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分子杭方越,在革命群众眼里是死老虎,被扔在浙南龙泉山中烧窑,眼不见为净。没想到他自己送上门来,那怪谁?这是个命既大而又苦的人,从小颠沛流离,日本佬枪炮下几次死里逃生,绝处总有贵人相助。自幼受了杭家人熏陶,就成了一个不太有政治头脑的憨子。既然憨了,就憨到底吧,却又到底还有血缘里的那份聪明,一大半用在业务上了,一小半张开眼睛东张西望,就用到了不该用的地方上。在美院学的工艺美术这一行,刚刚工作,1957年大鸣大放,他提了条意见,说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生活不注意审美趣味,烧的一些瓷器过于粗糙,还不如明清时期的一些民窑瓷器精致,结果一总结,变成新中国的共产党还不如三四百年前的皇帝会当领导,这还了得?又加生父为汉奸,生母在美国,他不当右派谁当右派?发配浙南山中——你不是那么关心烧窑吗,我就让你烧它一个够!
好在方越跟着忘忧在山里也待了那么些年,也还吃得起苦。再加从小就跟着无果师傅烧过窑,大学里学的又是工艺美术,龙泉又是中国古代名窑哥窑弟窑的发祥地,杭方越在那里倒也是歪打正着。
这一去,就好像回不来了。哥窑弟窑的烧制法,已经失传了几百年,方越和同事们花了好大力气,终于在前几年相继破秘。山中一住十年,虽然户口还在杭州,但老婆孩子却都是当地农民。山里人倒也不曾对他白眼相加,他也算是过了一段平静日子。可怜终究是个倒霉人儿,屋漏偏逢连夜雨,老婆带着儿子上山劳作,竟被毒蛇所咬,来不及抢救,死了。方越痛苦了一番,想想忘忧哥一生未娶,在天目山做了守林人,不是也过了半辈子,这才活过心来,只是儿子杭窑太小,他一个人带不过来。正发愁呢,得荼来信,说他的养母茶女可以带杭窑,于是便跟了去。而他和他的同事们,也就在山里扎下根,继续恢复对龙泉窑烧制的课题研究。这次来杭,就是汇报这方面的进展。没想到一进机关大院就被拿下,临时套了顶高帽子就上了街。
游斗正酣,突然红卫兵们就散了,说是灵隐寺那边有行动,需要人力支援,他们把牛鬼蛇神扔在路灯初亮的十字街头就不管了。杭方越在山里时间太长,本机关有许多造反派竟然都不认识他,赶着牛鬼蛇神往回走,就把他给落下了。方越运动过得多,也有些老油条了,再说刚进城里,还不明此次红色恐怖究竟有多恐怖,傻乎乎地提着个帽子正四下里观看呢,一眼就看到了养父嘉和与二哥杭汉。
杭汉一把抓过他手里的帽子,快步往前走着,边走边说:“走得理直气壮一点,就当我们是造反派,专门去游人家街的。”亏他回到杭州才半天,就已经学会斗争了。
嘉和却问:“越儿,你怎么改名叫周树杰了?”
方越被这二位挟着走,边走边埋怨着:“我跟他们讲了我不叫周树杰,我叫杭方越。可是他们根本就不听我的,非把周树杰的帽子给我戴上了。周树杰是我们厅的领导,那年我的右派还是他定的,怎么我就成了他!我再回头看,他就排在我身后,戴着我的高帽子呢。我想换回来,红卫兵也不让。他们都不理我,当没听见。”
方越好像说着别人的事情,东张西望,突然站住,指着街对面一家店说:“这不是奎元馆吗?我一天没吃饭了。”
杭嘉和想,亏他这种性情,随遇而安,想得开,这十年才活得下来,换一个人试试?又想,也不知方越这孩子多久没吃过杭州城里的面了,这么想着,接过了那顶帽子,说:“走,吃虾爆鳝面去。”
他把高帽子随手放到门口,三人就进了面馆。这奎元馆的面,也是几十年的好名声了。革命,革命,总算还未把虾爆鳝面革掉。嘉和要了三碗,又对伙计说:“三碗都过桥。”伙计走开时,嘉和对方越、杭汉二人笑笑说:“今日越儿是辛苦了,汉儿又刚刚从国外回来,我请你们客,过桥。”
过桥面,或是杭州人的一种特殊的面条吃法,就是把面条上的料加足了另置在小盘中,用来下酒。嘉和要了过桥面,就是要请他们二位喝酒了。果然嘉和又点了一瓶加饭,说:“下次专门吃过,今日意思意思。”
杭汉虽和大伯几年不见,但他是最懂这老人心事的,喉咙就噎着,说不出话来,三人就先干了一杯。热气腾腾的面上来了,他几次举箸也难以下咽。他是不胜酒的,此时却陪着伯父一杯一杯喝。方越饿了一天,自顾填肚子,呼噜呼噜吞着面条,却问:“二哥,非洲比这里热吧,茶叶可生得好?”
杭汉一下子就想起了非洲,才离开了两三天,却恍如隔世。他不是一个善于言辞的人,但这时却强打精神,自己宽自己的心,说出的话倒像是首诗:“非洲怎么不热?一年到头都可采茶,每个月都可见茶花发,白花花的一片。我们在苗圃里插下茶穗,一年就有一米可长。到了雨季,茶叶就越发可看。茶园周围,那是一片片的火焰树,高高大大的,比街上游行的红旗还红。火焰树旁边,芒果树挂满了浅黄色的果实。香蕉的叶子,比门窗还大,一串串的香蕉,就挂在中间,就像一串串的眉月。还有一大球一大球的菠萝,像士兵一样,五步一岗十步一哨,立在茶园旁边——”
正说到这里,突听一声吼:“周树杰!周树杰!谁是周树杰?”
只见一个服务员拎着那高帽子走进店堂,猛地一声吼,那三人顿时半张着嘴说不出话来。眼看着杭汉的脸就唰的一下白了,方越突然就站了起来,却看见嘉和坐着,朝他笑了一笑。突然,方越就感到了一阵轻松,就像那年从深山里出来时第一次到杭家见到他一样。义父那没有了小手指的左手朝他挥了挥,他就重新坐了下来。那服务员却走了过来,警惕地问道:“谁是周树杰?”
嘉和却问:“请问,厕所在哪里?”
服务员用手指了一指,拎着高帽子回灶间去了。嘉和咧了咧嘴,说:“再往下说——”
“说什么?”
“说你的非洲啊!”
“噢噢,非洲,非洲的茶园旁边,还开满了合欢花。茶不是喜欢阳崖阴林吗?这些合欢花一束束地开着粉红的花,就是阴林。茶树上面成群地飞舞着长尾巴的金色鸟儿。我们的茶,在它们眼里,就是最美好的东方伙伴。噢,我差点忘了说,还有面包树,猴子最喜欢吃那东西。仙人掌长得比人还高,它开的花,那才叫好看呢,非洲啊……”
杭汉突然停箸不言了,看着他们,他看见他们的眼睛都已经是红红的了,自己的眼眶就一热,喃喃自语:“非洲……非洲……”
“被你那么一说,我真想去一趟非洲啊……”嘉和说,和两个晚辈碰了碰杯,一饮而尽。两个晚辈却停箸望着他——他们的目光中流露出崇敬的神色。这是大难临头时的成年男子对德高望重之人的依赖。杭汉一口气干下了这杯酒,就着眼泪,说:“伯父,吃了饭,我想到父亲家里走一趟。”
杭嘉平被封在院子里,既进不了他的屋门,又出不了他的院门——红卫兵可真能革命,拿大字报把他家的院子大门和屋门都糊了起来。好在七斗八斗一阵,皮肉吃点苦头,还未伤筋动骨,也许是看在得放的面上,还没拉他去游街,只是乱七八糟掳了一些东西,一声号令,就撤了。
8月份之前,嘉平是拥护这场革命的。要抓党内走资派,他想,这又何乐而不为。反正他也不是党员。有些党员干部,早就该这么冲击一下,头脑清醒清醒了。1957年是知识分子给他们提意见,还没怎么触及灵魂呢,就被一棒子打下去了,他算是侥幸过关,当时吴觉农先生也在政协,关键时刻保了他。不过他也没有少检查,想起那时候他杭嘉平竟然也有在大庭广众之下痛哭流涕之时,事后他汗毛都会竖起来。他想这还是他吗?还是那个搞工团主义、去苏联留学、参加过北伐的杭家二公子吗?从此以后,他再也不唱反调了。不用他唱,因为毛主席已经发现了问题,毛主席还是伟大啊,他不会因为1957年大鸣大放之后就对党内的严重问题视而不见。这次他不再依靠知识分子了,他依靠青年学生,依靠工农兵群众。群众和知识分子风格是不同的,群众什么也不怕,他们不但要触及人的灵魂,还要触及人的皮肉。从前那些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这下确实有他们的好看了。群众的怒火不是无缘无故就那么点起来的,他乐观地想。
要抓走资派,难免他们这些无党派人士也会吃点误伤,围攻起来一起批斗的事情也不是没有,但杭嘉平私下里愿意承受这种磨难。他想,要党改正错误,看来也只有这样猛烈地冲击一下了。谁知过了8月,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一发表,工作组联络组一撤销,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把军帽那么一挥,一切就迅猛地走向了极端。杭嘉平从年轻时代开始,就是一个思想趋于极端的人,年纪虽大,思想依然容易偏激。即使是他这么一个人,对这场运动的理解也已经走向了不理解。运动越来越激烈,范围越来越大,党内党外、各行各业、知识分子、工农群众,谁挨上运动的边谁就倒霉。最后弄到传统也不要了,学校也停课了,工厂也不上工了,街上出现造反派,所有的社会秩序、公德、规范、习俗,全都翻了个底朝天。到了这个地步,杭嘉平不得不想想,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着什么,而他自己,也正在面临着什么了!
杭嘉平最痛心的是他的得放。他没想到首先带着红卫兵来抄家的,会是他最得意的孙子。当他和一群黄毛小子黄毛丫头站在他面前,要他交出反动证据时,他吃惊地摊着手说:“我哪有什么反动证据!我革命都革命不过来呢,你们说话可是要有证据的啊!”
孙子冷笑一声,说:“你当我们革命小将是瞎子?这半个月来,你每天早上在厕所里塞什么东西?”
杭嘉平惊得背上的汗唰地流下来。这段时间,他确实是在销毁一些信件。办法也独特,先拿脸盆把信件泡软了,第二天一早倒到厕所里冲掉。他爱写信,自然回信也多,但1957年之后,他写的多是应酬之作,还参加了诗词学会,也无非是风花雪月加三面红旗罢了,他自己都觉得自己已经充满了遗老的头巾气。即便如此,这些东西他还是不敢留下,统统消灭在下水道里。有几回厕所被塞住了,他就让孙子来帮他通。他虽然没跟孙子说厕所为什么会堵,但也没有想过要隐瞒。没想到孙子就那么出卖了他。孙子竟然能从厕所里拣出一批信,那是黄娜从英国寄来的。孙子大声地叫道:“老实交代,你是怎样里通外国的?”
“那是你奶奶给我的信!”
“谁叛党叛国,谁就是我不共戴天的敌人!”得放突然叫了起来。杭嘉平活到六十五岁,此刻真是如梦方醒,盯着孙子得放,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杭嘉平住的院子,在解放街的马坡巷小米园后面。这小米园,传说是宋代大书法家米芾的儿子米友仁的故居,后来又成了清代大诗人龚自珍家的院子。平日里,此处也是一个闹中取静之处,杭家又是个独门独院,被画家黄娜悉心收拾,很是像样。如今造反不过月余,院里院外,摊得一世八界。各家墙头和门上贴着一张张的标语和大字报,大字报上的墨水还是湿的,流下来一条条的,像是被雨淋过了一样,人名上打着红叉叉,那红颜色也是湿的,流下来,像血,殃及南廊下的一只八哥,也被“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了”。现在整个街巷突然一下子冒出来那么多打着红叉叉的人名,那情景,不能说是不恐怖的了。
白天来抄家的时候,大门口来来回回地集聚着一群人,冲进来也是着实地看了一会儿热闹,后来大门被封上了,院子里反倒安静了。现在是夜里,残月东升,杭嘉平当院而坐,就着天光,还能看到挂在晾衣服的铁丝上的那些红红绿绿的标语,东一条,西一条,就在风中轻轻地舞动。间或,他还能听见院角处有泼剌泼剌的水声。他想起来,那是黄娜从前在院角建的金鱼池,被小将们砸了,水漏得差不多了,那些半死不活的金鱼正在挣扎呢。
反正家里也进不去,他不知道自己此刻还能干什么,什么也不能干了,就去救那些金鱼的命吧。
院里还有一个自来水龙头,所幸还未被砸了,嘉平正接着水呢,就听后门钥匙响。这扇后门自黄娜走后,就没有再被开启过。嘉平神经绷紧地想,是不是小祖宗又回来了。他自己都不敢想,他竟然会突然之间怕起他的孙子来了。
推门进来的,却是已经三年未见的儿子杭汉,他激动地冲了上来,抓住父亲的手就说:“让我看看,让我看看,他们打了你哪里?”
父亲的头就晃着,躲来躲去,说:“门都封了,瞧你回来的好时候。”
杭汉这才说,后门还有人,是伯父,专门来看他的,不知道要不要紧。嘉平说估计今天夜里不会再有人来了,赶快让嘉和进来。杭汉又说,还有一个人呢,方越,他能不能也进来?
自从方越做了右派,嘉平就再也没有见过他,算起来已经十年了。嘉平一跺脚,说:“横竖横拆牛棚,都进来。”
话音刚落,身材偏矮的方越就搀着瘦高的嘉和,出现在院子里。大家愣了一会儿,无言以答。好一会儿,嘉平方说:“惭愧惭愧。”
嘉和连忙摇手,答:“彼此彼此。”
“屋里封了门,进不去了。”
嘉和说:“找个角落就行。”他们移到金鱼池边,摸索着坐了下来,说:“人活着就好,还能说话就好。”又说:“越儿,看看你嘉平叔,多少年没见到了。”
方越鼻子一酸,叫了一声嘉平叔,就蹲了下来。
杭汉团团转了一圈,想撕了那哗啦哗啦挂在空中的标语字条,又吃不准,手都伸出去了,看到上面写着“打倒国民党反动军官杭嘉平”,便问父亲:“这是谁那么胡说八道?”
嘉平摆摆手,生气地说:“让他自己回来撕!”
杭汉知道父亲指的是得放,叹口气说:“还不如前几年跟着黄姨去英国呢。”
“她是一向做逃兵做惯的,哪一次不是国内有些风吹草动,她就想往国外跑。你看你妈,那么多年,她出过杭州城吗?”
杭汉想,也许并不是国内的那些风吹草动让他的这位后妈走的,也许正是父亲刚才的那番话才把她气走的呢。二三十年过去了,杭汉的这位岳母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对嘉平前妻的忌妒。杭汉由他的岳母想到了他的妻子蕉风。蕉风十九岁就成了他的妻子,二十岁就生了得放,现在也还不到四十岁。她一向习惯了在杭汉的羽翼之下生活,她怎么对付得了这样的冲击呢?一想到蕉风那双有些木然的大眼睛一动不动地睁在她的眼镜片后面,杭汉心里就发急了,说:“也不知他们会把蕉风怎么了,会拉她去游街吗?”
“他们又不是要整她,只不过是要通过她整你罢了。你倒是把自己要回答的问题理一理。”
“笑话,我是什么人,谁不知道?别人不清楚还好说,这两个毛孩子也跟着瞎起哄。”
杭汉还是忍不住地站起来,要去找得放。他要他向爷爷赔礼道歉,还得让他把大字报揭了,要不一家人还怎么进屋?总不能造反造得不让人吃饭睡觉啊!
杭嘉平摇摇手说:“你几年不在家,你这个儿子可是生出大脾气来了。他若连我都敢造反,我看也不见得就会理睬你的了。他从前除了相信我,就是相信得荼。现在是不相信我了——”
“得荼他也不相信了。”嘉和轻轻叹了口气,“两兄弟碰到一起就吵架,喉咙还是得放响。”
“这有什么奇怪。你看你儿子,刚才把我批斗的。”嘉平用手指指他头上的一个紫血包。杭汉心都拎了起来,抽了口凉气说:“他打的?”
“谁晓得是谁打的,反正是他带来的人打的,说我是红茶派,红茶是专门给‘帝修反’喝的。我心里想,真要批判红茶派,还不是得先从你爹批判起。那年是你跟我谈了国内红茶出口的情况,我才在政协会议上做了个提案的。”
“这话怎么说呢,扩大红茶生产还是吴觉农提出来的,莫不是他这个当过农业部副部长的人也是红茶派,也要挨批斗了?”
“当过部长算什么,吴老现在还是全国政协的副秘书长。比他厉害的人,还不是名字上都打叉叉了?”
杭汉就更不明白为什么要搞这场运动,但他非常清楚什么是红茶派。1950年12月,得放的母亲在杭州家中分娩生得放的时候,他正在杭州参加全国各地茶叶技术干部集训。开学第二天,吴觉农先生的报告,内容是关于中国与全世界红茶生产趋势。正是在这次报告中,杭汉知道了国外红茶的市场。当时的需求量是二十四万担,而我们的实际生产只有十四至十五万担。杭汉还清楚地记得吴先生的原话:至于国外市场上的需要,特别是苏联红绿茶的消费,红茶要占75%至80%,其他新民主主义国家,如民主德国、波兰、罗马尼亚、捷克、匈牙利等都需要红茶,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和美国需要的也是红茶。杭汉记录下这些国家的名字时,一点也不曾想过,把苏联和美国放在一起有什么关系。正是那次回家之后,家人告诉他,蕉风已经被送到医院去了。他和同样兴奋的父亲跑到了产房门口,在等候新生命出生的那个空隙里,他们也没停止对建设新中国的热情探讨,谈到锡兰这个国家还没有我们浙江省大,但我们中国的红茶生产只有他们的三分之一。国际市场对红茶的需求,占全部茶叶需求的90%。正在这时,婴儿出生了,孩子那张小老头一般的红脸出现在他们面前时,刚过天命之年的杭嘉平激动地说:“中国人民得解放,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得荼,就叫他得放吧。”
今天,就是这个得放,把苏联、美国和他杭嘉平一锅端了。他不但封了他的门,还让人在他的大脑门上砸出了一个包。他们祖孙两个一向亲密无间啊。就像杭汉一点不理解那个陌生的营业员为什么那么恨他一样,杭嘉平也不理解,为什么他的孙子会这么恨他——嘉平突然激动起来,仿佛忘记了儿子刚刚从非洲回来,盯着儿子,又盯着哥哥,问:“这句话只有今朝夜里蹲在门角落里问你们了,这是为什么?啊,这样弄,到底是为了什么?”
他的声音忍不住又要响起来,嘉和站了起来,用手压一压,说:“轻一点,轻一点,要熬得过去,要熬得过去……”
杭家这四个男人,同时蹲了下去,谁都不再说话,却就着天光,捞起那些半死不活的金鱼来了。
杭得放并不是一开始就决定批斗爷爷杭嘉平的。他并没有什么批斗目标,只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必须行动了!必须批斗了!必须造反了!
前不久杭得放与堂哥得荼交换过对运动的看法之后,的确是打定了主意,暂时看一看,不以眼下的得失论成败。他自信这场运动不会只给孙华正之流一个舞台。他应该学一学得荼,应该沉得住气。然而他太年轻了,世事太瞬息万变了,造反太突然了。总而言之一句话,革命太伟大了,大出了一切年轻人的梦想。一夜之间,全班每一个人都有了自己的战斗队,干部子弟跟着董渡江去了,工农子弟跟着孙华正去了,黑五类子弟灰溜溜地回家陪斗去了。一小撮中间的红不红灰不灰的子弟们,自己集成一个小堆,一边有心无心地说着话,一边脸上挤出一种讨好的笑容,朝各个阵营里探头探脑。得放刚刚走进教室,他们中的一个就焦急地拉住他的胳膊,说:“杭得放,他们都行动起来了,我们怎么办?”
得放打量了一下他们,心想,我就落到了这个地步,落到了非得在“中间”安营扎寨的境地?他放眼望一望革命格局,发现果然没有一个人要理他,他就有一种虎落平阳被犬欺的英雄末路之感。但他还不甘心,要做最后的斗争。他环顾周围,知道孙华正根本不可能要他,眼看着只有那飒爽英姿的董渡江还有些缝隙可钻。他就朝她那公社妇女主任般健壮的背影走去。他屈尊挤进董渡江的队伍要说话,可是别人不听,别人用一种陌生的目光审视着他。董渡江一张一合着她那辽阔的大板牙,严肃地问:“你家里的问题搞清楚了吗?”
“我家,我家有什么问题?”
“你难道还不知道?你父亲有历史问题,你母亲单位也准备审查她了。”
“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老实告诉你,我刚刚外调回来。你父母的单位,我们都去过了。”
“去我父母的单位?”
“怎么,去不得吗?”孙华正咄咄逼人地说。
“可我是和我爷爷住在一起的。”得放想了想,搬出一张挡箭牌。不料那两人都冷笑起来,说:“你就别提你那爷爷吧,政协门口自己去看看,你爷爷的大字报大标语多到天上去了。”
得放咽了口气,又咽了口气。他知道,如果他不那么连续地咽气,他会冲上去咬他们一口的。咽气的结果,是他压低了声音,问道:“你们是说,我不配做无产阶级革命派了?”
“忠不忠,看行动!”
杭得放绝望地想,怎么看行动,该批斗的牛鬼蛇神都让人揪走了,该成立的战斗队都成立了,他还有什么可以行动?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证明他是红色的、革命的、纯洁的?
他环顾四周,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就像一头饿狼一般到处寻找食物。他突然看到了那双眼睛。那双眼睛,恐惧地善良地望着他,眉头皱了起来,痛心的样子让人永生难忘。千钧一发之际,命运给杭得放送来了那条大辫子。看样子这的确已经是全班唯一的一条大辫子了。他本来不是应该倾慕于它,爱它,拥有它吗?然而他却对它一刀两断。杭得放举起放在桌子上的一把剪刀,突然大吼一声:“我让你们看我的行动!”
他扑了上去,一把抓住谢爱光的那两根辫子,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飞快地铰了下来,提在手上,大声地叫道:“这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这是‘四旧’,革命的同学们,跟我走,造反去!”
他就这么提着两根辫子冲出了教室,后面一阵排山倒海的欢呼声,杭得放的气势压倒了众人,征服了众同学,连孙华正也向他拍手致意,他成功地在最短的时间里再次成为学生领袖。他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出好远,听到了教室里传来了一阵惨叫,他的心,就在那惨叫声中剧烈地跳了起来,然后一直往下坠去,坠去,坠得他眼中逼出了泪水,他想:这就是革命的泪水,造反的泪水,革命就是人民的狂欢节,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他挥着辫子回过头来,连蹦带跳地喊着口号,又激动又茫然地想:到哪里去造反呢?到哪里去抄家呢?他们已经来到了十字街头,有许多过路的群众以及也在游行的队伍都停了下来,看着他。同学们开始停下脚步发出追问:“我们去哪里,我们去哪里!”董渡江问他:“杭得放,革命的下一个目标在哪里?”
杭得放盯着手里抓着的那两根黑油油的大辫子,辫子的下端是两根绿色的细绒线的发绳,他应该想到他的下一个造反目标在哪里,可是他却无法控制自己去想:为什么绿头绳可以配黑头发呢?为什么家里的厕所老是堵塞呢?然后,他就声嘶力竭地举起双手喊道:“战友们,跟我走,抄我的家去,冲啊!……”
现在的杭得放也并没有回家的打算。这是一个被清算的家,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之家。他现在要做的首先就是和这样一个家族划清界限。另外一方面,他的革命行动也很忙。杭州大中学校一批红卫兵正在筹备成立红卫兵司令部,他也终于成为他们的联络人之一。晚上是他们开会的时间,不料临时被赵争争从女中派来的人叫走了。他还以为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没想到是让他用自行车把妹妹迎霜接回去。赵争争在日光灯下面的脸色苍白,她有些神经质似的在屋里来回走着,不停地说:“你要对你的妹妹说,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接着她又不满地说:“她离一个革命者太远,你不应该让我来带领这样一个革命素质太差的人。”得放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惶恐地说:“不过她的确还是小了一点。”赵争争叹了口气,说:“她在医务室里,把她带回家吧。”
但是他没法把妹妹直接送回羊坝头,妹妹手里死死捧着那只大茶炊,两眼发直,全身发抖,像是受了巨大的惊吓。他反复问她,发生了什么事情,她就是不说。还是旁边的人告诉他,今天学校斗一个隐藏得很深的历史反革命,那家伙像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怎么斗他也不交代。鞭子也抽过了,喷气式也坐过了,大牌子把脖子也快挂断了,他就是死不承认。正好迎霜手里还抱着那个茶炊,几个女红卫兵里,就有一个人,举过那茶炊就往那反革命身上砸去。杭得放一时听得热血沸腾,问砸过去后那老反革命有没有招,回话的那人叹了口气,说:“招什么呀,他就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去了。”
死了!杭得放想,他有一点茫然,有一点惋惜。他没有亲自经历这样的场面,却让赵争争经历了,他这才明白为什么赵争争反复强调革命是暴烈的行动。他想起了这段话的出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想,可惜现在是没有地主的牙床了,否则他也是一定要上去打一打滚的。
迎霜却被这暴烈的革命行动吓傻了。得放怎么给她背毛主席语录都不行。她只是一个劲地磕巴着牙齿说:“回家,回家,回家……”杭得放想,抱着这么一个大茶炊,怎么回家啊。他想把这修正主义的破玩意儿扔掉拉倒。谁知迎霜就像杀猪一样地尖叫起来。得放也是实在没办法,只好先回爷爷家,把茶炊扔了,随便拿几件换洗的内衣裤,再送妹妹去羊坝头——噢——不是,是送妹妹到硬骨头巷去。
进家门还真是费了一些工夫,整个大门都被大字报封住了,得放又不能扯了它们,就蹲在那里一点一点细心地剥,剥得像个门帘子,才掀开爬了进去,然后,再把那抱着茶炊的迎霜拖了进来。一进院子,他一把夺过那茶炊就往墙角扔去,边扔边说:“这下回了家,你该扔了这修正主义的破玩意儿了吧。”
只听迎霜一声尖叫就朝墙角冲去,她叫了一声爷爷,得放这才看见月光下墙角边靠着的四个身影,再定睛一看,指着方越就叫:“你,你这个右派分子,你怎么还敢到这里来!”
从前方越回羊坝头,也是常见到得放的。得放不像得荼,他对方越总有些心不在焉,但总算还客气,一声越叔还是叫的,他想不到得放会对他这样说话,一时心如刀割,条件反射一样,身体一弹,嚅嗫着:“我这就走,我这就走……”
嘉平一把拉住方越的手,说:“我还没被扫地出门呢,这还是我的家!”
杭汉也忍不住了,说:“得放,得放,你给我住嘴!”
杭得放看见父亲,突然大爆发,跺着脚轻声咆哮:“都是你们!都是你们!都是你们!”
“都是你们”下面的内容实在太多,只好省略了,黑夜里这压抑的愤怒的控诉声,就在这刚刚被荡涤过的院子里回荡。然后是一阵长长的沉寂。好一会儿,方越说:“我,我,我走了。”
一句话也没有说的杭嘉和这时说话了:“一口茶总要喝的。”然后才对得放说:“你把屋门的大字报给我们处理掉,我们要进去。”
“一千个做不到!一万个做不到!”杭得放庄严地宣告。
“你去不去?”
“不去!”
“去不去?”
“不去!”
突然,杭嘉和拎起那桶放金鱼的水,嗨的一声,夹头夹脑泼到了杭得放的脸上。然后,他伸开那个只有半截的小手指,一字一顿地问道:“你、去、不、去!”
被一盆凉水浇得一个透心凉的杭得放,突然心里有一种焦灼后的妥帖感。星光下水珠成串地隔着眼帘往下落,看上去仿佛眼前的那四个影子都在流泪。就那么呆若木鸡般地怔了一会儿,得放顺从地去扯那些大字报了,三下两下,就打开了封着的门,说:“好了。”
然而大家都没有回答他,都没有进去,都沉默地盯着他。现在是他嗫嚅了,他说:“明天人家问,就说是我拿东西打开的。”
影子们依旧盯着他,不说一句话。得放开始觉得自己的脸上麻麻的,有热泪在流。这种伤心的感觉已经久违,且不合时宜。他被自己的乱作一团的爱恨交加的感情扯裂着,又为自己而感到耻辱。他哽咽着,说:“我走了……”转身就推开了大门,大字报门帘就一阵风似的被这少年带出的力气推出好远。院子里的影子们依旧一声不响——发生的一切令人心碎,还会发生什么又不知道……
迎霜突然尖声哭叫起来,断断续续地说:“死了……用茶炊砸死了……用茶炊砸死了,爷爷……”
大人们又拎起心来,问:谁死了,谁被这茶炊砸死了?什么?是陈老师?谁是女中的陈老师?
嘉和突然就眼前一阵发黑,朝天上看,星星噼里啪啦冒着火星直往下掉。他颤抖着嘴唇,半天也没有把陈揖怀三个字吐出来,就一下子坐倒在地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