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隶变
——中国书法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隶书出现以前，汉字大致经历了甲骨文、金文、籀文、小篆等过程。先秦古隶的出现，即史称的“隶变”，是我国古代文字与书法发展的一大变革，是中国书法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使中国的书法艺术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是汉字演变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奠定了楷、行、草书的基础。因此，深入探究隶书的出现与相关特征，对进一步了解中国书法发展、演进的内在规律具有重要的意义。

秦始皇统一六国，结束了战国时长期分裂的局面，随着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对当时文字的异体进行了统一。当时所统一的文字是以秦系文字为基础的，凡与秦文字相异者，废除不用，所统一的文字就是“小篆”。这是李斯的功劳。但这种作为官方文字的小篆主要运用于较为庄重的场合，而在日常生活中还使用着另外一种书写更便捷的文字——隶书 _{● 1-08} 。

隶书的起源，史书认为是程邈所创。我们知道，中国的文字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创造发明并逐步发展起来的，而程邈可能仅在隶书改革统一的过程中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其作用相当于李斯统一小篆，这在1975年末于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战国秦墓竹简中的文字得到佐证。这些文字书写于秦统一六国之前五十年，且笔画已明显具有隶书特征，这也证明了隶书产生于程邈之前 _{● 1-09} 。

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由于隶书的出现，使古代文字有“古今文”之分。古文指的是上古的文字，包括甲骨文、金文、籀文和六国文字，今文即是从隶书开始，进而演变出了草、行、楷诸体。由此不难看出，古隶应该是从大篆演变而来，而汉隶则由古隶演变发展而来，当然亦有脱胎于小篆之痕迹。秦统一文字之前已经有隶书在民间使用，随着应用的日益广泛，最终得到了统治阶级的认可 _{● 1-10} ，在秦书八体、汉初六书和新莽六书中都有隶书，表明其不仅取得了正式的地位，而且成为秦汉两朝最普遍使用的字体之一。

隶书按演变发展的过程，可分为古隶和汉隶。战国、秦至西汉初期的隶书称为古隶，当时木牍或竹简上的隶书仍然带有浓厚的篆书笔意，形体正方、长方、扁方不拘，笔画中已明显带有起伏和波势，笔法也肥瘦不一，极富刚柔变化 _{● 1-11} 。到了西汉中叶，古隶字体逐步演变为汉隶，字形渐趋规整，笔画也更为方折，并有规律地增加了掠笔和波磔，使字形左舒右展，具有分张外拓之势。因此汉隶也可称为“八分”，以区别于古隶 _{● 1-12} 。这次的演变进化，是隶书字体发展过程中里程碑式的飞跃，在书法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因此，西汉隶书在中国书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处于从古文字转变为今文字时期，并由隶书演变出章草、楷书、行书、今草、大草等绚丽夺目的诸种字体，从而确立了具有中华民族传统特色的书法艺术。

西汉隶书留存至今的作品不多，一般见于铜器、砖瓦以及近年来出土的帛书、竹简、木简等 _{● 1-13} 。有一现象引起我们的注意，西汉石刻中的隶书并不多见，究其原因，一是因为西汉时期的石刻一般还是以篆书为主，隶书刻石尚不流行；其二是王莽称帝后，毁坏了许多石刻，使本来有限的隶书刻石存世者更为稀少。

现存西汉隶书刻石的代表作品有：《群臣上寿刻石》、《鲁孝王刻石》、《麃孝禹刻石》、《莱子侯刻石》 _{● 1-14} 、《孟孝琚碑》等。而近年考古出土的汉简却在不断地增加，出土汉简较多的几次记载有：1972年到1974年出土的《居延汉简》达两万枚 _{● 1-15} ；1972年在山东沂县银雀山墓地出土的汉简约四千五百余枚；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汉简有六百余枚；同年在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出土的汉简四百余枚；1983年在湖北江陵张家山出土的竹简计一千二百三十六枚；自2003年起在长沙走马楼陆续出土的汉武帝时期的简牍已达一万余枚 _{● 1-16} ；2008年在甘肃永昌县水泉子村出土的汉简共有七百多枚；2009年北京大学收赠一批西汉竹书，约三千枚 _{● 1-17} 。除了刻石和竹木简，还有铜器铭文，如《杨鼎》、《永始三年乘舆鼎》、《上林铜鼎》等。

从现存的这些西汉隶书来看，它们虽然形态不同，而且风格各异，从中却可窥见古隶向汉隶演变的痕迹，也正因为在演变的过程中还未形成程式规范，书者可在无拘无束的状态下创作，恣意为之，因而成就了各种绚丽夺目的风格。西汉隶书总的风格特点是纯朴自然，厚重高古，气势恢弘。

由西汉末期至东汉，隶书进入了成熟期。由于东汉帝王喜好书法，能写一手好隶书的人能够入仕做官，并且成为一种制度，因而推动隶书艺术的发展，东汉隶书成为历代隶书的典范。

东汉时期的隶书，留下的石刻总数达三百多块，而汉桓帝、汉灵帝在位的四十二年间就有一百七十六块，占其总数的一半还多，并且相当多的隶书名碑都在这段时间刻就，质量之高，历代莫出其右。非常遗憾的是，这些汉碑留下书写者名字的极少。仅有少数的汉碑刻有书碑者的名字，像《华山庙碑》的书者郭香察，《衡方碑》的书者朱登，《西狭颂》的书者仇靖等。他们的姓名不见于史册，但其精美的书法却依赖碑刻得以流传后世，光耀书坛。

据史记载，东汉擅长隶书的书法家有王次仲、蔡邕、堂溪典、师宜官、梁鹄等人，其中蔡邕的名气最大，《熹平石经》 _{● 1-18} 上的部分隶书出自他的手笔，但正因如此，有一些汉碑被人附会在他的名下，这还有待考证。

从东汉隶书风格来分析，大体可划分为以下三大类型：

1、纵肆奇异 雄野豪放

列入这一特色风格的字首推《石门颂》。明帝永平四年（公元61年）的时候，因为子午谷路险难行，当时的司隶校尉杨涣，字孟文，上奏明帝凿通这石门。永平六年，汉中太守奉诏开凿，永平九年竣工。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7年），汉中太守王升于褒斜谷中摩崖刻此颂文，以纪念杨孟文的功绩，后世称之为《石门颂》。此碑用笔恣肆，跌宕起伏，雄野豪放，疏荡劲秀，结体开张，参差错落，字随石势，富于变化，因此被人誉为“隶中草书”。属此风格的还有《封龙山碑》 _{● 1-19} 、《西狭颂》 _{● 1-20} 、《杨淮表记》 _{● 1-21} 、《郙阁颂》 _{● 1-22} 等。

2、方健高古 朴茂雄浑

这一类型的碑刻数量较多，比较有代表性的为《衡方碑》 _{● 1-23} ，《张迁碑》、《鲜于璜碑》、《景君铭》等。此类石刻，用笔一般方圆兼施，以方笔见多，且方正朴厚，高古中有股倔强之气，结体宽绰，密处不留间隙，从严正中寓险峻，险峻中变化出平整，极尽结体之变化，开书法雄浑一脉之先河。

3、飘逸工整 遒丽秀美

这一类型的碑刻最多，如《曹全碑》、《礼器碑》、《乙瑛碑》 _{● 1-24} 、《孔宙碑》、《史晨碑》、《韩仁铭》、《尹宙碑》等等，不胜枚举。这一风格特征的碑刻，其用笔秀逸清雅，圆劲沉实，以圆为主，兼有方笔；其结体规矩匀整，风度翩翩，中敛旁肆，左右舒展。

东汉末年，隶书由于过分地追求笔画的谨严和结体的装饰性，渐渐露出板滞而缺乏变化的状态，这些现象在《熹平石经》等碑刻中已露端倪。与此同时，另一种更为简便的新兴字体——楷书正在孕育而生，隶书逐步在实用领域内被取代也就势在必然了。 Eki8PprPqfGi439ChoE9u0UfvMoLCoNrNagYADz9ZjKjfqr1rdHe047ynaizy0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