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茶学家杭汉，自马里首都巴马科乘飞机归国，在北京待了一天。或许因为时差，他尚未从某种恍惚状态中恢复过来。

杭汉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马里独立后的第三年去那里的——黑人兄弟想喝在自己土地上生长的茶，他们的愿望得到了茶之故乡中国人民的支持。茶，到底是种出来了，被命名为49-60号，显然与两个国家的建立年份有关。49-60号长势特别好，插穗一年就可抽长一米，每个月都有乳白色的茶花悬挂枝头。作为主攻茶叶栽培学的中国学者杭汉，在那个懒散而又好客的热带国家里，分外地享受着荣誉和承受着别情了。

在国外从事茶叶工作，回头看东方，遥远得像梦，中国就带上了马可·波罗般的传奇色彩。西非内陆的茶园又大又静谧，叫你无法想象“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现实含义。杭汉亦不是一个耽于玄想者，他的房间里挂着一副对联：和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对稻粱菽麦黍稷下功夫。那是茶学教授庄晚芳先生在他出国前赠送的，说是他早年立志学农务茶时的座右铭呢，杭汉也就把这种务实精神拿来做了自己的座右铭。

故而，人到中年的杭汉，通过各种途径听说的国内局势，不过是一个令人既感不安又生猜测的问题。杭汉模模糊糊地想到这十几年来的历次“运动”，在国外，这两个字的尖锐感，被距离磨钝了。

恢复感觉是需要氛围的。此刻，杭汉站在根本进不去的天安门前。盛夏8月，红旗翻飞，人山人海声浪如啸。所有的人都在叫喊，用的那一套词语，是以往运动中都没有用过的。杭汉除了听清楚了“万岁”和“打倒”，其他都还不甚了了。他不由想起了杭州的一双儿女，他无法判断他们会不会也在其中——他已经在西非待了好几年，最后的那几个月，他想家想得很厉害。可是眼下他站在首都北京，站在红浪终于退去的天安门广场，夕阳西下，华灯初放，他看到一卡车一卡车从广场上捡起来的在欢呼中被挤掉的红卫兵们的鞋子，竟一时找不到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感觉了。

这种找不到感觉的感觉，一直从北京延续到上海，又从上海延续到杭州，直到他挤掉了衬衣所有的扣子，从火车车厢的窗口狼狈地跌出，终于站到了月台上。

尽管他把国外带回的东西都暂寄在北京朋友处，但火车上依旧挤得一天一夜没地方坐。他累极了，而妻子黄蕉风果然没有来接他，关于这一点，他早有思想准备。他们虽生有一双儿女，但在杭汉的心目中，他始终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他是把蕉风当作大女儿来看待的。她总是出错，没有他的照顾，这个胖乎乎的女人的生活，就像她的近视眼，终日懵里懵懂。杭汉激动地想念着家人们，步行从城站穿越半条解放街。虽然满街都是“万岁”和“打倒”，以及五花八门的游街队伍，但没有影响杭汉思家心切的情绪，他折入中山路，在快到羊坝头的一家菜场里，竟然还发现了集市上的半木桶黄鳝。杭汉心头一热，中国人的感觉，杭州人的感觉，一下子就回来了。

称了三条本地大黄鳝，按老规矩，杭汉请营业员烫杀了再带回家。他记得菜场旁边有家老茶馆，老虎灶上有现成的开水。杭汉与伯父同住，知道伯父喜欢吃炒鳝丝，但全家人没一个会杀，以前杭汉买了黄鳝，都是在那里烫杀了拎回家的，多年来也就成了习惯。

杭汉不知，此一回破了祖宗多少规矩，连烫杀黄鳝也一并破了。女营业员是个少妇，刚才卖黄鳝时就很不耐烦。菜场里成分比她差的人都造反游行去了，单把她留在这里抓这些滑腻腻的黄鳝，心里不平衡。想迁怒，正恨着没有机会呢，机会就找上门来了。她定定地目击了杭汉片刻，用大拇指戳戳后墙，嗓音嘶哑地喝道：“你给老子看看灵清，什么年代了，还要我们革命群众杀黄鳝？啥个成分都没查就卖给你，已经便宜了。你听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是杀黄鳝！”

杭汉先是吃了一惊，手提着那几条黄鳝一时发愣，后来便有些生气。杭州，出苏小小的地方，女子都该如西施一般的，怎么可以手指戳戳，老子老子，一副青洪帮的吃相！杭汉自小在温良恭俭让中长大，在国外待的时间长了，又是茶学权威，别人也是当他一个人物来对待的，这样听人说话，倒还不曾有过。援非的中国人，虽然也离不开政治学习，但也不曾发展到日日背诵语录，故而孤陋寡闻，竟不知刚才那段“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乃是今日造反天下的口头禅。一时语塞，愣了片刻，才轻轻地回敬了一句：“你这个女同志，这么说话，什么意思？”

谁知那女子就蹬竿上房，秤盘扔得震天响：“你你你，你这个‘现反’，竟敢说毛主席的话什么意思！抓你到造反司令部去！”

“现反”！杭汉狠狠地眨了一下眼睛，才想起来“现反”就是现行反革命。这下子，杭汉可是真正地碰了个顶头呆——怎么买了几条黄鳝的工夫，他就成了现行反革命。正不知如何是好，一旁有人来拉劝他，边推边说：“好了好了，这位革命群众看样子是跟不上飞跃发展的革命形势了，赶快回去斗私批修，再不狠斗私心杂念，就要戴高帽子跟牛鬼蛇神一起游街了。”

杭汉认出来了，拉他的正是开茶馆的周师傅，从前在汪庄当伙计的，抗战前夕他还请他们杭家人在三潭印月喝过茶的，杭家和他向来就熟。他不解地边走边说：“这位女同志是怎么啦，为什么这么恨我？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嘛，1964年我出国前全国人民都在学习雷锋，大家见面都是笑嘻嘻的嘛。”

周师傅边拉他到拐角处的老虎灶旁，边说：“杭老师你就再不要多说一句话了，今日要不是小撮着伯让我拉了你出来，说不定一顶高帽子已经戴在你头上，铴锣敲敲游街去了。”

正说到此，小撮着就在老虎灶旁的旧八仙桌后立了起来，用脚踢开了长凳，说：“我眼睛不好，也没看出是汉儿。不过听声音看做派，必是我们杭家人。”

杭汉见是小撮着伯，虽是老了一些，精神却是好的，便着急地说：“撮着伯你也进城来了，亏了你拉我过来。我出国几年，家里的事情都接不上头了。”

小撮着伯用手指了一下周围，说：“莫提你出国几年，连我这日日在家门口拄着的人，也接不上头了呢。”

周师傅连忙为他们二人冲了茶，摆着手压低声音说：“撮着你也是管不住自己这张嘴，小心被红卫兵听见，抓去游街！”

“老子1927年的老党员，老子革命的时候，这群毛孩子的爹妈还不知在哪里穿开裆裤呢，老子怕他们这些小猢狲屌毛灰！”

“你小撮着是1927年的老革命，我周二可没有你的光荣历史可以拿来吹。不要到时候你掸掸屁股就走，连累我这老虎灶也开不下去。”

杭汉见周师傅一边在老虎灶前为他烫杀黄鳝一边那么说，心里过意不去，就说：“不会的，不会的，公私合营那会儿，我们忘忧茶庄都合营掉了。记得当时你也想合的，没地方合，这才留下的嘛。”

“杭老师，你真是不知今日天下如何走势！我已经看出来了，这根资本主义尾巴，割了多少年，这一回算是真正保不住了。”

周二这么说了，杭汉倒是有些上心，这才抬头仔细看那老虎灶。老虎灶的炉面是平的，下埋大锅，靠里砌两口小锅，远远看去，小锅似虎眼，大锅似虎口，那通向屋顶的一根烟囱，倒是像煞了一根老虎尾巴。旁边又置着几张八仙桌，配着数条长凳，这便算得上是茶馆了。杭汉还能记起那老虎灶旁贴的一副对联：灶形原类虎，水势宛喷龙。如今这副对联已经换得一新：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虽然这资本主义的尾巴说割就割，但此刻既未割，那尾巴上便依旧坐满了看热闹的人。从前茶客相坐，谈的话题，天一句地一句，什么都有，杭州人称之为说大头天话。这个大头天话里也是包括革命的。但从前在茶馆里阔谈革命，毕竟多为风雅，不像今日，除了革命，茶馆里也没别的主题可以阐发了。杭汉边喝茶，边等着周二和撮着帮他收拾黄鳝，边听人们评点眼下局势，听一个茶客搭腔：“我们街道有个女人，一个人守着个儿子过，人也漂亮，脾气也好。昨日红卫兵去她家抄了，说是台湾特务呢。我去看了，嘿，那才叫挖地三尺！把地板都撬完了，说是要查那发报机呢。”

“查出来了吗？”众人就心急地问。

“要那么好查，还叫台湾特务吗？”说话的不屑，“那女人也是硬，红卫兵拿皮带抽，也没把发报机抽出来，我看就差上老虎凳了。可惜不是白公馆渣滓洞，那女人也不是江姐。最后几个小将也急了，说她是花岗岩脑袋死不开窍，浇了一头的沸水……”

听到此，众人不由轻叫起来，说：“亏这些小将想得出！”

茶客站了起来，抖抖手里的小彩旗说：“你们呐，都记着，这碗茶也喝不上几天了。保不定一会儿来群红卫兵，也往茶桌上泼那沸水。你当我们这样二郎腿跷跷，茶杯托托，是什么人？统统都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要打倒在地再踩上一只脚，一万年不得翻身呢。”

他这么说着，就扬长而去。杭汉心里忐忑，想问问那人是哪个街道的，张了张嘴，也没有开口。眼前发生的一切，令他摸不着头脑，也让人恐惧。他有一种万丈高楼就要一脚踏空的不幸的预兆。现在他已经彻底忘记了非洲——真不可思议，他离开那里才两天，就已经无法判断，那个黑非洲中的绿色茶园，究竟是现实还是梦了。

头上不远处钟声响了，是熟悉的钟声，青年会的钟声，是他杭汉青年时代的英勇无畏的象征。可是，此刻他手里拎着一串杀好的黄鳝，却茫然失措。他看看东又看看西，一双脚不知道往哪里挪。他记挂着杭州所有的亲人，既想往羊坝头走，又想别过头到解放街，那里住着他的亲生父亲杭嘉平和他的宝贝儿子。父亲是政协委员，也许从他那里，能得到一点局势的内幕。

就听口号与铴锣又密密响起，但见一队人马便浩浩荡荡地杀将过来。那领头的小将，一身军绿，一边倒走，一边叫喊，黑发一耸一耸的，背脊上一大片的汗渍。因为不停地挥手，皮带扎着的衣服下摆都耸上去了，在腰上拧成了一团。游行队伍一圈是用绳子围起来的，前面绑着些牛鬼蛇神，挂着大牌子，戴着高帽子，个个都弄得奇形异状，恐怖古怪，像是古装戏里被押赴刑场的囚徒，只是自己敲着铴锣开道罢了。后面，倒像是开了一家流动的成衣铺子。两个人一排，一头一尾地扛着晾衣服的竹竿，竹竿上挂满了花花绿绿的衣服，有貂皮大衣、缎子旗袍、高档呢料子的西服。人群一下子就挤成了堆，杭汉被他们裹挟在其中，看着看着，耳朵就嗡嗡响，眉毛上的汗直往眼睛里掉。不知怎么的，他瞧着这些东西怪眼熟。

小撮着在旁边对他耳语：“你看看你看看，如今的人革命真是容易，把人家屋里的衣服抄出来到各处亮一亮相，也没有国民党蒋介石来追杀，这算什么好汉？我们那时候才叫提着脑袋——”

杭汉一边擦着汗一边说：“小撮着伯，你给我上去仔细瞄瞄，那件灰呢大衣旁边，捧着个暖锅一般的东西走着的姑娘，我看看有几分像我们家的迎霜——”

小撮着脚一踮就回过头来说：“不是迎霜还能是谁？你看她手里捧着的那个东西，你仔细看看，不是那年你上苏联专门买回来煮茶的？你爸爸喜欢，你就送给她了。”

“莫非这个茶炊也成了‘四旧’？”杭汉还是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还有一层不相信他没有说出来——他的那个和她妈妈一样胆小的女儿迎霜，竟然敢捧着个茶炊——那东西可不轻——走在斗志昂扬人群簇拥的大街上。

小撮着跺脚叹气说：“你这个人啊你这个人，那年你刚刚捧回这个东西，我就说了这种洋货没意思。苏联修正主义赫鲁晓夫他们用用的东西，你拿来用干什么？还不是用出祸水来了！”这么说着就一头钻进人堆里，找迎霜去了。

杭迎霜手里捧着的那个茶炊，俄语称为“沙玛瓦特”，是紫铜锻制的。那年浙江农业大学茶学系教授庄晚芳先生带国外留学生，首先就是从两名苏联学生开始的。杭汉第一次从他们那里听说茶炊，回家向曾经去过苏联的父亲请教，父亲对那渗透俄罗斯风格的茶炊大加赞赏。以后他作为中国茶叶代表团的成员出访苏联，千里迢迢地就专门背回来一个，送给了父亲。没想到今日竟然在8月的骄阳下，由自己的女儿捧了出来示众。他满脸发烫，汗如雨下，后背却唰的一阵凉到了前胸，此时女儿已出现在他面前。

1956年，杭汉与他的同事们刚刚培育出了一种小乔木种的茶树优良品种，因在霜降之后仍有新芽萌发，故名迎霜。回到杭州，妻子在医院生下了一个姑娘，正等着他取名呢，他看着姑娘的小胖脸，说：“就叫迎霜吧。”

迎霜比三年前高出了一大截，胖乎乎的，像她的妈，但一脸的紧张，看不出见到父亲时的喜悦，只是睁着大眼睛说：“是哥哥叫我来的，是哥哥叫我来的！”

“你哥哥呢？”

迎霜指指那个已经蹦远了的领头喊口号的红卫兵，杭汉可真正是一点也认不出他来了。

“你们把爷爷家给抄了？”杭汉的声音变了调。他这才醒悟过来，怪不得看了这些大衣旗袍他会那么熟悉。

迎霜低下头去，俄顷，又抬起头来看着父亲，目光又空洞又坚定。那么就是了，就是这一对儿女干的好事情了。他一把抱过了茶炊就往回走，迎霜跟在父亲后面，几乎就要哭起来了，抽泣着说：“妈妈进管教队了。”

杭汉停住了脚步，看着女儿的眼睛。女儿的额上，奇怪地浮着几条皱纹。女儿像看一个陌生人一样地看着他，她小声地问：“爸爸，你到底是不是特务？”

“我？”

女儿一边往前走一边说：“妈妈进管教队了，交代你的问题。造反派已经来过我们家了：你是日本特务，爷爷是国民党，我们是要和你们划清界限的！”她像是突然清醒过来了似的，猛地站住，从父亲的怀里抢过了那只茶炊，小声而坚定地说，“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一切重在表现。”

这话根本就不像是她这样十二岁的孩子说的。她回头就走，杭汉还没来得及抓住她的胖胳膊。他一边揩着自己脸上的汗——他已经分辨不出那是热汗还是冷汗——一边问：“你要和我划清界限？”

他自己都能听出来，他的声音在发抖。

女儿皱起眉头深深地看了他一眼，看样子，这个问题已经困惑着她许多天了。她一边摇头一边倒退着走，那个大茶炊被她抱在怀里，胖鼓鼓的像是抱着个小孩。她就这么摇着头转身，小跑着走了。后面看去，她可真像是一只摇摇摆摆的鸭子。杭汉没弄明白，女儿的摇头，究竟是什么意思；他也没弄明白那些突然涌现出来的从来也没有听说过的名词：黑五类、牛鬼蛇神、无产阶级司令部……他恍兮惚兮，不但不知今日是何时，也不知今日所处何地。他想张嘴，但突然发现自己语言发生了障碍，母语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已经不能用“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这样的词组语段，来与人们对话了。

杭汉到羊坝头的时候，天色已近黄昏，大街上白天群情激奋的场面暂告一段落，小将们纷纷回营补充粮草去了，杭汉也拐进了伯父嘉和家的老院子。

在大院门口的垃圾箱盖上，杭汉看到报纸堆里露出了一双白色的高跟皮鞋，样子很摩登，看着眼熟。他想起来了，是蕉风的鞋子，放在家里很多年了，也没人再去穿它。他顺手拎了起来，眼睛都热了，仿佛那上面还有着蕉风的体温。他的另一只手上还拎着那串黄鳝，小半天下来，都有些发臭了。他顺手一扔，黄鳝换了皮鞋，没有再多想，夹着鞋就走进院子，穿过早已失去了原样的弄堂和天井，到家门口。见房门紧紧关着，就用细细的高跟鞋跟敲打着。从门里伸出了一个脑袋，是住在龙井山中教书的盼儿。一见他手里的高跟皮鞋，细眼睛都惊圆了，失声叫道：“怎么又回来了！”

杭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就见母亲叶子一撸手把杭汉拉了进来，接过了那双鞋子，心有余悸地问：“有人见你手里的鞋了吗？”

杭汉说：“没注意，好像……”

“——有人看见了？”叶子问。她那种大惊小怪的样子很好笑，杭汉摇摇手说：“你们也太草木皆兵了，这么大的群众运动，谁顾得上你们手里的一双高跟皮鞋啊。”

这么说着的时候，他就走进了自己的房间。房间掀得天翻地覆，日本鬼子扫荡过一样，叫他愣住了，瞠目结舌。回过头来看看，伯父嘉和站在门口。母亲叶子哭了起来，说：“他们昨天来抄的。”

杭汉干巴巴地问：“蕉风是从这里被带走的吗？”

嘉和说：“不要急，不要急，他们不过是翻了翻，没大弄。我刚刚从她那里来的，他们说是教职员工集体办学习班。被带走的人还有很多，蕉风自己把事情说说清楚就好了。”

杭汉坐都没有坐下来，就要向外走，说：“我现在就去说清楚。”

他碰到嘉和的薄薄的胸脯上。叶子拉住了他的袖子，说：“你明天再去吧。”杭汉看着这两位老人的眼睛，知道他们拉住他是对的。他现在根本就不能够露面。他一露面，就会被那些人抓进去的。

嘉和几乎半夜没睡，从昨天那些不速之客来翻过这里之后，他就开始整理家里的东西。

要说杭家的细软，这几十年来，也可以说是几乎荡然无存了。他们的生活和几十年前茶庄中的小伙计相比，也没有什么高下之分了，嘉和觉得很踏实。直到昨日造反派们从这里带走了蕉风，他们才发现，原来还有那么多需要破的“四旧”啊。

左邻右舍都在热火朝天地毁物，院子里焦火烟气，纸灰满天飞，倒像是下了场黑雪。叶子不停地轻轻跺脚，对着嘉和发小火：你怎么还不烧啊！你怎么还不烧啊！可杭嘉和不是一个轻举妄动之人，他看着叶子，说了一句相当严厉的话：“又不是日本佬进城！”叶子就怔住了，眼泪流了出来。嘉和顿时心软下来，搂过了叶子，贴着她的脸，说：“别害怕，有我呢。”叶子看看丈夫，说：“我不是害怕，我是担心。”嘉和拍拍叶子的肩膀，说：“我去去就来，回来就办事。”叶子说：“我真是担心。”嘉和就叹气说：“不要担心嘛，我们什么样的事情没有经历过？”

嘉和是想去一趟陈揖怀家，他在中学里教书，市面应该比他更灵一些。

陈揖怀住在离他家不算远的十五奎巷，还没走到他家客堂间，就听里面一片哗啦哗啦地卷纸轴的声音。进门一看，桌子上凳子上到处铺着名人字画。陈揖怀这个胖子，在这个初夏的一大早，已经忙得油头汗出。他关着门，开着日光灯，手里举着个老花镜，扑到东扑到西，舍不得这些一世珍藏的宝贝。见了嘉和，举起一张文人山水画，说：“嘉和，这张画还是上个月我专从苏州收得来的，说是文徵明的真迹。我看着也不像是仿的，还想让你来过过眼，不料两个小祖宗就催死催活要我当‘四旧’烧了。昨日已烧了半夜，你看看你看看那些东西——”

他用脚踢踢红木桌子底下的那只破脸盆，里面那些拆下来的画轴头子横七竖八的已经塞得满满，像一只揿满了香烟屁股的烟灰缸。陈家夫人听了丈夫的牢骚，吓得一边趴在门隙上看，一边压低声音埋怨：“轻一点轻一点，当心人家听见。”

这边话音刚落，门就嘭嘭嘭地响，陈家那两个晚辈——嘉和都认得，从小就抱过他们的，一个外孙，一个孙子，臂上套着个红袖章，已经雄赳赳气昂昂地打上门来了。爷爷外公地叫得一个响，陈揖怀看看老友，无可奈何地说：“来了，破‘四旧’的来了！”

说着就去开门，虽然心乱如麻，脸上还是露着笑，说：“我和你奶奶外婆都准备了一夜，全部都在这里了。”

那两个小将叉着腰，见了嘉和也当没见着，连个头也不点，仿佛一夜间他们已经高不可攀，只用脚踢踢那堆旧纸，说：“都在这里了吗？”

“都在这里了，都在这里了，不相信你们自己再去查查。”陈夫人连忙搭腔。看看嘉和在一旁不语的样子，又连忙解释说：“揖怀学校里的红卫兵原来说了，要到家里来抄这些‘四旧’的，还是看在孙子外孙的面上，让我们自己处理了，两个孩子回学校也好交代。”

陈揖怀抖开了那张古画，走到院子里，只听刺啦一声，自己就扯开了画轴，扔给那两个孩子，说：“烧吧。”

听着这刺啦的一声，嘉和的心都拎了起来，手按在胸口，一时就说不出话来。探出头去看，见那两个小祖宗正蹲着，一人一把刀，对开劈剖那些圆鼓鼓的画轴，一边嗨嗨地叫着，说：“劈了通通当柴烧，废物利用，通通烧掉！”陈夫人站在旁边，一边抖着脚，一边点着头，连声说：“通通烧掉，通通烧掉！”

杭嘉和原是来寻求支持的，看到此处情状，竟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就什么也不想说了，点了点头，只说了一声“你们忙你们忙”，就往外走去。刚刚走到门口，就见揖怀赶了上来，拉住嘉和问：“嘉和，你说，这个运动还要搞多久？会不会和1957年一样？”

1957年陈揖怀也是差点做了右派的，提及往事依然心有余悸。

嘉和无法回答陈揖怀的问题。他一生，也可谓是历经人世沧桑了，但他还是没见过这样的事情。他只预感，正如那些红卫兵高喊的一样，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它会走向哪里，会把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挟向何方，谁都不知道啊。

正相对无言说不出话呢，只听陈师母就在巷口那边叫：“揖怀，揖怀，革命小将到我们家里来了！”

陈揖怀两只残手就突然拉紧，紧张地说：“是我们学校的学生来抄家了。我晓得她们是要来的，我晓得她们是要来的，幸亏昨日烧掉一些。”

嘉和只好说：“女中的学生，姑娘们，怎么闹也闹不过得放他们的，你随她们去吧。日本佬手里都过来了。”

这句话对陈揖怀显然是个很大安慰，他松了手，说：“等这阵子过去我再来找你，你自己也当心。”两人这才告别。那胖子也不敢慢吞吞走，跑着回去，一边还叫着“来了，来了……”嘉和站在那里，一直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巷口转弯处。

嘉和回到家中，才发现“四旧”这个东西，也不是那么容易根除的。这些年来，尽管他身处寒舍，清心寡欲，可还是不可避免地留下了一些“四旧”的蛛丝马迹。

首当其冲的就是蕉风的那双高跟皮鞋。

叶子拿着一根棍子在床底下捞的时候，只是想检查一下床底下会不会藏着什么“四旧”，没想到果然就捞出了一双皮鞋。她顺手拎出那双鞋子的时候，还无法断定它究竟算不算“四旧”。她把它提在手里，就问刚刚下山来的盼儿，说：“你看看，造反派能容得下这双鞋子的跟吗？”

盼儿接过来一看，大惊失色，画着十字轻声呼道：“主啊，这不是那年黄姨从英国带回来的皮鞋吗？蕉风脚胖，又嫌它跟太高，一次也没穿过。那时还说要送给我呢。我一个当教师的，为人师表，哪能要这个，没想到你们一直把它放在床底下。”

“照你这么说来，这双鞋就是‘四旧’了？”两个胆小的女人，大眼瞪小眼，相互感染着心中越来越浓的恐惧，然后几乎同时发出一个声音：“扔了！”

叶子把这双高跟皮鞋递给了盼儿，盼儿走到门口，打开门缝看了一会儿就回过头来说：“我不常来，这会儿拎双皮鞋出去，人家会盯住我的。”这么说着，就把皮鞋递给了叶子。

叶子想了想，用一张旧报纸包着鞋就出了门，没过两分钟，就大惊失色地夹着皮鞋跑了回来，说：“不行，门口正在开批斗会呢，斗的是巷口粮站的老蔡，说是反动军官，这鞋扔不出去。”

“你回来的时候，后面有没有人跟着？”盼儿又问。

叶子吓得冷汗都冒出来了，一把把皮鞋扔进床底，说：“不知道，根本就没敢往后面看。”

嘉和想了想，薄薄的大手掌就握成了拳头，说：“唉，不就是一双高跟皮鞋嘛，把它砸了不就完事。”说着蹲下，又用扫帚柄把那双皮鞋弄了出来，一边说：“拿刀来。”

杭家人原本是连鸡都不敢杀的。从前这类事情，自有下人去做。以后没了下人，总还有小撮着跟着帮忙，再后来就是邻居朋友帮忙，所以家里除了一把切菜刀，哪里还有什么利器。此刻，叶子从厨房里取了菜刀来，嘉和接过，就地对着那高跟一阵猛砍。叶子一迭声地喊道：“小心手指头，小心手指头。”突然想到当年嘉和自己砍自己手指的事情，立刻就噤住了声音。

他们都小看了这双英国进口高跟鞋。嘉和怎么砍，那鞋跟坚如磐石，纹丝不动。叶子这就急了，说了一声“你不对，还是我来”，接过那刀来继续砍。这一刀下去不要紧，高跟鞋索性一个大反弹，一下子蹦到五斗橱上，砸破了一只茶杯，又掉到地上。盼儿不由尖叫一声说：“不得了，千万别砸了伟人像，我们学校一个一年级小学生昨日还被公安局抓走了，说是拿伟人像当了手纸呢。”

嘉和也吓出了一身冷汗。他倒不是担心伟人像，五斗橱上共放着两件要命的东西，都是从花木深房里取出来的：一是那把无价之宝曼生壶，一是那只天目盏。好在这两样宝贝还在，他就又伸出手去说：“还是我来吧。”

盼儿却接过了刀，一边画着十字，念叨着上帝，一边避着刀锋，颤抖着声音说：“还是我来试试，还是我来试试！”

眼看着这双该死的高跟鞋，在杭家几个人的轮番打击下，已经被砍得面目全非，白色的鞋皮下面灰色的鞋跟坯也露了出来，但鞋跟与鞋面之间的联系，却依旧令人惊奇地牢不可破。嘉和束手无策地坐在床边，盯着那双被按在地上负隅顽抗的高跟鞋。生平他曾杀过一次鸭，用力过猛，鸭头都断了，挂在脖子上就是不往下掉。鸭子带着这截断了的头颈，疯狂地在院中瞎跑，最后跑到他的眼前，用一种人一般绝望的眼神看着他，很久，一头栽下死去。此刻，他突然生出了一个奇怪的念头——如果这双皮鞋是有眼睛的，那么它会用一种什么样的眼神看着他们呢？

他不愿意再这样对待这双高跟鞋了。他觉得，如果再这样砍下去，这双鞋跟会睁开一双断头鸭子一样绝望的眼睛。他一声不响地捧着那双用报纸包着的鞋子，送到了门口的垃圾箱旁。垃圾箱里很脏，他的手伸了好几次，也放不下那双白色的美丽的鞋。最后两眼一闭，撒手悬崖一般地一扔，放在箱盖上，掉头就回来。

没想到，才一顿饭的工夫，这双皮鞋又顽强地回来了。

嘉和长叹了一口气，说：“看来物与人一样，也是各有各命的。随它去吧。”他说完这句话后，朝叶子看看，老夫老妻，都是心领神会的了。她就拿出一只纸盒，把皮鞋放了进去，重新推到床底下了。在座的几个人，这才不易察觉地松了口气。

杭家这几十年来，慎独为本，这才保着一派平静。嘉和老了，一切狂风暴雨般的事物，都不再能走进他那颗激情已经预支殆尽的心了。

他转身取过了那把曼生壶，对盼儿说：“这把壶，原本就是你交给我的，我想来想去，还是从禅房里拿了出来，还给你吧。”

盼儿的脸突然就红了起来。她因生着肺病，已经在龙井山中独居二十年了，以后病好了，她也不想再下山。那里的空气好，茶园中养着她这么一个人，先是做代课老师，以后日子长了就转了正，她也就安安心心在那里待着。她没想到，父亲这一次叫她下山，竟然是为了这一把壶。这么愣了一会儿，想说什么，喉咙就塞住了。嘉和也摇摇手，不让她说，却对杭汉他们说：“山上人少，这东西易碎，还是她留着省心。”

嘉和又指着那天目盏说：“还有这只兔毫盏，是锔过的，我想想总不见得也当‘四旧’了吧。什么时候方越回来，送给他。方越干了烧窑这一行，收了这个我也放心。这几样东西分掉，我手头要藏的东西，现在也就只有项圣谟的《琴泉图》了。不要说它是‘四旧’，哪怕它是八旧十旧一百旧，我也不能毁了它的。”

杭家人都知道这张画的珍贵：当年扒儿张在茶楼为嘉和助棋，被日本佬打死，咽气前还不忘记告诉嘉和此画的下落，从此嘉和就把它当了性命来看的，他说这番话，大家也不觉得奇怪。只是不知道这种时候，这幅画又能藏到什么地方去。

嘉和却说，他已经想好了，放到得荼的学校去。放在他那里，不会出事的。

“其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随便了吧。”

他的那只断了一根手指的手掌，在空中轻轻地划过了一条弧线，杭汉看得心都惊起来了。

这就是少少许胜多多许，万千话语，尽在不言中了。屋里小，家具就显多，摆得一屋子黑压压的，又兼黄昏未开灯，外面的沸腾声仿佛就远了。一家老小默默地围在一起，茶饭无心，闷声不语，只想那么久久地待下去。

猛听到外面一个尖嗓子叫了起来：“杭家门里——”叶子吓得跳了起来，才听到下一句——“电话——”

两老就争着要出去接电话，一开门，来彩就挤进门来，压着嗓子耳语：“杭先生杭师母，清河坊游街，我看到你们家方越戴着高帽子也在里面呢！”

一家人顿时就被冷冻在这个消息里了。

来彩顾不上杭家人的表情，一边说：“别告诉人家是我通报你们的。”一边开了门走，在门外还没忘记喊：“革命群众都记牢，我们羊坝头从现在开始不叫羊坝头，叫硬骨头巷了！革命群众都记牢……” trQTxynhoTQNiWNh2cjLHixdBF8PoyJsqMPakaMSSvvL4CBKLfBGSt9tdyr/UfC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