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两千年，一花独放，唯我独尊，尔后，华茶的下一个大时代，便以与以往迥然不同之命运开始了——

有世纪初皖地民谣为证：

三月招得采茶娘，四月招得焙茶工；

千箱捆载百舸送，红到汉口绿吴中。

年年贩茶苦价贱，茶户艰难无人见；

雪中芟草雨中摘，千团不值一匹绢。

钱少秤大价半赊，口唤卖茶泪先咽。

官家榷茶岁算缗，贾胡垄断术尤神；

佣奴贩妇百苦辛，犹得食力饱其身。

就中最苦种茶人。

这首载于中国安徽《至德县志》的1910年间传唱的民谣，其中不但出现了历代民间茶歌中的谴责对象——官家，还出现了另一个名词——贾胡。

贾胡，即来华经商的外国人，而由贾胡生发，另一个有关茶业行的名词——洋行，便要被我们引入20世纪初的视野之中了。

中国官方专门对外做生意的机构，古来有之。只是到得清代，方被称为洋行。洋行可以做各种生意，比如毛织品、洋布、钟表等，但最大宗的生意，到底还是国之瑞草茶叶。

追本溯源，人类与茶的亲和，正是从华夏民族对人类的亲和开始的。恰如茶圣所言：飞禽、走兽和人类，都生活在天地之间，依靠饮食维持生命活动，饮食的意义是多么的深远啊！要解渴，就得饮水；要消愁，就得饮酒；要消睡提神，就得喝茶。（《茶经·六之饮》）

茶的发现和利用，是一个真正的东方传奇故事。《神农本草》中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这个荼，就是茶。

神农在中国古书中，被描绘成一个头上长牛角缺一颗门牙的男子，一位距今四五千年前的上古时期的部落领袖。因为劝人们种百谷、植桑麻，被尊称为神农氏。他正是那种类似于古希腊普罗米修斯和俄国丹柯那样的受难英雄。他遍尝各种草木，不幸中毒倒下，恰有水珠从茶树上落下滴入口中，方才得救。

这个传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真实。因此，神农不但成了中国农业和医学的创始者，也成为世界上最早的茶叶发现和利用者。

中国最早的地方志书之一《华阳国志》告诉我们，三千年前，在现今中国的四川地区，人们就开始人工栽培茶树，并把它作为地方特产献给了当时的天子周武王。

战争打破了宁静的茶叶世界。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关中地带的秦国人攻下了重峦叠嶂的巴蜀，中国西北部粗犷的士兵们惊异地发现了这种可以煎煮饮用的绿叶。这样，茶叶就裹在他们的马革中，翻出蜀道，被带向广阔的天地。

战国之前，中国的茶叶种植已从湖北延伸到湖南、江西地区。自此以后，便在长江中下游扩展。

茶，兴于唐而盛于宋。唐贞观十五年，茶作为文成公主的陪嫁品，不远万里，长途跋涉，来到了吐蕃松赞干布的故乡。饮茶习俗，从此传入西藏，成为边疆少数民族不可或缺的饮料。

在这个茶叶文明大传播的时期，茶在被架在马背上走向雪山草地的同时，也被僧侣们负在肩背上，带往寒冷的北方；然后，它又被盛入精美的器具，在宫廷达官贵人们的手中相互传递。公元8世纪初，北方饮茶习俗开始蔓延传播。

明代，中国著名的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把茶带到了遥远的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

茶的羽翼已经丰满，下一个历史时期，它将在全世界翱翔。

英语中茶（Tea）的发音和法语中茶（Thé）的发音，恰与中国海路传出的福建方言“茶”字的音Te相似；而由陆路传向西亚、东欧的“茶”字音，则来自中国内陆地区的“茶”字发音——比如俄语中的Чай，土耳其语中的Çay——它们多少也从语音学的角度，向我们射来了一道悠远的茶叶文明之光。

西汉时，茶沿丝绸之路至西域各国。阿拉伯商人在中国购买丝绸的同时，也带回了茶叶，并把它们运往波斯。与此同时，土耳其商人在中国边境也开始了以物易茶——“有一叶，作三叶草状，其叶数，其香亦高，唯其味苦，水沸，冲饮之。”这是公元9世纪时一位名叫苏莱曼的北非商人在他写的一本名叫《印度中国纪行》的书中，对茶的形容。

公元9世纪初，茶离开故乡，扬帆起航，东渡扶桑。日本最澄禅师和他的弟子空海先后从中国带去茶籽和制茶工具。从此，中国的饮茶方法和习俗开始在日本传播开来。至宋，日本高僧荣西两度来华，归国时带去茶籽和饮茶法，著汉文著作《吃茶养生记》，为后来日本茶道的产生奠定基础。

六个世纪以后（1559年），威尼斯作家拉马西沃所著《中国茶》和《航海与旅行记》二书，把茶介绍到了欧洲。一位名叫克罗兹的葡萄牙神父，在那个时代成为中国最早的天主教传播者。同时，他在1560年把中国茶叶知识传播回国，而他的同胞海员则仿佛为了印证他的知识一样，从中国直接带回了茶叶。

就这样，16至17世纪始，茶先后到达了荷兰、俄国、法国和英国。

华茶在欧洲，尤其在英国受欢迎，与一位葡萄牙公主凯瑟琳出嫁英国（1662年）密切相关——世界在出现一位饮茶皇后之后，也增添了一个以往从来不种茶叶的饮茶大国。

在此之前，英国基本上还是一个咖啡的王国，但茶叶的品质非常符合英国人据以自豪的绅士风度，故而朝野开始交相提倡。相传1657年伦敦一家极有名的“嘉拉惠”咖啡店，已经在广告上赫然写道：

可治百病的特效药——茶，

是头痛、结石、水肿、瞌睡的万灵丹！

饮茶皇后以为酒伤身体，不如茶好，从此以茶代酒，成为英国宫廷中的礼仪。达官贵人争相效仿，茶遂成为豪门世家的高贵饮料。贵夫人在家中设精致茶室，论茶媲美，一时成为时髦。1669年，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购得“功夫茶”，献呈皇后，以博欢心。当年英国就停止从荷兰进口茶叶，由东印度公司独占专营权。

茶在英伦三岛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出现。英国诗人蒲伯是这样赞美女王喝茶的：

您，伟大的安娜，三个国家齐向您低首。

您有时和君臣商谈大政，有时也在茶桌旁激励朋友。

这个岛国的人民，成了世界上饮茶的冠军。上午十时半和下午四时的饮茶习俗，成了生活中雷打不动的制度。学术界的交流被称为“茶杯和茶壶精神”，电视台下午四时的节目谓之“饮茶时间”。萧伯纳曾调侃说：破落户的英国绅士，一旦卖掉了最后的礼服，那钱往往还是用来饮下午茶的。

当那时钟敲动第四响，

一切的活动皆因饮茶而中止，

……

茶叶贸易史上，英国留下了不少的篇章和逸事。比如中国的平水珠茶，向被称为绿色珍珠。但，据创建于1706年的老牌英国茶商团宁公司印发的宣传册载，当时的英国人不识此茶，称其为“gunpowder green tea”，火药绿茶，一直流传至今。

还有一种老牌加香茶“格雷爵士茶”，说起来也有点意思。这位爵士本为20世纪初出使中国的外交大臣，从清朝一位官吏手中得到了代代相传的花茶配方，带回国去，交一家公司试制。该公司为了感谢他，把该茶命名为“格雷爵士茶”。此茶上市，包装上无不注明源于中国清朝某高级官吏的字样，以为行销之号召。

18世纪，茶在英国国民经济中，成了一项重大收入。19世纪的英国大臣罗斯托伦说：“国家不可缺乏的粮食、盐或茶，如果由一国独揽供应权，就会成为维持其统治势力的有力砝码。”

茶由此而直接介入了政治。公元1773年，英国议会通过了《茶叶税法》，规定每磅茶叶征收三便士茶税，波士顿茶叶事件——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索由此引发，至今波士顿码头还有碑文如下：

此处以前为格林芬码头。1773年12月16日，有英国装茶之船三艘停泊于此。为反抗英皇乔治之每磅三便士之苛税，有九十余波士顿市民，攀登船上，将所有茶叶三百二十四箱，悉数投于海中，以是而成为世界闻名之波士顿抗茶会之爱国壮举。

在欧洲，只有一个国家在饮茶方面可以与英国相提并论——西伯利亚的寒风也无法抵挡华茶对俄罗斯人的诱惑，茶马交易使茶从蒙古进入俄国。19世纪初，俄国人从湖北羊楼洞运去茶种，成功地栽种在格鲁吉亚的土地上。一位专和俄国做茶叶生意的刘姓中国人，被沙皇赐名为“茶叶刘”。俄罗斯伟大诗人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中这样写道：

天色转黑，晚茶的茶炊闪闪发亮，

在桌上咝咝作响，它烫着瓷茶壶里的茶水，

薄薄的水雾在四周荡漾……

放眼全球范围内的华茶贸易，我们大约可知，公元10世纪前，华茶已到了亚洲诸多邻国及西北非等地；16世纪抵达欧洲；18世纪，茶与英国移民同坐五月花船漂洋过海，直抵美洲。而茶的另一支大军，则于17世纪南下，定居于被海洋拥抱着的南洋诸国。

华茶既被如此青睐，公元1840年的中国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便派官商十三人至广州，行办茶事，人称十三行。从此，官僚、豪商、洋人，垄断出口贸易，尤以茶叶为甚。生意之有利可图，连皇帝见了也眼红，直接插手进来，人称皇商。

此等格局，直到鸦片战争之后方被打破，十三行与英商独霸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局面从此一去不复返，洋行，变为各国实业家独占的商行。五口通商之后，“千箱捆载百舸送，红到汉口绿吴中”——福州、汉口、九江、宁波，成了当时中国茶叶出口最多的港口所在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再次改变中国经济的格局。从此洋行多迁于沪上，盛时曾达四五十家，而上海的茶叶输出，竟占全国总输出之一半以上了。

洋行垄断中国对外茶叶贸易近百年，至20世纪上半叶，中国茶业已落得奄奄一息之地步。此间，中华茶界有识之士自不甘于消沉，种种努力，艰苦卓绝，在漫长跋涉之中，企图恢复昔日祖先之荣光。其中最杰出者，当属吴觉农先生。

1897年出生于中国浙江上虞县丰惠镇的吴觉农先生，真正从实践中走上为振兴华茶而奋斗的道路，乃是自20世纪30年代初，应中国著名农学家、农业教育家、当时的上海商品检验局局长邹秉文先生之约，筹办茶业出口检验开始的，尔后，吴觉农又在江西修水、安徽祁门、浙江三界等地建立茶叶改良场，中国现代茶业，自此粗现雏形。

与此同时，吴觉农先生四处奔走，出入茶区，出国考察，撰写大量调查报告，揭示茶叶贸易中洋行洋庄茶栈之垄断操纵，谴责通事、茶号、水客等的重重剥削，描述中国茶农之悲惨处境，介绍国外茶界之先进技术和经验，实践中国茶业进步之种种方案——先生于不可为之时而为之，呕心沥血，惨淡经营，长夜弥天，大声疾呼之声，似乎终有回音——

1936年间，皖赣两省议定并成立了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统筹运销两省之祁门与宁州红茶，时称“茶业统制”。

此举霎时间翻了中国茶业行近百年的天。上海洋庄茶栈同业行会，听到彼声，不啻晴天霹雳，都一个个地突然“郑重将来，顾虑意外”起来，一份《痛切宣言》公开发表，被众多中国茶人看作为实践先生“打破中间剥削，谋茶农之真正利益，复兴茶业”之理想的大行动。最终，此次风波以政府妥协让步而告终。

1936年，吴觉农先生在《中国农村》杂志二卷六期上，以施克刚为笔名，撰《反帝反封建的半幕剧》一文，表达他对这次半途而止的茶业革命的认识，说：

在现社会中，大资本驱除小资本，也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此次统制纠纷的背景，实在不过是这样一幕令人啼笑皆非的悲喜剧而已。……茶业统制的结果是茶业受了帝国主义金融资本与茶栈的统制，贫困的茶农因之而被统制于死地。反帝反封建的戏剧，本应当轰轰烈烈演下去，然而因为反帝反封建的主角——茶农——被压在舞台下，因此演不到半幕便匆匆收场了。

作为半幕戏剧的皖赣茶业统制，却成为吴觉农先生后来的正剧的序幕。当此时，实业部开始试图采纳吴先生的建议，成立较大规模的茶叶公司。又不知几多周折，1937年6月1日，由实业部和皖、赣、浙、闽、湘、鄂六个茶区省政府集资，少数私人资本参加的中国茶叶公司，于上海北京路垦业大楼正式成立，吴觉农先生被聘为总技师。

仅仅三十七天之后，遥远的北方，卢沟桥边，日本军队开始了对中国的全面入侵。刚刚开始事业的中茶公司，被迫于上海辗转迁徙，由武汉而终往陪都重庆。向被称为“不夜侯”的中华茶叶，这向往温暖与光明的绿色和平之舟，在数百年劫难之后，陷入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凶险的惊涛骇浪之中。

真个是：

出我幽谷，上我乔木，茶兮叶兮，凤凰涅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