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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榕，1939年10月生，江苏东台人，上海中医药大学医学伦理学教授，原上海高等医学专科学校副校长。在教书育人上，他学习二哥施杞教授的教学经验，树立了以“六情”教育为导向、“三路”育人为途径的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创造了“加、减、乘、除”的教学方法：“加”，就是加大信息量，充实学生知识；“减”，就是精讲精练；“乘”，就是除本专业外，增加边缘学科，做到医理相通，医文结合；“除”，就是中西医学比较，传统继承与借鉴西方比较，在比较中剔除糟粕，取其精华。
1994年晋升为医学伦理学教授，从19世纪80年代起系统研究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医学社会学。主编《乡村医生医德学》，填补我国农村医疗教育的领域空白，编著书籍20余部，发表论文30余篇，他是我国农村医学和孕育乡村医学人才的奠基者。
新中国成立前，我的父亲一直从事教育工作，是一所乡村学校的校长。我的家乡是江苏东台，当时是苏中革命根据地，由于战争原因，学校会有不同的军队经常进出，父亲觉得对孩子们来说不安全。当时我有一个叔叔在上海，他是共产党员，写信邀请我们来上海。于是1946年我们随父母来到上海，因为家里孩子多，比较艰苦，大哥去做了学徒工，我和二哥施杞到贫儿工学院做童工。后来解放了，由于有解放军的接管，我们才得以接受身体检查，发现状况不好，就马上给我们改善伙食、补充营养，还让我们接受治疗。1951年回到家乡，因为新中国成立后军管会给了贫儿、干部子弟证明信函，所以学费可以全免。那时对我影响最大的因素，一个是父亲的教育，另一个是战争中的苦难磨砺了我。新中国成立前后，新旧社会的对比使我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解放军叔叔教会我勇敢面对生活，正是家庭的教育、苦难的教育让我树立为老百姓服务的信念。
我学医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新中国成立后父亲调到了奉贤南桥，我们住的房子西面有两间住着解放军的卫生兵，每天下午有很多伤兵来，我就会过去帮他们弄纱布、擦碘酒，我们的隔壁是防疫站，每天都看到“白大褂”们，因此对医学产生了兴趣；二是后来我读完小学、初中后，考上并进入苏州医学专科学校学习，在苏州求学的5年时间里，我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进入学校后参与消灭丝虫病、蛔虫病的“灭五病”活动，我们白天进行患病排查，晚上去群众家里抽血，3次去昆山消灭钉螺和血吸虫病时，受到农民在自己生活很困难的时候依然响应国家号召的精神的影响，后来被分配到奉贤县卫生科工作。“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是毛主席号召年轻人开垦北大荒时发出的口号，在那个年代，这句话成了我到艰苦环境工作的源泉和动力，我主动要求被分配到了奉贤县最远交通最不便利的邬桥工作。
我第一次工作就是到农村，后来的3次再学习也是到农村，对农民有感情；二是回到奉贤以后，边远的地区没有人去，那时候奉贤有4个桥，邬桥、胡桥、钱桥、头桥，这4个地方都要走路去的，我选择了邬桥这个比较远的地方，因为在读书时受到农民深刻的影响，我愿意去农村做医生，愿意把自己学到的本领奉献给农村医疗事业。
邬桥人民公社卫生院的前身是联合诊所，所里都是老中医，西医只有我一个人，还有一名助产士，也就是接生员，一名公共卫生医师，加上我一共3个人，那时候在农村条件很艰苦，因为农村医生需要出诊，农民有人生病就打电话到卫生院，有孩子发高烧，就需要医生背着药箱走三四里（1里＝500米）路，甚至五六里路去出诊，在农村做医生很辛苦，需要医生做到积极完成，随叫随到，风餐雨宿。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那时候我们乡村医生被称为“包队医生”，我们院长让我们下农村去包一个队，这个队比较偏远，在邬桥接近庄行那里，当时农村里的病主要有三多，拉肚子（肠胃炎）多，老慢支（慢性支气管炎）多，女同志为尿路感染多。其中有一件事促使我想从事乡村医疗教育，当时我包的大队预防针接种率低，只有18％左右，不到20％，60％才算及格，我们这样是完全不合格的，院长交代我预防针接种工作一定要完成，可是农村的孩子不愿意打预防针，连医生下去做动员都不行。我先在大队的支持下培养了3名卫生员：一位是教师，因为农民教师有文化，第二位是部队复员的卫生兵，第三位是大队的会计也是有文化的。中国最早的乡村医生就是他们，1963年我培养了他们，比川沙的王桂珍还要早得多。开始培养他们的时候是先教他们打针，先买根黄瓜做试验，然后到用人试验的时候先在我身上注射，在我身上做试验，在我身上练习熟练后再去给别人打。由于他们比较熟悉队里的人，队里的人愿意给他们打针，所以一下子把预防针的接种率提高到80％～90％，除了生病的人和特殊情况的人不打，其他人几乎都打了，县防疫站的人很惊讶，专门派了一个团来检查后确认了数据是真实的，1964年我被评为“上海市爱国卫生先进代表”，所以我觉得农村需要乡村医生。
你们今天来我很高兴，因为历史上的今天是毛主席“六二六”指示发布的日子，那是1965年他说的“把卫生重点放到农村去，把卫生工作做好”。现在要“健康中国”，习近平总书记对农村特别关心，要解决脱贫问题，我觉得现在脱贫有三点：农村的经济要脱贫、农村的教育脱贫、农村的卫生要脱贫，使农民看得起病，农村、农业、农民“三农”要脱贫奔小康，首先经济、教育、卫生三个方面要提高，才使我们农村真正脱贫。医学伦理学也要重视农村，建议以后乡村医生也可以评正高职称，按照区域范围设立正高、副高、主治医生，评定职称向农村地区倾斜。
我从开始培养第一代赤脚医生一直到1972年，这里面还有一个插曲。1964年，我被评为“上海市爱国卫生先进代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院长朱瑞镛院长后来去卫生局做副局长兼任县委常委，他很关心农村医疗，办了一所半农半读性质的卫生学校，我当时还在农村不知道办学校这件事，据后来“文革”期间查出的档案资料显示要我去做常务副校长（教学校长兼召集人），所以莫名其妙被批斗。
我还是愿意为农民服务、为贫下中农服务的，从这里开始我便从事农村医药教育，帮助农民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农村的卫生状况。所以1972年卫生局调我上去（市里），因为“文革”1968年那批毕业生是最后一届，1968～1972年医院的医务人员很紧张，人员紧张到院长（当时被称为革委会主任）到卫生局来要护士，要从乡下借护士去县医院。本来我是被调来培训全县的赤脚医生的，后来科长叫我和陆德铭一起去培养中级医务人员。那时候卫生局革委会也有指示，要培养医务人员，办两年至三年的培训班，所以我从1972年就开始做培训班工作，一直到1979年“文革”结束后全市恢复卫校工作，陆德铭、费兆馥他们做了“留种”医生，分别去卫校做校长和老师，再后来他们要回上海（市区）了，那时候就缺人了，卫生局把我紧急空降到卫校做负责人。我的编制在邬桥，属于集体编制，不好调到卫校，卫校是全民编制，是国家单位，后来卫生局党委专门讨论写报告到县里，说他们特别需要我来办卫校，希望批准我的集体编制转为全民编制。后来县委也同意，就上报到市人事局，报上去两个月还没有批准。正好有一次我去县里开会，我找县人事局的局长和组织部副部长去问了一下，文件他们收到了，说：你报的是科技人员，不属于我们处理范畴，应该要上报到科技干部处（就是现在的科技干部局）。那时候正好有政策，因为“文革”的原因科技干部处有百分之二的名额可以集体编制转为全民编制，就这样我的编制问题很快就解决了。后来任命我做卫校副校长、卫生院院长，那时候还没有级别，按照现在的级别是科级，1984年转为卫校正校长，一直从事医疗教育工作。
这期间我有两块工作始终没有放弃，一是全日制的教育培养，助产士、护士、医师、化验技师；二是培训乡村医生（当时叫助理医师），这是我主动去做的。培养乡村医生其实是要亏钱的，但我是从农村出来的知道乡村医生的重要性，所以这件事即使亏钱也还是要坚持去做。当时全县的各个乡镇的医生轮流到我们这里培训两三个月，领取结业证书。当时对乡镇医生的要求是“不经过县卫校培训今后不得上岗，就不好做乡村医生”，所以他们很重视也很欢迎，这样他们技术提高了，农村病人看病也方便多了。后来随着我们医专的发展，“文革”后上海10个区10个县加上市属院校一共26所卫校，一年每个学校招生200～300人，10年后学校培养的人会饱和，将来怎么办呢？我就约我哥哥，当时的上海市卫生局副局长施杞谈这个问题，每个农村卫生院有四大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都没有一个大专生，最多有一个中专生，按照现在20世纪90年代末要达到现代化的要求，卫生也要现代化，就得办一所专科学校。他觉得可以试试，后来为了农村四大科室能有一个大专生，按照这个标准测算我正式向卫生局提出想办大专班的设想，得到市卫生局的批准。
我在农村里一直做内科，在农村做乡村医生实际上是需要一专多能，有点像现在的全科医生，外科、小儿科、妇产科都得看，过去我们看病都是望、闻、问、切，和病人交流较多。举个例子，一个农民呼吸急促，夜里下大雨我去出诊，经仔细听、搭脉等检查后发现他胸腔有水。那时候他儿子还在县城南桥派出所，我打电话给他，说他父亲病重一定要送医院，当时他儿子还不相信有这么严重，听了我的诊断后他马上赶回来送他父亲到医院去“抽水”。病人们觉得我是“神手”，其实我不是“神手”，我们学医的时候要求就是要望、闻、问、切，现在的医疗太过于依赖X光等检查手段了。
我在邬桥的时候他们夸我为“公社好医生”，当时我还做了一项科研调查，是关于农民和盐民慢性支气管炎哮喘、肺气肿的调研。转到教学岗位后，1982年做卫校副校长，市卫生局派我去参加卫生部举办的“全国卫生院校校长学习班”，在学习班上他们请了老师来上课，其中来自上海的老师有两位，一位是上海医科大学（现为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梅人朗，他是做医学教育的，另一位是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范以农，他是做医学伦理教育的，研究医德教育。因为都是上海来的，课后两位老师和上海代表交流，他们都想让我从事他们各自研究的方向，我考虑了一下，因为医学教育需要大量的资料，那时候没有电脑，学校的书我自己一个人看也不现实，所以我选择了医学伦理学教育。我想到在农村服务的时候，医德好、为人民服务的医生才能更好发挥技术，有良好的技术没有医德是不行的，所以我从1982年开始下定决心从事医学伦理学教育。
医德是很重要的，令我印象深刻的一次是在“文革”期间一次座谈会，斗私批修，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的一个医生说，他在乡下看病那会，有一天晚上风大雨大，有病人家属让他出（诊）去看病，他不愿意去，而后面一个赤脚医生刚刚出诊回来跟着家属又出诊去了。他说，本领再好不去现场等于无用，本事不大但去现场抢救却能发挥作用。这是医德的问题，不认真、不去“现场”，技术再好也没有用。因此我和学生说，以后在工作岗位上越是碰到晚上，越是风大雨大，这种时候就越应该去“现场”。因为你有技术，你的技术在病人有困难的时候不去施展，又有什么用呢？医疗有的时候不在于技术，而在于你的医德高尚不高尚，后来在卫生局、医教处的关心下，新建了一门新的学科——医学伦理学，专门配了教材叫《医护伦理学》，在全国算首部。
最早在1988年，我在奉贤医学专科学校开了个研讨会，那时候卫生局党委书记徐善荣、市宣传部长兼学会秘书长汪炎雄，奉贤区人民法院、市教委办办公室副主任都到会参加，研究安乐死或者临终关怀这两个课题，两者选其一。那时候有人大代表提出“安乐死”这个方案，政府没有通过，我就抓住这个机会研讨“临终关怀”。安乐死在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不能实现，不是医药费的问题，是有些老人家里不愿意负担，还有一些犯罪分子在觊觎。我的观点是：安乐死在我们国家现在这个阶段还不能够实现，安乐死是个方向，但是还要经过若干年后社会文明程度提高，人的人性善念得到很大的改善，那才可以实现。目前就是要成立临终关怀，使老人有体面地死去。临终关怀的课题经费是市红十字护理院资助的，先进行试点调查，后来逐步推广。市里当时也很重视，办了几所临终关怀机构，在我们奉贤庄行也有一所，特别是1994年东亚国际生命学会议在北京召开，北京哲学研究所所长、大会两位主席之一邱仁宗说我在农村、在基层工作，应该写一些这方面的论文，后来我就写了一篇《21世纪中国乡村家庭临终照护的伦理展望》，在大会上发言。这种想法在国内外反响很好，大家认为这样解决养老模式很切合实际，国外的人称之为“施氏模式”，而且被别的学者引用在自己的论文里。《苏州医学院学报》2000年1月份全文刊登我的学术论文，后来我汇总成一个小册子，名为《临终关怀与施氏模式》。那时候中国提出来有两个模式：一个是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李义庭提出的模式，还有就是我提出的模式。对农村居民家庭来说临终关怀模式还是最好，这样一方面减轻了国家负担，一方面减轻了老人离开家庭心里的失落感，所以现在有很多论文、专著引用这个模式想要推广。
对青年学生希望，现在有一种趋势是认为青年学生书读得越多越好，从本科到硕士到博士，包括用人单位也有这样的考虑。我的看法是，现在国家提倡“工匠精神”，对工作以后评判一个人的价值究竟在能力还是学历，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希望年轻人选择这个专业，先不要考虑个人得失，要先考虑如何为老百姓做服务，这种服务有直接和间接两种，直接的就像我们做医生，直接和病人打交道；间接的比如基础教育等，要长期才可以看到价值，要求青年学生积极努力，不要有信仰危机，要坚定做到文化自信。坚定地响应我们党的教育方针，国家的教育方针，就是我们每位青年同志要热爱祖国、热爱文化，文化要自信。我们学到的东西看上去是自己花的钱，但实际上这个是在国家培养下的，培养出一个大学生远远不止学费的投资，这只是基本的生活费用，国家、学校在教育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同学们以后成名成家还应该想到我是国家培养的，而不是我个人的努力，和国家无关，不能忘恩，不能忘记国家的恩情，我们党和政府在大学教育上花了大量的力气，我们青年学生要懂得这个道理。
二是我们青年学生在学校学习要有坚定的心，要有医德，什么是善与恶，是与非，学校在德育上要教育好学生，什么是大的原则问题，什么是底线，思想政治教育要让年轻人一定要记住，我做这个事情有没有触犯到底线，底线不要触犯，做人要明辨是非，守住底线。
今天你们来采访我感到无比幸福今天恰逢，，“六二六”指示54周年，对于一生从事农村工作的我，在新时代建设新农村，“农民健康气息东方风来满眼春”，现在我国在处于全面决胜小康的关键时期，并将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两个一百年”交汇点上，面对这一切我感到自豪，对我们的文化感到自信。我将保持全新的精神状态，不忘初心，继续努力为新时代作出更大贡献！
（蔡贞贞，洪 莉，梅泰中）