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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也讲大公无私，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救尽天下苍生，心中不留一念，这样才是大公无私，才是菩萨，否则，佛说即非菩萨。
南怀瑾先生指出：大公无私在中国自古有之，自古讲求。但真正做到的人实在太少，因为身处俗事，人人多少都有私心。而有些伪善之人有所企图的行善，是不会得到别人的承认的，被揭穿后还会显得吃力不讨好。
公元五百二十七年，梁武帝大通年间，菩提达摩坐船来到中国，九月二十一日从广州上岸，梁武帝得知，急忙派遣使者把他迎接到首都南京。
一见面，梁武帝就迫不及待地问：“我自即位以来，大兴佛事。造寺庙、译佛经、刻佛像，供养的僧侣不计其数，可以给我算多少功德呢？”
达摩坦然答曰：“并无功德。”
梁武帝大惑不解：“做这么多事情，还一点儿功德也没有？为什么？”
达摩祖师答道：“你所做的都是世俗的小果报，谈不上真功德。真功德是最圆融的智慧，最纯净的心灵，它存在于你的内心。你怎么能用世俗的方法企图从外面得到它呢？”
达摩见梁武帝还是不能参悟禅机，便渡江到北魏去了。后来，梁武帝想派人去追，为时已晚。
菩提达摩：原名“菩提多罗”，佛教的西天第二十八代祖师，出生于南印度贵族家庭，据说是香至王的第三子，出家后修大乘佛法，其师认为他已经通晓佛法大义，赐名为“达摩”；受其师之命第一个往中国传法，被奉为“中国禅宗初祖”。
据说，在释迦牟尼佛成就佛果之前，世界上就已经成就过好几尊如来了，而距离我们时间最近的七尊如来（包括释迦佛），我们习惯称他们为“过去七佛”。就在过去久远的第七尊佛——毗婆尸佛——涅槃之后，四众弟子将他的舍利子以七宝塔恭敬之礼供了起来，整座宝塔里里外外非常庄严。
后来，宝塔里毗婆尸佛的佛像金身，脸部脱落、缺了一小块，此时有一位贫女沿途在行乞，得到了一颗金珠，心里非常高兴，就想要发心将佛像的脸部补好。而迦叶尊者在久远以前这时候的前身是个锻金师，于是贫女便将金珠带过去，想要请迦叶尊者的前身为佛像金身修补。
迦叶尊者的前身在听到贫女的这种发心之后，欣然答应要将佛像补好，而且在恭敬的将佛像金身修补好后，二人更共同发愿说：“愿我俩生生世世都能结为夫妻，而且全身真金色，恒受无上殊胜的妙乐！”
就是由于这样的因缘，他们二人在往后九十一劫当中，都在人中、天上受生，快乐无比，而且每一世身上还真的都散发出真金色的光芒来，一直到释迦牟尼佛住世的时候，都还是这样子，并于这一世彻悟成就。
为什么同样是布施作佛事，梁武帝花费巨大地去做，反而被达摩祖评为“无功德”，但迦叶尊者与贫女只是用一小颗金珠去做，却能得到这么大的果报呢？
关键在于敬佛的“诚心”上。
梁武帝虽然做了很多佛事，但却经常计较、在意自己所做的功德多少，就是因为着于这样的一个“功德相”，而着相布施与着相修行，因此都不是真功德与真修行。而迦叶尊者夫妻俩，却是基于一片真心，想要把破损的佛像补好，是真心、恭敬地在做布施，因此“舍一得万报”，有很大的功德！
佛家布施如此，平凡生活中我们做好事如此，企业从事公益事业更是如此。如果是真心帮助别人，不管是给予别人的一杯水、一个微笑，还是举手之间的搀扶，都是为善。相反，若是为了虚名，为了博得社会、他人、世俗的赞扬，即使是大手笔捐献，也只是作秀，只会令人厌恶。
佛陀曾说，众生看到别人布施做功德，为了名声、为了面子，就是倾家荡产也要花大钱来布施，但是当他看到一些贫穷孤苦的人，却对他们百般刁难与呵骂，还把人家赶走，连一分钱都不给他们，这种做法，叫做“颠倒作善”、“痴狂修福”，是“不正修福”。这样的人是非常可怜的，因为他们花费了大笔钱财，却获福甚少。
如果有人以无量之身供养十方佛菩萨及声闻圣众，不如有人布施畜生一口之食，后者的功德比前者大了百千万倍以上，无量无边。
佛法讲求的大公无私引申到现实生活中有这么一段故事：
宝寿禅师在五祖寺库房担任司库时，住持和尚戒公禅师因病服药，需用生姜作为药引。侍者来到库房取生姜，被宝寿禅师呵斥而去。戒公禅师知道以后，就让侍者拿钱去买些生姜，宝寿禅师这才把生姜给他。
后来洞山寺院缺人住持，郡守来信托戒公禅师介绍住持，戒公禅师便说：“那个卖生姜的汉子可以去得。”宝寿禅师便去做了洞山的住持。后来，禅门中就流传着“宝寿生姜辣万年”的佳话。
宝寿禅师爱护禅门公物，不拿公物增进私人感情；住持戒公禅师不以私利作好恶取舍，力推宝寿。一个公事公办不徇私，一个维护贤能重公德。千载而下，其人其情仍然熠熠生辉！
大公无私，在佛法的布施中是为敬佛无私心，虽行功德事，但无求“功德心”。在日常工作生活中，说的是公私分明，不徇私枉法。我国宋代的著名政治家王安石和学者欧阳修就是最好的例子。王安石是史上有名的“变法派”。而欧阳修却主张循“古制”，两人经常因为政见不同而针锋相对，但廷堂之下，二人却是极好的朋友，私交不一般。这就是“公私分明”的典型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