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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秋初到北京，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对北京严重水土不服，从身体到内心。
我不喜欢北京的方方正正；也不喜欢北京一到秋冬就草木枯黄，最后变得光秃秃只剩树干的苍凉景象；甚至不喜欢北京日日高挂的太阳。
我流鼻血，脸一层一层地脱皮，嘴唇干裂到不能笑。
我怀念长江母亲的气息，我怀念江南温润的潮湿，甚至连以前不喜欢的、总是下个不停的绵绵细雨都怀念。
在职读研的上课时间大部分都安排在周末或晚上，白天，我成了闲人。
一天，从早市买菜回家的路上，我看见旁边的小区里有一块牌子——《现代教育报·中学生周刊》，牌子下方贴着招聘启事。
我走进大门，对办公室的人说，我来应聘。
第二天，我接到让我去面试的通知。
当时的周刊社长拿着我填的表格问我：“你当过警察？”我说：“准确地说是当警察的老师。”社长说：“你来上班吧，到办公室当副主任。”
试用期工资700元，我开始了白天打工、晚上学习的忙碌生活。
在办公室琐碎地忙碌了一个月后，我对社长说，让我去编辑部做记者吧。
老郑，是当时周刊聘任的总编辑，“文革”前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老牌大学生，相当有才。
到编辑部报到那天，老郑看着我的头顶上方，哼哼道：“既然是社长定的，那你就做吧。”
后来我才知道，北京有一句方言叫“不受待见”，老郑当时的眼神里就写着对我的不待见。
不受待见的我，在编辑部无事可做时，在电脑上信手写下了一些随笔，以此表达对北京的“不待见”甚至有些痛恨的感觉。
这些随笔无意中被老郑看见了。老郑的变化是，给我取了个新名字——他从文章中知晓我排行老二，就叫我“二姐”。我当时不知道，“二”在北京话里也有不受待见的成分。
但老郑却明显开始待见起我来。一天，他从家里抱来几本关于老北京文化的书让我读。“要在一个新环境中生活得从容，应当首先用心读懂这个地方。”这次，他慈祥地平视我的眼睛说。
老郑还有一句话对我来说很重要：“在一个行业坚持做上五年，你就会成为这个行业的行家。”老郑说这句时，有点儿首都人民海纳百川的大家风范。
就这样，开始了我的教育编辑、记者生涯。一做，就做了近三个五年。
北大、清华、人大附中、北大附中、北京四中、北京二中、北京小学、中关村一小、明天幼稚集团、破旧不堪的打工子弟学校……记不清当年是哪个学校的校长，送我一张带学校名称的地图，这张地图我保存至今。14年来，地图上的大部分学校，都被我画上了标志着进校采访过的红圈。
撒欢儿跑的劲头来自我始终记着老郑对我说过的一句话：“好记者是跑出来的。”
我采访的第一个对象是北京十一学校的一对母子，母亲教子有方，儿子品学兼优。当时到望京方向还没通地铁，我坐了两个多小时的公交车，从南二环到东五环的花家地附近采访他们。
刚到北京不久的我，在搭乘公交车的漫漫途中不时闪过一丝担忧：我会不会迷路呢？还好，我找到了我的采访对象，并写出了一篇好稿件。
至今，我仍保留着我编辑的第一个版面——“心语星空”版，上面有我写下的第一篇编者按：《靠近你，走近我》。冥冥中，14年前写下的这个标题，折射了我的心路历程——靠近你，走近我，以一种顽强的姿态，我开始融入北京，融入北京的教育。
红袖子教育感悟@老师： 做了十年的教师，我与教师这个群体有着天然的血脉相通。这些年，是无数支持我的老师和我一起走过的。在辛勤付出和不断探索学习中，在一次次成功和失败中，我们共同收获理想，收获成绩，也播种着新的希望。与你们同行的日子，一路上有柔风、有白云、有星光，还有内心满满的幸福感。让我的生命一直与你们同行——不管晨昏与寒暑，不论快乐与艰辛。
我的生命与你同行。
教育德为先。2005年教师节，一生以“教人以德”为准则的教育家、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在接受我的采访后，挥毫泼墨，深情寄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