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合马（Ahmed），这一伊斯兰名字，现在通常翻译成艾哈迈德，在本文第一章就已经出现，忽必烈要他主持是否兑换宋朝“交钞”的讨论。作为忽必烈身边的重臣，他几乎垄断了朝廷所有的财政事务。在忽必烈眼里，他是朝廷最卓越的理财能手。然而，与任何一个权倾一时的官僚一样，这位理财专家把无以数计的国家财富理进了自己的腰包，而纸币，中国人这项最具个性的发明，则沦为他实施偷窃最有效的作案工具。

至少在阿合马时代，中国已经掌握了人为制造通货膨胀的技巧。在他的操控下，元朝物价自1270年代起一路飙升，而阿合马，既是投机倒把分子，又是价格的控制者，天下哪有这等好事，他又岂有不发财之理。对于这位身居元代佞臣榜首的阿合马，明朝宋濂在作《元史》时评价他：

时阿合马在位日久，益肆贪横，援引奸党郝祯、耿仁，骤升同列，阴谋交通，专事蒙蔽，逋赋不蠲，众庶流移，京兆等路岁办课至五万四千锭，犹以为末实。民有附郭美田，辄取为己有。内通货贿，外示威刑，廷中相视，无敢论列。

《元史》的记载使我们得知，阿合马具有佞臣们共有的特质：营私舞弊、中饱私囊、巧言令色、欺上压下。朝廷之中马屁盛行，对阿合马的颂扬之声与日俱增。在一片肉麻的颂词中，许衡的态度堪称特立独行，他直言不讳地向忽必烈奏明：国家权力，不外乎兵、民、财三种，而今朝廷之中居然有这样的现象：其父统领民与财，其子又统领军队，这实在是统治的大忌。皇帝反问许衡：你是担心他谋反吗？许衡回答他：他或许不会谋反，但这种制度，却适得其反啊。 不久，许衡辞官而去。

对于秦长卿，《元史》中颇多溢美之词：“姿貌魁特，性倜傥，有大志”，“尚风节，好论事”，“以气岸相高” 。当他还是一介布衣的时候，忽必烈闻知他的美名，把他引入京师。不知忽必烈是否会想到，这样一位在精神上染有洁癖的文人书生，于污浊的朝廷中难有容身之地。在阿合马主政尚书省之后，秦长卿写成一封奏书，把阿合马与赵高、董卓相提并论，乞求皇上趁他的势力尚未坐大之前，将他除掉：

臣愚戆，能识阿合马，其为政擅生杀人，人畏惮之，固莫敢言，然怨毒亦已甚矣。观其禁绝异议，杜塞忠言，其情似秦赵高；私蓄逾公家资，觊觎非望，其事似汉董卓。春秋人臣无将，请及其未发诛之为便。

遗憾的是，这封奏书落到了阿合马手里。等待这位勇敢者的，只有死亡。而秦长卿指责阿合马的全部罪名，居然无一遗漏地落在秦长卿的头上。不久，秦长卿被关进监狱，他的家产被全部抄没。于是，对于这样的结局我们就不会感到意外：在某一个夜晚，狱吏将用水濡湿的纸张盖在脸上，一层，又一层，越来越厚。起初，还可以看见他惊恐的脸，他睁大的双眼，以及他奋力呼吸的嘴——在那张空洞的嘴上，湿薄的白纸如蝉翼一样鼓动着。他使劲摆动着脑袋，试图摆脱湿纸的束缚，但湿透的纸页执着地贴紧他的面颊，没留下一丝缝隙。开始的时候，湿纸贴在他的脸上，如面膜一样生动，但那纸越盖越厚，慢慢地，就看不清他的表情了，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轮廓。那张正直的脸，就这样永远消失于历史的长夜中。

直到忽必烈意识到阿合马的行径，为他追加罪名，秦长卿的冤案，依然没有得到平反。

秦长卿的儿子秦山甫，在得知父亲死讯之后，弃官而逃，从此消失。

鼎盛的帝国必定成为佞臣的温床，并最终为佞臣所葬送，这一简单的原理一看便知，却有一个又一个朝代重蹈覆辙，前仆后继。马可·波罗成为忽必烈信任的朋友，甚至被忽必烈任命为扬州宣慰使，然而，他离这个王朝越近，就越能透过它华丽的衣饰，目睹它藏污纳垢的肌体。马可·波罗认为，阿合马之所以得逞，是因为他掌握了一种妖术，可以蛊惑皇帝，使皇帝对他言听计从。他在《马可·波罗行纪》中记录了这一点。 但作为中国政治的门外汉，他的猜测纯属业余，同任何一位权倾一时的奸臣一样，阿合马的看家本领只有一种：厚黑学。脸皮厚、心黑，是他们共同信仰的最高原则。如果一个人在官场上爬得不够高，说明他的脸皮还不够厚，心还不够黑，就必须融入官场厚黑的比学赶帮超行列中。官员们用钱财向阿合马行贿，而阿合马则用语言向皇帝行贿。他的行贿手段不需要成本，只需要支付自己的良心。他对权力的获得过于容易了，也会同样容易地失去。这类佞臣似乎无一例外地沉浸在自己制造的无边权力中，但没人能意识到，他们正站在冰山上，而那座貌似坚硬的冰山，随时可能垮塌下来，那座冰山的尽头将是毁灭，并不是永恒的幸福之巅。

马可·波罗目睹了阿合马的冰山垮塌的过程，并把它记入自己的《行纪》。出于佞臣们共有的好色本能，阿合马四处搜寻美女。有一位名叫陈箸的千户长，他的母亲、妻子、女儿三代，全部被阿合马污辱。留给这位契丹人的路只剩下一条——复仇。

在陈箸与另一个名为王著的万户长的密谋之后，复仇计划在至元十九年（1282）三月戊寅日展开。有八十名契丹人，参加了这一秘密计划，其中包括一位被称为“高和尚”的僧人。关于谋杀过程，《元史》与《马可·波罗行纪》中都有详尽记载，细节有异，但同样丝丝入扣，惊心动魄。计划实施，首先利用了一个极好的时机——元世祖忽必烈和皇太子真金当时都在上都，于是，他们伪称皇太子已回到大都（汗八里），要做佛事。有两名僧人前往中书省，请他们准备斋物，又假造旨令，要枢密副使张易派兵，当夜前往东宫。张易没有看出破绽，命指挥使颜义率部前往。王著亲自骑马，向阿合马通报，皇太子回京，召朝中官员到东宫候驾。

初春的北京，夜凉似水，数十名契丹人埋伏在路上，等待阿合马的到来。夜风吹动着他们的衣衫，使他们愈发紧张。终于，他们听到隐约的马蹄声，由远而近，越来越清晰。在右司郎中脱欢察儿的护佑下，阿合马终于露面了。他没有想到，伪装成皇太子的人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他惊愕的表情定格在那里，以为自己在梦游，没等他清醒过来，几十名契丹人已蜂拥而上，转眼之间，阿合马的护从已变成一堆尸首。应当说，阿合马的性命，至此已经结束了，但反叛者又给他留了苟延残喘的机会。对此，我有些困惑不解。但无论怎样，他们押解着阿合马，进了健德门——那是元大都都城北面的两个城门之一，西为健德门，东为安贞门——然后，又顺利地进了皇宫。整个计划至此滴水不漏，没有人会想到，此时，重权在握的阿合马已经成了人质，所有看到他们的人都相信，是阿合马陪同皇太子一道回宫了。所有的官员，都聚集在东宫的前面，这出戏也终于到了它的高潮。夜色中的宫殿，空旷而恐怖。反叛者纷纷下马，只有装扮成皇太子的人骑在马上指挥——当然，在场的人，还都蒙在鼓里。一声号令从清冷的空气中划来，伪太子命令所有的官员靠近他，现在，一场由他主持的现场批斗会开始了，或者说，这是一场面对所有朝臣的审判，只有忽必烈和真金没有出席——这一大胆的冒险计划，在这里真正显露了它的迷人之处。皇帝不在，居然有人代替他主持了一场宫廷会议。最终，在历数阿合马的种种罪状之后，伪太子宣判了阿合马的死刑，立即执行。这位权臣的真正死期随之而来，王著手中那把巨大的铜锤，在等待了许久之后，终于运足了力量，狠狠地砸在阿合马脆弱的脑壳上。在场的人们听到一声妙不可言的脆响，紧接着，阿合马不可一世的脑袋就不知了去向——它变成了丝丝缕缕、纷纷扬扬的碎片，在夜风中飞舞、飘荡。

终于有人发现是计，弓矢如雨点般向反叛者飞去，密集的弓矢，遮蔽了人们的视野……

在这一事件的尾声，一个名为“孛罗”的枢密副使在《元史》中露面：对这一事件深感震怒的忽必烈，命枢密副使孛罗等人迅速返回大都，讨伐叛贼。正是通过孛罗的汇报，忽必烈才知道阿合马被杀的真实原因。有学者考证，这个孛罗枢密副使，就是得到忽必烈赏识和重用的马可·波罗。

这一事件之所以重要，一是因为，阿合马的兴衰，在元朝由盛转衰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这一记载，使我们第一次在《元史》中看到马可·波罗的特写镜头，我们透过浩繁的《元史》，打探到的关于马可·波罗的仅有的消息。

《马可·波罗行纪》和《元史》这两部在不同时空中完成的著作，因此而形成一种互文关系，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在两部著作间游走而不会遭到拒绝——它们之间并无明显相反的证据反驳对方，我们因此而相信马可·波罗记录的准确性。有人因为马可·波罗作品中忽略了长城、汉字与茶叶而认定马可·波罗根本不曾来过中国，这显然证据不足。因为作为一本“个人著作”，并非一部面面俱到的百科全书，作者当然有权根据自己的经验作出取舍，出现“空白”都是可以理解的。与此同时，《马可·波罗行纪》中的记载，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与历史真实基本吻合，这些事实数量庞大，许多未必传播到西方，比如对阿合马的谋杀，通过闭门造车，不可能有如此高的“成功率”。恍然大悟的忽必烈决定对阿合马“发墓剖棺，戮尸于通玄门外” ，让成群的野狗，饱餐他的筋肉。官员和百姓们共同欣赏了野狗们的盛宴，使这场惨烈的刑罚成为人们的节日。

在抄没阿合马家产时，人们从一位名叫引住的小妾的箱子里，搜出两张煮熟的人皮。这是两张完整精美的人皮，连耳朵都完整无缺地耷拉在上面。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只知道，每当阿合马诅咒别人的时候，都将神位放在上面，这样，他的诅咒，从来都不会落空……

然而，纸币的故事并没有结束，阿合马后继有人。他的后继者叫卢世荣，在元朝的佞臣排行榜上屈居第二，仅次于阿合马。阿合马死后，朝廷官员皆讳谈财利，把主管财政的职位当作烫手的山芋，这就为卢世荣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卢世荣的政治资本，是凭借向阿合马行贿获得的。阿合马死后，忽必烈急于解决经济的危机，正当朝廷用人之际，另一位与卢志同道合的奸臣桑哥，向忽必烈汗举荐了卢世荣，说“世荣有才术，谓能救钞法，增课额，上可裕国，下不损民” ，忽必烈在接见他之后，任命他为中书省右丞，主管财政命脉。而卢世荣的招数，仍然是竭泽而渔，利用忽必烈的财政困难，为他个人渔利。但他的结局并不比阿合马好多少，处死他的时候，他的肥硕的肉体被割成小块，一一投放到猛兽口中。

奇怪的是，前车之鉴并不能使贪官们贪婪的胃口变得仁慈。他们在纸币的号召下奋勇前进。或许，这才是纸币的真正魔法。它既可以是通往天国的门票，也可以充当来自地狱的咒语，不知不觉中，让人丢官丧命。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一代又一代的奸臣权相们，以飞蛾扑火般的执着证明着这一朴素的真理。等权力的接力棒抵达桑哥手中时，他变得更加有恃无恐。他对纸币的改革，对整个元朝经济形成巨大破坏，但只有借助这种改革，他才能捞到切实的好处。至元二十四年（1287），元朝实行币制改革，更定钞法，用称为至元钞的新钞取代旧钞，并按5：1的比率，把旧钞换为新钞。翻手之间，无数人倾家荡产。所谓利令智昏，权力与利益给他们带来无尽的快感，使他们忘记了其中的风险。不知桑哥是否意识到，皇帝对他的信任可能是暂时的，如果皇帝死去，或者失去了皇帝的支持，他什么都不是。这个日子在至元二十八年（1291）春天降临了，在众人的反复弹劾下，忽必烈的态度发生了转变，终于对桑哥起了杀心。

此时的桑哥知道了什么叫无处藏身。七月里，一把锋利的断魂刀划过他的脖子，他的头飞起来，追寻着消逝的刀光。

纸币，中国人的绝妙发明，在元朝，被接二连三的佞臣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这使我们怀疑，在这种文明内部，已经预设了自我湮灭的种子。几乎任何一项造福人类的发明，在使用的途中都会发生转向，变成毒药和凶器。尽管三位佞臣全部未得善终，但他们给这个庞大帝国的打击是致命的。与帝国版图的扩张同步，这个国家的纸币开始如瘟疫一样肆虐起来——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简直就是滋生细菌和瘟疫的温床。打仗实际上是在打钱，蒙元帝国试图从它的经济困局中脱身，采取的却是通货膨胀这种慢性自杀的方式。或许，它仿佛吸毒，长久的危害性被短期的快感所隐藏。于是，在纸币中，实存与符号的关系已昭然若揭——实存严重地依赖着符号，渴望着来自符号的安慰。疯狂繁殖的纸币并不能给帝国带来实力上的增长，相反，纸上瘟疫的肆虐，最终使这个巨人倒下，如约翰·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的著名论断：当一个超级大国为维持它的霸权地位花费的成本超出它的收益时，这个大国必将衰落。《元史》记载，至正十一年（1351），政府设置宝泉提举司，铸造“至正通宝钱”，印造交钞，令民间通用。这种纸币使用未久，物价便迅猛上涨，转眼就翻了十倍。时不凑巧，刚好赶上海内大乱，军储供给，赏赐犒劳，处处都需用钱，造币厂于是解放思想，大干一番，纸币就这样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各种舟车，满载着幸福的纸币，奔忙在祖国的大道上。遗憾的是，这种纸币，即使撒在路上，也没有人去捡了。并非国人路不拾遗，而是这些纸币，已无价值可言。在京师，料钞十锭，已经换不到斗粟。在野心与贪婪的催促下，纸币迎来了它的末路。在各个郡县，人们已经抛弃了纸币，重新开始以物易物。印制精美的纸币，终于沦为祭奠这个衰亡国度的纸钱。 马蹄上的强国，化作风中的纸屑，随风而逝。

那一年，距离元朝灭亡，只剩下十七年。 KhhgfcaZZeQrLEKyUHBT/okW1WvSbpj4gSuN4jG9kg4Shhl2K+g8LzmgEI2N+Tf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