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明治四十年（1907年）出生在北海道的旭川。父亲当时是第七师军团后勤医务部的一名二等军医。那一年，父亲二十七岁，母亲二十二岁。

父亲从金泽医专毕业之后，如愿当上了军医，前往的第一个任地便是旭川的师团。他还未上过军医学校，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军医，只能说是“未来的军医”吧。借着去旭川赴任的机会，父亲和母亲结束了漫长的未婚夫妻关系，在父亲的第一个任地度过了他们的新婚蜜月期。

在我出生后的第二年，朝鲜爆发了动乱，第七师接到出征的命令，父亲也将奉命随军。因此，刚过完年，母亲便带着我回到了远在静冈县伊豆乡下的老家。所以说，我在旭川生活的时间还不足一年。由于离开时还不满一岁，所以我对旭川几乎没有任何印象，更没有值得一提的回忆。虽说是个如假包换的“道产子 ”，但我只知道自己出生在旭川，仅此而已。

在旭川时，我们住的是军官宿舍。当时的邮政地址应该是“北海道上川郡旭川町第二区三条大道16-2”。想来不过是在连队附近的陆军军官宿舍区分到了一间小小的屋子。总之，我就是在旭川的这间军官宿舍里，顺顺当当地在母亲的肚子里落了户，又顺顺当当地从她的肚子里钻了出来。然后，在不足一年的短暂时光里，呼吸了旭川这片土地所独有的空气，便又匆忙地离开了这里。

小时候，多少懂点儿事了，才知道自己原来是从妈妈肚子里生出来的。那时，我便时常想象自己在妈妈肚子里的情形，总觉得也许和蚕茧里的蛹差不多吧。要知道在乡下，家家户户都有一间蚕室，我们打小便对蚕茧呀蚕蛹什么的再熟悉不过了。屏息凝气地蜷缩在茧中，静静等待着破茧而出的那一刻——这便是我对母亲腹中的自己的全部理解。

那个封闭的世界是微明而安全的。蚕茧洁白的表面泛着柔和的微光，拿在手里轻盈而柔软。令人不由得觉得，会有微弱的光透进那个小小的世界，即使遭遇些微的磕磕碰碰，里边的生命也不会感到疼痛。至少在我看来，母亲的腹中就是这样的一个世界。而且即便是现在，我也不觉得这样的想法有什么不对。难道不是吗？从母亲腹中孕育而出的我，就正如从蚕茧中破茧而出的蝴蝶，而在那之前，我一直在那个小小的世界里被温暖地、小心翼翼地保护着。

忘了是哪一年，大约是我五六岁的时候吧，母亲曾向我谈起过在旭川的生活。有一次，她挺着大肚子，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前往附近的市场买东西。对于母亲所描述的这一旭川生活的小小片段，当时的我有过怎样的反应，现在早已不记得了。只不过，到了今天这把年纪我仍忘不了这件事，可见它当时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一定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至于为什么会留下如此深的烙印，如今想来，我躺在母亲的腹中，与母亲一起在漫天飞雪中走向市场——一定是这幅画面深深打动了我。原来，我与旭川这个地方并非毫无交集。尽管只是母亲腹中一个如蚕蛹一般的胎儿，但我毕竟也算是在这个叫旭川的地方，在一个下雪的日子里，去过一回当地的市场。那时的我，是被层层包裹和保护起来的。第一层便是如蚕茧一般的子宫，而子宫又安放在母亲的肚子里，外面更是包裹着母亲的和服，罩着母亲的斗篷。我就是这样，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和母亲一起一步一步走向市场的。我们先在干货铺前停留了片刻，又到蔬菜店里挑拣了一番。然后，依旧是和母亲一起，依旧是在漫天飞雪中，我又回到了三条大道的那间小小的军官宿舍。

当然，以上这番描述并非出自尚不善表达的五六岁的我，而是现在的我代他说的。不过，我当时的感受应该也大抵如此。要不然，这样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我又怎会一直难以忘怀呢？在如今的我看来，母亲在谈到大着肚子、冒着风雪前往市场的自己时，言语间一定是透着些许悲凉的。又或者，这不过是母亲对在旭川度过的、艰辛的新婚生活的一份回忆——就算谈不上艰辛，多多少少也是带着一丝伤感的。而幼小的我，一定也在懵懂中体会到了这份伤感。母亲当时的日子，一定过得很艰难。可是艰难归艰难，对我来说更重要的却是，在母亲的子宫、肚子以及和服和斗篷的重重包裹和保护下，在母亲的带领和陪伴下，我终于迈出了和旭川这个地方发生关联的第一步。

所有关于母亲的记忆中，这一幕是我最喜欢的。因为在其中，不过是小小胎儿的我仍然扮演了一个角色。

关于旭川，我还有另一个回忆。确切地说，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得上是回忆，不过现在回想起来仍有十分清晰的画面感，在我看来，也只能把它称作是回忆了。

市场建在宽阔的练兵场的另一头。市场的地面一片泥泞。雪虽然已经化尽，但雪水浸泡过的地面还未干透。市场上搭建了一排排简陋的小店，出售各式各样的货品，家家店门口都挤满了人。小店的外墙上，顾客们的身上，都溅满了泥点子。这幅凌乱而嘈杂的画面笼罩在五月明媚的阳光下，不过这阳光，还有流动的空气，都还带着一丝寒意。

我的母亲也行走在其间。此时的母亲已生下了我，身子松快了不少。这是她产后第一次外出。我的生日是五月六号，所以我想母亲的这次外出应该是在五月底前后。

母亲是与同住在军官宿舍的父亲上司的夫人结伴去的。母亲托这位年长的夫人帮忙挑选，零零碎碎地买了不少东西。这是她生的第一个孩子，育儿所需的东西自然方方面面都要备齐，同时也有必要听听过来人的经验之谈。她买了汤婆子、便于换洗的尿布、毛线织的帽子，还有婴儿洗完澡后擦的爽身粉，以及奶瓶等等。

——你那个使不得，得买这个。

——这个得多买一个备着，好用着呢。

这样的话不停地从那位年长的女性嘴里冒出来。而二十二岁的年轻的母亲，只是乖乖地按照她说的做。

在这幅画面中我并未出现，但也并非与之毫无干系。母亲和那位年长的女性如此忙碌，不正是为了我吗？那时的我，或许正四脚朝天地躺在军官宿舍的某间屋子的被窝里，又或许正睡在被雇来帮忙的老妈子的怀中。

这次产后的首次外出，母亲是在什么时候，又是怎样讲给我听的，我已经记不清了。可是在我心中，却不知何时形成了这样一幅清晰而生动的画面。我喜欢画面中年轻的母亲，也喜欢画面中那位对母亲亲切而热情的年长的女性。甚至可以说，若没有对这位女性的感激之情，我是想象不出这样一幅画面的。说感激之情也许有点严重了，总之从小时候到现在，我都对这位女性怀有一种特殊的莫名的好感。因为，在六十多年前的五月的一天，为了我这个小小的婴儿，这位女性曾陪着我的母亲穿梭在旭川泥泞的市场中。

明治四十一年初，母亲带着我离开旭川，搬回了伊豆的乡下老家。因为第七师奉命出征朝鲜，而父亲也将随军。

那时，母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外祖父，曾不远千里从乡下赶来旭川接我们母子。也许是身为外祖父的他，不放心让一个年轻的母亲独自带着年幼的婴儿做如此长途的旅行吧。

从那以后，我的整个童年以及少年时代，都是在乡下老家度过的，却并未和外祖父一家住在一起。再加上外祖父不喜欢小孩，我跟他也并不亲。我对外祖父来说，不过是一个关系疏远的外孙子。然而，在从旭川前往伊豆老家的这段旅途中，我却得到了外祖父无微不至的照顾。无论是在从旭川到函馆的火车上，还是在从青森到乡下的马车上，我在外祖父怀里待的时间都远远多过在妈妈怀里的时间。后来，外祖父还常常谈起这件事，不止一次地说到那次旅程是多么艰难和辛苦。

因为海上风浪过大，在从函馆到青森的渡船上，母亲晕船晕得厉害，几乎病倒。外祖父又要照顾我，又要照顾母亲，据说累得够呛。

——因为从未见过大海，第一次见到大海的我，哭了；因为北海道很难见到绿色，抵达青森后第一次见到树林里绿色的树叶时，我又哭了。就这样，我不停地哭，不停地哭，好几次几乎哭断了气，从旭川一直哭回了老家。

在外祖父的描述中，我就是这个样子。这也不是他直接告诉我的，而是他讲给别人听的时候，我在一旁听到的。

每当听到外祖父这样描述我，我总是忍不住想对他提出抗议，但却又说不明白究竟要抗议什么。我总觉得，就算自己真的爱哭，就算真的常常哭到声嘶力竭，那也绝不会是因为害怕大海，或者害怕绿色的树叶的缘故。那到底是为了什么哭呢？若要问我，我也答不上来。反正，总之，我之所以会哭一定有什么别的原因。

这一次，若也能让现在的我代替幼年的自己来回答，我也许会说，那时的我之所以会哭，之所以会哭得几乎断了气，一定是因为不愿离开旭川，不愿离开生养自己的土地。虽然对于旭川到底是个怎样的地方，我并没有丝毫印象，也没留下什么回忆，可是对于自己的出生地那种出于道义的眷恋和维护，即便在幼小的我的心里，也已经悄悄萌芽了。当自己的出生地被描述成一个寸草不生、一片荒凉的白色世界时，即便是幼小的我，心里也很不是滋味。

——你是什么时候，在哪儿出生的？

小时候，每当有人这么问我，我总会回答，

——五月份，在北海道的旭川出生的。

口气里还能听出几分自豪。自懂事起，我就对自己的出生地旭川，和自己出生的月份五月，没来由地感到自豪。虽然无论是对旭川还是对五月，我都没有什么具体的印象和记忆，可这也丝毫不妨碍我为它们感到自豪。甚至不如说正是因为没什么印象和记忆，我才会对自己的出生地和出生的月份感到格外的自豪。

明治四十年的旭川，旭川屯田兵村 建立不过十八年，旭川村形成也不过才十四年，而第七师军团在此驻军才仅仅七年。那时的旭川，只是一个以军营为中心刚刚繁荣起来的小镇，周围的平原也更近似于今天的水稻种植基地或工业园区，与现在的繁华大都市旭川根本没法比。

现在的我，完全能够想象得到六十多年前的旭川那种混杂着军靴臭味的荒凉和杂乱，与自然环境的严峻和恶劣融为一体的特殊氛围。一年中无论哪个季节，一入夜便静谧得可怕。而我，便是在这样一个军营小镇的，陆军军官宿舍的一间小小的房间里出生的。这样的出身，我觉得挺好。父亲当了一辈子的军医，出生在军营的我，也算配得起军人的儿子这个身份。当然，也许是在父亲离世之后，我才开始产生这种想法的。

然而对于儿时的我来说，旭川仅仅是我的出生地，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所以，作为我的出生地，它必须是个美丽的地方，必须是个了不起的城市。

自己出生在五月这件事，儿时的我也觉得很了不起。母亲偶尔聊起五月的旭川，总说那是一个百花齐放的美丽时节。听了她的话，我就更加坚信不疑了——自己的出生比任何人都要得天独厚。寒冷的日子，我还安睡在母亲温暖而安全的肚子里，一到了春光明媚的时节，我便从母亲的肚子里迫不及待地钻出来了。

就这样，年幼的我，对自己出生的五月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信仰。这种信仰，时至今日仍保留在我的心灵深处，只是形式稍有不同。五月晴、五月阴、五月山、五月雨 ——无论是万里无云的晴空还是梅雨过后的阴霾，无论是绿意盎然的山林还是飘飘洒洒的春雨，五月的一切都令人感到一种无忧无虑的生命力。除开是我的出生月这点不说，五月所特有的生机和活力也足以令我迷醉。

我对四岁以前的人生毫无记忆。我和母亲一起回到伊豆老家，一直待到父亲从朝鲜战场回来。之后，我又分别在东京和静冈住过很短的一段时间。可是对于这两段生活，我都完全没有任何印象。去东京，是因为父亲在那里念军医学校，只待了不到一年。而静冈，则是父亲从军医学校毕业之后作为一个真正的军医去的第一个任地。

在静冈生活的那段日子里，妹妹出生了。妹妹出生大约半年到一年之后，我就被送回了伊豆老家的外祖母身边。因为母亲一人带着两个小孩实在忙不过来，只能把我托付给外祖母代为照管了。下级军医家庭的日常生活想必琐事繁多，母亲也是一时为了应急，才把我暂时托付给外祖母的。母亲原以为过不了几天就能把我接回身边，可实际上我在外祖母家待的时间却远远超出了她的原计划。谁也没想到，从那以后我就长久地留在了伊豆老家和外祖母一起生活，就连上小学时户籍上的监护人都写的是外祖母的名字。

——早知道生完你妹妹就该把你接回来的，也怪我太年轻，拖了一天又一天，一不留神就拖了半年，真是失算。再后来不是我生病就是孩子（妹妹）生病，又是一拖再拖。刚好过了一年，总算能去接你了，谁知道已经没办法咯。

母亲时常回想起那时候的事。也不知道她说的“没办法”是怎么个“没办法”，总之最终结果就是她没能把我接回去。

外祖母说什么也不肯放我走，我也打死都不愿意离开外祖母。母亲的那句“没办法”，听上去是多么地失望和无奈。而让她无奈的，正是外祖母和我，一老一小联手结成的坚固同盟。终于，母亲不得不放弃了接我回去的打算。我也终于不用回到父母身边，而是如愿以偿地留在了伊豆山村的小小土仓中，和外祖母一起度过了属于自己的幼年和少年时期。

对我来说，究竟是在父母身边长大更好，还是由外祖母抚养长大更好？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也不得而知。我还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除我之外，弟妹都是在父母身边长大并度过少年时期的。唯独身为长子的我却离开了家，在外祖母的宠爱下肆意生长，也许一切不过是命运的安排吧。

我所有关于幼年和少年的记忆，都与伊豆那间小小的土仓有关，因为我从五岁到十三岁都是在那间土仓中度过的。

我离开父母的怀抱，在伊豆乡下老家的小小土仓中与外祖母相依为命，度过了自己的幼年和少年时期。然而事实上，我口中的“外祖母”却与我并无任何血缘关系，她只是我户籍上的外祖母，并非血缘上的。在同一个村同一个字 还住着母亲的娘家一家，那里有我的外祖父，就是来北海道接我和母亲的那个外祖父，当然还有我的外祖母，那才是跟我有血缘关系的真正的外祖父母。而相邻的村子便是我父亲的老家，那里又住着跟我有血缘关系的祖父母，祖母虽说已经去世了，但祖父还健在。

细说起来，我的家庭状况的确有些复杂。抚养我长大的这位外祖母，其实是我的曾外祖父，一位名为“洁”的人的小妾，不过那时这位曾外祖父早已亡故了。简单点说就是我的曾外祖父的生前的小老婆。

这位曾外祖父生前是名医生，师从当时医学界鼎鼎大名的松本顺 ，年纪轻轻便出任过静冈藩挂川医院的院长、静冈县韮山医药局的局长，还创立了三岛私立养和医院并出任首任院长，可谓年轻有为、功勋赫赫。在当时应该算得上是掌握了最新的医学知识的人才吧。后来，不知因为什么事，就在这位曾外祖父快四十岁的时候，他突然回到了伊豆的老家，在村里开了家诊所，并就此过完了自己的后半生。他常坐着轿子在伊豆一带出诊，作为挂牌行医的医生也算口碑不错。麻烦的是，回伊豆的时候，他还带回了一个小老婆。随后，他便在老家的村子里建了诊所，盖了新房，自己搬进去住时自然也带上了她。他的嫡妻和祖宅其实就在离诊所和新房不远的地方，他却难得回去一次。这位曾外祖父，据说就是这样一位任达不拘、我行我素的人物。

这位曾外祖父在我出生的六年前就中风病倒了，又在床上瘫了两三年，在五十九岁的时候便与世长辞了。瘫痪在床的时候，他最放心不下的，自然是自己的小妾在自己死后该如何安置。于是，这位任性的曾外祖父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就是让自己的孙女也就是我的母亲赶紧分家，自立门户，然后将自己的小老婆作为她的养母写入她的户籍。母亲那时不过才十五六岁，这样做实在有些不合情理、强人所难了。但是，母亲最终还是顺从了。她把自己祖父的小老婆当作自己的养母接到家中，尽心照顾，努力尽到一个做女儿的责任。而作为回报，她得到了属于自己的户籍、宅子和土仓。

翻开我家的户籍，第一页上便写着我的曾外祖父的小妾的名字，然后才是我的父母，再然后才是我。

所以说，我称作外祖母的女人，在户籍上的的确确是我的外祖母，但在血缘上却是与我毫无干系的外人。与我有血缘关系的外祖父、外祖母以及舅舅、姨妈等一大家子人其实就住在同一个村子，可是我却和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彻头彻尾的外人相依为命地生活在一间小小的土仓里。而曾外祖父所盖的诊所和老屋，则租给了外地来的一家人，也是行医的。

在我小时候，母亲娘家的人和村里的人常常逗我说：“你呀你呀，还是被阿叶姥姥抓去做人质咯！”他们所说的“阿叶”，就是我曾外祖父的小老婆，也就是我的外祖母的名字。村里的人为了方便区分，在“姥姥”的称谓前都分别冠上了她们各自的名字。他们把外祖母叫做“阿叶”或者“阿叶姥姥”；把当时尚健在的母亲娘家的正经八百的曾外祖母称作“阿广姥姥”；又把我的母亲的母亲，也就是跟我有血缘关系的外祖母称作“阿达姥姥”。说起来，我该叫“姥姥”的人还真是不少啊！

村里人说我是人质，其实也不是毫无道理。阿叶姥姥一直靠着我父母给的赡养费过活，在这个家，她的身份很尴尬，自然也担心有一天会丧失经济来源。在村里，她是唯一的外来人口，而且是闯入嫡妻所在的村子的小老婆，是家族秩序的破坏者。对族人和亲戚们来说，她更是突然闯进家族里来的来历不明的女人，还大模大样地入了户籍。甚至我的父母对她，也不是毫无怨言——祖父的小老婆，凭什么该我们替她养老？

这样一个女人，我竟会和她生活在一起。现在想来，的确有些不合常理。年仅五岁的我，成了孤独无依的她最坚定的同盟者。我与她生活了不过短短一年，就对她产生了深深的依恋，变得越来越离不开她。所以，在父母和她之间，我坚定地选择了后者。村里人说我是人质，可我又哪里知道“人质”是啥？况且，管他是人质还是别的什么，只要能待在外祖母身边我就心满意足了。我对外祖母的依恋如此之深，可见她对我的爱，无论是有意识的也好无意识的也罢，也一定不是寻常人可以想象的。

阿叶姥姥对我的这份感情其实不难理解，年过半百的她一定是把年轻时对曾外祖父的爱，转移到了他的曾孙子我的身上。我就像是曾外祖父的替代品，理所当然地得到了无微不至的呵护和毫无保留的爱。当然，若带着恶意来揣测她，也可以这样解释：好不容易身边有了个伴儿，怎么能轻易放手呢？当然要用尽一切手段，奉上自己所有的爱和温情，让这个天真的傻孩子从此死心塌地地跟着自己。不过，无论阿叶姥姥是出于哪种原因，对我来说结果都是一样的。

我记得没错的话，那时的阿叶姥姥大概五十多岁。

我所有关于童年的记忆中，最早的、能够称得上是回忆的回忆，都从那间小小的土仓开始的。之前和父母一起生活时发生的事，我一件也记不得了。我幼小的心灵，像昆虫的触角一样轻轻地晃动着，第一次碰触和感知这个世界，就是从和阿叶姥姥一起生活的那段日子开始的。

村子里有土仓的人家多的是，可是把土仓当屋子住的，却只有我和阿叶姥姥。于是，村里人便将我称作“土仓小少爷”，自然是住在土仓里的少爷的意思。我家世代行医，父亲又做了军医，在天城山山脚的小村子里，也的确算得上是一位出身显赫的少爷了。

自刚记事起我便住在小土仓里，所以直到现在我对土仓仍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那间土仓的大门是厚重的封土拉门，一打开，一股微凉而陈腐的气息便会扑面而来，令人莫名地感到安心。我和阿叶姥姥两个人，不，还有数不清的老鼠，就生活在这微凉而陈腐的空气中。

关于童年，我最初的记忆，恐怕就是每晚在枕头边跑来跑去的老鼠了吧。诚然，这并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情。每晚半夜醒来，总能发现几只老鼠在我的被子上来回乱窜，或是把我的枕边当成了运动场。奇怪的是，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害怕。每晚上床睡觉前，阿叶姥姥总会在房间的角落里放上一点儿粮食留给老鼠们吃，说是这样一来就绝不会有老鼠来咬人伤人了。阿叶姥姥说的话，我自然是深信不疑的，恐怕就连她自己也不曾对这个说法产生过怀疑。这样一来我就不害怕了，阿叶姥姥当然也一样。每天晚上，老鼠们都会来取它们的口粮，这么说起来，它们在我的被子上乱窜也好，在我的枕边开运动会也好，其实都是在不辞辛劳地忙着搬运它们的粮食呢。

直到现在，我还经常向家人聊起这件事，可是他们谁也没当真。有人说：“你不会是在做梦吧？”还有人说：“多半你是把现实中的事和梦里的事记混了，自己虚构了这么一个童年的回忆。”可是，我真的记得非常清楚，我每晚都被老鼠的吵闹声吵醒，却一点儿也不觉得害怕，反而有一种莫名的安全感，不一会儿又在老鼠的吵闹声中再次入睡。

早上醒来，总会发现前一晚留给老鼠的口粮全都没了。而老鼠们，似乎也都默契地遵守着约定，绝不会对给自己口粮的人下手，反正我一次也没被老鼠抓过或者咬过。那时的我，就连老鼠的吵闹声也觉得亲切和热闹，也足见小土仓中只有我和阿叶姥姥两个人的夜晚，是多么寂寞和冷清了。

我和外祖母在小土仓中的生活，与别人家住在普通房子里的生活多少有点不一样，对此我并非毫无察觉。

最能让我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差别的，便是黄昏时分。这个时候，我通常还在外面玩。玩着玩着，总会下意识地瞥一眼土仓的窗户。如果土仓里亮起了灯，那扇小窗便会透出微弱的光。若是迟迟没亮灯，那扇窗户便会像深陷的眼窝一般，黑咕隆咚的一团。就算是白天，土仓里也一片昏暗，到了傍晚，天色越来越暗，那用土垒起来的四面墙就像是围成了一口四四方方的箱子，里边黑漆漆一片，更是啥也看不清了。我会一直在屋外玩到外祖母亮灯，一旦那扇小窗有灯光透出，我便会飞奔回小土仓。

别人家的房子，既有回廊又有灶房，穿过灶房，屋后还有后门。感觉从四面八方都能进到屋子里去似的。可是，咱家的小土仓却压根儿不是这么回事。入口只有一个，门还是厚重的封土拉门。一楼是用木板搭的，要想上铺了榻榻米的二楼去，得爬上搭在昏暗的木板房最里边的一段又窄又陡的木梯。比起别人家的房子，咱家的房子可不是这么容易进的。不像是进家门，倒更像是爬进一个结实的木箱子。

别人家，一到傍晚吃晚饭的时候就特别热闹。尤其是围炉边的场景，最能展现一家团圆的幸福，那份舒适和温馨，就连屋外的人都能感受得到。夏天，时常能瞧见光膀子的男人。冬天，又常常能看到一大家子人和和美美地围坐在围炉边。

每当看到别人家晚餐前的这道风景，我总会突然间感到肚子饿了。可是，我却并不急着进自己屋去。我必须在屋外等着，等着那扇小窗透出微弱的光，等着那点光温柔的召唤。在它亮起之前，我会在屋外一直黏着外祖母。灶间搭在土仓外，外祖母总是在那个像小窝棚似的灶间里忙碌。一会儿往灶膛里塞几根柴火，一会儿又拎着水桶去屋前的小河边汲水，一会儿又去田里拔几根葱。外祖母这样忙前忙后的时候，我总是像个小尾巴一样紧紧地跟着她。

等到外祖母把晚饭的饭菜全都准备妥当，她才会爬上土仓的二楼，点亮煤油灯。现在看来，早点亮灯不是更好吗？可是阿叶姥姥却总说太费油了。她就是这样，就连点煤油灯这样的小事也是能省则省。当然，这样做的也不是阿叶姥姥一个人，村里的人都这样，就连后来搬进城里住的父亲母亲也改不了这个习惯。

土仓的二楼有并排的两间六席 大小的房间，其实房间之间并无隔断，却总给人一种彼此独立的两间房的感觉。一北一南各开两扇小窗，窗框上镶着铁条，此外再没有其他的空隙可以透进光线了。屋内的采光全靠这两扇窗，自然大白天也是昏昏暗暗的。南面的窗户前有大约一席大小的地方没铺榻榻米，只铺了木地板，上面放了一张小小的餐桌。南面窗前的这一小块空间，不仅是我们吃饭的地方，外祖母有时也坐在这里缝缝补补，家里偶尔来了客人，也请到这里来坐坐。从一楼上到二楼，抬脚就能走到这扇窗前，对来访的客人来说也很方便。

客人总是一边打着招呼说：“家里有人吗？”一边踩着木梯上到二楼。走完楼梯，径直往窗前一坐就成了。也有的客人并不上到二楼来，直接就坐在楼梯的最高的一级台阶上，似乎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阿叶姥姥作为这个家的主人，总是坐在南面窗前的木地板上，所以也就没必要招呼客人去里间了。再说，也只有这扇窗前的这一小块地方还算亮堂。

正对南面窗户，北面其实也开了一扇小窗，却很少被利用。窗户朝北，离楼梯口又远，仅能作采光口和通风口。直到我上了小学，北面窗前才摆了一张小桌，逐渐成了我看书学习的专用场所。在此之前则仅仅只是一方四角的小框，镂刻出外面的风景。

我和外祖母睡在里间。所以，每天早上醒来，我总能通过北窗射进来的光线，大致判断出当时是几点，或者那天的天气怎样。南北两扇窗都装了挡雨板和拉窗，一入夜，挡雨板自然是要放下来的。不过，等我一觉醒来，外祖母早已撑起挡雨板，打开了拉窗。

清晨醒来，缓缓睁开双眼，那时的心境最是平静和安稳。柔和的光线透过拉窗上薄薄的窗纸倾泻进来，算不得明亮，却也绝不晦暗。我总是赖在被窝里不肯起来，久久地把脸朝向那扇小窗，朝向那团柔和的白光。儿时的清晨，在小土仓中醒来时那种安稳和踏实的感觉，直到现在我仍记忆犹新。那样的清晨，现在看来是多么奢侈啊！

小土仓中，刚刚苏醒的清晨是无比美好的，相反，若是半夜醒来，可就有点狼狈了。

“我要尿尿！”

只要我醒了，外祖母也就不得不起身。她会点亮放在枕边的蜡烛，拿在手里，一面嘟嘟囔囔地念叨着什么，一面领着我朝南窗旁的楼梯口走去，然后再牵着我的手一步一步走下楼梯，一边还要不住地提醒我别踩空了。茅房在屋外，还得拉开厚重的大门才出得去。外祖母拉门的时候，就换我替她拿着蜡烛。

拉开大门，一脚踏出屋子，眼前便是全然不同的一个世界。冬天，刮着肆虐的寒风；夏天，能听见阵阵虫鸣。有时，天上挂着一轮明月；有时，又淅沥沥地下着雨。夜晚的景象真是千差万别。不远处的树林，有时会躁动着发出沙沙的声响，更多的时候则只是默默地矗立在无边的黑暗之中。

茅房就搭在土仓入口的右侧。外祖母陪我来到茅房，总是让我先进去，自己站在茅房外等我。我出来之后，再换外祖母进去，我在外面等她。

“你快先进屋吧！”

外祖母多半会这样说，可是我却更愿意在屋外等她。就算我先进屋，屋里也是黑漆漆的。同样是在一片漆黑中等待，我当然宁愿待在屋外，等着外祖母从茅房里出来。

上完茅房，外祖母和我再次回到土仓，关上厚重的房门，插上门闩，再借着手里的烛光爬上二楼，钻回空了好一会儿的被窝。待到在被窝里重新躺好，我总会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好像方才完成了一件什么大事。同时，沉沉的睡意又会再次袭来，瞬间将我击倒。

半夜上完茅房钻回被窝时那种奇妙的感觉，只有小时候的自己才体会得到。虽然现在我仍记得那种感觉，可是却再也没有真正体会过。只记得战争年代，我应征入伍去了大陆，在野外作战时，有时半夜会被尿憋醒，那种感觉似乎与儿时的记忆相似，但又不如儿时的经历那般鲜活有趣。

令人头疼的是，有时候我明明刚上完茅厕回来，刚一钻进被窝，立马又想尿尿了。

“我要尿尿！”

“不是刚去了回来吗？”

“可是人家又想去了嘛！”

这样一来，外祖母只得再一次点起蜡烛。天气不冷的话倒还罢了，直接从被窝里钻出来再去一次就成。可要是遇到大冷天儿，就得在睡衣外裹上厚衣服，脖子上还得围上围巾。毕竟是大半夜去室外，不裹严实点儿怎么行？

为了省事，外祖母也曾在房间里备过一个儿童专用的便盆，可是我说什么也不肯用。后来，她又不知从哪儿找来一个用旧了的马口铁制的汤婆子，打算当成尿壶凑合着用。

“尿这个里边吧！”

没想到，我对汤婆子也同样敬而远之。那种奇怪的撒尿方式我实在是接受不了。与其尿在便盆或者旧汤婆子里，我还不如对着镶铁条的窗户往外尿呢。可是，这样撒尿又会弄湿窗棱，外祖母坚决不允许。

“这孩子呀，真是头倔驴！”

外祖母常跟人抱怨。可是她的抱怨里又透着几分得意，似乎我的倔脾气还挺让她骄傲。我也不知道我这算不算是脾气倔，反正我几乎每晚都要外祖母陪我去茅房。遇到下雨的日子，就不去屋外的茅房，而是站在土仓的大门口就地解决。土仓门口长了一大片青苔，外祖母说那是“尿苔”，全是我的尿浇出来的。

深夜起床上茅房，这幅画面，现在想来却莫名地觉得生动有趣。虽说是深夜，一年四季也仍会有各自不同的风景。春夜有春夜的和煦，秋夜有秋夜的清冷。月色如水的夜晚，地面上清晰地印着我和外祖母的影子；寒风萧瑟的夜晚，落叶在脚边顽皮地打转儿。记得最清楚的，还是我俩半夜一起捉萤火虫的事。

“好了，别玩了！该回去睡了！”

外祖母一定这么劝过我。可是，我一心只想着要捉萤火虫，哪里还有半点睡意？外祖母当然也只好顺着我咯。也不知那晚我俩是怎么了，现在想起来跟做梦似的，真是一个奇妙的夜晚。

如今，我自己也有了孙子，当年幼无知的他有什么无理的要求或是任性的举动时，我总是尽量顺着他。我小时候不也是一样的年幼无知吗？外祖母不也总是这样顺着我的吗？

说回当年，对于幼年的我来说，每一个夜晚都是那么鲜活、那么生动。在这鲜活而生动的夜的世界里，有一个小小的结实的箱子，箱子里睡着我和我的外祖母。 TpxxC89g12u1MeLrs+nOIU7hjACv9q71yjnYpbdc/keWaCJSvu8skCU1XLnlwmX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