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看过一部名叫《马可·波罗》的传记电影，英若诚演忽必烈，于绍康演海都，娜仁花演阔阔真公主，马可·波罗、阿合马都是外国演员，记不得名字，后来查资料，才知道是美国演员，前者叫肯·马歇尔，后者叫雷纳德·尼莫伊，这部电影是中意合拍，朱里亚诺·蒙塔尔多导演。我喜欢这部电影，像许多电影一样，我看了很多遍，直到能够背诵它的一些台词。有些台词至今令我深为感动。

年迈的忽必烈在黄昏的皇宫里这样对行将离去的马可·波罗说：“冬天快到了，夜阑人静的时候，北方刮来的彻骨寒风会带来蒙古草原的气息和战马嘶鸣的声音，我会怀念起家乡，也会想起你，马可，我万里之外的儿子。”

如今把这句话默写下来，我脑子里下意识地响起英若诚浑厚、抑扬顿挫的嗓音。

很多年中，我都在反刍他们的友谊。两个差异巨大的人之间建立的友谊最为神奇。马可·波罗与忽必烈，就是这样的两个人。在他们身上，找不到任何共同点，甚至在许多方面完全是南辕北辙——西方／东方、青年／老年、平民／皇帝，唯一的共同点，是两个人碰巧都有真诚。商人的本性是牟利，而皇帝更是不择手段——忽必烈一生杀人无数，其中包括身兼他的胞弟和汗位争夺者双重身份的阿里不哥，据说，阿里不哥是被忽必烈毒死的，但是，即使老谋深算的皇帝，也会显露出孩子似的天真本性。马可·波罗给了他机会。除了马可·波罗，他无法再从别人那里得到这样的机会。马可·波罗，使这个终生陷入政治旋涡的生命获得了一个新的支点，可以使他站在一个新的视角上观察自己的人生。同时，他们的忘年交，为这个过于坚硬的时代增添了一些温情的气息。从这个意义上说，忽必烈和马可·波罗都是幸运的，他们都通过对方实现了自己。

这一事件的隐喻特征也显露无遗，因为我们随时可以把忽必烈汗与马可·波罗的个人友谊放大成东西方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无论是中国，还是欧洲，都通过对方看见了自己。鉴于眼睛寄寓于身体之中，因而，它们在履行观察功能的同时，唯独无法观察我们自身，这是眼睛在设计上的重大缺陷，这就要求我们在观察自己的时候，不得不借用别人的目光。同样，对于一种文化而言，其自身身份的认定，不是与生俱来的，更无法在一个封闭的文化环境中完成，而只能在异质文化的相互对照中实现。对方如镜子，描述了自身的状况。“身份认同”是理解现代性理论的一个关键词。巴赫金说：“一个人在审美上绝对地需要一个他人，需要他人的观照、记忆、集中和整合的功能性” ；“必须在我的内心自我感受（即我的空洞观照的功能）与我的外在形象之间，插入一个仿佛透明的屏幕，通过屏幕他人对我的外形可以作出情感意志的反应，如他人对我的可能的惊喜、爱慕、诧异、怜恤；我透过他人心灵（它降低为一种工具）的屏幕来观照，就使我的外形获得了活力并融入绘声绘影的世界。” 这说明人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不是从内部，而是从外部完成的。如果没有这面镜子，看清自身是十分困难的。或许，朋友的真正意义，正在这里。

然而，对于处于成长阶段的西方而言，中国形象展示出的迷人品格，在激起西方人追求自身强大的欲望的同时，其内部的制度性缺陷也不幸被掩盖。西方人，比如马可·波罗，尽管目睹了这个东方帝国的疮疤，但他们的兴奋点不在这里，全部停留在那些恢宏华丽的事物上。这类记载，在《马可·波罗行纪》中随处可见。这并非有意粉饰，而是弱势心理的直观表达，就像鸦片战争，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中国人文化价值向西方的彻底倒戈一样。欧洲人通过中国看到了自己的未来，而中国却没有从他们口中得到对自身的忠告。正是这个原因，使整个欧洲在穿越了黑暗中世纪的围困大步前进的同时，整个中国陷入悲剧性的停滞之中。

1280年代末，威尼斯的马可·波罗与汗八里的列班·扫马，分别在杭州与巴黎做客。这无疑是一次富饶与贫困之间的比较历程。当马可·波罗沉醉于西湖的湖光山色，列班·扫马正穿过巴黎狭窄、肮脏的街道。与中国木质建筑的轻灵舒展不同，西方人全部生活在石头的世界里，那些房子以冰冷的语言讲述着他们的生存处境，而不似中国建筑，以其木质的温婉敦厚品质，成为承载和安顿家族血脉的稳固容器。在列班·扫马看来，那些石头房屋局促、简陋、逼仄，人在其中，远不如在中国庭院那样，舒展、松弛、自由，厅堂的布局，刚好凸显居住者的风仪，而是成为石头缝中卑琐的寄生物。当他从街道上走过，那些卑微的面孔就会从窗子后面浮现出来。所谓的街道，只不过是石头房子中间的窄缝，回环曲折，去向不明，走在其中，就像走在某个晦暗不明的诡计中。随时可能有一盆尿，从某个打开的窗口忽然汹涌而出。街市上昂贵的东方进口产品，与当地粗糙的面包、腌肉，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里不仅卫生条件奇差，而且物资匮乏。只有教堂是高耸的，它以难以企及的高度见证着人的卑微。有意思的是，教堂以近乎狂热、病态的方式表达着对天空的崇拜，而它对高度的偏执恰恰遮蔽了天空的存在。

在中国，人们感觉不到建筑的压迫感。它更像穿在人们身上的一件宽松、庄严的大袍，朴素、得体，富于亲和力。它突出的飞檐，在我看来简直是对中国式袍袖的绝妙翻版。杭州，刚刚逝去的朝代——南宋的都城，比教会所描述的天堂更像天堂，只不过它不在天上，不在海拔一万米以上的空气中，而是在尘世，马可·波罗也因此把它称作“天城”，称其为“世界最富丽名贵之城”。这座城中，“有一万二千石桥，桥甚高，一大舟可行其下。其桥之外，不足为异，盖此城完全建筑于水上，四围有水环之”，“城中并见有美丽邸舍不少，邸内有高大楼台”，“有商贾甚众，颇富足，贸易之巨，无人能言其数”，在马可·波罗的描述中，这里的人们“面白形美，男妇皆然”，穿着丝绸的衣衫，举止安静娴雅，连妓女都充满丰神，她们衣饰灿丽，空气中飘散着她们的体香，“外国人一旦涉足其所，即为所迷，所以归去以后，辄谓曾至天堂之城行在，极愿重返其地” 。

灭顶之灾并没有降临在西方人身上，相反，马可·波罗告诉他们一个简单的事实：原定通往地狱的旅程居然直达天堂。与基督教的天堂不同，那是一个被人证明、完全可以抵达的天堂。历史的诡计隐藏在一个过程紧张、结局完美的玩笑中。西方人从大悲转向大喜，而中国人的欧洲之旅，却两手空空，一无所获。

列班·扫马，到达欧洲的第一个中国人，被轻而易举地忘记了。没有人步其后尘。

相反，在利益的怂恿下，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拥向东方。传教士们成群结队地启程，前往东方收获灵魂；而商人和冒险家们则希望从那里收获财富。

马可·波罗的传说感染着传教士们，尽管当时他们对于中国的知识少得可怜。弥尔顿1655年出版《失乐园》第十一卷中还有这样的句子：“从契丹可汗的都城汗八里的坚固城垣……直到西那诸王的北京……”——他们甚至不知道汗八里、大都和北京是一座城市。他们只知道，蒙古人的故乡，在草原深处。他们在绝望中奔走了三百年，蒙古武士的甲胄照亮了他们的脚步，即使北方的冰雪也不能把他们的足迹彻底掩埋，然而，当他们终于抵达中国，他们沮丧地发现，大汗已不知去向，这个国度，留给一个名叫朱元璋的皇帝统辖，他不再像大汗那样慷慨，而是固执地封闭了通向西方的道路。1583年，当利玛窦终于在广东肇庆建立起第一座教堂时，等待他的，不再是大汗的盛宴，而是前所未有的危机。这个国家留给利玛窦的印象，与《马可·波罗行纪》中的记载大相径庭：

中国人害怕并且不信任一切外国人。他们的猜疑似乎是固有的，他们的反感越来越强，在严禁与外人有任何交往的若干世纪之后，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

利玛窦身着中式长袍，他试图把自己掩藏在中式服装里。但每当他照镜子，他都会陷入深深的恐惧和绝望中——他欧式的面孔，会使他的身份暴露无遗。他所有的梦想，都将在某一天，被突如其来的石头击得粉碎。

与那些苦行僧相比，哥伦布的目的更加单纯：寻找黄金。马可·波罗到达中国两百年后，当哥伦布从《马可·波罗行纪》中得知忽必烈汗两次远征日本失败的消息，以及日本列岛的“黄金和其他宝物的价值无法估量”时，决定寻找大汗的国土与遍地黄金的“西潘戈岛”（日本）。1492年8月，哥伦布带着西班牙王室写给大汗的国书开始了他的远航，在整个航程中，他都幻想着汗八里的耀眼金顶会在前方的海面上骤然浮现。

大约1484年，热那亚人哥伦布抵达西班牙。有一天，他在特塞拉岛上的家里，来了几名不速之客。他们衣衫褴褛，神情恍惚。其中一个名叫阿隆索·桑切斯·德韦尔的驾船人对哥伦布讲，他们的小船，经常在西班牙本土与大西洋中的加纳利群岛之间行驶，贩卖货物，这一次是他们遭遇了强大无比的风暴，被海浪冲卷着，在大西洋上，向西方漂流了二十八九天，根本无法根据太阳和北极星判断方向，懵懂之中，在加纳利群岛西边、大西洋深处一个不知名的地方上了岸，在获取一些水和干柴之后，摸索着返航。谁都不会想到，一场偶然的风暴将彻底改变人类的历史。由于他们是被风暴吹到那里的，完全不知路线，所以他们回来的路多花了一倍的时间。从西班牙出海时，船上共有十七人，到达哥伦布家时，只剩下四五个人，其中包括驾船人阿隆索·桑切斯·德韦尔。他们是听说哥伦布是杰出的水手和宇宙志学者，还会画航海图，才去他家落脚的。显然，他们的故事把哥伦布迷住了。他突然意识到，一个巨大得难以想象的机会忽然降临，与此同时，一个阴谋也已经在他的内心酝酿成形。这个不可告人的阴谋，使那几位幸存者无一例外地死在哥伦布家里。

哥伦布从他们的叙述中听出一个事实：向西，的确存在着一条通往日本和中国的航线。阿隆索·桑切斯·德韦尔的航行印证了这一点。对此，相信地圆理论的哥伦布确信不疑。在他看来，沿这条航线去中国或许更近一些。我曾经与精通西班牙语言和历史的张承志先生探讨过这一点：在哥伦布之前，向西穿越大西洋的航线早已存在，大西洋中间散落的岛屿，如同跳板，把航行者一节一节摆渡到新大陆。只是知道这一秘密路线的人凤毛麟角，阿隆索·桑切斯·德韦尔便是其一，他在无意中，把秘密透露给哥伦布，也在无意中自寻死路。那个妄想狂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被置于历史的关键时刻，天上掉下来的巨大机会，使他被一种巨大的幸福感吞没。杀人灭口，哥伦布一丝犹豫都没有——他谋杀了所有的知情者——一群刚刚死里逃生的幸存者。只有这样，他们才会守口如瓶。

这一惊人的秘密，是由古代印加帝国公主伊莎贝尔·钦普·奥克略的儿子印卡·加西拉索·德加维加在《印卡王室述评》一书中透露的。这位西语文学的大师，出生于1539年，距离谋杀事件的发生不到六十年，完全有可能通过他地位显赫的长辈了解到历史的真相。遗憾的是，他没有为我们提供这一秘密的具体细节：“当时我年岁还小，听时不太注意。如果那时注意地听，现在我就可以写出更多令人赞叹的，在这部史书中非常需要的事情来。”

西班牙耶稣会传教士何塞·德阿科斯塔神父在他一部尚未完成的手稿中，披露了相同的事实：“那位航海人（他的名字我们仍不得而知，只好把如此伟大的事业归功于上帝这位造物主了），由于一场突如其来的猛烈风暴而看到了新世界，后来为了报答克里斯托瓦尔·哥伦布的殷勤好客之情，便把如此重大事件的消息告诉了他。”

没有人能够想到，在震惊世界的地理大发现背后，居然隐藏着一场惊天血案。而哥伦布，从谋杀与欺骗中最大限度地获取了利益，成为世界历史中最成功、也最隐秘的剽窃者。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哥伦布为什么在他的行程开始之前，就胸有成竹地向国王和国后索取高额回报，而且，只用六十八天多一点就到了瓜纳蒂亚尼科岛，“如果不是他从阿隆索·桑切斯的叙述中知道在广阔无垠的大洋中该沿着哪些方向航行，那么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到达那里就是不可思议的奇迹了。”

这也决定了他的旅程，不可能是纯粹意义上的探险，战栗的木船仿佛从欧罗巴海岸的弓弦上弹射出的一支箭，它的杀伤力将在终点得到证明。

草原上弥漫的血腥味渐渐消散了，有关蒙古人的凶猛传说渐渐褪色，而前往中国的冲动，日益变得势不可挡。从蒙古人的铁蹄下劫后余生的西方人，在喘息之后杀了一个回马枪，诞生于地中海的海盗基因使他们终于露出更锋利的犬齿。西方人与东方人下一次相遇的地方，是大明王朝的东南沿海，一个名叫郑成功的中国军人，在那里拭目以待。

很多年后，我仍记得在那部电影中，忽必烈在与马可·波罗告别时，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台词：

“你是真正的朋友，像你这样的朋友，即使再过几千年，我们也是欢迎的。” +x/DNp1s3Ogb4wSvyn511ArjzIZMnxFEGS6wjEdIEr7TfcheCLg2exUQgrQV8M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