大衣领子，又裹了一件大披肩，看起来是上了些年纪，毕竟四十九岁了，但言谈举止，仍是行长夫人的气质。
她心里应该挣扎了很久，考虑该如何与陌生人谈起自己的过去，而且是堪称悲惨的往事。但她的表情看不出丝毫异样，说话还是那么温柔。然而，聊了才知道，眼前这位行长夫人，其实出生在普通家庭，也有过并不幸福的童年。
菊江的老家在长崎县的海港小城。父亲是家具师傅，手艺好，带有两三个徒弟，就是脾气暴躁，常常喝醉了酒对母亲大打出手。菊江晚上上床后，常听到父亲骂骂咧咧，都是在训斥母亲。
“我小时候总在想，为什么妈妈不从爸爸身边逃走呢，我甚至还恨过我父亲。直到长大后，我才想明白，其实，父亲也有宠爱妈妈的时候，慢慢地，也原谅了他……”
菊江的母亲，娘家是开酿酒厂的，她和做木工的父亲似乎不登对，是什么样的感情，让两个人生活在一起，菊江小时候一直没想通。在她五岁的时候，有一天，母亲突然不辞而别。
“女演员冈田嘉子与杉本良吉手牵手，越过桦太敷香町（现库页岛波罗尼克）的国境线，进入苏联……”
这是昭和十三年（1938）一月三日的新闻，大家在一片震惊里迎来了新年。前一年七月，日军入侵中国，战火硝烟弥漫，临近年末，又占领了南京。军国主义横行的背景下，上原谦和田中绢代的电影《爱染桂》
大获成功，主题曲《旅行的夜风》唱片销量达到百万张，真是个宛如梦幻泡影的时代。
菊江的母亲，这个生活在长崎海港小城的女人，就是在这个时候离开的。那一天，母亲抛下五岁的菊江和正值青春期的菊江的兄姐，独自踏上了开往上海的邮轮。
乡土史专家说：
“昭和十几年的时候，上海与长崎之间的往来极其密切。邮轮‘上海号’和‘长崎号’，在港口之间不停往返，下午从长崎出港的船，在第二天早上的绯色朝霞中，就能抵达扬子江河口，傍晚抵达上海。那时候，去上海的人太多了，中学修学旅行去上海，想去赌马也说走就走……做贸易的人就更多了，他们给住在上海的日本人卖友禅染的和服、挂画，给中国人卖仁丹、肠胃药、牙膏等。”
菊江的母亲混在这些商人里，去上海卖起了和服。
虽说上海不远，但一个家庭主妇孤身一人，远走经商，亦属罕见。所以，熟人都推测，要不就是这个女人太强势，要不就是家里出了什么事情，但菊江什么都不知道。
“听说是父亲在外面欠了钱，也可能是妈妈太辛苦了，总是挨父亲的打，想逃离这个家……但不管怎么说，妈妈什么都没跟我说，不辞而别，我当时很受伤。那天，我回到家发现妈妈不在，之后也一直没回来……
“大概每隔三个月，妈妈回来一次，但很快又走。长的时候，隔半年才回来。小学入学典礼那天妈妈也不在，是姐姐陪我去的，她大我九岁。
“我小学在海边，在学校可以听到邮轮的汽笛声，每次一放学，听到‘上海号’、‘长崎号’拉长的‘嘟——’声，我就很紧张，怕妈妈刚回来又走了，会不会等下一到家，又见不到她了。有时候，担心真的成了现实。所以那时候起，我就没有安全感，总想着‘会不会……’，一直很不安……”
母亲走的时候，菊江还小，家里人可怜她，都很疼爱她。不光是爸爸、爷爷奶奶，连哥哥姐姐，都像疼宠物似的宠着她。
“我和兄姐的年龄差了不少，所以他们很少把我当成玩伴，和他们一起玩耍、吵架什么的，印象里都没有。在家里，我总被特殊对待，假如只有一个点心，我说想吃，大家就说，好吧，给你吧……总是这样。妈妈的缺席，反而让我得到了更多溺爱。”
精神科医生说，这样的成长轨迹，可以折射出菊江后来的心理问题。
“女孩子大多通过父亲来构建男性形象，但菊江的父亲爱喝酒，又对母亲动粗，造成菊江对他有抵触情绪，认为父亲是’自私的、不讲道理的渣男’，这让她后来选择伴侣时，倾向于找和父亲截然不同的类型。父亲没能给到她的，她希望在这个男性身上得到。也就是说，丈夫成了‘父亲的替代’。”
菊江夫妇之间就是这样，父女关系取代了男女关系。菊江自小在溺爱里长大，独立性很差，这也延续到了和丈夫的关系里，在丈夫的“保护伞”下，开始了新的人生。但是，人不能一直被动地活着。在菊江内心深处，“无法离开丈夫的自己”和“想要离开丈夫的自己”，渐渐形成了激烈冲突。
二十三岁那年，菊江和丈夫结了婚。从私立女子商业学校毕业后，她作为新员工入职银行，那刚好是她丈夫工作的公司。
“当时哥哥姐姐们都已经成家，妈妈也从外面回来了，我和父母三个人生活在一起。但我的原生家庭，从来没有一家人的温馨，我早就想离开了。当时有点急着嫁出去，哪怕对方并不是我的理想类型。”菊江笑着说。
她丈夫是家里的长子，全家人在战争期间去了伪满地区（现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回到日本后，他几经努力才从大学毕业。他入职时已经二十五岁，和公司传统的新人直升路径大为不同。当时是昭和二十年代（1945—1954年），日本经济一片惨淡，所以到现在，他还时不时“梦到被入职考试淘汰”。没办法，这就是昭和第一代人吃过的苦头。
婚后，两人有时候像父女，有时又像是朋友，但在别人眼里，绝对是幸福的一对。菊江自己也表现得很幸福，经常叫上朋友来家里聚餐，还一起打麻将，这也是丈夫教她的。有时，丈夫在外应酬喝多了，把同事下属都叫到家里来，菊江也不怒，跑前跑后地准备下酒菜，热情接待，和大家打成一片，又喝又闹。任谁都会夸她是位好太太，会和人相处。
但只有菊江自己，听到了内心发出的声音——我会不会只是在演“幸福的戏”？这种声音，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
“就是大家在家里闹的时候。其实我心里一点也不开心，也觉得没有意思，但还是要配合，装成懂事的太太。这种表里不一，渐渐成了我的心病。”
而正是丈夫让菊江意识到这种反差。对这位时而是父亲，时而是朋友的伴侣，菊江发现了两人之间的问题。
“我先生这个人，说好听一点，就是精神健康，他不太想复杂的事情，觉得差不多就行了，人生应该多多享受。而我刚好相反，遇到什么事情，都要花时间搞个一清二楚。每次有矛盾，他调整得很快，可以马上岔开话题，呼呼就睡着了。我却放不下，甚至想把他给叫醒，争个清楚明白……如果说懂得女性的苦恼、会操心也算是种美德的话，那他简直就是毫不体贴的男人，完全无法理解女性思维。渐渐地，我有种唱独角戏的感觉……”
菊江内心的情绪变化，像酒精发酵一样，在慢慢酝酿，但丈夫没有发现这一点。甚至，连菊江自己也选择沉默，并不想表露出这种不满，只是继续扮演着好太太的角色。
“有时，我俩出去看电影，很想和他深入探讨一下，但又担心，他工作这么忙，我说多了他会很烦吧，肯定觉得我很吵。我才不愿意招人烦，不如简单一点，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就行了，我先生肯定也喜欢这种女性……我就这样给真实的自己戴上了面具，把自己嵌入他希望的样子里。哪怕以后脸蛋没那么可爱了，至少要性格可爱，才不会被嫌弃……为了做这种惹人怜爱的女人，我扼杀了自己的本性……”
一年又一年，丈夫在职场上步步高升，但工作也越来越忙，常常连着好多天深夜才回家，不是有应酬的饭局，就是在打麻将，周末也要陪客户打高尔夫球。菊江好不容易盼来的休息日，经常化为泡影。
“你别等我了，自己先吃吧。”
每次接到丈夫的电话，差不多都是这句话。菊江只能独自一人，坐在餐桌旁，机械地往嘴里送东西，食不知味。菊江说着，眼泪就流了下来。
会交际，深受丈夫的同事和手下好评，扮演着看起来很幸福的太太……然而，真实情况并非如此，她只是不想辜负丈夫的期待，一直勉强自己……
真实的自己，戴着假面的自己，互相交织着，痛苦地折磨着菊江的内心，雪上加霜的是，没孩子这事，更让她深深内疚。
“丈夫是家里的长子，而我却生不了孩子，公婆有意见也是正常。而且，我是怀孕后流产，当然，我也没觉得是丈夫的错。可是流产后，我婆婆没有跟我说过一句鼓励安慰的话，‘注意身体啊’、‘下次加油’之类的都没有，这让我很难受。她只给我寄来一封信，问，‘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说得好像我有缺陷一样。”
菊江自己本来已经缓过来一些，虽然孩子没了，那也没办法，不全是自己的错……但被婆婆这么一说，又陷入了自卑中，觉得自己是个“不能生孩子的失职妻子”。
“但我从没说过婆婆的半句不是，一是不想破坏婆媳关系，二是听到别人说自己父母不好，我丈夫肯定也不好受……只要我和丈夫的关系不受影响就行了，就这么想的。况且，比起惩罚别人，压抑自己更容易一些，就这样忍了下去，虽然这不是我的本意。”
勉强自己，最后，全部积累成内心压力。
菊江读的是女子商业学校，校风特别传统，教育方针也倾向于培养贤妻良母型的女性，比如女孩子要擅长打算盘，嫁人后要相夫教子……虽然菊江自己很反感，但她的父母和亲人都是明治时代的人，在长崎土生土长，骨子里继承了这种老传统。
“没孩子让我很内疚，有些话想和婆婆说，却总开不了口，也许我内心还是被传统的价值观深深束缚着吧，再加上我不停地把自己框入‘好妻子应该怎样’之类设定好的模子里。但真实的我，很想从那里逃离……这种对立使压力越来越大。”
菊江的内心变化，如果能倾诉给丈夫，也许事态会完全不同。不过，即便妻子这么做了，丈夫也不一定能很好地处理吧。世上有几个丈夫能发现妻子细微的心理变化，又愿意静下心认真倾听，想要去帮助她呢？男人总觉得“女人的话无足轻重，都是琐碎的小事”，整天陷在利益至上的工作里，生生扼杀了女人的表达欲望。菊江的情况则更为严重，自从丈夫升职后，两个人连说话的时间都没了。
“今天会早点回来吗？”
“这个我要去了公司才知道啊。”
这个阶段，两人还有些情感交流，之后没多久，连这种交流也荡然无存了。
“他早上出门上班前有几分钟时间，两个人可以面对面说上话。等他晚上回到家，倒头就睡。生活里的琐事，做妻子的也想和老公分享，比如隔壁家的三花猫如何……这些日常，都想晚上和他说说，一直等他回家。结果怎么等都等不回来，只好再等星期天，谁知道又有其他事情……其实，说什么并不重要，只是想和丈夫聊聊天……日积月累，情绪积压起来，最后终于忍不了了。”
菊江的丈夫从分行次长升到行长时，还不到五十岁。这个职位，对银行从业者来说，正是如鱼得水的阶段。不过，这也是他一步步踏实努力的结果。
“我和我丈夫，就像坐了两个不同的升降电梯，他一直向上，而我一直向下，就这样错开了……”
菊江这样描述着自己的婚姻状态。她心底涌起的寂寞，无人知晓，只有无边无际的空虚做伴。
内心崩溃，却无法和丈夫沟通，只能压抑自己，在煎熬的边缘，孤独地等待丈夫回家…… 这样的日子，让菊江的压力逐渐膨胀。
负责治疗菊江酒精依赖症的医生说：
“如果她本来就是没什么追求、小鸟依人型的女性，愿意依靠丈夫生活，也许压力还没这么大。可是她内心情感很丰富，又没有机会表露，只能封闭自己，‘一味地等待’丈夫回家，这种被动的人生，最后压垮了她。”
菊江在浑浑噩噩的日子里，不禁思考，自己究竟为了什么而活，难道要注定过没有意义的人生吗……沉迷于威士忌，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酒精进入身体的一瞬间，我一下子忘掉了所有烦恼，那些破事情，随便吧！这种感觉太虚幻，也太诱惑了，我真的好想得到解脱，所以第二天也喝，日复一日……”
当菊江陷入这样的状态时，丈夫竟然不闻不问，只顾着在公司忙前忙后。可是，究竟在忙些什么呢？
在银行业，总行会给分行下达销售指标，在此基础上，分行行长会提交预计完成的目标。往往到最后几天，大家就得拼命赶业绩。不过即便达成，竞争也没有结束。每个分行行长的业绩，都会被录入总行的电脑系统。这个系统，就像令人难以喘息的残酷世界，无情的评价无处不在。悲剧，也就这样发生了。
有一桩发生在中部地区A市分行的惨案。
十二月初的一天，下午三点多，营业课的女职员（二十六岁）要去四楼的物品保管室拿文件，就找总务课长拿钥匙，但钥匙怎么也找不到，只好找来万能钥匙，正准备打开铁栏大门时，却发现钥匙孔里插着一把。
“好奇怪啊，这是谁呀……”女职员觉得有些诡异，朝屋子里看了看，没发现什么，走了进去，结果却看到了眼前一幕。
“快来人啊！课长他……”
正在上班的男职员们听到惨叫，急忙飞奔过来。物品保管室里，两排并列的铁书架尽头，营业课的B课长上吊自杀了。
铁架最上面，挂着课长的皮带，他的脚下，有一张八十厘米高的台子。立案警察说，他应该是踩着这个上吊的。
“等我们赶到时，已经没气儿了。我们在地板上铺了被子，把他的尸体放平，他身上还整整齐齐地穿着西装，系着领带。据说那件西装，他有三套一模一样的。鞋也穿得好好的。穿戴这么齐整去自杀，真是罕见。不过也看得出，是个认真到头的人……”
同事说，当天B课长像往常一样，早上八点四十分来上班。听部下汇报了工作，又下达了指示后便回到自己的办公座位上。
“B课长最近一直精神不太好，那天也是，看他回到自己的位子时，若有所思，无精打采的样子。”
银行三楼是员工食堂，他中午在那儿吃过午饭，有人看到他三点左右还在自己的座位上，没想到之后……
这位课长，毕业于国立大学，通过了国家公务员的最高级别考试，进入银行业，今年才四十三岁。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去见了B课长的直属上司，一位典型的金融精英，举止得体，说话滴水不漏，从始至终没有失态。
据说，这家银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直属上司和下属之间，每年有一次面对面交谈，沟通今后的计划、未来的职业打算，乃至个人的烦恼。不知道B课长走上绝路之前，有没有说过些什么呢？
“和他谈的时候，他说过，晋升速度太慢，还因为这个而抑郁。我当时鼓励他，你做得不错，拿出点自信来……”
B课长是昭和三十五年（1960）进的这家银行，同期入职者中有一半人以上都升到了分行次长以上的职位。和他同在A市分行的一个次长，原本是在他之后调来，还是他大学的学弟，后来却成了他的上司。这几乎意味着晋升通道被堵死了，他自己也一清二楚。但奇怪的是，为什么他得不到晋升呢？
“他太认真了，认真到钻牛角尖，自我要求也高，但业务上总是出差错……”
比如说吸收储户存款，这是银行员工最基础，也是最核心的业务。在上司眼里，他确实做得很认真，但总达不到预期效果，哪怕叮嘱再三。
“最后往往需要我们老板亲自去客户那里，才能搞定事情。虽说前期是他打好了基础，但还是挺受打击的，他总怀疑自己能力不行，不适合做这一行……”
当上课长后，他负责起草项目计划，然后交给次长、分行长过目，但经常出现无法按期上交的情况。
“尤其是这次，他拖到最后也没交……我就跟他说，哪怕没写好也要交上来，否则工作都开展不了。可他怎么想的，他非得准确考量过经济环境，才能动笔写，而且还总不肯顺着上头的意思做出乐观预期。这家伙还说，不想写敷衍了事的东西，自己每天也苦恼得不行。”
B课长的前一个工作地点是千叶县的C市分行，我也去见了他当时的上司。听说他在C分行的时候，经常和这位上司一起打高尔夫球。
B课长在这里做贷款业务时，曾发生过一件事情。他的一个下属，在融资的合同上写错了金额数字，导致银行在法庭判决上遭受了经济损失，这自然和课长脱不了干系。
“那件事情有了定论后，我们银行在内部发了全国通告，说‘今后要万分谨慎，不要再犯此类失误’，虽然隐去了分行的名字，也不是他的直接过错，但造成的精神打击可想而知。”
就在B课长自杀前两个月，同事也看出他的状态不好，就很少叫他一起出去喝酒。但有天晚上，上司很罕见地叫了他，他便和其他同事一起去了家挂着红灯笼的小酒馆。
有个年轻下属坐在他旁边，清楚地记得课长喝多了酒，贴到他耳边，声音含含糊糊地，突然冒出来一句：
“工作太没意思了，真想上吊自杀啊，我活不久了……”
“不是吧，课长……别吓我啊……”下属年龄小，也判断不出这句话中有几分玩笑、几分认真。另一个上司回忆起来说：“他那时候还说，‘好向往《鲁宾孙漂流记》里的那种生活啊，真想去南海的孤岛上过日子’之类的。我还回应他，一样，都一样，我也想离开这个规矩多的社会，偶尔贴近大自然，去孤岛什么的也不错……”
直到那天早上，他上班前还和妻子交谈了几句。
“今天不想上班了……”
“那，就请假在家休息吧……”
“哎，不行……工作还没做完……”
她没想到，四十三岁的丈夫竟就此赴死而去。
悲剧发生后，银行方面才得知，B课长之前一直在精神科诊所看病。他担心被公司的人知道后，大家会把他当病人看待，影响晋升，对自己更加不利，所以拼命隐瞒。他的主治医师说，分行里好像确实没有人知道这件事。
“他第一次来，是自杀前十个月左右，当时已经确诊为重度抑郁，我建议他最好休假疗养。他总说事情太多，休息不了。作为医生，对他的离去，我感到很遗憾。”
读大学时，B课长组织过一个慈善团体，叫“一日一善会”，还帮忙清扫校园。他是个憨厚老实的人。银行的出勤记录上也可以看到，直到去世，他都没有缺勤过一天。不夸张地说，是工作毁灭了他。
课长去世后，银行的工作人员立即去慰问了他的父母，我听他们说了以下这样的话——
课长老家在九州南部的一个海边小镇。从市中心往南走，冷冻仓库和木材市场围着新建的港湾设施连成一排。面朝着宽阔的海滨路，有一家小卖部夹杂在蔬菜店和水果店中间，那里是课长的父母家。几个同事去的时候，看到店门口有位七十多岁的老妇人，围着围裙，正在收拾空箱子，摆放蔬菜。看年纪，推测是课长的母亲。
“联系老父亲的时候，他非常怨恨我们，一直说：‘我儿子那么优秀，连国家公务员考试都能通过，是你们银行不会用人！要是给我儿子安排更合适的职位，他肯定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也更能发挥能力呀！’”
年迈的父母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儿子怎么能狠心抛下妻儿，先走一步。这得是多痛苦啊！一想到儿子的痛苦，他们就难过得不行。
同事们胆战心惊，鼓起勇气打了招呼。老妇人果然是课长的母亲。她一个眼神望过来，大家都不敢出声，之后她转过头，继续做着手上的事情。
“我什么都不想说了。活到这个岁数，我从没有这么伤心欲绝。你们银行的人也打过电话了，说什么你们会继续努力，连我儿子的那一份一起，请他的老母亲也不要被打倒，也要继续努力……我和老头子，我们都不想再提那件事了，请你们回去吧。”
说着，老妇人掀起围裙一角，擦了擦眼睛，转身走进了店里。
在这个小镇的西边，有座小山丘，附近有一片新兴住宅区，都是崭新的独栋建筑。B课长的夫人就住在其中一栋中。门框上还挂着她先生的铭牌。同事们敲了两三下门，引得狗大声狂叫，她才稍微打开玄关旁的玻璃窗。
“请问您是……有什么事情吗？”她轻声问着。
同事们回应了一句，但狗叫得太凶了，她听不到说什么，轻轻拨开额头上的头发，才看清楚一些她的面容。听清来意后，她立即说，“我没什么好讲的”，声音虽小，但非常冰冷，转而迅速关上了窗。
就在这一事件发生的同时，中部地区的一家分行，也出了不得了的事情。
那是十二月末的一个星期一，严寒冬日，大雪纷飞，地上积了厚厚的雪。分行的D次长一般都来得很早，坐在一楼靠近金库的位子。但那天到了营业时间，他也没来。次长之前在东京工作，这次单身赴任，住在分行旁边的公寓。他每个月有一两次回东京过周末，有临时情况的话，都会打电话过来，然而那天并没有电话。
下属打电话去他公寓，也没有人接。他本是个很谨慎的人，所以总让人觉得事情不太对劲……那天，一直到营业时间结束，也没有他的消息。
第二天早上，行长收到了一封信。
给行长寄信的，正是前一天消失的D次长。
一个五十岁的男人，就这样不辞而别，我感到万分抱歉。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件事，我已经尽了全力……再次深表歉意。
信上写了这些，还零零碎碎地交代了一些事情，他负责保管的物件、钥匙之类的，都留在了银行，不小心带走了几张的士票，但已经撕毁作废。最后还写道：
我在这里正式提出辞职，还请多多包涵。
信封里还一起装着辞职信、身份证、职员徽章，邮戳显示寄出地是名古屋。
行长大吃一惊，赶紧检查次长的桌子，抽屉收拾得整整齐齐的。又给他东京的家里打了电话，他夫人说也陆续收到了六七封信，信中写着，虽然因为工作的事情被行长骂过，但绝不是行长所说的那样。但是，一切都事与愿违，有生以来，他第一次想到了死，虽然事情可能没有这么严重……
信上还这么写：
我眼泪控制不住地流下来，我没有勇气继续写下去了。事到如今，我心里只想死给你们看，让你们后悔一辈子。虽然我放不下孩子，房子也没还完贷款，我也只能希望他们好好活下去了。我要一个人，去遥远的地方，孤独终老，拜托你们不要找我。
行长看得一头雾水，这是什么意思？玩失踪？
次长夫人也从东京赶来，在公寓里见到了行长，说：“我真没想到，他一个人生活还收拾得这么井井有条，看来他状态真的不好。这些旧报纸，堆放得分厘不差，好像用尺子量过一样。”
桌子上有个笔记本，里面记着NHK养生节目的解说，其中有关于胃肠病的内容写得密密麻麻，字迹却极为规整。但无论怎么找，都没找出来蛛丝马迹。
夫人那天报了警，申请搜查失踪人口，之后一直等待着丈夫的消息。但直到过完新年，也没有线索。
行踪不明的D次长也毕业于国立大学，当年五十岁。
“他在我们总部的监察部门做了很久，是从分行营业厅岗位调过去的。工作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会不会因此造成了他的心力交瘁？不过，他是个喜怒不形于色的人，表面上一点都看不出他的内心波动。”
行长这么说道。信里提到的“那件事”，还有“被骂”，是指前不久，银行因为占地界线的问题，和旁边的业主发生了冲突。次长是负责人，非常烦恼，但也不是什么大问题，绝不至于人间蒸发。D次长是不是还有其他什么事情呢？
“对银行的人来说，五十岁，是最焦虑的年纪。”
他的同事如此说道。如今，大多数都市银行、大型银行，都把退休年龄推迟到了六十岁，但实际上，一般五十岁左右，早的甚至四十八九岁，就得接受“调职”命令，在银行的相关企业或是客户的公司安排个差不多的位子，做两年回银行后，没有合适职位，只能让你退休——这几乎成了大家默认的流程。
“可以拒绝调任，但两次就是上限，再推脱就只能降职，发配到鸟不拉屎的地方，或者干脆做‘窗边族’，基本上相当于处分。说什么‘银行不会倒闭’，那都是过去的神话，如今，竞争太激烈了。元老级也差不多是时候退场了，怎么减少人员支出，特别是中老年员工的支出是个大问题。”
D次长大概就是被这种冰冷的现实击倒了。
失踪一个月后，银行方面尊重他的辞职意愿，向其夫人支付了一笔退职金。而原因不明的次长失踪事件，也渐渐被大家淡忘了。直到六个月后，他突然出现——
东京某区，夜晚。从私铁站出来，穿过商业街走十二三分钟，可以看到一片外形相似的独栋住宅群，D次长的家就坐落在里面的一个角落。此前，他给这个家寄来了令人悲痛的信件后便失去踪影。
半年之间，杳无音信。然而某一天，他又突然回到了这个家里。
抛下工作，离开妻子，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无目的旅行，唤醒疲惫的身心——这大概是每个上班族都做过的白日梦，但被逼失踪的D次长，绝不是为了追求如此浪漫的梦想。而且，消失后，他又回到了妻子身边，只能说明这个五十岁的男人无处可去。怎么看，都很没面子，他会不会向我和盘托出心里的苦闷呢？
“生还”后，他找了家小公司上班。我到的时候，他还没回家。一直等到了夜里十一点，路上依然人来人往，才看到他抱着便当盒回来。
“你好，我是银行介绍过来的……”
刚开口，他就一下子靠在门边上，不想听我说下去。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很抱歉……我连家人都没有说……没办法帮你这个忙……”
他耷拉着头，关上了玄关窗户，熄了灯。
当然，在银行业，上吊自杀、抛家弃子，走极端之路的人肯定是少数中的少数。但是不是也可以推测，正是因为他们生存的商业空间里气氛太压抑，导致敏感脆弱的人无法承受，才走上不归路？这种压抑不只存在于菊江丈夫的银行，在日本，随处都可见被压得喘不过气的男人。就这一事件，我试着问过一个中年银行职员，他在另一家颇具实力的都市银行上班。
“其实银行都会把这些丑闻压下去，连内部员工都不知道实情。但就我所知……”他说着，列举了这两三年发生的悲剧，自杀、失踪，还有猝死，甚至还有被标榜为“战死”的。
他们位于大阪商业区的一家分行，之前发生过自杀事件。一个三十多岁的员工，因为苦恼“对自己没信心，觉得以后也难晋升”，竟然就在单身宿舍上吊了，还是个国立大学的精英。
东京南部的分行，一个四十多岁的课长和手下一名女员工一起失踪了。银行方面立即做了处分，开除了私奔的两人。
市中心繁华区的分行，一个三十多岁的已婚男职员，也和女职员一起失踪了。据说，他平时总抱怨“觉得工作没希望”。
东京都国电站的分行，一个四十多岁的课长代理猝死。同事说是过劳死。
同样是东京都内，私铁站前的分行，一个课长直接在公司猝死。据说去世的前一天，他还奋战在工作一线，是业内出了名的工作狂。
去见菊江的丈夫北见荣一之前，我听人这样讲：
“他啊，是个随和的人，平时很活泼，性格开朗。女人们都说，菊江的丈夫啊，真是个好男人。在家里，他还自己腌泡菜，自己擀饺子皮，做饭比他太太还好。”
是不是真像传言说的这么好，我决定去见这位分行长求证。他刚从外地开会出差回来，很快就给了我回复。据他说，和自己同期入职的有一百人，如今还在银行业的，估计只有二十人了。有的离职，有的被调任，也有人自杀。剩下的人里，做到总行部长，或者分行长以上级别的，只有七个人。可以说，北见是一百人里胜出的七人之一。
“不过呢，现在回过头来看……”
说到菊江突然陷入酒精依赖症，这位分行长，和我聊起了“丈夫的理由”。
北见荣一进入管理层，荣升分行次长，是在昭和四十五年（1970）。那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年代，大阪举办了世博会，每个人都在追逐着自己的梦想。北见当时刚四十岁出头，是最能干的年纪，又在公司里有了些地位，帮银行做企业融资，没有理由不拼尽全力。
“现在回过头看，我们年轻时那股拼命三郎的劲头，真的像傻瓜一样。但工作真的很开心啊，没办法。”
当时，北见是贷款部的次长，接手了一个协助融资的项目，是帮某大型造船公司旗下的承包企业贷款盖工业区。
那个年代，日本的造船业有很多国外订单，每日马力全开。不过，一旦大型造船厂的零配件跟不上，就会影响生产进程，造成巨大损失。所以，如何快速提供资材，成了形势所逼、亟待解决的课题。
原本，这些承包工厂分散在造船厂周边，但现在，必须将这些工厂集中在一个地方，造一个全新的工业区。
“当时，我们和各个承包企业的老板一起，开学习会，去其他工业区参观。看起来我们只负责融资，但其实从计划到完工，全程都有参与。竣工时，那种大功告成的成就感，到现在都忘不了。”
北见说，和手下一同经历了这些工作的艰难险阻，到最后看到完工的巨大船舶时，不禁想起自己为此而奋斗的岁月。看到船，就感觉自己也有一份功劳……
他说，如此醉心于金融业的工作，就是因为完成项目时的喜悦，太有魔力。
不仅如此，这个工作还有另一个魔力，让人非常享受……那就是男人间的友情，一起经历了人生百态的交情。
“我们和中小企业的社长、专务，都有很深的交往，可以说是男人的感情吧。即便现在，我出差去某个城市，一到车站就会给他们打电话，他们二话不说，立即就会赶来……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也是我觉得工作有意思的原因啊……”
北见说他有一个交心的朋友，就是在负责工业区的时候认识的。当时，朋友还只是造船公司的中层，现在已经做到了大企业的高管。
“到现在见面，他还总说，要不是你和我一起干，我也到不了现在的位子……喝酒啊，打高尔夫球啊，一通电话，我们排除万难也要赴约，就是这样的交情……所以，什么妻子已经在家做好了饭等我之类的，我们真说不出口，也不觉得是个太大的事儿。”
当菊江内心掀起万丈波澜的时候，丈夫正疯狂地工作着，甚至高声讴歌着人生价值，难怪就没有关注妻子了。
“一早出门，一直到晚上，不知道几点才能到家，做了晚饭也不吃，几乎天天如此。这样肯定会生气吧。内人也和我吵过，说‘家里不是旅馆！’我嫌麻烦，连架都懒得吵，她就更生气了，啰啰唆唆说个不停，骂着骂着累了，就喝威士忌，喝多了就睡。我这才舒一口气。当时就是这么过的。”
菊江对酒精越来越依赖的时候，她的丈夫北见却在职场上春风得意，从分行的次长升为行长。
北见回顾自己做行长的那段时光时如此说：“在漫长的银行生涯中，我的能力终于得到了认可，这也成为以后的资本，很有意义。”
然而，同一时期，菊江却如入牢笼，被无边无际的孤独包围着。
完成组织分配的任务，获得人生价值，沉醉于同甘共苦的男人友情中，为公司奉献自己的人生——如果说，这是成功人士的话，那菊江的丈夫北见荣一一定算一个。
然而，对于属于企业人种的丈夫来说，他所爱的对象，却不是妻子。他更关心的是工作，是他背负着责任感的工作。对其他事情，他并无兴趣。丈夫与妻子之间的距离，渐行渐远，直到丈夫眼里已看不见妻子的存在。荣一和菊江的关系走到这一步时，那个名为“酒精依赖症”的精神疾病，就像突然大响的警报声，在菊江体内达到顶点，不断摧毁着她的身心。
后来，菊江的症状日趋严重，甚至出现了幻听和幻觉。而今，经过疗养，她终于摆脱了这一切。对于曾经让她麻痹的酒精，现在也完全断念。清醒时分，她才重新看清楚她与丈夫之间的状况。
“他啊，是个不会、也不愿深入思考的人。”
菊江这么评价她丈夫，“人应该怎么活着”、“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这种问题，他不会想太多，也不会为此而烦恼。
“如果总是为这些问题烦扰的话，就不可能在社会上打拼，还成功了吧……这样一想，其实男人也挺可怜的……”
菊江清醒地看到了丈夫在社会上的生存方式，另一方面，也同样犀利地向内看透了自己。
“其实我最近在想，虽然我表面不屑于做那种在意老公职位，乐此不疲地给老公做好后勤工作的好太太，但实际上，我也是和他并肩战斗的企业战士……”
这句话另有深意。荣一在家里时，很少提起工作上的事情，甚至可以说是只字不提。但哪天在和上司、手下的交往中遇到了不顺，他偶尔也会抱怨一下。那时，菊江是怎么安慰丈夫的呢？
“‘这样子啊，但也只能忍一下了，这么辛苦也是没办法啊……’以前，我都会这么说。但其实，那不是鼓励，也不是安慰，是我打从心底在意他在公司的地位而已。我很清楚，我的幸福生活和他的稳定联系在一起。我表面上说得很识大体，其实不过希望他可以继续像个战士，在企业里披荆斩棘。我到现在才明白，我也和他一样，身处战争当中……”
菊江就这样总结了一番“夫妻为共犯”的理论。但现在，她似乎对丈夫多了些温存。
“我不会再对他说加油啊、忍一下啊之类的。他的缄口不言，让我也一样承受着压力，所以我选择对他沉默。如果我去理解他的感受，跟着他一起抱怨，‘这真的太讨厌了’、‘天啊，那家伙居然这么说’之类的，他的心情，也会在我这里得到宽慰。我如今才明白这一点，可惜，有点太晚了……”
菊江说着，无奈地笑起来。
荣一终于到了退休年龄。在如此漫长的年月中，菊江一个人承受了难以想象的巨大空虚，独自表演着无言剧。在这个剧里，她自导自演，思考着人生问题。
——我总是依赖着老公，等他回家，被他的生活节奏左右，靠缥缈的期待过着这一生。我到底为了什么而活，我仅有一次的宝贵人生，竟然就这么走到了尾声……
一直如此自问，却始终找不到答案，只能如暗夜行路一般，不知不觉陷入了凄惨的人生泥潭。只有在喝醉了、沉沉睡去的时刻，才能感到心安。还好，菊江终于走出了人生的迷宫。
“我和老公一起生活了二十六年，但经历了这么多，我们彼此之间还是会说，‘做了夫妻很多年，好像还是不太了解对方吧’……”
这对舞台上的夫妻，如今，终于开始面对面相互诉说着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