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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元好問的青少年時代

元好問,字裕之,號遺山,七歲能詩,太原秀容人。他的祖先是鮮卑拓跋族,拓跋魏對中國北方進行掠奪、破壞,也做過不少的壞事,但是自從代北遷居洛陽以後,他們開始漢化了,也做過一定的好事。到唐朝安史之亂以後,中國又經過極大的破壞,但是好問的遠祖元結在道州刺史任上,却做了一件大好事。他的一篇《舂陵行》,恰恰表現了一個不愧為民父母的好官。他還有一首《賊退示官吏》,對於苛徵暴斂的官吏作了恰當的描繪。他説自己:“今來典斯郡,山夷又紛然。城小賊不屠,人貧傷可憐。是以陷鄰境,此州獨見全。使臣將王命,豈不如賊焉!今彼徵斂者,迫之如火煎。誰能絶人命,以作時世賢!”在詩歌的主題方面,元結是得到當時的稱頌的,那個時代最偉大的詩人,也是歷史上最偉大的詩人之一的杜甫讀到他這兩篇作品,激動萬分,寫下了《同元使君舂陵行》:“粲粲元道州,前聖畏後生。觀乎《舂陵》作,歘見俊哲情。復覽《賊退》篇,結也實國楨。……兩章對秋月,一字偕華星。”因此有人把他和杜甫相比,提出“臣結春秋二三策,臣甫《杜鵑》再拜詩”。在唐代後期把元結、杜甫相提并論,這是一種榮譽,是元結可以當之無愧的,因為他們同樣是為人民而作詩,是人民的詩人。

好問是詩人,同樣也是文人和詞人,在文字的成就方面,他不但無愧於乃祖元結,而且超過了元結,這是就文字的技巧而論,可是在追求到文學的源泉方面,我們會看到他們中間還有一段很大的距離。我們會看到元結的詩歌是為人民而作的,遺山的詩歌是為詩歌而作的。為人民而詩歌,當然會為人民所熱愛;為詩歌而詩歌,當然也會得到人民的喜悦,但是人民會把它忘却了,即使没有忘却其中的辭句,很可能忘却詩歌的命意,甚至蔑視其意義。

自從元魏遷都洛陽以後,這個部族久已漢化了,這就造就了元結這樣的人。到了遺山,情形又起了變化。北宋之初,燕雲十六州久已隨同營平一帶接受契丹的統治,像朔縣這樣接近十六州的所在,不免也開始受到契丹的影響。及至靖康年間,北中國全部陷落,接受金人的統治,那就更談不上山西的朔縣了。因此好問自從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年出生以來,就應當算是金朝人;直至1234年金亡,北中國淪陷於蒙古以後,他應當算是蒙古人;1271年蒙古建國號曰元,當然他就是元人。綜合好問一生,從出世到四十五歲,他應當是金人,從1234年至1268年身死,他應當算是蒙古人或元人。大致算來,他的一生,一大半是屬於金人,一小半是屬於蒙古或元人。恰恰和他的遠祖元結不同,他不屬於漢人統治的區域。不過由於漢人的文明程度遠遠高出於金人和元人,他所受的文化影響,還是屬於漢人的。可是這也只是一個大概。

好問出生的時代,秀容鎮久已屬於金人,因此他的感情久已屬於金國了,他的有生之年,儘管有將近一半屬於蒙古或元人的時代,文學史家從來没有把他作為蒙古人或元人。

從學術和文學講,好問還是中國方面的,所承繼的還是來自漢民族方面的影響。自漢以來,中國人奉孔子為大宗,敬奉孔子的思想。自漢代以來,對於孔子也有種種不同的認識,最重要的還是推重孔子的夷夏大防。不過這條防綫和西方人的種族大防有所不同。西方人的防綫是放在血統上的。白人娶了黑人,孩子只有二分之一的黑人血統,還算是黑人,在憑著血統出賣孩子的時候,這個二分之一的孩子照樣送到市場作為黑人出賣。一直到只有十六分之一的黑人血統的時候,纔能免去被出賣的命運。中國完全不是這樣的。中國人的夷夏大防是在禮教方面的,因此用夷狄之禮則夷狄之,用夏禮則夏之。中國人常説“舜,東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這是説的他們本來的族姓,但是中國人從來没有把舜和文王作為夷狄來看待。《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於殽”。《穀梁傳》:“不言戰而言敗,何也?狄秦也。其狄之何也?秦越千里之險,入虚國,進不能守,退敗其師徒,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别,秦之為狄,自殽之戰始也。”昭公十二年。晉伐鮮虞。《左傳》:“因肥之役也。”《穀梁傳》:“其曰晉,狄之也。其狄之何也?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也。”當然,這裏只能舉出個别的例子,但是已經可見古代的中國,不一定因為膚色的不同、出生的遠近而稱人為夷狄,不少的例子可以證實中國人的這一看法。從今日看來,這種看法還是有一定的理由的。從這個例子推演開來,唐人把元結、杜甫并稱,是完全符合他們的邏輯的。

但是到了女真人佔領淮河以北的時候,情況又起了變化。從統治階級看,和自古以來的一切統治者一樣,他們做的和他們説的是兩碼事。他們佔領了淮河以北的半個中國,隨時威懾著中國的南方,從太祖、太宗直到海陵王完顔亮,他們日夜圖謀的是如何佔領中國的全部。淮河以南的中國人,情況也不一樣。當權的皇帝、丞相以及一般以做官謀生的人物,多半是做一天算一天,過著苟且偷生的生活。可也有不少志士仁人,他們固然一面為國家著想,同時没有忘去收復失地,一面也為自己著想,不想身陷夷狄,永遠成為女真人的牛馬。這是當時的領導思想,是民族復興的思想。這兩種思想支配著當時淮河以南的廣大區域,是前進的、對民族有利的思想,但是始終不能呵為一氣,席捲全境。氣勢磅礴的陳亮、學問精深的朱熹,都抱有這樣的思想,但是没有取得全民族的擁護,同時也不能取得在政治上苟且偷安的統治者的同情,最終不能得到民族的愛戴,成為向北方争取統一的力量。

當時北方的知識分子是怎樣呢?

在女真人初來的時候,北方曾經有過抵抗外侮的組織,但是組織很鬆散,即使偶然有較強的領導者出現,但是往往是一哄而起,一哄而散。在耿京、辛棄疾這批領袖出現的時候,他們一呼而起,號稱數萬衆乃至更多。及至耿京被刺,棄疾為他報仇,渡江南歸的時候,手下只剩得寥寥可數的幾位,那麽這些人哪裏去了?説起來很奇怪,其實道理也很簡單。他們號召的一批大軍,其實是一批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災民,為女真人所掠奪、饑寒交迫的災民,及至他們的領導死的死了、走的走了,他們當然各走各的路,有衣食可尋的當然去尋衣食,没有衣食可尋的當然是挨凍挨餓,甚而至於死亡。可是他們的目的并不是投奔只會屠戮人民的女真,也不會是去自尋死亡,但是從最大多數的人民説來,死亡是一條必然之路。

金亡以後,南宋之亡,正在眉睫。自從居庸關失守以後,女真人的主張,有一個始終一貫的看法,不是聯合南宋,抗拒蒙古,而是放棄北方,移兵南下。這個看法,在金人兵強馬壯的時候,已經是令人失笑的一種策略,而直至一退開封,再遷歸德,終于困在蔡州的當中,在他向宋人借糧的時候,他還説:“宋人負朕深矣。朕自即位以來,戒飭邊將無犯南界。邊臣有自請征討者,未嘗不切責之。向得宋一州,隨即付與。近淮隂來歸,彼多以金幣為贖,朕若受財,是貨之也,付之全城,秋毫無犯。清口臨陣生獲數千人,悉以資糧遣之。今乘我疲敝,據我壽州,誘我鄧州,又攻我唐州,彼為謀亦淺矣。大元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於我,我亡必及於宋,脣亡齒寒,自然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為我者亦為彼也。”其實這是一段空話。自從居庸關失守以後,金人的計劃正是放棄中原,襲取南宋,這一個騙局,是當時人共同的認識,宋人哪能不清楚。從另一方面講,金人自靖康以來,無一日不在謀宋,及至元人侵入秦中、逼近潼關的時候,金人還準備乘人之虚,闖入四川,以川中的人力物力抵住蒙古,以後再乘機逼取南宋。這一切都是南宋人看到的。不僅如此,自從阿骨打滅遼以來,在宋金交涉之中,金人無一次不是欺淩南宋,無一日不在準備滅宋。世宗五年以後,看到這一著已經行之多年,久已為宋人所深知,這纔決定改變逼宋稱臣的做法,但是歲幣是照舊的。淮水猶在,每到中流,即為金人對宋百般挑剔、百端壓迫的劇場。宋人對於年年的這一幕,是有所準備,不會忘去的。當然,宋人也不是全無準備的,淮水的中流,正是宋人對金人進行經濟戰争的戰場,宋人的貨物是北上了,而金人的貨幣正在不斷南下,終于使金人不得不痛心經濟戰的失敗。聰明一些的人提出在北方種茶,防止貨幣南流的辦法,但是茶樹的生長要靠氣候的調節,不是文學侍從之臣掌握得了的。所以在宋、金對立的時候,在經濟方面,金人永遠處在劣勢,抵御不了南宋的進攻。臨安的繁榮固然證實了國際通商的政策,在另一方面,金人也在勢不得已的情況下,作出了應有的支出。

最後,我們還得提出西方先哲給我們的教導。在敵人打了你左頰以後,趕緊把右頰獻給他,一則免他生氣,二則争取和平。這一種良好的願望,一般歐美人并不實行,不過在他們向東方侵略時,他們的牧師們曾經這樣教導我們,以免歐美的帝國主義者動了真氣,有礙衛生。中國的聖人是没有這樣的。有人問孔子:“以德報怨,何如?”孔子説:“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這是説,人家待我好,我也待他好;人家待我不好,我還是待他好。這辦法怎樣?孔子説:“既然是一樣了,我們怎樣對付待我好的人?人家待我不好,我照樣應付他;人家待我好,我也待他好。”這是説人是平等的,人家怎樣對付我,我便怎樣對付他。在宋、金關係中,經過了將近百年的不平等,現在是要考慮如何平等的時候了。

在金的統治者方面,無論好問怎樣地推崇,其實章宗只是一個平凡的統治者,貪享樂,圖安逸,和他的祖父世宗差遠了。世宗只是一個統治者,當然少不了統治者那一套欺騙人民的辦法,人民受了他的欺騙,還有一班文人,包括遺山在内,相信他,認為那是神功聖德。到了章宗便不然了,他主要是圖享樂,不過在享樂中還有一些限制,没有做到那一意孤行、全然不顧的地步,這也算是“神功聖德”,不過比世宗的勵精圖治是差遠了。不過我們也得記清所謂圖治,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場上考慮問題,而是考慮怎樣更好地維持這個異民族的統治。章宗是圖享樂的,一直到死,只是考慮要找一個肯聽話、肯推讓的叔叔,待章宗可能有的兒子出世,再把皇位退還給自己的嫡子。章宗的如意算盤打得太急了,到哪裏去找這樣的叔叔呢?因此章宗一死,妃子們的懷孕都算是落了空,這位叔叔的皇位落了實,但是他并不是當皇帝的材料,所以待到蒙古軍隊打到居庸關,他提不出什麽好的辦法,只有派當時有名的驕將胡沙虎出征。胡沙虎遇到大權旁落、手無寸鐵的君主的時候,武裝是虎,可是遇到兵強馬壯的成吉思汗的時候,却不是虎,因此一邊逼這位皇帝退出皇宫,隨即殺掉,一邊擁立章宗的叔叔昇王,這就是後來的宣宗。

自從居庸關失守以後,河北的形勢大變,涿州、河間、滄州都失去了,這個時候,宣宗和滿朝文武的策略,止剩了退到開封這一條路,當時稱為移都南京。蒙古大軍的南下,不但趕走了宣宗,同時西邊打敗了西夏,東邊一直打到山東的萊州。宣宗的前途已經不遠了,現在是他進行決策的時候了。

假如他的血管中還跳著阿骨打、吴乞買的熱血,他應當振作三軍,向蒙古兵迎頭北上,在長城以南、黄河以北的冀中平原,和蒙古軍隊作一次決戰,勝了固然安定全國,敗了也不失為沙場上的一位英雄。但是女真軍開國時本來是靠的虚聲恫嚇,實際上并没有和宋代後起的名將經過一次沙場的大戰,當初以虚聲恫嚇而得勝,現在却以被虚聲恫嚇而失敗,宣宗是没有作戰的勇氣的。

是不是他就甘心於失敗呢?當然不會甘心。於是他又想出第二條既怯懦又無用的辦法來。他認為對於蒙古,固然是剛剛接受過教訓,不能再動,但是打南宋還是有辦法的。他忘記了當時的南宋已經有一個安定的政府,軍事上、生産上都和以前大不相同了,但是他還是想把對蒙古作戰喪失的從南宋奪回來。他却忘去這時的南宋和靖康年間的北宋是大大不同了,用這一種刻舟求劍的辦法來處理國家大事,他的失敗還可以倖免嗎?不但宣宗本人如此,他的繼承者還是採用同樣的辦法。金的亡國命運是已經決定了。

金代入主中原的時間并不長。從宋欽宗靖康二年(1127)至金哀宗天興三年(1234),前後不足一百七年,對於中國北方人民已經造成極大的損失。通常分人民為四等:一、女真人;二、遼人及其他少數民族人;三、北方的漢人,當時稱為燕人;四、南宋的人民,亦稱南人。從一般人看來,燕人當然高南人一等,但是實際上并不如此,金朝的統治者也没有把北方的漢人看得更高一等。

(世宗大定二十三年)有司奏右司郎中段珪卒。上(金世宗)曰:“是人甚明正,可用者也。如知登聞檢院巨構,每事但委順而已。燕人自古忠直者鮮,遼兵至則從遼,宋人至則從宋,本朝至則從本朝,其俗詭隨,有自來矣。雖屢經遷變而未嘗殘破者,凡以此也。南人勁挺,敢言直諫者多,前有一人見殺,後復一人繼之,甚可尚也。”(《金史》卷八)

金世宗的言論,當然是指北方的一般行政官吏,基本上是正確的。遺山後來也做過官,做過縣令,做過尚書省員外郎,他對於北方官吏的一般行徑,是不可能不知道的。

這樣也就必然要影響他的言論。南宋初年,高宗派劉豫到山東去擔任濟南府知府,劉豫拒絶了,并且聲稱如若一定要他去濟南,他就必然要投降金朝。高宗一則相信劉豫人才可用,二則他不相信劉豫會走上這一條自絶於人民的道路。但是劉豫竟這樣做了,他做了兒皇帝,建都大名府,改年號為阜昌,同時把不願跟他走投降道路的大將關勝和小校李逵都殺了。——當然這就是《水滸傳》裏的兩位英雄,在南宋末年杭州瓦子裏説書的這批愛國的説書人是不會忘去他們的。

儘管如此,遺山對於劉豫還是同情的,他不僅在編著的《中州集》裏留下了劉豫的作品,而且加以讚揚。不幸的是劉豫只做了八年皇帝,他的主子就把他踢下臺,以後雖然又獲得蜀王、曹王的崇銜,但是這只是空號,作為下臺的階梯,大齊皇帝是退出歷史舞臺了。奇怪的是在好問編定《中州集》的時候,為什么還一再提出劉豫,而且要把南宋稱為亡宋。

事實上宋是曾經亡過的,在金人南下的時候,南宋的統治者趙構——歷史上稱為高宗,是曾經進行抵抗的,打得過就打,打不過就逃,能在陸上打他就在陸上打,不能在陸上打,他就下海到水裏打。他逃到明州,逃到温州,待到金人一邊感覺到南方距離自己的根據地太遠,而且也喫不消南方的炎熱,退兵了。高宗調轉船頭,踏上浙東的海岸,終于在杭州做他的皇帝。不過這個皇帝是很辛苦的。他一邊要對金人承認父親徽宗皇帝趙佶、大哥欽宗皇帝趙桓流放到東北的五國城是罪有應得的,是合情合理的,而且自己是女真人收養的兒子,這個皇位只算是女真爸爸賞給自己的寶座,一邊還得承認淮水以北完全是大金皇帝的統治地區,自己算是賞得了淮水以南金人認為濕熱的地區,替大金皇帝看守這南方的土地。好在中國歷史上是有過兒皇帝的,自己得到這樣一個名號,不算什么創造,因此雖然没有什么創造的榮銜,也不必感到創造的恥辱。所以元好問稱南方為亡宋,南方儘管可以自由自在,甚至可以自我安慰,因為南宋的有志之士,正在考慮怎樣地從死亡之中求生存,從恥辱之中求光榮。事實上正是如此。

西方人説,人死了以後可以昇天堂,坐在上帝的旁邊喫糖果。是不是真的這樣,我自己没有見過,因此不敢承認,可也無須否認。可是在中國歷史裏却有許多不易理解的事。宋是亡了,但是在杭州却建立了南宋,統治大半個中國。這是遺山看到的。倘使他多活幾年,他還會看到在金哀宗蔡州幽蘭軒自縊、徹底亡國以後,南宋還堅持了四十五年,終于在崖山失敗後,少帝投海,羣臣自焚,留下了一個亡國之後死而不亡的典範,這真是中國人的驕傲,可以在世界自豪的。

遺山是一位有名的詩人,曾國藩撰述《十八家詩鈔》的時候,把他列為十八家中的一家,尤其欣賞他的七律。儘管我們對於曾國藩的政治立場不一定完全同意,但是對於他的文學認識,還是不能輕易否認的。

孔子的地位,自漢代以後就確定了,問題在於怎樣推崇孔子。從我們的認識看,孔子的地位,主要還是在於夷夏之辨這方面。可是自從五胡亂華以後,再加以南北朝的對立,五代的紛争,問題已經不是這樣的簡單。在這個時期,一般人注重的已經不是孔子所主張的夷夏之辨,而轉移到詩賦格律方面,這已經不是孔子的學説問題,而成為排偶對仗的問題。為什么出現這樣的情況?因為只有這樣纔對於統治階級有利。

統治階級之中是很少有傻子的。在異民族統治中國的時候,要由統治者來提倡夷夏之辨,那不是要他們實行自殺政策嗎?其實即是本民族的統治階級實行專政的時候,他們也不會看不到孔孟之道那些言論對於統治階級是不利的。孔子説:“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孟子説:“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要是真相信孔孟的理論,那么要那些夷狄來中國做什么?他們的地位在哪裏?他們又為什么到中國來?説老實些,他們來就是要奴役中國,要和中國人争奪中國的土地。但是他們是征服者,是皇帝。既然是皇帝,他們的階級會帶給他們一些階級自衛的認識。要殺盡中國人,他們是不敢的,因為他們知道中國的人比任何入侵的部族多得多,中國人也不完全是弱者,完全服貼地接受他們的屠戮。他們也有理智,他們的策略是運用儒家的招牌為他們服務。這一套法術也真靈驗,中國的統治者,特别在異民族統治的時候,運用得更巧妙、更靈活。

女真人侵入北方以後,他們的人數很少,力量也很不夠,可是他們運用的統治方法却顯示得更靈活、更巧妙,因此他們居然統治了北中國一百一十幾年。他們的統治方法第一是注重文采,其次纔談到義理。為什么?因為義理不能多談,談多了是對於外來的統治者不利的。文采纔是最實用的東西。無論平仄對偶、鴛鴦蝴蝶,都可以談,而且談多了對統治者更有利,因為談了,他們就没有功夫談現實、談政治,這都是與統治者有關的。所以遺山的早年,便完全由這一道關卡入手,而且取得相當的聲譽。

遺山的遠祖元結,在唐代是一位有名的好官,前面已經説過。他的曾祖父元春,宋忠顯校尉。祖父滋善,金銅山縣令。這已經到了金宋對峙、南北分家的時代了。好在正如後來有些人説過的一樣,不問誰來做皇帝,官總是要的。皇帝即使是異民族,官總是要的,他就做他的銅山縣令,效他的犬馬之勞。這位銅山令生了兩個兒子,居然做官竟是傳代的,大兒子元鋼德明做了東巖縣令,小兒子元格做了隴城縣令。元格無子,因此把德明的好問繼承過來,所以元遺山對於隴城縣令是有父子之義的。在宗法社會裏,這樣的情況是常見的,遺山對於隴城縣君的感情,也確實是不壞的。

遺山雖然只是一個縣令的兒子,在這個南北對立、殺氣騰騰的日子裏,他也只能算一個尋常百姓,不過他的天才,即使在幼年的時候,已經是嶄露頭角,不同尋常了。十六歲那一年,他的一首《雁丘詞》,更是證實了一位不同尋常的文人正要從儕輩中脱穎而出了。

摸 魚 兒

泰和五年乙丑歲赴試并州,道逢捕雁者云:“今日獲一雁,殺之矣。其脱網者悲鳴不能去,竟自投於地而死。”予因買得之,葬之汾水之上,累石為識,號曰雁丘。時同行者多為賦詩,予亦有《雁丘詞》。舊所作無宫商,今改定之。

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天南地北雙飛客,老翅幾回寒暑。歡樂趣,離别苦,就中更有癡兒女。君應有語。渺萬里層雲,千山暮景,隻影為誰去? 横汾路,寂寞當年簫鼓,荒烟依舊平楚。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自啼風雨。天也妬,未信與、鶯兒燕子俱黄土。千秋萬古,為留待騷人,狂歌痛飲,來訪雁丘處。

這首詞遺山的朋友李仁卿同賦一首,附此。

雁雙雙正飛汾水,回頭生死殊路。天長地久相思債,何似眼前俱去。摧勁羽,倘萬一幽冥,却有重逢處。詩翁感遇,把江北江南,風嘹月唳,并付一丘土。 仍為汝。小草幽蘭麗句,聲聲字字酸楚。拍江秋影今何在,宰木欲迷隄樹。霜魂苦,算猶勝、王嬙青冢真娘墓。憑誰説與。對鳥道長空,龍艘古渡,馬耳淚如雨。

《雁丘詞》是《遺山樂府》中最沉痛的一首作品。儘管作者纔十七歲,很年輕,但是他已經很瞭解孤雁的痛苦。“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這是沉痛之極的言語。但是也正由於遺山還很年輕,他瞭解雁的痛苦,他還不夠瞭解廣大漢人民的痛苦。

在《雁丘詞》這首名篇的時期,金世宗已經去世了,他的長子先死,因此他的長孫章宗合理繼承帝位。從私人情感來説,在帝位安排上,章宗是遠遠不及世宗的,但是在重大的政治方向方面,他全面繼承了世宗的政策,繼續把猛安、謀克的制度向南推進,一直到長淮的北岸。他們總想把女真人的勢力擴充到全中國的北部,制止南宋的向北發展。但是正和他的祖父一樣,他們無法控制廣大的漢人——他們被稱為南人,滿心地希望可以藉此切斷他們和北方漢人的聯繫。這個方法在加深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中間的鴻溝上,是完全可以奏效的,但是他們不可能把北方的漢民族全部變為統治者,而把南方的漢民族全部變為被統治者。假使南北方的人數完全相等或相近,以一個北方人控制一個南方人,都已經没有任何的把握。實際上南方人的數字遠遠超過北方人,而南方人的智力商數,從每人的商數比,又盡有超過北方人的可能,那麽世宗、章宗的策略所長又在哪裏呢?

説得清楚一些,在金人統治最優越的時期,在世宗、章宗時期,他們所能做到的只有兩點。一、把打敗的契丹人吸入他們的集團,同樣可以做猛安、謀克;但是遼人的人數比金人大,他們有的在建立西遼帝國,有的在大沙漠中自由自在,没有替金王朝賣命的興趣。在這一點上,金王朝是失敗了。這樣一來,金世宗不得不把重心押在存留北方的女真族上,他最後的努力是自己回到東北老家,憑著訴説祖宗創業的苦衷,煽起北方女真再行南下,鎮壓北方的漢人。

新的女真三三五五地南下了。但是他們來的時候,和祖上當日跟隨阿骨打南下的時候不一樣。跟著阿骨打,他們帶來的是東北草原的精神,準備廝殺一場,所以他們是強者。可是現在不一樣了,儘管他們還是掮著同樣的大旗,他們是準備享受一場,所以他們是弱者。廝殺和享受完全是不同的兩回事,因此精神也就大大地不一樣了。

這一次世宗的佈置是準備以東平為中心,然後再向南發展開來。以東平為中心,再向南全面鋪開,從今天看,我們也許不很理解,但是在當日這裏確實有一定的道理。在世宗即位的第五年,承認南宋獨立的時候,當時是以沂泗(因為分界綫在沂州以南、海州以北,因此亦稱海泗)、唐鄧、商秦為界。因為南宋建都在臨安,所以東面這條綫最為喫緊。現在女真人又來了,他們的名義是到南方墾殖,實際上是來做地主。問題是分地的問題。英、法人到北美開始墾殖的時候,他們的辦法是把紅印度的酋長灌醉了,然後用手指向遠方的山頭遥遥一指,手指所點之處便是英、法和紅印度的界限。十九世紀基督教士到廬山的時候,他們和當地還是用的這個方法。有人把英、法人稱為文明,女真人稱為野蠻,其實文明和野蠻的決定權不是思想和文化,而是各式各樣的武器,包括刀鎗、炸藥和火箭。在世宗、章宗的時代,雖然文明古國的漢人已經發明了炸藥,但是在運用上還不夠得力,所以主要還是刀鎗。

在世宗時,他的決定是盡量把女真人和服從的契丹人向南方輸送,特别是海泗、唐鄧一帶。他的目的是要他們去墾殖,去擋住女真帝國的第一綫。但是他的算盤却打錯了算子。女真人來了,能來的契丹人也來了,但是他們帶來的不是鋤頭和鐵鎝,而是刀鎗和長鞭。他們把當地的漢人,祖傳的老實耙地的農民吆喝起來,為他們耕種。没有組織的漢人,在這次出其不意的襲擊下,只有乖乖地把一年春苦到夏、夏苦到秋的糧食,揀好的奉獻給女真人——這一批號稱耕種的新農民,其實是盡量剥削的大強盜。這是金人南部的現實,而深居在内廷的皇帝還自己認為是穩定前綫的新政策。後來遺山在歌頌金人的時候,還高唱著:

神功聖德三千牘,大定(世宗年號)明昌(章宗年號)五十年。

是不是遺山發出夢中囈語呢?還是他故意討好這兩位號稱明君的女真皇帝呢?在那個荒唐的時代裏,有幾位詩人不是跟著皇帝的腳印,一直荒唐下去,直至滿口囈語呢!

就在這時候,南方北向的攻勢發動了。本來南宋的對金稱臣,是在高宗初立,強藩林立,李成、孔彦周、楊么各方牽制之下,無力統一,更無力對付金人進攻的情況下造成的。高宗固然没有什么長才大略,但總還是一個人,哪有看到自己的父母被金人虜獲,流放苦寒的東北而不動心的!但是他無力抵抗,而且在那個金人帶著連環馬、狼牙棍前來的時候,只有沿海逃跑,稱侄稱臣,苟延殘喘。一次金使到了杭州,要他起立接受金人的國書,他實在忍不下去了,只有嚎啕大哭,退回宫中,由大臣們代接,勉強應付了這一場外交上的艱辛。七十多年過去了,現在是寧宗開禧二年(1206),南宋的群臣,包括韓侂胄乃至陸游、辛棄疾和朱熹的得意弟子黄幹在内,他們又一次發動了南北戰争。這是一場大戰,東自海州,西至散關,鋪開了全面的鬥争,而把重點放在皖北的一綫。不幸由于吴曦的叛變,整個佈局大亂,最後由于宫廷的政變,由楊皇后主謀,夏震經手,終于殺去了韓侂冑,向金人求和,造成南宋的再次失敗。但是時局變化的雷聲已經隱隱欲動,中國的又一次大動亂,已經出現了端倪。

這一年是開禧二年,金章宗泰和七年,也是蒙古太祖鐵木真元年。

無論是古代殘存的古長城,或是明代君臣艱苦經營的長城,在這條綫以北是長冬苦寒,因此不適合草木滋長,牛羊蕃息,乃至人類的安居。蒙古又和滿洲不同。滿洲雖然也是苦寒,但是降雨比蒙古多得多,因此草木蕃息,鳥獸滋長,對人類提供較多的滋養。蒙古由于酷寒,降雨量又相對缺乏,因此草木鳥獸比東北又少了一大截。按平方公里計算,人數比東北低了,但是人的矯健却比東北又高了一層。開禧二年,蒙古鐵木真稱帝,這就是後來的成吉思汗。從此中國自北而南,一共出現了三個皇帝:最北是鐵木真,中間是金章宗,南方是宋寧宗。從一般漢人看,當然是以寧宗為正統,其實他是最無用的皇帝。章宗是在他的祖父世宗之後,被遺山稱為堯舜的,這位大舜皇帝是怎樣的人物,我們還得有一個明確的認識。最北是成吉思汗,一般的認識是他“只解彎弓射大雕”,不過他的意圖可能還有更遠大的一面,因為無從證實,我們也只有置之不論了。

假如當時的金人,知道北方還有蒙古,他們對於戰敗的南宋,是不是還會提出那樣高的條件?假如當時的宋人,知道還有蒙古拖住金人的後方,他們會不會鼓起更大的勇氣,憑著自己的人力和強大的經濟力,使金人能更好地認清前後兩面的敵人?誰能在今天作出結論呢!

十八歲那一年,遺山曾經從郝晉卿那裏回鄉一次。次年有《蝶戀花》詞一首。再過一年是二十歲,他自信學業已經有了成就:

古意二首

七歲入小學,十五學時文。二十學業成,隨計入咸秦。秦中多貴游,幾與書生親。年年抱關吏,空笑西來頻。在昔學語初,父兄已卜鄰。跛鼈不量力,强欲緣青雲。四十有牧豕,五十有負薪。寂寥抱玉獻,賤薄倡優陳。青衫亦區區,何時畫麒麟。遇合僅一二,飢寒幾何人?誰留章甫冠,萬古徒悲辛。

桃李弄嬌嬈,梨花澹丰容。盈盈兩無語,争春風。春風何許來,草木誰青紅?天公亦老矣,何意夸兒童。昨夜花正開,今朝花已空。川流不肯駐,并與繁華東。楩楠千歲姿,骯髒空谷中。陽和不擇地,亦復難為功。本無兒女心,安用尤天公。

遺山從郝經六年,這六年之中學到些什么?大約是學到一些詩詞,而且都是應時的,没有什么驚人的收獲。這也難怪,因為在女真來了以後,儒家那一套尊王攘夷的理論行不通了,但是没有科舉出身的行政官吏,他們的拐子馬、狼牙棒也安定不出一個秩序來,没有行政措施,他們想不出一個搜括人民、培養他們爪牙的辦法。什么“天開文運”,什么“周公孔子”,其實都是為當時的政治服務的。遺山的文才,只是為遺山自己服務,而他的才具,除了為異民族的女真服務,是没有多大意義的。

早一年女真人的章宗死了,臨死的時候,没有嗣子,據説内庭的賈氏和范氏都有胎,即使有胎,是不能即位的,於是由叔叔衛紹王即位,據説不久以後,胎氣又没有了,元妃李氏也被殺。衛紹王的帝位是確定了,可是他的帝位并没有穩定。大安三年(1211),成吉思汗滅了西遼以後,轉兵東向,前鋒一直打到居庸關。關外的喪失不必説了,連居庸關也汲汲不保。衛紹王雖然已經是皇帝了,但是皇帝的虚名畢竟抵不住成吉思汗的大軍。前鋒的軍隊節節失敗,人民受到塗炭之災。

好問從郝天挺求學,二十一歲學成,歸隴城,是年隴城君死,好問丁憂歸葬。二十三歲崇慶元年(1213)曾至燕都就試,失敗後仍回秀容。《出京》詩云:“春風不剪垂楊斷,繫盡行人北望心。”北望指燕京。次年至寧元年(1213)癸酉胡沙虎殺衛紹王,立宣宗,蒙古成吉思汗大舉攻金。山東、河北、河南俱無完土,金所存只有燕京。次年(1214)夏宣宗遷汴京。是年好問有《答聰上人書》:

僕自貞祐甲戌南渡河時,犬馬之齒二十有五,遂登楊、趙之門。所與交如辛敬之、雷希顔、王仲澤、李欽叔、麻知幾諸人,其材量文雅皆天下之選。僕自以起寒鄉小邑,未嘗接先生長者餘論,内省缺然,故痛自鞭策,以攀逸駕。後學時文,五七年之後,頗有所省。進而學古詩,一言半辭,傳在人口,遂以為專門之業……

是年三月,蒙古兵破忻州,有屠城之禍。遺山兄敏之(名好古)亦與其中,遺山有《敏之兄墓銘》。

畫馬為邢將軍賦

大宛城下戰骨滿,

駑駘入漢龍種藏。

將軍此紙何處得,

便覺房駟無光芒。

人中馬中兩勍敵,

天門雁門皆戰場。

并州父老應相望,

早晚旌旗上太行。

在這首詩中,好問還是希望金人大軍北上,但是這是又一次的失望。次年二月蒙古兵進圍太原,好問於五月間渡河,道出虞坂,作《虞坂行》:

虞坂盤盤上青石,

石上車蹤深一尺。

當時騏驥知奈何,

千古英雄淚横臆。

龍蟠於泥易所歎,

麟非其時聖為泣。

玄龜竟墮余且網,

老鳳常飢竹花實。

天生神物似有意,

驗以乖逢知未必。

若論美好是不祥,

正使不逢何足惜。

孫陽騏驥不并世,

百萬億中時有一。

乃知此物非不逢,

轅下一鳴人已識。

我行坂路多閲馬,

敢謂群空如冀北。

孫陽已矣誰汝知,

努力鹽車莫稱屈。

在這首詩中,好問似乎還有一些不遇之感。其實這正是他的認識不足。在女真人當道的金朝,作為第三等人的漢人,即使有些知遇的好運,只能作為女真人的文學侍從之臣,楊、趙也不過如此,不幸不如楊、趙的,更談不到知遇。“努力鹽車莫稱屈”,正是漢人應有的待遇,何況還有連鹽車也輪不到的呢?

這一年好問的蹤跡始終在太原、洛陽、女几三處之間迴轉,主要的目的當然是避兵。他要避蒙古兵,同時也要避女真兵,女真兵并没有比蒙古兵好多少,同樣的没有給養,因此也没有紀律。

洛陽古城曦陽門早出

乘月出曦陽,黎明轉北岡。

荒村自雞犬,長路足豺狼。

天地憐飄泊,風霜憶閉藏。

微吟訴行役,淒斷不成章。

落 魄

落魄宜多病,艱危更百憂。

雨聲孤館夜,草色故園秋。

行役魚赬尾,歸期烏白頭。

中州遂南北,殘息付悠悠。

人在兵戈中轉悠,國家在兵戈中轉悠,天地在兵戈中轉悠。好問的命運在哪裏?他在一切轉悠中轉悠。

但是1214年究竟安定下來了。是怎樣的安定?是放棄了京城,安定在開封的周圍,但是整個的金王朝起了一個大轉變。在北京的時候,無論東北的女真族是否還能給一些支援,但是支援的希望是存在的。希望就是力量,金王朝還有一綫希望。到了河南,和東北的交通完全切斷,希望是没有了。希望雖然没有,但是龐大的軍隊,無論兵員已經死亡、走失、轉業,甚至流浪,整個的數字還在,有了數字便得提供給養。兵員要給養,兵員的家屬也得要給養。憑著整個的北方,談到給養便是一個不易解決的問題,現在河南一隅就能解決問題嗎?還有呢!漢人的婦女是跟著丈夫吃辛受苦長大的,只要小小一隻角落能搭窩棚,栽些稗糜,他們也就應付了,可是女真的婦女不行,她們大小也是人上人,要人伺候,要吃現成的。老公公、老婆婆,乃至大姑子、毛丫頭,這一切給養都得由當官的供養,不這樣還要什麽皇帝。但是宣宗皇帝只有一個河南,最多再加上一點點關中的殘破之地,他憑什麽做這個皇帝呢?

放棄北京并不等於放棄其他的地方。山西雖然已經殘破,但是不還有山東嗎?山東的生産力還没有遭到很大的破壞。梁山泊雖然已經説得稱王稱帝,其實那只是杭州瓦子裏的故事,宋江在北宋時期久已投降了,關勝、李逵久已被劉豫殺了。戴宗確有其人,但那雙踏著風火輪的腳久已被海陵王戳穿了,并没有這回事。至於那位水上英雄張順,雖然確有其人,但是他的出現在蒙古封鎖襄陽之後,這時大約還没有出世。總的説來,山東東路和山東西路應當還是太平的,可以作為宣宗的大後方,但是事實不是如此。

在蒙古大軍準備進攻河南之時,南宋已經看到了山東的軍事價值。在西南一帶久經鍛煉的彭義斌這時出現了。義斌,湖南人,青年時代由於在西南和少數民族作戰,獲得了一定的鍛煉,成為一位名將。這時他正帶著少數軍隊由南方轉戰直到山東西路東平一帶,所向無敵,號稱山東宣撫使。宣撫使是南宋在作戰中最高的地位,帶著這個軍銜出征,正見到南宋對山東的重視。當時的山東也有許多本地土生土長的領導,資格最高的是楊安兒,其次則有李全,後來娶了安兒的女兒,號稱為三十年梅花鎗。李全後來投降南宋,投降是假,要想奪取王位是真。在他包圍淮南名城揚州的時候,守城的李庭芝把城河水放了。李全一見大喜,縱馬渡河,準備奪取揚州,終於被亂箭射死,做完了稱帝的美夢。

無可諱言,彭義斌是做過一些鎮壓少數民族工作的,現在他不做了,他以宣撫使的名義開向山東、河北一帶。當時的南宋已不是紹興初年的南宋了,民族意識的覺醒,經濟力量的發展,帶來了恢復的意念。彭義斌的北伐是奉宋朝廷之命進行的,無奈到了東平界首,受到了嚴實的阻撓。嚴實已經據了數州之地,又扼住了南北通道的咽喉,是一支不可輕敵的力量。義斌承諾把宣撫使的頭銜讓給他,可是嚴實還是不讓通行,最後經過一番較量之後,義斌終于被殺,完成了一位愛國志士的事業。而嚴實却在宋亡以後,再由忽必烈收拾乾盡。

在太原、洛陽、女几三處之間迴轉了一年之後,好問看到國家的前途已經是不可聞問了。他的前途惟有找一個容身之地。金的土地只剩得河南和陝西的一隅,山西也許還有敵人未到之處,好問有《并州少年行》:

北風動地起,天際浮雲多。登高一長嘯,六龍忽蹉跎。我欲横江鬥蛟鼉,萬弩迸射陽侯波。或當大獵燕趙間,黄羆朱豹皆遮羅。男兒萬馬隨撝訶,朝發細柳暮朝那,歸雲黑山布陽和。歸來明堂見天子,黄金横帶冠峨峨。人生只作張騫傅介子,遠勝僵死空山阿。君不見,并州少年夜枕戈,破屋耿耿天垂河,欲眠不眠淚滂沱。著鞭忽記劉越石,拔劍起舞雞鳴歌,東方未明兮奈夜何。

這首詩是貞祐四年(1216)作。從這年起,遺山的生活,主要是在避兵中度過的。是年又有《女几山避兵送李長源歸關中》一首,關中已經是“帶甲滿天地”的世界,可是還没有完全陷落。長源至涇州,用薦書得史館從事。實際上一無可為,在亂世找一噉飯所在而已。好問詩言:

山骨稜稜雪花白,

北風不貸單衣客。

與君此别欲何言,

若箇男兒不湮阨。

相濡相呴尚可活,

轢釜何曾厭求索。

從知鮫鱷無隱鱗,

芥視三山需一擘。

自古飢腸出奇策,

漢廷諸公必動色,

見君軒蓋長安陌。

其實這只是一種無可奈何的慰藉。好問和長源是知己,長源的詩歌、長源的史學,好問是全知的。在這個“帶甲滿天地”的時代裏,一擊不中,群飛沖天,長源的前途,可想而知,好問不容不知道,但是他竟是無可奈何。去涇州是不得已,不去涇州又將如何?正如後來的好問,到東平是不得已,不去東平又將如何?人生的道路盡多可以自己決定的,但是也何嘗没有自己不能決定的。不過到了名節攸關的地步,不容不作出自己決定的時候,那時即使赴湯蹈火,盡有湯火在所不顧的情況。人總還是人,他不能不作出一個為人的決定。長源的遭遇,我們後面將看到。在混戰的當中一切艱險都不能算意外,何況當時的女真人是把漢人看成是低人一等的呢!

戰事正在膠著中,可是金人處在劣勢,蒙古的大軍正在一步一步地逼進。

這裏我們必須提起他的好友李汾。汾字長源,平晉人。仕至史館從事。舊例以宰相領史館,凡編修官專纂述之事。從事特抄寫小史,編修官得目録,分受纂述,以授小史録潔本再呈長官。李汾素高亢不可一世,史館編修率以新進入館,史家凡例或未盡知。李汾入館正襟危坐,讀太史公、左丘明一篇,或數百言,音吐朗暢,旁若無人,既畢,顧四坐,漫為一語曰:“看。”秉筆諸人多切齒,訟於有司,則漫為和解之。在蒙古發兵進攻陝西中,李汾所作尤多,如“洛陽才子懷三策,長樂鐘聲又一年”,“烟波蒼蒼孟津渡,旌旗歷歷河陽城”,“長河不洗中原淚,趙括尤非上將才”,“三輔樓臺失歸燕,上林花木怨啼鵑”,“空餘一掬傷時淚,暗墮昭陵石門前”之類,對於當時關陝的争奪戰,確實是非同凡響的。

但是蒙古席捲中原的形勢,究竟不是金人抵當得了的。最後只能以河南的一隅支持中原的戰局,不幸的是宣宗在旁皇無路的情況下,更加緊地發動對南宋的攻勢。

南宋是不是應付得了呢?應當説是綽綽有餘。在高宗的時代,金人以席捲南下的形勢,欺騙訛詐,無所不為,確實是宋人招架不了的,但是經過一個半世紀的時間,形勢變了。當時是没有韓世忠、岳飛、劉錡、魏勝這樣的驍將,但是戰事的決定,在將士的驍勇以外,還有時代的因素。蒙古大軍已經在摧殘河北、山西之後,現在正在摧殘陝西。寧夏的西夏本來是金人的與國,一向稱臣納貢,但是這是當時的時代使然,在宋、夏之間脱離接觸,久已相安無事,金人又不斷失敗之後,西夏已和金人斷絶往來了。不過這於西夏也并没有多少好處,因為蒙古入侵西夏之後,西夏也亡國了。因此金人當前的敵人只有蒙古,而他們自救之策,除了入侵南宋以外,更想不到其他的辦法。

這裏主要的錯誤,是既不認識自己,也不認識宋人。

在金人進攻北宋之初,他們乘著席捲全遼之勢,大舉南下。倘使宋人運用唐肅宗即位靈武的故事,宋人不是没有收復中原的可能。但是欽宗不怕金人的進攻,而怕徽宗的復位,待到把徽宗追回以後,徽、欽二宗同往青城和狡詐百端的金人議和,父子二人同時落網。幸而康王在外,辛苦百端,經過長期的鬥争、稱臣、稱侄、軟硬兼施,勉強維持了一個半獨立的局面,以淮水中流為界,每年還得照例進貢,進貢之餘,對於金使還得照例獻納。但是中國究竟是一個大國,東起沂泗,中經唐鄧,西迄商秦,在後來幾次戰争之中,究竟還能和金人打一個平手。到十三世紀的初年,蒙古大兵南下,宋金之間的形勢,更來了一個轉變,現在已經不是金人南征,而是宋人北伐的年代了。彭義斌的北進,固然由於嚴實的出賣而失敗了,但是後繼有人,金人的命運是不長了。

金人最喪失人心,也喪失軍心之事,莫過於軍田。

從古代一直到唐代,没有軍田。在戰争中,百姓奉詔出征,軍士的食糧由國家供給,家屬的食糧由他們自己供給。當然,由於作戰,勞動力不足,糧食的生産不足,這是事實。杜甫不是説過嗎,“苦辭酒味薄,黍地無人耕。兵革既未息,兒童盡東征”。但是金代是以軍隊征服中國北方的,無形中造成以漢地居民供養金軍人的事實。及至猛安、謀克分調南來之後,再進一步造成以漢地居民供養金軍及其家屬的情況。金人和蒙古作戰的形勢愈急,漢民族的供養義務也愈重。據《金史·食貨志》,“宣宗貞祐三年七月,以既徙河北軍户於河南,議所以處之者”。當時的宰臣提出:“當指官田及牧地分畀之,已為民佃者則俟秋獲後,仍日給米一升。”這是所謂括地。當時侍御史劉元規指出:“伏見朝廷有括地之議,聞者無不駭愕。向者河北、山東已為此舉,民之塋墓井灶悉為軍有,怨嗟争訟至今未絶,若復行之,則將大失衆心。荒田不可耕,徒有得地之名而無享利之實。縱得熟土,不能親耕,而復令民佃之,所得無幾而使紛紛交病哉!”

括地之事没有辦成,但是河北的軍民徙居河南,官兵既然要河南養,官兵的家屬又憑什麽生活呢?貞祐三年十月高汝礪言:“河北軍户徙居河南者幾百萬口,人日給米一升,歲費三百六十萬石,半以給直,猶支粟三百萬。河南租地計二十四萬頃,歲租纔一百五十六萬,乞於經費之外倍徵以給之。”這一下遂以官荒田及牧地可耕者分給北來軍户,每人三十畝。

這件工作剛做畢,十一月又議以括荒田及牧馬地給軍,仍命高汝礪總之。汝礪還奏:“今頃畝之數較之舊籍甚少,復瘠惡不可耕,均以可耕者與之,人得無幾。又僻遠之地必徙居以就之,彼皆不能自耕,必以與人,又當取租於數百里之外。況今農田且不能盡闢,豈有餘力以耕叢薄交固、草根糾結之荒地哉?軍不可仰此得食也,審矣。……今民之賦役,三倍平時,飛輓轉輪,日不暇給,而復為此舉,何以堪之?且軍户暫遷,行有還期,何為以此病民哉!病民而軍獲利,猶不可為,況無所利乎?”其結果是一半給糧,一半給價,作為一種調停的計畫。

貞祐四年(1216),復遣官括河南牧馬地,事情剛辦成功,宣宗又命省院會議怎樣籌措軍糧。當時的大臣説:“今軍户當給糧者四十四萬八千餘口,計當口占六畝有奇,日後續來者尚不在内,但相去數百里者,豈能以六畝之故而遠來,但月支口糧又不可遽罷,宜准近制,係官荒地,軍民一概許與開闢。”管民事的尚書院是這樣説的,但是管軍事的樞密院不同意,他們的意見是“牧馬地少,且多荒難耕,軍户復乏農器,然如不給之,則彼自支糧外,更無從得食,非蓄鋭待敵之計。給之則亦未能遽減其數,惟有待以歲月,俟頗成倫次,漸可以省官糧耳”。其結果是由民開,能開牧馬地及官荒作熟田者,以半給之為永業,以另外一半給軍户。

就在這一年尚書省奏:“自古用兵,且耕且戰,是以兵食交足。今諸帥分兵不啻百萬,一充軍伍,咸仰於官,至於婦子安坐待哺,不知屯田為經久之計。請下明詔令諸帥府各以其軍耕耨,亦以逸待勞之計。”這個奏章得到宣宗的同意,但是不能實行。

興定五年(1221)正月,京南行三司石抹斡魯上言:“京南、東、西三路,屯軍老幼四十萬口,歲費糧百四十餘萬石,皆坐食民租,甚非善計,宜括逋户舊耕田,南京一路(指開封府附近)舊墾田三十九萬八千五百餘頃,内官田民耕者九萬九千頃有奇。今飢民流離者太半,東、西、南路計亦如之。朝廷雖招使復業,民恐既復之後,生計未定而賦斂隨之,往往匿而不出。若分給軍户,人三十畝,使之自耕,或召人佃種,可數歲之後,畜積漸饒,官糧可罷。”這時離金人亡國,已經不遠了,一切計劃都成了泡影。

金人之興,主要靠的是猛安、謀克的力量;大定以後,雖然一再號召他們復振祖宗的遺業,但是世宗去世以後,章宗最多只做到守成的功業,但是已經失去了中興的光彩。衛紹王、宣宗那就更不如了,亡國的命運正在等待著哀宗。以殘破的河南養朝廷百官和四十萬口的官軍老幼,更加是力不勝任,這時即使賢能在位,猶恐應付無方,何況哀宗只是一個中才之主呢! XPTllS65fsayr5F0l/LV91Ti2NFYKde6me+srA9lUSsY/D0uCqyrQ9joAJWCJu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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