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人而言，利玛窦的相貌与魔鬼近似。无论多么英俊，西洋人的长相也不符合当时中国人的审美观，这预示着利玛窦在中国的道路不可能平坦。1582年，澳门已经成为葡萄牙人的“飞地”。晚明学者张燮曾经对葡萄牙人作如下描述：“葡萄牙人身高七英尺，长着猫一样的眼睛，嘴巴就像黄鹂，脸色灰白，胡子卷曲，像黑色的纱布，而他们的头发却几乎是红色的。”更令人觉得奇怪的是：当囚犯被拉去斩首的时候，他们在后面吟唱着宗教经典里的赞美诗。 虽然利玛窦是意大利人，但在中国人眼中，他们没有区别。

尽管如此，一个洋人的到来，在帝国引起的震荡是有限的，尽管此后数百年中，传教士在中国陷入一种长期复杂的纠葛中，以至于今天对他们进行判断仍然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当时，没有人——包括利玛窦自己——能够意识到，他的到来，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历史拐点。由于最初的变化过于细微，即使对于当时最敏锐的人来说，也不可能观察出来。

1580年代的大明王朝，已经步入它的黄金时代，王朝的一切都像黄昏之前的景象一样明亮和耀眼，尽管所有明亮的事物已经具有回光返照的性质。那一年利玛窦刚好三十岁，按照中国人的说法，正值而立之年。

大地以前所未有的辽阔出现了，有一千只飞鸟在它的上面盘旋，翅膀的影子在他年轻的脸上掠过。南方的土地，各种从未见过的植物肆无忌惮地生长，风藏在树冠里，像歌谣一样不期而至。太阳落山之前，男人们在河中洗澡、钓鱼，妇女们淘米、洗衣，偶尔还将干枯的经血残片倾倒在河中。一大群幼小的鱼苗密匝匝地追逐着那些残剩的、颇有些言不及义的红色。物质如此这般地奇妙循环，让人觉得这里从头到脚都充满生机。一切都与他的故乡马切拉塔不同。他的嘴里情不自禁地冒出一个字：“主。”

他的发音很轻，在广阔的大地上，没有人听到他的发音。但在这里发出这个音节，令他感到奇特、陌生和刺激。那个音节立即被土地上的各种声音吞没了，它像一个隐秘，深埋在利玛窦的心里。但它没有消失，它会在时间中生长，像真理一样，日益强大。他沿江北上，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片桑叶似的国土，茎脉如河流一样密集丰沛，站在边缘，他就能听见水流在桑叶内部的轰然回响。这是一块神奇的土地，它的疆域超出了上帝的视线，所以，被上帝无所不至的光芒所忽略。他为主的缺席而深感遗憾。他和他遥远的组织——耶稣会 都认为，有必要使这块土地沐浴在上帝平均主义的光芒之下。当然，这是一份艰巨的任务，他从未对此有所低估。

无须证实，仅从表情上，他就对中国人的态度心知肚明。中国人对经验以外的世界怀有斩钉截铁的怀疑态度。关于佛郎机人的各种可怕传说盛行，他们拥有所有的恶行，不仅杀人放火，而且如海中怪兽，专吃童男童女。在中国人的常识中，佛郎机国与狼余鬼国对面，狼余鬼国“分为二洲，皆能食人”，“嘉靖初，佛郎机国遣使来贡，初至行者皆金钱，后乃觉之。其人好食小儿。云其国惟国（口）得食之，臣僚以下，皆不能得也。至是潜市十余岁小儿食之。每一儿市金钱百文。广之恶少，掠小儿竞趋途，所食无算” 。佛郎机，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葡萄牙。与他们的饮食习惯相比，他们的烹饪方法更加恐怖：他们会用一口巨大的铁锅烧好开水，然后，把盛在铁笼子里的孩子放在铁锅上蒸，等到孩子浑身出汗，再用铁刷子刷去孩子的苦皮，这时，孩子仍然活着，在厨师的注视下艰难地喘息，厨师看火候到了，就及时剖开孩子的肚子，去掉他的内脏，将他蒸熟，美味佳肴应运而生。

中国人把自己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构筑成“神—魔关系”或者“人—鬼关系”，这是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它使降妖除魔的历史使命自然而然地落到中国人的肩上。它既表明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恐惧，也是文化优势造成的心理幻觉。作为一种原始思维，它透露出某种无知与狂妄，诸如“解放全人类”这类的豪言壮语，只能产生于这种想当然的思维方式中。仰仗着文化上的优越感，中国人在现实世界中与西方发生的关系都被纳入这一话语体制下。1580年前后，几乎与利玛窦进入中国同时，一部名为《西游记》的小说问世，玄奘法师不远万里前往印度取经的历史变成了抵抗妖魔的传奇；1597年，即意大利诗人阿利瓦本尼杜撰的中国传奇《伟大的皇帝》出版那一年，流寓南京的中国文人罗懋登完成了他的《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在这部小说中，伟大的航海者郑和蜕化为一只虾蟆精，而他的航海事业，更应感谢呼风唤雨、法力无边的碧峰长老的拔刀相助。中国文化总会生产一批奇异的舌头，文化英雄们创造的历史奇迹在他们引人入胜的讲述中烟消云散。他们的关注点不在文化地理探险，而志在批发数量不菲的西方魔鬼，等待中国人绳之以法。耐人寻味的是，伴随西方走向现代社会的步伐，对中国人进行妖魔化，也列入他们的日程。中国人以丑陋不堪的形象（所谓“东亚病夫”）在各种图像中频繁出没。这是他们对中国人的回应，当然，这同样不能使他们显得崇高。对他者的蓄意矮化，最终会无一例外地伤及自身。

无论怎样，利玛窦赤发绿眼的形象，刚好验证了中国人的传说。从上岸那一天起，他就着意对洋人们臭名昭著的外表进行修改——首先剃光了自己的胡须，然后穿上中国式的长袍。他试图将面孔引发的冲突，通过服饰缓冲下来。况且，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小心翼翼的，以免无意中刺痛中国人敏感的神经。总之，他把自己深隐在异国的人群里，生怕他们像挑选渣滓一般，把自己挑选出来。他在写给校友富利加蒂的信中，声称自己已然变成中国人：“我们的服饰打扮，我们的容貌举止，我们的待人接物，在所有的外观特征方面，我们都已经变成中国人。” 尽管如此，他们对身体的修改毕竟是有限的，“长身高鼻、猫睛鹰嘴”仍然会随时出卖他们的身份，并把他们置于可怕的危境。有一万种危险等待着他。当然，对于信仰奇迹的人而言，所有的危险，都微不足道。 IiemXJEc+jHho+25COPu//avxv/gcGTt1bfG0UHlgbfPWWMNxhR+AdWB9+uqAqe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