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持家理财方面，朱元璋严惩贪官污吏，是历代帝王中最精打细算的一位。这对巩固和加强朱氏家族的统治是非常有利的。
贪污腐败是历朝历代都存在的问题，它会危害到皇帝的宝座和国家的安危。按现代的观点来说，贪官贪污的钱款不管是国家的还是接受个人所得的受贿款，最终损害的都是人民的利益。而在封建社会，贪污损害的可是皇家的利益。在那个时代，国家的钱对皇帝来说，就是自己的钱。谁也不愿意别人拿走自己的钱，因此历朝历代都在反腐败。朱元璋是由贫民走上皇帝宝座的，底层生活的痛苦经历让他刻骨铭心。因此，坐上皇位的朱元璋采取了中国历史上最严厉的措施来惩贪。
朱元璋制定的《大明律》，对官吏的贪污腐败处罚特别严厉。犯有贪赃罪的官吏，一经查清，一律发配到北方荒漠中充军。官员若贪污赃银6两以上，就会被处枭首示众、剥皮实草之刑。朱元璋命在各府州县衙门左侧设皮场庙，就是剥皮的刑场，贪官被押到这里，砍下头颅，挂到竿子上示众，再剥下人皮，塞上稻草，摆到衙门公堂旁边，用以警告继任的官员。
朱元璋对自己制定的法律，带头实行，而且执法相当严厉，这在中国古代封建皇帝中是少有的。
明初，朱元璋在边境地区实行茶马贸易，用内地的茶叶换取边地马匹。为了保证这一贸易的正常进行，他下令兵部严禁私贩茶叶。可是私贩茶叶到边境的事情还是屡禁不止。于是他不得不重申禁约，颁发到四川、陕西官府和卫所，严禁私贩。在这种情况下，驸马欧阳伦仍派家人周保去边境贩茶，从中牟取暴利。周保等人所到之处，横行霸道，骚扰严重。陕西布政使司官员不敢惹驸马家人，只得俯首听命，为他们征派民车数十辆。经过兰县（今甘肃兰州）河桥巡检司时，周保等人对小小的巡检司官吏更是蛮横，稍不如意，便拳打脚踢，百般侮辱。小吏忍无可忍，愤而上告。朱元璋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他不但处死了周保等人和布政司官员，而且把驸马欧阳伦也一并赐死，并嘉奖了河桥巡检司小吏。欧阳伦是安庆公主的丈夫，而安庆公主是马皇后亲生，因此很受朱元璋的宠爱。欧阳伦做了十几年驸马，但他触犯了朱元璋的法令，朱元璋为了维护法纪，整肃吏治，宁可让自己钟爱的女儿做寡妇，也不肯曲法赦免欧阳伦。为了朱家王朝的长治久安，朱元璋惩治贪官污吏的决心，是任何人都不可动摇的。
朱元璋对贪污之官，宁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他规定，凡有贪污案件，都要层层追查，顺藤摸瓜，直到全部弄清案情，将贪污分子一网打尽为止：“比如六部之中有人贪污受贿，则必深究赃款自何而来。如果是布政司行贿于六部，则拘布政司来，审问这些赃款从何得来。如果他说是从知府那里得来，则拘知府至，问赃何来，必指于州。州亦拘至，必指于县。县亦拘至，必指于民。至此之际，害民之奸，岂可隐乎？”
洪武十八年（1385年），御史余敏等告发北京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的官吏赵全德等人，伙同户部侍朗郭桓等人贪污舞弊，吞盗官粮。朱元璋抓住线索，命令司法部门依法严加追查。这个案子后来又诛连到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杰、工部侍郎麦志德等高级官员和许多布政使司的官员。贪污盗窃的钱折成粮食达二十四万多石。案件查清后，朱元璋下令将赵瑁、王惠迪等人弃尸街头；郭桓等六部侍郎及各地方布政使司以下的官员有上万人被处死；有牵连的官吏几万人被逮捕入狱，严加治罪。各地卷入这个案件的下级官吏、富豪，被抄家处死的不计其数。
此案令核赃株连之人遍天下，中产以上民家被抄杀者不计其数。郭桓案，“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赃七百万，诛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核赃所寄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
由于诛戮过甚，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的行政官吏，从洪武元年（1368年）到十九年（1386年）竟没有一个做到任期满的，往往未及终考便被贬黜或杀头。用朱元璋自己的话说：“自开国以来，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设所有司官，未尝任满一人。”
郭桓案发生后，他更加强了在治贪方面的手段，制定了严厉惩治经济犯罪的法令，在全国财政管理上实行了一些有效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把记账的汉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改为“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陌、阡”等。后又把“陌、阡”改写成“佰、仟”。汉字数字大写，在技术层面上确是重要的举措，堵住了账册上的一个漏洞，所以一直沿用到现在。
崛起于社会最低层的朱元璋，从自身的经历中深刻认识到，仅仅依靠官僚系统的内部监控，是无法澄清吏治的，因而便想借助民众的力量，完善对地方官吏的监督机制。在《御制大诰》中有一条“民陈有司贤否”，规定：“自布政司至于府、州、县官吏，如果不是尊奉朝廷号令，私自巧立名目，害民取财，允许境内的耆宿老人，以及各处乡村市井的士人君子等，连名赴京奏状。状中要详细写明有关官吏的过失恶行，事实明确，朝廷将据以定罪，更派贤良官吏以抚育百姓。如果所在布政司及府、州、县官吏，有清正廉洁、抚民有方、使百姓生活安定者，上述人等也可连名赴京奏状，使朕知道当地官吏的贤能。”
在《御制大诰·耆民奏有司善恶第四十五》中，朱元璋号召说：“今后所在布政司、府、州、县，若有廉能官吏，切切为民造福者，所在人民必深知其详。如果廉能官吏遭到不良官吏和同事们的诬陷排挤，一时不能明其公心，又因远在数千里外，实情不能上达，允许本处城市乡村的耆宿老人们赴京面奏。以使廉能官吏得到保全。自今以后，若想根除民间祸患，最好的办法，就是乡间年高有德的人们，或五六十人，或百人，或三五百人，或千余人，年终时共同商议确定，本境祸害百姓的有几人，造福百姓的有几人，赴京师面奏，朕一定根据耆老们的奏状，褒奖好官，罢免坏官，情节严重者治罪。呜呼！所在城市乡村耆民智人等，能按照朕的话，切实举行此事，天下就会太平了。民间如果不主动揭露奸顽，表彰廉能，朕就不可能及时知道，所以嘱托民众帮助朕做这件事。如果城市乡村中有包揽诉讼、把持官府，或挑拨煽动官吏害民者，允许四邻及当地人民赴京，据实面奏，朕将加以清除，安定百姓。君子一定要把朕的话放在心上，千万不能坐视纵容奸恶官吏人等害民。特此嘱托。”
《御制大诰》中还规定：各地政府对于进京面奏的百姓，不得阻拦。即使没有文引路条，也要放行。如有阻拦，官吏要被族诛。做出这一规定，朱元璋是想借助民间的力量惩治不法官吏，甚至像他所说的迫使官吏向善。皇上以爱民的救世主出现，允许百姓告官，使百姓成为保持官员廉洁的制约力，这在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由于朱元璋对吏的痛恨程度超过了对官的痛恨程度，因而在《御制大诰》中他对官、吏做出了不同的规定。他在《御制大诰》中规定耆民百姓可以到京师面奏本处官员善恶，而对于吏，则不必经过这种程序，老百姓可以直接捉拿、绑缚害民吏胥，送到京师治罪。在《御制大诰·乡民除患第五十九》中，他规定：“今后布政司、府、州、县在职和赋闲的吏胥，以及城市乡村中老奸巨滑的顽民，有专门包揽词讼、教唆害人、通同官吏祸害百姓者，允许城市乡村中贤良正直、愿意为民除害的豪杰人士，共同商议，将害民者绑缚起来，送到京师，以安良民。敢有邀截阻挡者，一律枭令。途中经过关津渡口，把守人员不得阻挡。”
在《大诰三编》中，朱元璋又写上10条“民拿害民该吏”，诰文说：“以前任用的官员，都是不才无籍之徒，上任后，勾结吏员、皂隶、不才耆宿及一切顽恶泼皮，夤缘作弊，害我良民多矣。像这类无籍之徒，贪心无厌，作恶不止，若不加以禁止，民何以堪。此诰发布后，你们高年有德的耆民，以及青壮年豪杰，务必帮助朕，给良民创造一个安定环境。如果想依靠官员们替百姓辨别曲直，朕即位十九年来，还未见到一个这样的官员。今后各地官吏，若有在办理诉讼时以是为非、以非为是的，受冤枉的人可以邀集四邻，到衙门捉拿刑房的吏胥，送到京师来；若有采买物品不按价付钱的，就把礼房的吏胥捉拿来；若有赋役不均、差贫卖富的，把户房的吏胥捉拿来；若有借举保人才扰害百姓的，把吏房的吏胥捉拿来；若勾补逃军时有卖放正身、用同姓名者顶替的，邻里对证明白，就帮助被害人家将兵房的吏胥捉拿来；若有借工程科敛、卖放应役工匠的，把工房的吏胥捉拿采。如果百姓遵从朕的命令，切实举行，不出一年，贪官污吏就都变成贤人了。为什么这样讲？就因为良民都能辨别是非，奸邪官吏难以横行，这样官吏们就会都被逼得变成好人了。各地官员人等，敢有阻挡百姓拿送害民吏胥的，一律诛灭全家。”
在朱元璋的号召下，从洪武十八年（1385年）开始，全国掀起了一个捉拿害民吏胥的浪潮，大量吏胥被绑送到京师，除情节严重者处死外，绝大多数都被发配到边远地区充军。后来，朱元璋制定“合编充军”条例，专门列有“积年害民官吏”一款，为将捉拿的害民吏胥发配充军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明大彬剔红人物紫砂壶然而，贪污之风终明一代也没有好转过，虽然在朱元璋不断的残杀之后，略有好转，然而却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明代政府官员的工资太低，严重影响到官员们的日常生活，贪污就成了必然。在朱元璋看来，官员只是用来干活的，自己拿着钱养活他们，他们还敢贪污，那还得了？如果用现代人的观点来说，朱元璋肯定不是一个好雇主，在他手下干活，不仅吃饭有问题，人身安全也得不到保障。朱元璋把官员看成了工具，而没有从制度上去改善官员的待遇，贪污自然是越演越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