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序

东西方的历史互相影响和激荡，这种互为“他者”的互动关系，故宫（紫禁城）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视角。

2011年是我人生中至为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我结束了在刘梦溪先生门下的博士学业，入故宫博物院，幸运地成为故宫的一名研究人员。也是这一年，我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两本书——《纸天堂》和《辛亥年》。这是我在进入故宫博物院以前出版的最后两本书。有意思的是，这两本书都与故宫（紫禁城）有关。前者透过西方人的视角探查中国历史，尤其是宫廷的历史；后者透过宫廷的视角观察革命。在我进入故宫之前，我的写作，也在一步步向故宫靠近。

这一本《远路去中国》，正是《纸天堂》的修订本。关于此书的写作动机，我在三联版的自序里已经讲过，此番修订，补充了一些新的材料，尤其是新发现的珍稀照片，以增加历史的现场感。但在这里，我想说的是，透过西方人的视角看待故宫（紫禁城），无疑可以增加我们观察这座宫殿的维度。因为故宫不只是中国的，也与“世界”相连。厚重的宫墙，并不能把宫殿隔开，使它自外于“世界”，沦为一座华丽的孤岛。实际上，自元代以后，人类就启动了全球化的进程，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身份不同，心思各异，却一头扎入奔向东方的漫长旅程，而紫禁城，正被他们视为它最辉煌的终点。在马可·波罗的时代，他们或许还有些形单影只（马可·波罗与自己的父亲、叔父同行）；在利玛窦的时代，就已成群结队；到马戛尔尼的时代，政府业已组织公费参访团；而到绿蒂的时代，已变成有组织的侵略战争。他们以各自的方式介入到宫殿的命运，历史的发展逻辑，也如草蛇灰线，隐含其中。至于英国人呤唎，虽然未曾进入过北京紫禁城，但作为参加过太平天国的一个外国人，他曾目睹过南京天王府——可以被视为太平天国的紫禁城，而那座城的风吹草动，亦牵动着北京紫禁城的神经。

马可·波罗曾经走进的元朝故宫（紫禁城）已经消失，明朝在元朝故宫的基础上建起新的宫殿，到2020年，就整整六百岁了。六个世纪中，它与“世界”的联系未曾间断，即使在“闭关锁国”的年代，也不曾“闭关锁宫”。宫殿是中外交流的“特区”，比如西洋“自鸣钟”，就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带入紫禁城的，万历皇帝很快为之沉迷，难以自拔，到雍正、乾隆时代，这些西洋钟表更是在宫殿里大量繁殖，技术上也日趋复杂，写字人钟，甚至可以写出满文和蒙文。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西洋某国赠送的一套机械系统（机器人），十八个铜铸伶人竟然可以演出全本《西厢记》，每以钥匙上弦启动，张生、莺莺、红娘、惠明、法聪这些“角色”便从箱子里走出，身段交接、揖进退让，与剧情完全吻合。

人们对故宫有一个误解，即：故宫是中国文物的大本营，这不错，但不够，因为故宫也收藏着很多外国文物，说它是一座世界文物的博物馆，也不为过。比如故宫就庋藏着公元7—8世纪印度、尼泊尔的古佛像，明清两季大量的西洋科学仪器和钟表，日本江户至明治时期的绘画、书籍、瓷器、珐琅器、金属器、漆器、织绣等。这些收藏，是岁月失落在故宫（紫禁城）里的遗物，也证明了这座宫殿的深邃与广大。

东西方的历史互相影响和激荡，这种互为“他者”的互动关系，故宫（紫禁城）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视角。站在这个视角上看，历史才能豁然开朗。“故宫学”的创始者郑欣淼先生一再指出“故宫学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我庆幸这本书暗合了“故宫学”的开放视角，尽管它只是一本写历史的随笔，讲述的是宫殿布景下的人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