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记邬桥人民公社卫生院施榕同志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先进事迹
施榕，今年30岁，是苏州医学专科学校（简称苏州医专）1963年的毕业生。他来到邬桥人民公社以后，听毛主席的话，坚决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和贫下中农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在农村医疗卫生工作中作出了显著的成绩。贫下中农评他为奉贤县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称他是“我伲的贴心医生”。
这个年轻的知识分子，满怀无产阶级感情，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他根据贫下中农的要求，陆续为各大队培训了26名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他到处宣传“移风易俗，改造世界”的意义，讲解卫生常识，还和贫下中农一起打饮水井，设计和砌造无害化粪池，动员群众起来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
施榕替贫下中农治病，体贴入微。贫下中农生了病，只要打一个电话，或者托人带个口信，不管白天黑夜，不管晴天雨天，他有求必应。他风里来，雨里去，用坏了好几把雨伞，磨破了好几双胶鞋。他住在卫生院里，夜晚有人来看病，总是主动起来协助值班医生。一天，施榕刚回来捧起饭碗，听说贫农社员褚凤琴生病了，他连忙跑步赶去。他一看病人四肢抽搐，口吐白沫，是得了急性流行性脑膜炎，顾不得自己饥饿、疲乏，进行抢救。然后又把病人送到十几里以外的闵行医院，自己掏出钱来替病人办理住院手续。5年中，施榕跑遍了全公社170多个生产队，出诊时间占全部工作时间的三分之二以上。他以浓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从死亡边缘夺回了几十名贫下中农的生命！
施榕对贫下中农心贴心，贫下中农对他信得过。他们不仅在有关医疗卫生的问题上喜欢找施榕，处理许多事情也喜欢找施榕。生产队干部研究工作要他当参谋、出主意；社员家庭发生纠纷，要他了解；青年有了思想问题，要找他帮忙；不少人家生孩子，也要请他取个名字。公社卫生院的同志给他取了个绰号“不管部部长”。
施榕在学校里读的是内科，到了农村以后，他就从农民的需要出发，不断钻研农村各种常见病、多发病的防治方法。现在，他不但是一个医务工作上的多面手，而且还创造了“农药中毒”“稻田性皮炎”“败血症”等疾病的常规防治法，以及“腰部扭伤”等病症的中西医综合疗法，效果很好。
5年来，施榕在邬桥人民公社晒黑了皮肤，炼红了心。现在，人们只能从他戴近视眼镜这一点上，分辨得出他是一个知识分子。所以，贫下中农说：“施榕是知识分子的样子，贫下中农的骨子。”
施榕出生在一个贫穷的乡村教师的家庭里，新中国成立前，在上海羽毛球厂当过童工，后来为“上海贫儿工读院”所收容。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帮他找到了失散的父母，又给他人民助学金，使他能够读完中学和医专。在“大跃进”的1958年，对党和毛主席有朴素阶级感情的施榕，和另外5个工农出身的同学，首先贴出了革命的大字报，强烈要求贯彻执行毛主席“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伟大方针，实行教育改革，把学生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施榕还先后三次到血吸虫病流行的昆山农村实习和劳动，亲眼看到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产生过毕业以后应该到农村去的想法。
但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硬是要把知识分子推上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工农、脱离实际的白专道路。就在我国遭受“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为了复辟资本主义，更加明目张胆地推行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对1958年的教育改革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拼命地向青年学生灌输资产阶级的名利思想。这股黑风，同样刮到了苏州医专，使施榕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他向往大城市、名医院，贪图舒适轻松，希望在那里得到“深造”，有朝一日创造一个“奇迹”，名扬四海。
1963年，就在施榕毕业前夕，毛主席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给了施榕极大鼓舞。他决定以雷锋为榜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他反复学习了毛主席的“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的英明领导，联想到在昆山的所见所闻，到农村去的革命愿望加强了。
思想改造毕竟是一件艰苦的事情。当时，施榕虽然有到农村去的愿望，可是，他还没有完全摆脱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他的影响。他曾经有过这样的念头：把公社卫生院作为“踏脚板”，在农村干出点成绩以后，领导就会“提拔”，使自己有可能到大城市去“深造”。
1963年10月，施榕就这样来到了邬桥人民公社。
知识分子同工农兵结合，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这是知识分子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必由之路。施榕5年来所走的道路就是这样一条光辉灿烂的道路。
施榕坚持和贫下中农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施榕到邬桥人民公社不久，就帮助大队办民校，和贫下中农一起在民校内外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活动。广大贫下中农对毛主席无限热爱的阶级感情，“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好学风，对他是很大的教育。他从中体会到，和贫下中农一起学习，受他们的感染，是改造自己，促进思想革命化的一条重要途径。从此，他更加自觉地利用和贫下中农接触的机会，同他们一起开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讲演会，一起斗私批修。他经常用贫下中农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先进事迹对照自己，躺在床上“过电影”，找差距，向他们学习，决心像他们那样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无限忠于毛主席。
1965年三秋季节，青年拖拉机手沈志华和沈龙冒雨耕了一夜地，得了感冒，手上也磨起了血泡，照样继续干。施榕在替这两个青年治疗时，责备他们不该不注意休息。沈志华和沈龙激动地表示前两天他们刚刚一起学过毛主席语录：“毛主席教导我们，‘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们青年人就是要在这个‘广阔的天地’里充分发挥作用，‘大有作为’。如果我们把拖拉机停下来，就要影响播种。我们不能为了个人误了集体的大事，革命的大事。”这件事触及了施榕的灵魂。他想，由于自己个人主义的思想，就把农村“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理解为能够干出“名堂”来。贫下中农就和自己不一样，他们对毛主席的话就能正确理解，学了就用。于是，他在贫下中农面前亮出了自己的错误思想，狠加批判，并在他们的帮助下，重新领会毛主席这个按语的深刻含义。他认识到：真正的“大有作为”，就是要在农村扎下根来，在思想感情上，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
施榕注意作社会调查。施榕在替贫下中农治病过程中，碰到不少难以理解的问题。譬如：有些疾病是小毛小病发展起来的，为什么不及早治疗。施榕带着这些问题向贫下中农请教。他在替耀东大队的一位老贫农看病时，这位老大爷对他讲，日本鬼子打伤了自己的腰，地主又抢走了自己借来准备求医的大米，因此变成了残疾。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贫下中农不仅政治上做了主人，经济上翻身，毛主席又派了医生来送药，使我们贫下中农的健康有了保障。这个老贫农拉着施榕的手说：“你是毛主席派来的医生，要好好听毛主席的话，把贫下中农当作自家人。”
施榕从这位老贫农的诉说中受到了很大教育。他开始懂得，要真正了解社会，就得作社会调查。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内，他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先后解剖了7个生产队阶级关系的生动情况，掌握了这些贫下中农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政治和经济地位发生的变化，以及农业合作化问题上两条路线斗争的情况。
社会调查，对施榕来说，是接受了贫下中农阶级教育的大课堂。许多老贫农的回忆对比，激起了施榕的强烈共鸣。“旧社会一团漆黑，新社会一片光明”，这个概念，在他头脑中更加具体化了。他发现，在他调查的七个生产队中，广大贫下中农和耀东大队的那位老大爷一样，每一家在新中国成立前都有一本血泪账，新中国成立后都有一部翻身史。活生生的事实，使他真正明白了新中国成立前长期的阶级压迫和剥削，是造成农村缺医少药的根本原因，激起了他对旧社会的无比仇恨。在调查中，他感受到毛主席对贫下中农的健康关心，决心为毛主席争气，争当贫下中农的“自家人”。
施榕还积极参加农村的各项社会活动。当初，施榕为了请基层干部帮助自己开展防病工作，常常在干部研究工作的时候去“插一脚”。农村干部白天和社员一样劳动，晚上又废寝忘食地工作，使他深深感动。他想，农村中值得自己学习的东西真多，基层干部、革命的党员和团员，是自己最好的老师。从此以后，他就有意识地参加农村的各项社会活动，和干部一起研究工作，和社员一起过民主生活，通过这些活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有一天中午突然风雨大作，许多贫下中农都急忙跑到仓库场上抢收集体的粮食和棉花，而晒在家门口的私人粮食、衣物和咸菜，却无人过问。更加出乎意外的是，在施榕参加的生产队民主生活会上，竟然没有一个干部和社员提起这件好事。施榕感到非常奇怪，问大家是什么道理。干部和社员异口同声地说：“先国家后集体，先集体后个人，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为啥要挂在嘴上呢？”施榕再一次看到了贫下中农一心为国家、一心为革命的高尚境界，也更加觉得名利思想的丑恶。施榕还努力在劳动中磨炼自己。尽管医疗业务很忙，但是施榕平均每年大忙季节都要劳动20多天（平时劳动一两小时不计）。“干了田里活，换了一身骨”。贫下中农热爱劳动的本色和为革命种田的高度社会主义觉悟，促使他进一步树立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的决心。
施榕参加农业劳动，开始是从摸清某些疾病的发生原因出发的。每当农忙季节，他总要为公社广播站写宣传材料，要社员注意防止“农药中毒”和“稻田性皮炎”等疾病。可是，这些疾病仍然经常发生。这是什么原因呢？“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
1965年夏天，烈日当空，施榕和贫下中农一起在棉田里喷射剧毒农药，他戴着口罩，穿着长袖衣裤，汗流浃背，闷热难受，多么想到阴凉的地方去休息一会儿啊！可是，贫下中农却越干越起劲，有的生了病也不肯休息。这个时候，施榕才懂得了“农药中毒”是怎样引起的，懂得了广播里天天宣传而不能防止的真正原因。阶级的责任感，强烈地促使他和贫下中农一起探索，终于创造了更好地防治“农药中毒”以及其他职业病的办法。
更重要的是，施榕在劳动中还向贫下中农学到了在一般情况下看不见、摸不着的高贵品质。1966年抢种后季稻的时候，施榕和老贫农邓则华一起拔秧、插秧。第一天，这位老妈妈在劳动间隙时间要施榕替她在手上擦点紫药水。施榕一看，这双手生了“稻田性皮炎”，已经化脓，告诉她紫药水不解决问题，要休息两天。可是第二天她照常下田。施榕“警告”她，已经有寒热症状了，不休息，小病要变大病，最后变成“败血症”就麻烦了。邓妈妈答应他明天请假，谁知，第三天她又出现在水田里。施榕想，邓妈妈对工分看得太重了，就对她说：“休息一天不过少收入块把钱。生了大病到医院要花大钱，反而不合算。”这一下，邓妈妈可有些生气了，她说：“我丈夫当工人，儿子在外地当干部，女儿是个强劳力。如果因为块把钱，我就用不着下田了。你可不晓得，我们是为革命种田啊！”这是多么响亮的语言，多么崇高的思想！它使施榕惭愧得无地自容，也使施榕受到了一次终生难忘的教育。
施榕在邬桥人民公社的5年，是他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5年，也是他走同工农相结合道路的5年。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在贫下中农优良品质的熏陶下，这个年轻的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影响，在改造世界观方面迈出了一大步。现在，他担任了公社革委会会员、公社卫生院革委会主任。可是，他仍然是以一个普通战士的身份，全心全意地为贫下中农服务。
（摘自《解放日报》1968年10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